第一章 导言：路易十四时代
缔结于本卷起始年代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仅结束了欧洲历史上最具有灾难性的战争之一，而且标志着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即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时期的终结。尽管宗教事件和宗教动因仍然在许多欧洲国家，比如法国、英国和哈布斯堡帝国的历史中至关重要，但是宗教疆界却无进一步变化：欧洲大大小小的国家都保住了1648年确立的国教。只有一些宗教少数派，或离乡背井、迁往他国，比如奥地利的新教徒和法国的胡格诺教徒；或获得正式承认，如英国的非国教教徒。当然，在本卷和下卷所涵盖的时期中，东南欧的伊斯兰教统治确实趋于瓦解，但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变化；它使匈牙利人和其他巴尔干基督徒得以从土耳其宗主统治下解放出来，但并没有改变其居民的宗教信仰。甚至在四分五裂的德意志，1648年缔和以后宗教疆界依然维持稳定。尽管在随后数十年中若干德意志公侯家族改变了其信仰，主要由路德宗改奉罗马天主教，但其臣民没有追随其后，而是保持着他们原有的宗教信仰。恐怕只是由于连年战争而两败俱伤，宗教冲突才极其缓慢地趋于平息，宗教仇恨才开始减少；于是法国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和南特敕令的废止（1685）重又煽起新的仇恨的火焰。当时欧洲一些主要思想家和作家试图使基督教各派信仰能和睦相处或者梦想一种无所不包的宗教。在许多领域里也出现了对世界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较为理性的探讨的情况，而科学和知识的长足发展则对此起了促进作用。这种探讨实为18世纪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之发轫。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还标志着神圣罗马帝国改造和统一梦想的破灭，马克西米连一世和查理五世曾一直怀有这样的梦想，而在三十年战争的过程中斐迪南二世皇帝再次企图使之变为现实。此后，该帝国只是一个由许多邦国组成的松散联盟，尽管它存在到19世纪初叶，然而，就连在表面上也不再是一个头号的基督教国家。尽管1648年之后帝国内部多次试行进一步改革，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更为重要的是，主宰欧洲一个多世纪的大联盟，即西班牙哈布斯堡和奥地利哈布斯堡两大王室的联盟，不再是一个强大的联合。“战无不胜的”西班牙军队在罗克鲁瓦被孔代率领的法国军队所击败不仅标志着哈布斯堡权力的衰落，而且对未来事件来说也是一个不祥之兆。
尽管帝国在持续不断地解体，但这种衰落对诸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的影响还是比对他们的西班牙同宗的影响要小得多。但是他们受到土耳其人的强大压力，这些土耳其人在柯普吕利父子的有效治理下重又采取征服政策，直到1683年维也纳之围以后巴尔干的局势才发生逆转，此后哈布斯堡的军队征服了大片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领土，但是统一的哈布斯堡国家仍然未能产生。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继续是欧洲的主要王族之一，他们的存在确要比其他统治家族长得多，因为他们的对手柏林和莫斯科在17世纪下半叶才刚刚开始奠定其未来强盛的基础。然而，最为重要的地位无疑属于波旁王朝：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正是法国优势最为显著的标志，尽管和约签订之时路易十四年方10岁，而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还将持续11个年头。
在1661年亲政之初，年轻的路易十四审视欧洲的形势时，他的秘书能够按照他的命令以充分的理由写道：
西班牙不能从其巨大的损失中迅速恢复过来；它不仅没有资财，而且亦无威信，就金钱或人力而言都不能有所作为，并受制于与葡萄牙的战争……其国王年事已高，健康状态令人怀疑；他仅有一子，年幼且相当孱弱……
我一点不惧怕皇帝，他当选只是因为他是奥地利王室的成员，而且受到有关帝国各邦领地之协议的多方束缚……[1]首先是选侯们将如此苛刻的条件强加给他并几乎不用怀疑他会愤恨，因而始终对他不信任。帝国中另有一群诸侯则正在为我所用。
瑞典只会与我保持真诚和持久的关系，它刚刚失去一位伟大的国王[2]，在其新国王尚属年幼之时，它所期望的只是维持其所征服之地的统治。丹麦由于先前与瑞典的战争而遭到削弱，其境况已濒于崩溃的边缘，因而只想和平与恢复。
英国在祸乱之后还没有恢复过来，只想在重新拥立的国王的统治下加强其政府，而且那位国王对法国是素抱好感的。
荷兰及其统治者的全部政策只有两个目标：维持贸易和削弱奥兰治家族，哪怕最小的战争也会阻碍他们这一和那一目标的实现。我持友善态度就是对他们的最大的支持……
