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向珠峰进发
真正将登山科考推向高潮的大行动，非珠峰科考莫属。
1958年8月30日，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收到一封信函。
68岁的老先生抬了抬眼镜框，对着窗外射进来的明光仔细瞧了瞧。信封上醒目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国家体委……”竺老心中犯疑，国家体委跟中科院有什么联系？经验老到的竺可桢也猜不出个所以然，他不急不缓地打开信函，见里面附了一页纸，纸上只写了两句不长不短的话：
原来如此！“这可是件大事！”竺可桢思忖着，旋即，将信函交给了秘书长裴丽生。
不久，中科院责令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简称“综考会”）组织成立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科学考察队。其任务是对珠穆朗玛峰地区进行对国民经济具有现实意义的科学调查、研究，填补科学上的空白，为进一步研究西藏地区提供科学资料。
综考会，1956年由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领导组建成立，是直属中国科学院的委员会，归属中科院直接领导。其任务是“协助院长、院务会议领导综合调查工作”。在《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会志》上有如下记载：
又有：
我们在这里着重介绍综考会，实在是因为在青藏科考的漫漫长途中，其所涉及的学科之多，人员之广，非综考会这样的综合协调机构不能组织。事实上，绝大多数青藏科考的大行动都是由综考会出面组织的。在动荡的年代，综考会虽然经过了几次变迁，但总体而言，综考会在青藏科考中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中尼边界，东经86°55′、北纬27°59′坐标点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静静伫立。它好似一座金灿灿的塔，耸立在喜马拉雅群峰之巅，陡峭险峻的峰体上白茫茫一片，那洁白的颜色仿佛掩藏了整整一座山的奥秘。远远望去，高耸的珠峰恰似一个白皑皑的冰美人，拥有着神秘的吸引力，攀登者想攀到顶峰一睹风采，科学家想深入内部一睹真容。
在综考会的组织下，46名科学工作者轰轰烈烈地开进珠峰，此行，他们与登山队一起，背负着一个关乎国家声誉的大使命。
1960年的5月25日凌晨4点20分，珠穆朗玛峰的峰顶，三个年轻的中国人用尽力气挥舞着五星红旗。
“终于登上珠峰啦！”他们实在太激动了，气喘吁吁地喊叫起来。
三个年轻人的名字分别叫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这是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他们被载入了史册，亿万中国人为之激动、自豪。
按照国际登山惯例，登顶者必须有充足的登顶证据才能得到公认。这个证据至少包括：第一，登顶者必须在顶峰留下纪念品，供后人认可；第二，登顶者必须在顶峰拍摄360度的环境照片和登顶队员在顶峰的照片。由于各种客观原因，三个小伙子没能拍摄留下相关照片资料。
此时，空气稀薄的珠穆朗玛峰峰顶万籁俱寂，只有呼啸而来的风以及脚下盘绕在山周围的云。人，站在峰顶是那么渺小，又是那么单薄，好像一不小心就要被吹向九霄云外。刚刚经历了千难万险，三位攀登者好似在死神面前走了一遭，登上峰顶已是挑战了生命的极限，身体已经疲惫不堪，而下山的路程也是艰险万分。
山上空气稀薄，只能作短暂停留，匆匆瞻仰了一番混沌的天地后，三人决定下山。满腔的激动和热情将他们疲累的身躯武装起来，使他们感觉像腾云驾雾一般。他们要赶紧把登顶的好消息告诉全体国人，也告诉全世界！
顺利返回之后，三个小伙子被国人的欢欣鼓舞包围了。可是不久，国际上却响起了不一样的声音。有的国家说在山顶没有找到中国登山队留下的证据，因此国际登山界不应该承认此次登顶活动。在此后的科考活动中，无数的中国科学家为证实这次登顶而努力求索，也为了国人的荣誉而奋战。高登义就是其中一位，这是后话。
