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什么是一所好学校

1. 比“教什么”更重要的事

从无休止的提议转向统一的理念

我任教的第一年，是在一所以“聚焦阅读”为指导思想的学校。海报贴在走廊和每个教室里，既有商店购买的，也有学生画的，海报的主题是鼓励每个人阅读——阅读是基础！阅读趣味无穷！一些海报上画的是名人拿着自己最喜爱的童年书籍，还有一些海报则描绘了全神贯注于阅读的卡通人物，例如喜欢阅读的加菲猫。

在开学第一天的大会上，我们的校长站在台上，要求所有教师——包括数学、科学和音乐教师——把阅读作为教学重点，重视阅读的力量。他说：“你们每个人都要在课上抽出时间确保学生的阅读时间。我们的分数没有理由是该地区最低的。我们要改变这种现状，确保今年春天所有学生都通过全市阅读测试。让我们一起冲到榜单的前几名。”课程协调员紧随其后解释说，她将与我们每个人单独谈话，以了解我们是如何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开展阅读活动的，以及她怎样可以帮助我们做得更好。这次大会有点动员大会的感觉，我感到很激动，但是我注意到许多资深教师在翻卷子，看报纸，漫不经心地打哈欠。“今年是什么？”他们的肢体语言似乎在说，“不用激动。我们会等待这项新计划结束，就像其他计划一样。”

我很快就发现，他们的这种表现并非没有原因。春天来了，学生参加了考试，成绩出来了，教师们再次集合，这次，集会大厅上有咖啡和甜甜圈等着我们，校长和他的行政团队非常喜悦。我沉浸在新计划中，很兴奋地来听结果。

“我们冲到了榜单的前三名！”校长笑着宣布，挥舞着他的数据表，“我们不再是这个地区的失败者。我非常自豪，你们所有人都可以持之以恒地专注于阅读。显然，我们的学生也从你们的努力中受益了。”

我们的学生取得了很好的考试成绩。我很高兴我们的辛勤工作得到了回报，但是我也感到不安、心情沮丧。当目标实现以后，这些测试高分实际上衡量了什么？尽管我确信自己的学生已经成长为阅读者，但我不确定的是这些分数是否能从根本上证明他们能更好地进行思考和学习。我对学生的发展充满信心，但他们和我所在的学校却通过在一次标准化阅读测试中的表现来被衡量和排名。我担心地跟同事说，如果我们的学生参加其他类型的阅读测试，那种测试要求他们进行分析、预测或批判性思考，和我们的标准化阅读测试全然不同，他们是否也会做得好。

“等着吧，”一位同事闷闷不乐地告诉我，“这也会过去的。”

他是对的。当我们在秋季学期开会时，校长宣布今年的重点将放在数学上，“当然，不要放弃你们在阅读方面的出色工作，但我们学区已经购买了全新的教科书，并正在所有年级实施新的数学课程。”听完校长的提议，我感到很高兴，毕竟我是一名数学教师，但是突然转变的提议让我至今都觉得滑稽。我们的阅读计划才刚刚起步，我想花更多的时间来夯实阅读，最终掌握这项技能。这时我和同事眼神交汇，他只张嘴没出声地说了句：“我告诉过你。”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新的提议没有错。新提议可以为教师带来所需的动力、目标、培训和技巧。通常，这些新提议都是基于合理的教育理念。但是，尽管每年在不同课程领域“喊口号”可能会在短期内提供教师关注的重点并提高学生的分数，但这并不一定会创建一个每个人（教师、学生、家长）都能充分自主发掘学生智力潜能的组织。是的，校长成功地达到了地区的要求：提高阅读成绩并提高数学成绩。

虽然校长提出了至关重要的目标，但这些目标的作用太有限，所以提出的解决方案的作用有限。最终，这些口号披着目标的外衣，却没有考虑到广泛的教学和学习方法，而这些方法才是长期来说会提高学生学习成绩的关键。这些提议只是短期的“解决方案”，可以满足当前的要求，即使成功了，也很难像统一的理念那样能为学校提供强大的力量。提高考试成绩并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不提出一系列学校应该长久坚持做什么的问题，那么学生的考试成绩就会随着当前考试提出的标准起伏不定。这些暂时的提议不会对学校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产生持久的影响。我们最好找到一种方法，让我们的阅读和数学计划成为更复杂的教与学讨论的基础，成为我们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学校组织的基础，成为我们明白教师应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基础。但是这些都没有实现。