如果说这就是路易十四统治之初的时势，那么在随后的岁月中这种势力均衡朝着甚至更加有利于法国的方向变化。在这一时期中，法国对欧洲的控制远比罗马时代之后任何一国对欧洲的控制要全面得多。当法国在拿破仑一世统治下重现这种辉煌时，那在时间上要短得多，而严格说来拿破仑的权力也只限于欧洲大陆；至于路易十四则权倾部分美洲，威震斯图亚特的英国。在胜利结束1672—1678年战争后，路易十四能够写道：
在这场战争中我展示了法国单靠自己的力量所能取得的成就，对此我感到荣耀。法国向我的盟国提供了数百万[3]，我随心所欲地花费我的金钱；我找到了吓破敌胆、震慑邻国以及使诋毁者陷于绝望的办法。我所有的臣民竭尽全力地支持我：在军队中他们骁勇善战，在我的王国里他们群情激昂，在外国土地上他们勤勉灵活。简言之，靠着自己的成就，法国证明了它与其他国家的迥异之处。
法国强大端赖于其四分五裂的邻国的孱弱，端赖于其自身的资源、财富、人口和陆海军。法国拥有1800万至1900万居民，是西班牙、意大利或英格兰的3倍多，是联合省或葡萄牙的8倍多，甚至比俄国莫斯科还要多。大量的人口和财富使法国能够维持一支平时可达10万之众而战时远远超过此数的军队。在杰出的将领孔代、蒂雷纳和卢森堡的统率下，它领先于对手，成为其他欧洲国家军队的楷模。在军事教育、城市攻防技术以及有效的军队管理等方面树立了榜样。由陆军大臣勒泰利埃所创设的军队总监理顺了混乱的军队财政和在被占领国家中征收特别税的制度。尽管许多外国雇佣军团仍在其中服役，法国军队却不再由一些半独立的部队组成而是正在向一支国家军队发展；绝大部分法国贵族也选择了职业化军官的生涯，表明了这一发展趋势。法国的军事重心依然集中在欧洲和陆地上，但科尔培尔建立了一支海军，这使法国成为大西洋上第三大和地中海第一大海上强国；法国的征兵制度，即适用于所有海员和渔民的海军征兵令，使法国在海上与其对手相比处于有利地位。
尽管农业耕作方式原始且农民负担沉重，但法国肥沃的土地仍能够养育大量且相对密集的人口。在17世纪后半叶，虽然农业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工业仍在科尔培尔有效的指导下获得了长足发展。国家的干预、指导和支持在一个资产阶级宁可投资土地、公债和官位而不是贸易和工业的国家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科尔培尔伟大的功绩在于他提供了法国工业所需要的资本和更为重要的首创精神，以及向路易十四提供了其野心勃勃的外交政策所需要的财政手段。科尔培尔这一榜样鼓舞了许多欧洲国家，特别是那些比法国更不得不以国家行为替代中产阶级自发活动的国家。在法国，不仅奢侈品工业，而且基础性的纺织品工业、铸造炼铁业以及兵工和造船业都从国家的津贴和保护中大获其益。双海运河（Canal des Deux Mers）和其他运河的开凿大大改善了内陆交通系统。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和亚洲，尤其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得到大幅度扩张。但是，科尔培尔按照荷兰和英国公司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贸易公司易于对创建它们的国家形成依赖，并因政府的干预而阻碍其发展。
法国的主导作用不仅表现在政治和军事领域，而且扩展到文学、思想、艺术、教育、生活方式和时尚等领域。几乎在所有方面法国都遭到受法国直接威胁的国家的批评和谴责，但在“伟大的世纪”[4]中，这些攻击并不能阻止法国文化的胜利进军。法语越来越成为欧洲许多地区上流社会、有教养者和上层阶级的通用语言。由欧洲最擅于社交的女士所主持的巴黎沙龙甚至在俄国莫斯科也很快为人们所模仿，而凡尔赛宫的艺术和建筑、歌剧和芭蕾舞、排场和风格更是令欧洲每一个王公倾倒，他们为之殚思竭虑，竞相仿效。就富人和上层阶级而言，在服饰和发型、烹调和园艺、家具和室内装饰等方面，法国的时尚独占鳌头。甚至驱逐胡格诺教徒之举也完全出人意料地导致在收留他们的国家里奢侈品工业的建立、法国语言和文学的扩散以及法国艺术和文学的传播，那些流亡者对于收留他们的国家之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反过来，欧洲王公贵族的子弟被送往法国瞻仰凡尔赛宫的瑰丽恢宏，就地学习法国的成就和生活方式。1651年凡尔赛第一次上演芭蕾舞剧《爱神的胜利》时，观众中就有安斯巴赫侯爵、汉诺威公爵、荷尔斯泰因公爵和符腾堡公爵以及其他王公。
由于罗马的贫困与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和教廷的衰落，法国遂成为艺术的中心。而在法国，巴黎和凡尔赛又成为新的艺术之都。宫廷单靠自己的财力就能提供像意大利城市在三十年战争之前所提供的那种大规模艺术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和赞助。科尔培尔使国王成为艺术和各皇家学院的主要资助者，这些机构则受科尔培尔的控制，他是艺术鉴赏的最高仲裁者。国家组织艺术创作，使之成为渗透于社会每一个领域并企图自上而下地规范一切的绝对专制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法国，巴洛克文化几乎为宫廷所垄断，它奠定了指导艺术的原则。像国家的政府机构一样，艺术必须一统、严谨和鲜明，必须由具有约束力的规章制度管束，艺术家个人像社会的任何其他成员一样，除了为国家服务和服从它的法规之外，不允许有任何自由。艺术的职责是为路易十四歌功颂德，这一任务由各皇家学院实施。画家勒布朗被任命为皇家绘画雕塑学院和设在罗马的法兰西学院院长、皇家首席画师以及戈布林花毯工场经理，在这些地方他开展了大量的活动。勒布朗监督它们的制作计划的实施，且亲自设计了许多作品。用于皇家宫殿和花园的装饰品和雕塑从它们的工场中被生产出来，因而凡尔赛艺术的发展是以勒布朗独裁的规程和原则为基础的，正是以这种方式，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突出地树立起来，法国文化成了绝对专制主义驱使的女仆。不计其数的“太阳王”[5]的半身和全身雕塑、浮雕和画像从工场向四面八方输送，或者说，受国家之命播撒国王的光辉。各皇家学院的专制成为欧洲许多国家类似的学院的榜样，带来了甚至更为不幸的影响。勒布朗是一位卓越的工匠，但“路易十四风格”呆板单调，我们自己时代中的例证足够生动地表明，艺术不可能像军队一样统率而无灾难性的后果。