总而言之，1960年的登顶虽然留下了争议，作为国人，却切切实实自豪了一把，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登山健儿们确实登上了顶峰。这是中国登山队的伟大胜利，也是中科院珠峰科考队的伟大胜利。
或许是为了证明我国登山健儿的实力，国家体委决定1967年再次攀登珠穆朗玛峰，跟第一次攀登时一样，要求中科院也组织相应的科学考察。正好此时国家科委也给中科院下达了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任务，作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赶超”任务之一，综考会非常重视。
刘东生和施雅风在1966年的珠峰科考中再度联手，只是，这一次，他们俩互换了角色。中国科学院西藏科学考察队（简称“西藏科学考察队”）由刘东生担任队长，冷冰、施雅风、胡旭初为副队长。这支庞大的队伍包罗了来自全国各地各个专业和部门的100多名科技工作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100多名科技工作者要分工协作，围绕5个专题对珠峰展开考察。
他们在兰州会合，之后坐火车到河西走廊西边的安西。又转汽车到敦煌，翻过祁连山，到平均海拔约2800米的格尔木休整了两天，再开往珠穆朗玛峰。
1967年3月的青藏高原，草木还未抽芽，寒冷又荒凉。
刘东生、施雅风等资历深厚的先生，经过了诸如希夏邦马峰等高寒山区的多次历练，早已对高山气候、高山环境有了一定的适应能力。这次整装待发，老一辈科学家们指望从珠峰挖出一些新“宝贝”来。
除了老先生，队伍里还有一批年轻的新面孔，这些新面孔很多是第一次到青藏高原。年纪轻轻、身强力壮的小年轻一开始感觉气力还够用，当大队伍行进到昆仑山南侧，来到海拔4700米的沱沱河畔住下时，高山反应如期而至。再年轻的体魄也经不住高山反应的折腾，一个个胃里翻江倒海，脑袋里七荤八素。气喘的、呕吐的，大有人在，营地俨然成了“难民营”。
这时，一个瘦削的年轻人走进了帐篷，他脸色苍白，好像大病了一场。可他强忍住痛苦，一副镇定自若的模样，走向每一位身体不适的队友，弯下身子凑到人家跟前去问：要不要吃点东西或是喝点水？队友直摇头，眯缝着眼睛，只想睡觉。明明肚子被掏空了，就是吃不下任何东西；明明很累很累，就是睡不着觉。那种感觉，年轻的小伙子感同身受，他自己正受着同样的折磨，可他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是他第一次进青藏高原，高山反应就像是天要下雨，拦都拦不住，只能自己扛过去。他手忙脚乱地清理着呕吐物，又力所能及地帮队友们解决生活需求，就这么忙忙碌碌一晚上。直到第二天早晨，他实在是受不住了，跑到帐篷外面，稀里哗啦将胃里的水都吐得干干净净。好在这样适应了两三天以后，大家的状况普遍好转，等到翻越唐古拉山之后，大伙儿就基本没什么高山反应了。
这个年轻小伙子叫郑度。1965年底，他接到院里的通知——参加珠峰科考。珠峰科考队分为5个组：地质与古生物、自然地理、冰川与气象、高山生理、大地测量。29岁的郑度被选入第二专题组，以助理实习员的身份，和助理研究员张荣祖一起考察自然地理，研究珠峰垂直自然带。第二专题组有17位成员，来自中科院地理所、动物所、植物所、微生物所、水生生物所、土壤所，还有北京大学等单位，郑度被分配兼管后勤。3月底，郑度跟着大队伍，离开了北京。他与青藏从此结缘。
谁也不会想到，后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会成为青藏科考的关键人物之一，会成为中国自然地理学的主要学科带头人之一，会成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项目“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及其环境资源效应”的首席科学家。
更令我们想不到的是，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竟还能当面采访这样一位堪称伟大的科学家，从他的回忆中，“走进”青藏高原，走近青藏科考。