摆脱无休止的提议

拉里·迈亚特于1983年成立芬威高中，这所学校成立的初衷是满足那些与传统教学环境格格不入的学生的需求。我在学校成立的第二年有机会加入芬威高中，刚开始担任副主任，后来担任主任。我知道，没有一个总的理念——一种明确界定的学习方法，或者是我所说的统一准则——我们不会比我工作过的第一所学校的教师做得更好。也许我们的学生会在现在“新改进”的地区考试中取得更高的分数，或者我们会花大量时间来确保我们以相同的方式为学生的考试做了充足的准备。同时，我们的教师会采用一致的教学模式。实际上，如果我们的学生在考试中表现不佳，而我们学校每个教室都是采取千篇一律的教学方法，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将其归咎于学生没有集中注意力，因为我们都在集中精神地完全按照管理人员的要求去做。尽管如此，正如我之前所见的那样，我们最终将精疲力竭、士气低落。我知道，要想在教育界取得成功，我们就需要统一准则的指引。

在芬威高中，一个统一准则意味着我们要界定一些术语的定义，用这些术语来指导所有学生的学习和教师（以及家长）的教育工作。教师也会使用类似的术语或标准来评估学生的学习情况。教师将从单纯地提供信息转变为担任学生学习上的“教练”，在师生相处的过程中，强调个性化——无论是在课程与学生的经验相结合方面，还是在教师如何接纳学生方面——是一个重要的特征。

就最重要的事情提问

如何确定这个重要的统一准则？我的经验告诉我，唯一的方法是先明确一系列问题。学校在每天都会出现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会涉及纪律、午餐、教学方法、座位安排、课程安排、课外活动、测试、教师答疑、学生资助等。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我们往往要面对太多的问题，还要做出太多的决定，以至于很容易就忽视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从事物现状这一个关注重点转向事物发展的多种可能情况，从关注现象到关注起因，从关注教师的工作到关注学生的学习和经历。

我在芬威高中担任副主任的第一年，会定期与我的教育导师维托会面，维托总是很认真地倾听我说的话，并引导我温和而坚定地提出一些棘手的问题来讨论学校如何发展。我与维托的对话总是以一种可想而知的形式进行。我会以一通牢骚开启我们的对话：我做得还不够，我的工作做得不够好；学生们似乎对学习不感兴趣，也没有好好学习，这让教师们感到沮丧。当我喋喋不休地描述自己的挫败感和过失之后，我们两个人会讨论我有哪些证据证明我的学生对学习不上心。有一次，导师的话让我感到十分吃惊。他眼中闪烁着光芒，对我说：“琳达，作为教师，你提出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好了！”他指出，从年初开始，我们讨论的大部分都是关于“纪律执行”的管理问题：如何让学生们在午餐室表现得体并摘下耳机，如何让学生自觉地完成家庭作业，如何鼓励家长来参加学校的活动……

我们秋季学期的时候重点完全放在了责备上：责备家长，责备孩子，责备自己是失败的规则执行者。你们可以想象，在教职工会议上，大家都有强烈的挫败感和随之而来的怨恨，因为我们都对家庭作业的完成情况深感困扰，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让没有或无法完成家庭作业的学生不及格？”

但是现在，短短几个月后，教师们在一起提出了各种问题：为什么学生要在午餐室表现得体？为什么要布置家庭作业？为什么家长参加学校活动对我们很重要？这些活动对家长也有吸引力吗？让学生摘下耳机，我们试图达到什么目的？这些问题将我们引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比如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试图精心组织孩子们跨越种族和阶层界限进行社交，但是耳机却帮助营造出一个大家都不用互动的场景。

教师和校长提出的问题决定了我们的探讨方向和对话深度。通常这些问题会涉及学生或家长在做什么和没有做什么，特别是关于他们“做错了什么”。我称之为“第一层次的问题”。即使一名教师处于一种很疲惫的状态，他也可以玩几个小时的“挑毛病游戏”。正如校长和学校其他管理者所知道的那样，很多教师似乎不可避免地陷入这种谈话，而我们最艰巨的工作通常是引导对话的主题从“第一层次的问题”转向“第二层次的问题”。

第二层次的问题涉及我们（学校的教师）在做什么或没有做什么以及为什么。最终，这种质疑会引导我们追问自己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第二层次的问题”探讨得更深入，这些问题与教师的价值观和想法紧密相连，正是这些价值观与想法引导我们大多数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我们大多数人当教师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唠叨各种规则的执行情况。我们之所以成为教育工作者，是因为我们爱孩子，喜欢各种点子，想传递这股爱。我们很多人投入教育行业，是因为我们认为教育是改变现状的关键力量，尤其是在维持社会公平和保证学生获取机会方面。