然而，这一时期在文学领域法国首先展示了自己的天才。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夸耀能在如此短暂的时期内出现如此众多璀璨夺目的名字，如莫里哀、拉辛、拉封丹、塞维尼夫人、帕斯卡、波舒哀、布瓦洛和拉罗什富科等。他们中的许多人（但绝不是全部）的迅速成功归因于国王的荫庇。的确，路易十四对文学施加的有益影响要远比对艺术和建筑的大得多，因为他公开声称欣赏富丽堂皇的场面之言对后两者来说有着相当不幸的后果，正是这种欣赏给予其同时代人以如此深刻的印象并为如此众多的欧洲国家的官方艺术树立了标准。但事实仍然是，在他的荫庇和监督下，艺术和文学繁荣了起来，并使法国成为一个不止在军事领域领先的国家。
以其名字命名其时代的国王是怎样一个人，他的动机是什么，他是怎样统治法国的？就连他的批评者和敌人也不得不崇拜他。因其贬低法国贵族而对路易十四耿耿于怀的圣西门公爵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路易十四生来要君临一个辉煌的宫廷。于衮衮诸公之中，路易十四像蜂王一样以其体态、勇气、优雅、俊美、神采甚至声调以及所有威严高贵和与生俱来的人格魅力而卓尔不群，并显示出如果他生来只是一个不仕绅士，他同样会出类拔萃，在喜庆娱乐场合独领风骚，以豪侠义举为人称道，以及会极尽风流倜傥之能事……[6]
另一位观察家威尼斯大使普里米·维斯康蒂后来报告说：
国王对国家事务守口如瓶。大臣们参加枢密会议，但只有当考虑成熟并做出明确决策时他才向他们吐露自己的计划。我真希望您能见见这位国王。他的表情神秘莫测，眼睛像狐狸的一般。除了在枢密会议上与他的大臣讨论外，其他场合他对国事闭口不谈。当他训谕廷臣时，也仅仅说限于他们的特权和职责范围之内的话。他的言论即使再毫无意义也犹如宣示圣谕一样……[7]
路易十四的确从两位红衣主教的统治和自己童年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绝不能有一位首相，绝不能让高级教士和大贵族参与军国大政。在写于1661年亲政之初的《回忆录》的开头部分中，他就强调：“从我童年起，每每有人当我的面提起‘懒王’和‘宫相’的名称时我就感到痛心疾首……”[8]路易十四决心从一开始就亲自掌权并承受因此而必须承受的沉重工作负担——忠于职责绝不仅仅是某些18世纪的统治者才具有的特征。他的日常生活有条有理，从醒来到就寝，事无巨细均必躬亲。工作占据了他许多时间，还去参加精心组织的宫廷仪式，这种仪式是在他统治时期从西班牙宫廷引进的，甚至更加令人劳累。正如国王训导王太子所说：“但是我要很简要地告诉你，无论这个工作会如何令人不快乐，我觉得它还是不像其他活动那样使我厌恶，因为我总是认为，一个人在他履行职责时所得到的满足是他最大的愉悦。我经常感到奇怪的是，尽管热爱工作是一位君主至关重要的品质，但人们还是发现，它又是君主中如此缺乏的品质之一……”[9]虽然这只是一幅具有理想色彩的图画，但毋庸置疑，路易十四毫无怨言地将其一生奉献给了那些极其辛苦的日常工作，在半个多世纪中他是法国真正的主宰。遗憾的是，路易十四的告诫在18世纪没有被遵从，法国国王们又成为“懒王”了。
路易十四视监督政府和行政机构的一切细枝末节为自己的职责，然而政府的体制并无改变。尽管经科尔培尔和其他大臣的努力它得到整治并提高了效率，但对“旧制度”基本特征却未做任何革新，这就最终在后来导致了它的垮台。特权阶级，尤其是贵族免纳赋税制度仍在实施，虽然科尔培尔设法减少享受人头税和其他赋税豁免权的人数并强迫那些不够资格享受特权者纳税。然而，路易十四需要越来越多的金钱来实施其野心勃勃的外交政策。因此，卖官鬻爵继续进行，数以千计无用的官职仍在被设置出来，它们的拥有者可以享受赋税的豁免。官僚机构越来越庞大臃肿，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一方面行会的垄断权得到扩大，新的工业部门受到它们的控制，另一方面工匠们还是出于纯粹经济的原因被迫加入行会。如果说私人创新精神和私人资本投资缺乏的话，那部分是因为法国国家提供了不用负担风险并导致社会地位提高的投资机会。最高官职的拥有者最终会有资格进入贵族这个主要社会集团的行列，或者与之通婚。尽管贵族在衰落，法国社会还是受他们的准则而不是受资产阶级的准则支配的。