2018年10月16日，我们来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见到了我国自然地理学科的主要带头人之一——郑度院士。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简称“地理资源所”），于1999年9月经中科院批准，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前身是1940年成立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和综考会（1956年成立）整合而成。由其组成可见，中科院地理资源所与青藏科考有着莫大的关系。一方面，青藏科考所涉及的专业人才有不少来自地理资源所；另一方面，其组成部分之一的综考会，正是本文前面所提到的对青藏科考有着莫大影响的组织机构。
郑度的办公室在地理资源所。在这样一位老科学家面前，我们竟一时乱了方寸，不知怎么称呼他为好，便学了中科院其他人的叫法，喊他郑先生——之后，我们遇到老科学家都尊称对方为“先生”。他显然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称呼，冲我们笑得很灿烂。
满头白发的郑先生1936年出生，接受采访时已经82岁了。那天，他穿着一身棕黄色的衣服，配着格子衬衫，纯净朴实中既有知识分子的涵养，又有一种脚贴大地的泥土气息。郑先生问我们是哪里人，我们道是湖南的。郑先生眼前一亮，思绪回到了20世纪60年代。原来，20世纪60年代他在西北干旱地区做水面蒸发实验期间曾去过韶山，那时候的韶山对他而言就是一块得天独厚的实验地。当时他住在湖南老乡（他们一般管当地老百姓叫“老乡”，我们写作中也这么称呼）的家里，故而“湖南”二字勾起了他对过往岁月的追忆。回忆的闸门一旦打开，便如涓涓细流缓缓荡开了一条美丽弧线。那是郑度的青葱岁月，也是中国青藏科考的黄金岁月。
1936年，郑度出生在广州揭阳市揭西县五经富镇，那是一个群山环绕、河道纵横的地方，也是客家人聚集的地方。客家人是从北方中原地区南下迁徙形成的，融合了古代中原民系和古越诸族的特质。迁徙和融合成就了客家人坚韧勇敢、适应能力强的品性。尽管所处环境多位于偏僻的山区，勤劳的客家人总能创造出自己的辉煌。郑度就是客家人。中小学、医院、礼拜堂等遍布在当时五经富镇的街头巷尾。在郑度出生的年代，五经富镇是整个客家教会的中心。正是这样的文化深深影响了小时候的郑度，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一生。
郑度的父亲是大埔人，1918年，当时才十三四岁的郑父跟着一个牧师去了爱尔兰。在爱尔兰，郑父自学了中学的知识。回到祖国之后，深受国外文化和教会文化影响的郑父开始在福建教英语。1925年前后，郑父又辗转到上海念大学，他的大学之路并不一帆风顺。他先是在圣约翰大学念了两年书，1927年又转到沪江大学继续读了两年书，最后取得了教育专业的学士学位。为进一步深造，1929年，郑父到燕京大学念了跟教会文化息息相关的神学院。1931年毕业的时候，郑父已经成为不可多得的高才生，全国各地的学校抢着要他这个人才，其中不乏城里的好学校。可是郑父都拒绝了，此时，他暗暗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到农村去，要为改变农村的现状尽自己一份力量。他来到了五经富镇。虽然深受西式教育的影响，可回到农村后的郑父却从来没有穿过西装，他长年累月穿着一袭长袍，完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教书先生。
郑度的外祖父和母亲都是文化人。郑度常听到外公给孩子们讲知书达理、友爱互助的道理。小舅舅涨工资了，外公会跟小舅舅说：“你的工资要寄些去给哥哥姐姐的孩子，助他们读书。”在郑度的家中，父母亦是这样教导子女的。郑度有五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二。郑家的家教比较严，平常不让玩扑克牌之类，弟弟有时带同学回家，小娃娃们讲了脏话，郑父教育极为严厉。
郑父是个严厉的人，同时也是个活跃的人。1979年，74岁的郑父还应邀到郑度所在的中科院地理研究所上英语课，时间不长，仅教了一年。但郑父的活跃给郑度的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郑父不仅英语教得好，还会指挥唱歌和讲故事。上过郑父课的同仁们不少跟郑度开玩笑：“郑度，你太不像你的父亲了。”每逢此时，严肃的郑度只得无奈地摇摇脑袋。