从“第一层次的问题”到“第二层次的问题”的转变使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我们提出的问题，换一个角度看待问题，并开始清楚地说出什么是重要的问题以及它们为什么重要。以我们关注的家庭作业方面的问题为例，当芬威高中的教师将关注点转到“第二层次的问题”时，我们会问自己：家庭作业有意义吗？是的，这一点一开始就是确定的，因为我们希望孩子们在校外做练习。但是，质疑仍在继续：如果一些学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在校外做作业怎么办？如果我们的很多学生必须打第二份工或者必须照看自己的弟弟妹妹该怎么办？因为学生没有做家庭作业，我们就让他们不及格，这样做是否公平？我们必须踏上漫长而艰辛的讨论之路来逐个解决问题，并询问自己：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什么？通过提出这一系列更广泛的问题，我们发现我们一直以来关注的是关于“作业”的纪律。那么，我们的质疑进入下一个阶段：在哪里做家庭作业或练习真的重要吗？我们为什么不为学生创建可以在学校练习的拓展项目呢？考虑到我们许多学生的情况，我们是否有义务这样做？这一系列的质疑让我们恢复精力去面对我们面前真正的问题，并坚定了我们最初进入教育行业的初衷，这是我们提出统一准则的初始阶段。我们先是头脑风暴，然后就我们的教学方法、学习方法和对待学生的方式达成了一致的约定和理解。

我喜欢问新的校长：“您和贵校教师每天都关注什么问题？退一步讲：您希望贵校毕业生知道什么以及能够做什么？而且，也许最重要的是，您认为贵校学生以前由于种族、阶层、性别或语言等问题而错过了什么？”通常，我希望校长能真正思考下面两个问题：首先，他们何时发现自己是在枉费心思、白费力气；其次，他们什么时候知道如何扭转这种局面，转而问道：“作为一个学校整体，我们共同关心的是什么？”这些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指导全校师生的统一准则，让每个人都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如果我们作为领导者不花时间去自问并且彼此之间讨论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很可能最后会像芬威高中开始的时候那样费尽心思却总是失败，精疲力竭却总是在白忙活。

统一准则的力量

我第一次体验到统一准则的力量是在芬威高中。学校的建校理念是将学生的参与放在第一位。在芬威高中，我们将统一准则称为“心智习惯”（“Habits of Mind”）。我们希望学生和教职员工在所有课堂上练习某些思维方式。“心智习惯”一词不是我们发明的，最初是由哲学家约翰·杜威在19世纪首先使用的，后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教育界广为流传，例如当时纽约东中央公园中学（Central Park East Secondary School）的校长黛博拉·迈耶就对其极为推崇。

我们希望重点关注的思维方式体现在缩写词PERCS上：视角（perspective）、证据（evidence）、相关性（relevance）、联系（connection）和假设（supposition）。在芬威高中，我们会特别询问一系列问题：我对此有何看法？我有什么证据？它们之间有什么相关性？我还能建立什么其他联系？假设……会怎样？PERCS原则在芬威高中运作良好，学生必须将这种“心智习惯”应用于学校项目、毕业设计展，甚至是家庭作业上。

我在参观纽约东中央公园中学时，第一次看到人们使用PERCS原则。我旁听了14个不同学科领域（包括数学、科学、人文和艺术等）的学生作品集展示汇报，教师和学生（及家长）依据这一准则来讨论学习任务并提出问题，我对这种能力感到震惊。当我们将其作为芬威高中需要践行的思维方式时，我们也坚持要求学生在学科作品集展示中体现PERCS原则。我们将学生演讲或展示的项目数量从14个减少到5个（数学、科学、世界语言、人文和毕业设计）。

在毕业设计展上，学生都信心满满地谈论他们对一个特定主题的看法，以及他们如何形成这种看法。学生必须为自己的陈述提供证据或证明，在讨论中，教师和同学会就相关性和联系进行提问。毕业设计包括为期6周的实习项目，这也是讨论相关性和联系的好机会。在法律援助办公室实习的学生可能会开始对法律事务有热情。这种联系与他自己的生活和经历是有直接关系的，特别是因为他的很多朋友已经涉及了法律事务。分析假设的情况通常是最难形成的思维习惯。教师会问类似这样的问题，“假设作者以不同的方式结尾，会怎样”“假设历史的走向改变了，会怎样”。尽管这些思维习惯给师生带来了不适，但芬威高中一直使用该准则来指导教师与学生。