路易十四既不是改革家，也不是伟大的将军。奥兰治的威廉、瑞典的查理十世和查理十一世、丹麦的弗雷德里克三世、波兰的扬·索比斯基、勃兰登堡的大选侯都统率自己的军队亲临战场；但路易只有在他的臣仆眼中才似乎是一位军事天才。1673年7月马斯特里赫特陷落后，甚至伟大的科尔培尔也奉承国王说：“国王陛下所有的战役都有那种令人惊讶和目瞪口呆的特征，它们摄人心魄，使人除了崇拜之外别无其他念头……人们得承认，这种获得荣耀的非凡方式除了陛下尚无人敢想象……”[10]10个月后占领了贝桑松，科尔培尔写道：“主上啊，人们不得不每日静心屏气，来崇拜、感激上帝，因为我们生于像陛下这样一位国王的统治之下，他那无边无际的威权只有他自己的意志才能加以限制……”[11]路易十四干预军事行政和管辖的具体事务，这大概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作为军事领袖的不足之处，希望也在这个领域体现他的意志，因为正是在他统治期间国家对军队的统治权建立了起来。1674年德·丹皮尔军团的一位上士因在荷兰服役功绩卓著而受到表扬时，他的将军得到通知说：“国王陛下要求德·丹皮尔军团有空缺时将拉弗勒提升为中尉，同时奖赏500里弗赫。”[12]1683年一名士兵因组织抗议非法克扣个人军饷受到军事法庭审讯并被枪决，卢瓦奉命写下指令道：“陛下认为对该士兵的处理等于谋杀……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证明对他的惩办是正确的……我正命令德·拉谢塔迪先生拘留主持军事法庭的军官，逮捕同意扣留军饷的指挥官……”[13]国王在诸如此类的行动中表露出来的形象多少异于教科书上的陈词滥调。即使认为这是他进行控制的手段，那也显示了他对为他赢得荣耀的各色人等的关心。
的确，获得荣耀是路易十四实行其对外政策的主要动机。为了训导王太子，国王在《回忆录》中写道：“你可以观察到我总是工作持之以恒，决策当机立断，一贯热爱我的人民，渴望国家的伟大，对真正的荣耀锲而不舍地追求……”[14]国王甚至因此牺牲了自己的爱情生活，路易十四认为“我们在自身的爱情上所耗费的时间绝不能损害我们的公务，因为我们的主要目标应该总是维持我们的荣耀和我们的权威，不经过辛勤的劳动二者绝不可能得到维持……”
荣耀的追求不仅通过战争和征服来进行，而且还运用了外交手段。在路易十四亲政之初，西班牙和法国两国驻英大使因位次问题曾导致了一场伦敦大街上的斗殴，尽管法国方面有着特地派去的军官和士兵的帮助，但还是吃了大亏。西班牙的菲利普五世被迫为此道歉并不得不把在所有宫廷的优先地位让给法国的外交代表。这次“胜利”后路易十四评论道：“我不知道自有此王国以来曾否发生过任何更加令人荣耀的事情，……我要一直为此感到开心的……”接着对王太子训导说道：“如果发生的问题就像我刚刚对你讲的那样，即涉及你在世上所拥有的地位、你的王权也就是涉及国王之事而不是个人私事，你就要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决不要背叛你的先辈的荣耀，也不要抛弃你的后代的利益，你只不过是这些荣耀和利益的保管人……”[15]
路易十四在《回忆录》中一再强调维护王国的光荣和力量、国王君临百姓的崇高地位以及“我们所拥有的位置的主要魅力所在的卓越超群”的极端重要性。下面是一幅路易十四眼中有关国王的图画：
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他，所有的愿望都向他诉说；只有他能够接受所有尊崇，只有他是一切希望之所在……每一个人都视他的恩赐为所有利益的唯一源泉，只有逐渐亲近国王或引起他的注意，一个人才可能升官晋爵，所有其他的人都是渺小、无能、劳而无功的；人们甚至可以说，他在自己领土上所放出的光芒通过传播辐射到外国的省份。他的声誉之翼将他隆盛的辉煌崇高形象带向四面八方。犹如是自己臣民的崇拜偶像那样，他很快引起邻国的惊叹，如果他能利用这种优势的话，那么无论在帝国内外，一切都是他的囊中之物……[16]
国王不仅是绝对统治者，而且“天生拥有对教会领主和世俗领主所有的一切物业的充分和自由的支配权”[17]。任何针对君主的叛乱，无论该君主是如何的无道，路易认为都是弥天大罪，因为“让国王君临百姓的上帝要求把他们视为他的代表而加以尊敬，只有他自己才有权力去审查他们的行为。他希望无论是谁生为臣民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这条法则如此清楚和普遍适用，它的制定不仅仅有利于君主，而且也有益于那些作为实施对象的人民；他们如若违犯它，就决不能不使自己面临较之他们假装防止的过失远为严重的邪恶……”[18]上帝是君主的唯一仲裁者，而运筹决断之权又只为君主所有，社会的其他成员只有一种功能，即执行统治者颁布给他们的命令。[19]君权神授之理论没有比这位最强大的拥护者阐述得更淋漓尽致的了。
路易十四既然笃信君权神授，便不能容忍他的臣仆和盟友的批评或反对，他们只能接受他们不得不服从的敕令。1684年萨伏伊公爵维克多·阿马德乌斯接到一份粗鲁的通知说，国王希望加快剿灭皮埃蒙特韦尔多教派所据谷地的异教徒，为此他要借给公爵法国士兵和一位将军。于是卡蒂纳率兵侵入这些谷地，他对待韦尔多教派信徒的方式甚至连法国驻都灵大使都提出了抗议，但是国王却回答说：“萨伏伊公爵真幸运，他的患病使他免去了一大堆对付那些叛成者的麻烦，我毫不怀疑他会从中得以自慰，因为所失去的那些臣民，可以用更为俯首帖耳的人来替代。”[20]但是，路易十四也将付出代价，尽管胡格诺教徒的迁移仅使法国失去很少一点人口，可是失去他们的技能和失去那些曾在法国舰队服役的新教水手的代价却远非能轻易得到弥补。法国的天主教徒不能填补因南特敕令废止令所造成的损失。国王的政策在欧洲所引起的震惊成了组成反对他的联盟的黏合剂，许多著名的胡格诺派军人，如舍姆贝格元帅在反法联军中任职。如果路易十四真诚地相信他是在秉承上帝意志的话，那么不是法国而是它的敌人从中大获其益。的确，当时的欧洲各国所承认的各种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无不与宗教教条有关。