在这样的家庭长大，郑度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谦恭有礼、谨慎认真。然而命运总跟时代有着莫大的关系。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人民陷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郑度生于那样一个时代，深受影响。好在五经富山多，受到战争的影响没那么大，郑度在五经富顺利地读着小学，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次年，郑度随家搬到了汕头上小学。1948年，他入读聿怀中学，直到1954年毕业，他以中南区排名第一的成绩被中山大学地理系录取。
当时，郑度一家老小生活比较拮据，好在读大学多半是国家扶助，这为郑家减轻了负担。
郑度来到中山大学地理系，与地理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在大学里，郑度的开支一方面来自国家补贴，一方面来自姨妈、舅舅等亲人的资助，这得益于外公的良好教育。郑度继承了这一友善的文化传统，参加工作之后，他也资助弟弟妹妹读书。
大学的日子并不轻松。作为地理专业的学生，郑度一年级就开始测量校园以及到校园周边做一些基本的实习，二年级做基础调查，三年级、四年级时则跑到更远的梅州实习，考察梅江流域。四年的学习为郑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58年大学毕业，郑度被分配到了中科院。作为客家人的他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从南方到北方，郑度开始了新的征途。郑度的父母亲写得一手漂亮字，在那些“北漂”的日子里，他就是咀嚼着父母亲寄来的写着漂亮文字的书信以慰乡思。不过，客家人是不怕远方，不怕变迁的，郑度的父母从来都支持他们兄弟姐妹几个大胆追寻自己的梦想。
初来乍到，郑度受到了当时担任中科院地理研究所所长兼自然地理室主任的黄秉维的关注。黄秉维，广东人，中山大学地理系毕业。老乡兼校友的关系很快拉近了郑度跟前辈黄秉维的关系。见着郑度，黄秉维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了一席话，大意是要他不要局限于自然地理，要与其他学科多联系，往综合研究方向发展。这样一番话对郑度后来的发展方向和人生选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紧接着，中科院综考会成立了治沙队。郑度跟着治沙队被派往准噶尔盆地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考察队伍只有六七位业务人员，他们却雇了30匹骆驼，其中15匹是用来驮水的。初入西北干旱地区，20岁出头的郑度感到身体诸多不适，先是流鼻血严重，再就是缺水难耐。但这些，他都一一克服了。再之后，郑度又被分配到甘肃民勤治沙站工作。
那时候工资不高，研究室实习员每月46元，转正之后56元。我们之后采访的科学家们，不唯郑度先生，但凡是郑先生这一批人，都是拿着56元一个月的工资进行科学考察的。对西北干旱区的考察和科研工作，郑度做了六七年。当时，竺可桢提出了“为农业服务”的口号。这期间，郑度就春小麦的蒸腾在民勤站做观测试验研究。而这一切都为他正式参加青藏科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时间来到20世纪60年代，郑度首次接触青藏高原，开始了他青藏科考的漫漫征途。
这次青藏科考行动，郑度领到的任务是观测气象。在去之前，他请所里的江爱良先生指导设计了适宜于野外使用的百叶箱。百叶箱的作用是防止太阳对仪器的直接辐射和地面对仪器的反射辐射，保护仪器免受强风、雨、雪等的影响，并使仪器感应部分有适当的通风，能真实感应外界空气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出发之前，郑度还到长春气象仪器厂联系订购了6套温度计和湿度计，再把这些仪器交到综考会的后勤人员手中，由他们想办法空运到拉萨。之后，郑度到拉萨接了仪器，再跟车带到相应观测点。