当我有机会创办波士顿艺术学院时，我以为我们可以直接采用PERCS原则。但我错了，波士顿艺术学院的教职员工拒绝使用PERCS原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统一准则的力量和重要性，而是因为PERCS原则中的术语对于一所艺术学校而言过于局限：我们需要一个既能体现智慧又能体现创造力的统一准则。这场关于术语的辩论可能听起来很深奥或者很专业，但对于教师的发展和我们对统一准则的坚持都至关重要。此外，教师们坚持认为我们的思维习惯必须来源于艺术术语和艺术家的实践。

我有点失望但没有被吓倒，我借鉴了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零点计划”，给学院的教师们带来了一个新的术语表：协作、纪律、热情、冒险、背景、反思和基础。“零点计划”提出将艺术植入课堂，强调实施文化艺术素质教育，因此我确信这些术语应该会符合我们教师的标准。但我又失败了，教师们拒绝“零点计划”的术语并不是因为这些术语说错了或者不好，而是因为这不是“我们的”。我们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构建统一准则的过程，然后才能想出我们都可以接受的一组术语。我们不希望它们只是一些空洞的口号，最后显示在教室布告栏上却没人重视。我们希望有一个统一准则能够为整个学校提供有意义和鲜活的指导。我们知道，我们所选择的术语将有助于塑造我们想打造的那种知识和艺术型组织。两年后，经过教师们长时间的辩论和讨论，我们确定了RICO原则：完善（refine）、创造（invent）、联系（connect）和自主（own）。

那么这些术语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如何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我们在每个术语后面都附加了问题，以帮助我们的教师更好地教学、学生知道如何学习。在邀请学生参加讨论并集思广益，为每个术语总结了十几个问题后，我们精挑细选，为每个术语选定了两个关键问题。

术语的顺序并不是很严格，但是教师们喜欢RICO这个缩写，我们的学生也喜欢。当我们开始践行我们的新习惯时，我们注意到一场全校范围内有关学习的讨论正在展开。这些习惯悄悄地进入了教室。教师本着不断完善的精神，给学生根据需要多次重写论文以及重新参加测试的机会，以便“做对”；通常，高级数学课程的作业要求学生创造一个独特的问题，这个问题要运用课堂作业中提到的概念；为了建立联系，学生将他们的论点与其他来源的证据关联起来；当教师例行要求学生描述自己引以为豪的事情以及需要改进的地方时，学生便练习掌控自己的学习进度。当然，学生分析要想更成功所需要做的事情，这是很难的，尤其是在“更加努力”还不够的情况下！但是当他们提醒自己要有自主意识时，学生通常会表达出对自己所做任务的见解，这是任何教师都无法提供的。

如何将统一准则付诸实践？

现在我们已经提出了RICO原则，那么必须开始实际应用，这是一项更艰苦的工作。首先，每位教师都布置了相应学科的RICO作业集任务，这一作业集是可以体现一个或者多个思维习惯（完善、创造、联系或自主）的作业组合。作业可能是描述问题解决过程的书面思考，或者是一篇有多个草稿的研究论文，又或者是学生为了提高成绩而进行修改的测试。通常，作业集包括学生做了一段时间的项目，或者学生觉得能够说明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的项目。慢慢地，学生们积累了大量证明其运用了RICO原则的文件。这听起来不错，但是到了4年后，我们会被这些文件所淹没，而且我不确定学生是否重视RICO作业集，我经常发现我把RICO作业集还给学生之后，它们被扔进了垃圾箱。

教师们对RICO原则是支持的，但是我们对执行这一原则的烦琐流程感到沮丧。我们不知道如何处理不同学科领域的所有RICO作业集。教数学或科学的教师最终可能会把4年来的学生作业集放在某个地方的盒子或文件夹中，积满灰尘。我们希望RICO原则能够给我们的学校带来一些有意义的改变，而不仅仅是口号，更不会成为教师和学生的负担。经过讨论，我们决定放弃基于每门学科的作业集任务，转而布置学年中和学年末的RICO作业集任务。学生们可以从各科作业中选择他们认为最能代表自己践行了RICO原则的作业。基于每位学生的学年中和学年末作业集，学生和其指导教师、另一位教师（作为观察员），通常还有一位家长会一起得出关于学生的RICO评价。