天主教阴谋事件表明，在英国对天主教徒的迫害也是严重的，但比起法国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来，这一事件就显得小巫见大巫了。自三十年战争以来，欧洲尚未见宗教迫害达到如此大的规模，并伴之以如此严重的恐怖，直至二百五十年之后迫害犹太人事件才又出现此类情况。如果说反对路易十四的许多呼声是出于私利和偏见的话，那么他个人要对这种政策负责也是事实，至少在诸新教国家中信仰的多样性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在一些小公国里，例如在特兰西瓦尼亚，它们所实施的宗教宽容是颇为突出的；有不少国家统治者信仰的宗教迥异于其大多数臣民的，这一事实易使当局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皮埃尔·贝勒、洛克和莱布尼茨的著作有着类似的作用。尽管存在路易十四的政策，但较为宽容的精神已开始传播，宗教狂热的风暴趋于平息。
然而，在另一个领域，即政府和行政管理领域，欧洲的统治者们不仅崇拜路易十四的制度，而且迫切想要在自己的国家里仿效。法国拥有欧洲最发达的官僚制度，这对加强君主的权力至关重要。1660年查理二世在“周游”后回国，他对法国的治理规则印象至深并试图将之引入英国，但不很成功。除法国外，各国的国家机器仍然是初级的，所谓国家机器往往为大贵族家族所控制，具有封建性而非听命于君主的特点。通过其示范作用，法国显示了名门望族的权力是如何受到削弱的，国王是怎样使自己摆脱领主和诸大家族的牵制，从而将自己的权力建立在官僚机器和常备军之上得以成为专制君主的。在巴伐利亚，三十年战争期间马西米连一世使自己成为绝对专制君主，他的继承人斐迪南·马利亚（1651—1679年）于1669年最后一次召集议会，之后便将领主一脚踢开，尽管他们愿意向他提供一大笔款项。在勃兰登堡，大选侯腓特烈·威廉（1640—1688年）破坏了领主的权力，按照法国军队总监的原型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军事官僚机构。正是因为三十年战争之后境内的精疲力竭和经济衰落使得他能够将自己的愿望强加给本邦。在满目疮痍的巴拉丁和同样遭劫的巴登—杜拉赫侯国，君主由于类似的原因使自己成为绝对专制君主，1668年该侯国最后一次召开议会，而荷尔斯泰因公国议会也在1675年最后一次举行。帝国内各邦君主的官员开始替代领主所组成的机构，国家地位之重要是三十年战争之前所未有的。尽管在一些地方作为一种体制，领主尚未消失，但他们的权力被削弱了。在哈布斯堡的领土上，三十年战争期间随着斐迪南二世和反宗教改革对各地主要是新教领主的胜利，同样的过程开始了，并随着战胜土耳其人、夺得匈牙利的进程而继续发展，尽管那里的领主尚有着某些影响。
在丹麦，情况亦复如此，在那场国家被征服和打败的战争结束后，绝对专制主义被引了进来，因为统治阶级，即贵族，拒绝缴纳偿还因战争而背上的巨额债务所需要的赋税。贵族对任何修改宪法的顽抗遭到削弱后，通过与三级会议签订条约，权力转到国王弗雷德里克三世（1648—1670年）手中。1665年新宪法作为“国王之法”被制定出来并颁行。在瑞典，则是一场不成功的战争及因之而欠下的大量债务导致采取绝对专制统治的，在时间上要比丹麦晚20多年。查理十一世（1660—1697年）的财政困境迫使他强迫贵族归还已让渡的王家土地，该政策得到了其他等级的支持，所以在上述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绝对专制主义的发展是以君主与没有特权的阶级之间的联盟为基础的。另外，在勃兰登堡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巴伐利亚，绝对专制统治是建立在君主和贵族之间的有效联盟基础之上的：贵族的特权，尤其是赋税豁免权得到确认，贵族占据国家和军队的高级职位，成为担任公职的贵族；而在法国，路易十四则将贵族排除在政府之外，他在政府中所录用的是资产阶级成员。在瑞典，像在巴伐利亚和勃兰登堡那样，向绝对专制统治的过渡花费了许多年的岁月，在这期间议会逐渐失去其重要性，会议开得越来越短。绝对君主专制的采用与其说是一项君主预先策划好的政策，不如说似乎经常是环境使然，尤其是一场灾难性的或失利的战争之后王室捉襟见肘而陷于财政困境；同样重要的原因是统治者希望拥有一支常备军以加强自己在国内外的地位。因此绝对君主专制往往是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几乎难以察觉，也决不声张。
在许多国家中，等级会议继续召开，但已丧失了过去的权威，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议会，或者中欧哈布斯堡领土上的各议会。在英国，查理二世在他统治行将结束之时成功地使自己独立于议会，并且更改城市特许状（borough charters），此举旨在保证将来议会对他俯首帖耳，反对党辉格党弄巧成拙，为国王的狡猾战术所击败，遭受迫害后瓦解。后来只是因为詹姆斯的冥顽不灵才使其兄的成就毁于一旦。直到1688年革命，英国的宪政发展并未十分迥异于大陆各国，而是显现出类似的轨迹，常备军的建立增强了查理二世的控制能力，犹如瑞典的查理十一世和大选侯的常备军那样。专制统治似乎在整个欧洲获得了胜利，君权神授论达到了鼎盛。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政治作家与国教教会所传播的教义提供了新型君主国家得以建立于其上的意识形态基础。这种公认的理论的统治地位，其终结的标志是光荣革命和约翰·洛克的著作。