不久之后，郑度跟随第二专题组地理组到达樟木，先是住在樟木兵站。樟木靠近尼泊尔，地势高差大，垂直自然分布带变化也很明显。郑度和地理组的成员们一起，从低到高，从海拔1660米到4850米分别布置了6个观测点。为了保持仪器的正常运转，科考队找了当地兵站及道班的同志协商，请他们帮忙换纸，而科考人员则大约一个礼拜去观测一次。垂直自然带变化的考察工作，除了动物学，几乎各个学科都要参与其中。樟木比较潮湿，科考队员们要做记录，要观测土壤剖面，还要采集植物标本、压标本，非常忙碌。好在大家齐心协力，经常在一起交流考察结果，考察顺利进行着。樟木考察告一段落之后，几个年轻人朝着海拔5000米的珠峰大本营奔去，到达目的地时已经是一个月之后了。
负责珠峰地区动物资源利用问题的年轻小伙冯祚建跟郑度一样，也在第二专题组。他的高山反应比较强烈。民间有句话：人到五道梁，不叫爹就叫娘。冯祚建深有体会。风呼啸而来，吹得他脑袋直晕乎，像要开裂一般。似乎睡着了，又似乎没睡着。醒着都像在做梦，晕晕乎乎难受得很。那几天的煎熬像是过了一道“鬼门关”。顺利通关之后，再进入青藏腹地，人又仿佛好了许多。
跟郑度一样，冯祚建也是个老青藏，而且他也是广东人。在之后的青藏科考中，动物考察研究的重任几乎落在他一个人的肩膀上。
我们是在中科院动物研究所见到冯祚建先生的，此时，他早已退休。
冯先生的头顶周边围着一圈白发，头发有些稀疏。他穿着一件老式西装，走路带风，看得出来，老先生身体还蛮健朗。初次见面，他说话竟有些老顽童的味道，颇为幽默。本来跟先生约了10点到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标本楼采访，我们提议能不能早点，电话那头，先生满口答应：“也行吧，我琢磨着打个的士过去铁定能赶上。”一听冯先生说话，就知道他是广东人，没想到他其实19岁就离开了家乡，几十年过去，还是乡音难改，广东口音一听就明。见着冯先生，莫名生出些亲切感，他可一点都没有大科学家的架子。
动物所的标本楼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冯先生已经退休好多年了，还留了一间办公室，偶尔过来做些事，倒也是不错的。先生不急不慢地把门打开，拿了个开水瓶准备出去打水，我们忙不迭地拦住他，他假作严肃地说：“那可不行，远道而来，水还是要喝的嘛！”这样的冯先生有几分俏皮，几分慈祥。
1937年6月，冯祚建出生在广东阳江，一座靠海的城市。他的童年生活十分贫穷。家里四个兄弟姐妹，他是老大。他的父母没什么文化，在他的家乡，当时绝大多数农民都如此，绝大多数孩子的心思没在学习上，可是冯祚建不一样，他想读书，他要读书。没人辅导功课，他就自己钻研；没有电，他就点着火水灯（煤油灯）复习功课。别的孩子玩耍的时候，他总是在埋头读书学习。当时，他也没多大理想，仅仅是酷爱读书而已。冯祚建的母亲儿时做过读书的梦，但他的外祖母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让女儿去读书。多年之后，冯祚建的母亲还藏了一肚子的埋怨。看到冯祚建成绩不错考上好的学校时，母亲二话不说，毅然支持儿子读书。
热爱读书的冯祚建成绩优秀，顺利地上了初中，又考上了高中。生物老师讲到的生物进化和自然现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模模糊糊地知道了一些道理：原来考古可以根据动物遗留的牙齿判断是什么样的动物，萤火虫的光大有文章，蜜蜂成群、蚂蚁搬家等现象都有个中深意……冯祚建渐渐对生物产生了兴趣，大有一探究竟的热情。1955年，冯祚建高中毕业，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山大学。填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生物系，并如愿以偿地被录取了。冯祚建成了村里头一个考上大学的人，母亲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仿佛自己的读书梦成真了一般。可是，没钱读书怎么办？
“那可真是要感谢党，感谢国家。”冯祚建的眼中放着亮光，事实上，这样的感慨是那个年代诸多家境贫寒的大学生共同的心声。县里面给他开了“家庭贫困”证明，冯祚建拿着证明得到了国家的补助。那时候，1毛钱可以买3个鸡蛋，一个煮好的白薯只要2分钱，理个发2毛钱，一天的伙食费4毛钱足够了。国家给的补助是一个月12块钱，这样一来，一个学期家里只需给他寄个十几块钱生活费足矣。在党和国家的关照下，冯祚建安然度过了大学生活，成绩优异。1959年毕业的时候，中科院给中山大学生物系的一个仅有的名额最终落到了冯祚建的头上。1959年秋，冯祚建只身来到位于北京中关村的中科院动物所，时年22岁。