在学校发展的后期，我们还引入了另一种被称为“10年级基准测试”的评估程序。我们希望学生在高中生涯中经历一次紧张、激烈的艺术学习回顾，这有两个原因。首先，教师希望学生努力在波士顿艺术学院成为艺术家和学者。其次，如果学生没有达到学校要求的标准，学生及其教师和家长还有机会规划学生在夏季需要参加哪些额外的艺术课，或者一起弄清楚学校可以提供的其他支持。

教师们还决定将毕业设计展作为最能代表学生水平的毕业体验。从11年级开始，所有学生都要制定一项提案，以此展示他们4年来的学术和艺术训练成果，并要响应社区需求。该项目将他们的知识和热情引向一个实际的目标，并展现作为独立艺术家的经验。他们最终的展示必须体现出艺术上的严谨、可行性和互惠互利，也要体现出一定的写作技巧和演讲技巧。在毕业设计展上，社区、大学、各种组织和艺术家的代表会对提案项目进行评估，为得分排名前20％的人提供资金支持。提案项目包括以年轻女孩的饮食失调为主题的原创舞蹈、为公众设计的壁画、呼吁关注流浪青少年的独白创作等。

接下来将说明RICO原则、10年级基准测试和毕业设计展作为一个统一准则在波士顿艺术学院是如何运行的，以及它们是如何成为这所学校的代名词的。

现实中，学生和教师如何实践统一准则？

〇 克里斯蒂娜的RICO评估

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和他的学生，11年级的克里斯蒂娜·阮，坐在一起进行学年末的RICO评估。这是场正式的评估活动，克里斯蒂娜听从了教师的指导，穿上了西服、熨得笔挺的衬衫和皮鞋。她的长发在几个月前染成了红色，现在又染回了原有的深黑色。克里斯蒂娜翻着面前的文件夹，抬头望着罗德里格斯先生和另一位负责在评估过程中做笔记的教师安妮·克拉克。

这些笔记将成为克里斯蒂娜评估档案的一部分，并将用作她在12年级检查学习进度的基础。我也是一个观察者。我每年尝试出席不同指导教师的评估现场。由于RICO评估是我们的“期末考试”，因此我想直接了解不同的教师（以及学生和家长）在每年的大考中有怎样的经历，我想更好地了解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

克里斯蒂娜的母亲到来时，罗德里格斯先生将她带到座位上并表示热烈欢迎，“很高兴您能到这里来。”

罗德里格斯先生说明了面向所有9～11年级的学生进行RICO评估的意义。对克里斯蒂娜来说，这是一次正式的机会，她可以总结自己在整个学年中的表现以及具体地陈述她未来的目标。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克里斯蒂娜的母亲，都可以发表评论并提出问题。

罗德里格斯先生补充了两个要点：“克里斯蒂娜肯定会通过这次评估，学生只会因为不出席或没有做准备而无法通过。我想提醒大家，现在不是批评克里斯蒂娜或为她没有做的事而感到失望的时候，而是要思考她做了哪些事情。”

克里斯蒂娜的母亲点了点头，但看上去很紧张。她拽了拽手提包上的带子，眼睛盯着地板。尽管她就坐在女儿旁边，但她们似乎相距甚远。

罗德里格斯先生将注意力转移到克里斯蒂娜身上，评估开始了。“克里斯蒂娜，你通过什么来向我们展示‘完善’这一思维习惯？”克里斯蒂娜立即打开她的紫色文件夹，并展开10页不同的乐谱记录，上面满是拍号、升音符号、降音符号和音符。

她指着第一张纸说：“这是我第一次尝试作曲，真的很基础。旋律很简单，都是四四拍。当我更加顺手时，您可以看到我是如何完善这个作品的，甚至更改了大调和拍号。”克里斯蒂娜指向另一张纸，“在这个版本上，我对旋律做了更多尝试，增加了更多临时记号、升音符号和降音符号。然后，在最后一个版本中，我添加了其他乐器。我学的是钢琴，但我在这里加了一支长笛，因为我能听出这个也可以用管乐来演奏。”

罗德里格斯先生看了这些谱子，并将其交给克拉克女士。

“你的记录令人印象深刻，克里斯蒂娜。”克拉克女士微笑着说，“很显然，你的努力取得了回报，我记得两年前你甚至都不识谱。”

罗德里格斯先生对克里斯蒂娜说：“等这项活动结束后，我们可以去隔壁听你演奏这个作品吗？”