另一些欧洲国家，例如瑞士、威尼斯和波兰，不存在更大的集权化或者更大的君主权力的趋势，但它们是些衰落的、相对较小的国家，在其疆界之外没有多大影响。只有一个国家提供了不同于一般趋势的例证，即联合省，它是一个拥有联邦宪法的贵族共和国。的确，它的宪法具有如此浓厚的联邦性以致只有荷兰省的优势地位才给予整个结构以某种凝聚力和目的性，而且1672年革命后奥兰治家族在战争中重振其权势并提供联合省所需要的领导。整个17世纪荷兰人称霸波罗的海贸易，该贸易为欧洲的舰队提供了木材和海军补给品，同时他们还在与东方的贸易中独占鳌头，那是他们从葡萄牙人手中争得的，并企图把其他国家排斥在外。如果说在其他领域法国的模式为人尊崇的话，那么在商业和造船方面荷兰的榜样则是无与伦比的。荷兰的大贸易公司，尤其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得到了从法国到勃兰登堡，从瑞典到葡萄牙等国的仿效。
联合省的力量基于其良好的财政状况。当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国库匮乏，收入不稳时，荷兰人是大借贷者并向许多国家提供援助。该共和国总是拥有清偿能力，它的各公司总是能够调集新的财政资源；其股票和证券的买卖是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所未见的。阿姆斯特丹银行是欧洲（不仅仅是欧洲）的金融中心，英国或法国的任何类似机构均不是其对手。英国企图将荷兰人排斥在它与其殖民地的贸易之外，但几无作用。作为统治阶级，摄政者们与商人和放债人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样共和国的政策就可能根据他们的利益而制定。贸易和企业经营的成功导致令人惊叹的繁荣，至今在贵族邸宅和流经阿姆斯特丹、多尔德雷赫特、哈勒姆、莱登和其他城镇的运河沿途，昔日的富庶依然可见。它也导致了艺术的兴盛，部分是因为有钱的荷兰市民对群像、内部装饰的需求以及他们对绘画的投资。肖像画，陆地和海上风景画，有关旅舍、市民住宅、船舶以及都市生活的绘画使荷兰共和国的黄金时代流芳百世。如果说法国的文化具有严重贵族化的特点并主要影响欧洲上层社会的话，荷兰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产阶级的；但是荷兰在欧洲的影响局限于贸易和金融范围内。
然而，甚至荷兰的繁荣也经不起持续不断的战争的消耗，因为像17世纪上半叶一样，其下半叶也是一个战争频仍的时期。在西欧，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大战持续到1659年，而1667年当菲利普四世驾崩后路易十四入侵西属尼德兰，战端再起。孱弱的西班牙不得不发动一场战争，反对正在为赢得自由而战的葡萄牙人；只是到经历了28年战争后的1668年，葡萄牙的独立才获得承认，以后再也未引起问题。接着轮到葡萄牙人与荷兰人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这期间他们丧失了其东方帝国的绝大部分，但成功地重新占领巴西。在西欧结束上述战争后仅仅数年，1672年路易十四入侵荷兰共和国，再次发动了一场大战，这场战争持续到1678年。该共和国还与英国展开了三次海上战争。直到1648—1688年这一时期中的最后十年，和平才重新回到西欧。但很快，路易十四的另一次进攻又打破了和平，而和平间歇期的所谓收复属地、占领斯特拉斯堡以及他向巴拉丁提出的要求均已预示了这场战争。战事不仅连绵不断，而且经常残酷异常。法国军队在尼德兰和巴拉丁的行径尤其引起欧洲的强烈反应，这种反应也许标志着如此的军事方式不再被认为是正常的了。但是，当时最严重的暴行恰好发生在这一时期刚结束之后，那是在1689年头几个月中，这期间巴拉丁遭受了第二次浩劫。
战争同样普遍发生在北欧和东欧，但是，除了与所有西欧国家有关的波罗的海霸权问题，这些战争总的说来与西欧的那些战争是分别进行的。1655—1660年的北方战争不仅是瑞典与波兰、丹麦争夺北欧霸权的战争，而且俄国、勃兰登堡、哈布斯堡，甚至特兰西瓦尼亚也逐渐卷了进来；一支荷兰舰队介入战争，帮助丹麦人反对荷兰在波罗的海的对手瑞典。战争的结果是瑞典的权势达到巅峰，占据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另一方面勃兰登堡获得对普鲁士公国的主权，这对未来的发展极为重要，为18世纪初普鲁士王国的建立铺平了道路。丹麦和瑞典之间的另一场战争没能打破瑞典在波罗的海的权势，瑞典海军仍然控制着这一海域。直至17世纪末，环绕波罗的海沿岸所建立的广袤而分散的瑞典帝国仍然在它的控制之下，向它提供相当多的收入和开展兴隆的贸易。虽然17世纪下半叶在罗曼诺夫朝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开始了西方化的进程，迄至当时瑞典帝国尚未出现崩溃的迹象，但该帝国行将被罗曼诺夫朝最著名的沙皇所毁灭。只是在波兰、奥斯曼帝国和俄国争夺乌克兰的斗争中，俄国的扩张获得重大进展，到达第聂伯河，占领位于其西岸的基辅，在南方建立了对哥萨克人的统治。尽管俄国此时还不是一个大国，但它日后的伟大已初显端倪，只是未为西方所注意罢了。对西方至关重要的是波罗的海的贸易，而瑞典通过其贸易和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获得的德意志领土已与西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争夺乌克兰和进取黑海地区的斗争却完全超出了西方列强关心的范围。