9月的北方已经有些寒意，在广东没有穿过棉袄的冯祚建没想到北方的冬天如此寒冷，全身裹着棉袄，像一个棉花球。一直以吃大米为主的他，到了北方也不适应。那时候的菜式没有现在丰富，最常见的就是以红皮萝卜、土豆、大葱、西红柿就着窝窝头和面食吃。这样的日子，冯祚建头六七年都不太适应。他不知道的是，跟后来的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相比，这样的生活已经是再优渥不过的了。
1960-1961年，冯祚建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南水北调综合科学考察队，该项目由综考会组织，考察项目集中在横断山区。从广东沿海到北京，再从北京到横断山区这样的深山老林，冯祚建一时难以适应。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覆盖着横断山区的大多数土地，冯祚建的第一反应就是：这里没有夏天。海拔5000米以上的地方看到的景象真真切切是“六月飘雪”，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雪，一会儿出太阳，阴晴云雨变幻莫测的天气就像耍着性子的少女，又美丽又难以捉摸。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困难时期，在野外的科考队员们也受到了影响。没有油水，没有奶粉，连罐头都没有，就靠馒头当饭吃。一出野外就是半年时间。关于那段时间的饥饿状态，冯祚建清楚地记得一件事情：半年后，他下山到四川西昌市进行业务总结，实在饿得难受，他和同行的伙伴想着，好不容易到了市里面，总可以改善一下伙食了。于是，他们拿着全国通用粮票，以及一封介绍信，到点心店去买了两斤饼干。那饼干闻起来真香呵，冯祚建很久没有闻到那么香的饼干了，虽然吃起来挺硬，但对那时的冯祚建而言可真是难得的美味了。吃着饼干，他心里美滋滋的。
瞧着冯祚建他们好像几辈子没吃过饼干的样子，点心店的售货员一时生起了疑虑：冯祚建他们不会是冒充考察队员的吧？为了打消心中的疑虑，他循着介绍信上的单位名称，查到了考察队的电话号码，一通电话打给了考察队队长，说是有两个考察队员拿着介绍信、粮票和钱买走了两斤饼干，要求队长核对人员。队长听了名字，笑呵呵地说确有其人。
为了这事，冯祚建还被批评了：介绍信是拿去工作的，不是买点心的，下不为例！
“现在就是给我吃我都不会吃，那饼干很硬的。”现在回想起来，冯祚建直摇脑袋。总之，这两斤硬邦邦的饼干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或许不是饼干给了他深刻印象，而是那段艰苦的科考生活令他终生难忘。
有了此等经历，等到再参加青藏科考，日子倒容易了一些。当他来到珠峰山脚，巍峨的高山、严重的高山反应都没有让他后退半分，无论如何，他都准备在此大展身手。
珠峰横亘在年老的、年轻的科考队员面前，危机四伏，又充满了诱惑力。
刘东生和施雅风等人急匆匆往冰川去了，而年轻人如郑度、冯祚建等是没有机会去冰川的，他们留在大本营周围采样和考察。
当大队伍浩浩荡荡开进了珠峰地区，当第二年的登顶目标已经确立，当一切都如火如荼进行着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也开始波及科考队，打破了宁静的局面。
科考队伍中大多是血气方刚的年轻知识分子，“咱们也回去闹革命去！”不少年轻气盛的知识分子躁动起来了。
全国上下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人心惶惶的年代，科考自是被中断了。
参加科考的一部分科学家被下放到湖北潜江的“五七干校”。下放的队伍里有郑度这样的年轻人，也不乏黄秉维等老一辈科学家。黄秉维后来被推荐当了图书馆管理员，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而言，晚上还可以看书，便是莫大的优待了。
直到1972年，情况才得以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