然而，东欧的另外一场大冲突确实在西方得到了回响：反对奥斯曼土耳其的斗争，当时在柯普吕利家族两代能干的宰相治理下的土耳其已获得引人注目的复兴。在威尼斯共和国和土耳其争夺克里特岛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威尼斯人没有获得任何有效的援助。通过海战的大获全胜，1669年干地亚要塞终于投降，土耳其人把东地中海变成了他们的内湖。然而，他们向多瑙河流域的挺进因开始威胁维也纳而引起某些反应。一支法国部队和大量德意志部队参加了拉包河畔的圣戈塔德战役（1664年），此役蒙泰库科利将军使土耳其人遭受了一次重大挫败，其后的和平持续了将近20年。1683年土耳其人的另一次大进军使他们直逼维也纳城下，此为苏莱曼大帝以来他们所未竟之伟绩。维也纳被围的消息引起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忧虑。由于此“皇帝驻跸之所维也纳确受20万土耳其人和鞑靼人围困之噩耗并因之震惊莫名”，符腾堡等级会议中断了其议程。[21]但是西方国家几乎没有进行军事援助，路易十四无意将哈布斯堡从困难中解救出来，倒是波兰国王扬·索比斯基伸出援救之手。这是土耳其人最后一次对欧洲形成威胁：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已经开始了。
土耳其人没能使自己适应西方军事战术的变化，也未能吸收西方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成果，因而他们迅速被逐出匈牙利。与他们作战的军队不仅由奥地利军即哈布斯堡军组成，而且包括许多德意志国家的军队，它们由洛林的查理公爵、巴伐利亚的马克斯、埃曼纽尔选侯、巴登的路易侯爵以及萨伏伊尤金亲王所统帅。帝国诸邦在反对异教徒的斗争中恢复了某些它们昔日的团结；这大概是欧洲最后一次显示其十字军精神。只有最信仰基督的国王[22]有意从西部袭击帝国以使土耳其人摆脱哈布斯堡的压力，因而恢复了弗朗西斯一世与苏莱曼大帝之间原有的联盟。人们也不能真的认为基督徒们是张开双臂欢迎他们的解放者的，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新教徒与不信奉国教者担心哈布斯堡会采取反宗教改革的步骤，一直密谋反对哈布斯堡并举行起义的马扎尔贵族怀疑他们会压制匈牙利人的政治自由。一位曾参加圣戈塔德战役的人怨气冲天地说：“由于人们不知怎地感到绝望，宁愿希望土耳其人到来，而不是我们，他们到处啸聚在一起，杀害落到他们手中的人，因而他们几乎比主要的敌人更对我们造成危害……那些居心叵测的匈牙利人和克罗地亚人的不可靠性难以形诸笔墨……”[23]基督教军队确实优于穆斯林军队，但是巴尔干人依然提出了胜利者不能解决，也不能用军事手段解决的问题。
欧洲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自身范围之内，欧洲国家的贸易主要在它们相互之间进行。但是这是一个大海外公司的时代，殖民冲突在大国之间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与日俱增。在东方，荷兰东印度公司将葡萄牙人从印度尼西亚群岛赶走，建立起对利润颇丰的香料贸易和与日本贸易的垄断权；恰在17世纪中期过后它占领了好望角和锡兰岛，因而获得通向东印度群岛的航路。在与东方的贸易中，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仅占据第二位，1682年它被荷兰人从爪哇的万丹赶走而丧失了在印度尼西亚的据点。法国人和葡萄牙人在亚洲的地位甚至更为软弱，尽管通过他们的传教活动那里信奉天主教的国家远远多于信奉新教的国家。美洲的图景相当不同。在那里葡萄牙人成功地从荷兰西印度公司手中夺回巴西，1654年荷兰西印度公司交出其一块属地。虽然荷兰、英国和法国在西印度群岛确立自己的地位获得成功，但是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帝国依然没有受到影响。西班牙在欧洲的衰落在美洲尚未有直接的政治后果，但是它的大部分贸易落入了闯入者之手。
在北美洲，荷兰人甚至更加不成功。建立于17世纪初的新阿姆斯特丹及其外围据点没有发展成为荷兰人的大属地，在第二次英荷战争（1665—1667年）中没有进行多少抵抗，它们就为美洲殖民地要大得多、人口也较多的英国人所占，就这样沿海岸建立起来的英国属地之间的空隙得到了弥合。虽然荷兰曾成功地收复新阿姆斯特丹，但布雷达条约（1667年）确认它归属英国，从此以纽约之名成为英属美洲帝国中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因为这是英国国务活动家正在美洲建立的一个帝国，所以尽管在殖民地及其业主中出现离心倾向，但是一种帝国的政策仍在缓慢地形成。英国殖民地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荷兰，而是来自法国。甚至当英国和法国在欧洲还是亲密盟友时，法国就威胁要阻止英国人翻越阿勒格尼山脉并挺进其殖民地腹地。然而，加拿大法国人的地位要比英国殖民地的地位低得多，其人口要少得多，越发需要依赖法国的移民和援助（实际获得的甚少），还一直受到来自法国的干预的妨碍。在北美洲，国家行动和国家干预代替不了英国殖民者的开创精神和他们从国内中产阶级那里得到的财政支持，这一点被证明是毋庸置疑的，本来可以向法国的殖民地主动提供这种支持的胡格诺教徒未被允许向美洲殖民提供，就连法国对加拿大的军事援助也是远非充足的，因为陷于欧洲战场的路易十四不允许这样分散兵力，以至于本时期结束时法国的殖民地在收缩而不是在扩张。首先法国仍然是一个欧洲国家，它的影响主要局限于欧洲。
只有在这两个海上国家，工商业才得到了更为自由的发展，我们才能真正地谈论这一时期的“中产阶级的崛起”。在欧洲主要国家中，也只有这两个国家的贵族及其准则没有左右社会生活，国家没有具体干预经济生活，那里上上下下的充分“社会流动”使自发的增长成为可能，个体企业家能够主动地在海内外开发新的事业，贸易无须国家的强有力支持和保护也能繁荣起来。甚至复辟时期英国的辉格党贵族和托利党乡绅也与城市中产阶级及其经济活动结成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其他欧洲国家，例如西班牙，或者意大利，或者三十年战争后的神圣罗马帝国，中产阶级处于衰落之中；在东欧他们还尚未产生。在法国，他们的雄心严重局限于购买官职、头衔以及当国家的官吏，私人投资和私人资本积累微乎其微，本来可资利用的剩余资本为几乎毫无间断的战争所强加的庞大军队和沉重负担所吞没。因此，尽管较之中欧和东欧各国远为先进，法国在与海上国家的竞争中仍落在了后面。在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即科学和技术及其在工业中的应用，荷兰和英国也处于领先地位；该领域的发展看来也是与存在于这两国的更为主动的经济氛围和那里正取得的社会进步相联系的。这一时期对英国来说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它拥有伊萨克·牛顿、罗伯特·波义耳、威廉·哈维、理查德·洛厄、克里斯托弗·雷恩以及皇家学会（1660年建立），任何其他国家几乎都无法与之比肩。法国拥有笛卡儿和帕斯卡尔，但他们俩却都属于上一代人；路易十四时代没有产生任何伟大的法国科学家。
1648—1688年是法国不仅在政治和军事领域，而且在文化、文学和艺术领域辉煌荣耀的时期。但从更为全面的角度来看，其他一些领域的发展对未来更为重要，如金融和经济、社会结构、中产阶级和工业的发展、海外贸易和殖民地、宗教的更为多样性和宽容。在这些领域，不是法国，而是两个海上国家荷兰和英国处于领先地位。荷兰行将把第二把交椅让给英国，这一变化在这一时期已因它丧失其北美殖民地而显露出来。但这首先归因于它较为有限的资源、较少的人口以及由于路易十四的征战而使联合省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这是历史上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之一：这些战争并没有使法国获益，获益者是荷兰最大的海上对手，并且为路易十四徒劳地指望将其领回天主教世界的另一个新教国家。对英国来说，这一政策的实施结果不是增强了天主教的力量，而是导致了一场使英国加入路易的敌人一边，因而从物质上对于挫败他野心勃勃的计划做出贡献的新教革命。因此，路易十四弄巧成拙，当法国盛极之时，即为它的衰落之始。英国和荷兰在奥兰治王室的统治下联合起来成功地击败了欧洲最大的军事强国。本卷结束的年代为光荣革命之年：不祥之兆已经显现。
[1] 参见本卷第18章原文第446页。
[2] 参见本卷第22章原文第522—523页，有关查理十世的去世和丹麦战败等情况。
[3] livres，里弗赫，时法国货币单位，价值相当于当时1磅白银。——译者注
[4] 专指17世纪的法国而言。——译者注
[5] 指路易十四。——译者注
[6] 《圣西门公爵回忆录》（The Memoirs of the Duke Saint-Simon），贝尔·圣约翰译，伦敦1900年版，第2卷，第357页。
[7] 路易斯·伯特兰：《路易十四》（Louis ），纽约和伦敦1928年版，第292—293页。
[8] 《路易十四文集》（Euvres de Louis ），巴黎1906年版，第1卷，第6页。
[9] 《路易十四文集》，第1卷，第105页（1661年）。
[10] 《路易十四文集》，第3卷，第412—413页。
[11] 《路易十四文集》，第3卷，第503页。
[12] 转引自W.H.刘易斯《光辉的世纪》（The Splendid Century），伦敦1953年版，第149页。
[13] 转引自W.H.刘易斯《路易十四外传》（An Informal Portrait），伦敦1959年版，第129页。
[14] 《路易十四文集》，第2卷，第4页（1666年）。
[15] 《路易十四文集》，第2卷，第292页（1667年）。
[16] 《路易十四文集》，第2卷，第66—69页（1666年）。
[17] 《路易十四文集》，第2卷，第121页（1666年）。
[18] 《路易十四文集》，第2卷，第336页（1667年）。
[19] 《路易十四文集》，第2卷，第26页（1666年）。
[20] 转引自W.H.刘易斯《光辉的世纪》，第46页。
[21] 斯图加特国家档案馆，大事卷，第91卷，第7页（1683年7月12日）。
[22] 指路易十四。——译者注
[23] 斯图加特国家档案馆，大事卷，第64卷，第573—574页（1664年8月8/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