“没问题，但只有钢琴的这一部分。”克里斯蒂娜害羞地微笑回答。

“我对这项任务有一个疑问，”罗德里格斯先生继续说道，“我很好奇，为什么你用这个作曲来展示‘完善’这一思维习惯而不是‘创造’思维？你显然践行了我们所描述的‘创造’思维。我认为，‘完善’更多地是关于你如何传达信息以及展示你对自己优缺点的理解。”

克里斯蒂娜说：“对我来说，这就是在不断完善。我一直在创造音乐，但是‘完善’对我来说要求更高。我可以熬到凌晨一两点来进行创作，但是‘完善’要求我必须真正去钻研。”

评估继续进行，克里斯蒂娜拿出她的第二个文件夹并展示了她在数学科目上的创造项目，在该项目中，她通过比较3个出售CD的本地商店的商品价格和利润率，证明了她对二次方程式的掌握。

“这是课堂的作业吗？”罗德里格斯先生问。

“不，不是的，”克里斯蒂娜解释道，“我们正在课堂上学习二次方程式和利润率。我想到了有关商店的这种情况。”

为了展示联系，克里斯蒂娜谈论了她在写作研讨课上写的诗歌，并解释了她的诗歌与她在课堂上学习的俳句、十四行诗之间的联系。“我喜欢写俳句，”克里斯蒂娜自信地解释说，“我喜欢这种严谨的风格，这对我来说有点像创作音乐。”

对于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习惯——自主，克里斯蒂娜提到自己在西班牙语课上遇到的困难，她更多地谈论了自己没有完成的学习任务。她展示了她最后的成果，关于作家鲁文·达里奥的没有完成的西班牙语项目作业。“虽然我喜欢学习这位诗人，但我就是做不到用西班牙语完成相应的任务，我已经连续两年不及格了。我知道这是毕业要求，而我已经11年级了，但我就是不喜欢这门课。”克里斯蒂娜很诚实地说：“我逃课的次数超过了上课的次数，这就是我不及格的原因。”

罗德里格斯先生点了点头。在克里斯蒂娜的学年中期RICO评估会议上，她、她的母亲和西班牙语教师签署了一份正式协议，明确规定了改进措施，包括承诺每天去上课。

克里斯蒂娜说：“我知道协议是为了对我有帮助，但我就是不想整个学期都去上课。”

“我问你一个问题，克里斯蒂娜，”罗德里格斯先生停顿了一下，“你在钢琴和作曲课上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这可能会帮助你提高西班牙语成绩。”

克里斯蒂娜想了一会儿才回答说，“我知道我一直愿意在音乐上做出努力，以使作品变得更好。”

罗德里格斯先生随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克里斯蒂娜必须上西班牙语暑期课程。这可能与她想参加伯克利音乐学院暑期课程的愿望产生冲突。

罗德里格斯先生最后问了克里斯蒂娜一个有关她12年级目标的问题。克里斯蒂娜认真地回答道：“嗯，我知道了，我必须去上课，尤其是西班牙语课。我想明年6月毕业，我知道我很聪明，我只要去上课就可以通过所有课程。因此，我想我必须要说服自己做不喜欢的事。否则，我以后会付出代价。”

罗德里格斯先生说：“这就对了。”然后他问克里斯蒂娜的母亲是否想发表想法。

克里斯蒂娜的母亲用不太流利的英语感谢他整个学年对女儿的照顾和对她的照应。她说：“我相信她会好好学习西班牙语的。”然后她谈了自己对女儿学习音乐的看法，“我一直不理解她的行为：在家关着门，戴着耳机，一直在弹琴。我让她上床睡觉，不想让她那么累，但是她不听。我没意识到她在创作，我不知道她这么棒。我不懂音乐，但她在越南的祖父懂音乐。我对她在音乐上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她轻拍克里斯蒂娜的手臂，“这会为她赢得上大学的奖学金吗？这很好。”

“她很棒，”罗德里格斯先生表示同意，“而且她已经知道了自己明年的挑战。您应该为她感到骄傲，咱们去听听这首曲子吧！”

这首原创音乐听起来充满力量又有点奇特，听得出来融合了西方和亚洲的音乐元素。当克里斯蒂娜弹完，她看起来有点气喘吁吁，安静地坐着。

克拉克女士是第一个发言的人，“克里斯蒂娜，听你弹的让我想吹长笛了，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和你一起演奏了！”

克里斯蒂娜微笑着说，“回到学校后，我给你一份乐谱，这样你就可以学这首曲子了，好吗？”

克里斯蒂娜的母亲转向女儿，“也许以后你待在房间里时我不会再对你大喊大叫了。现在，我明白你在干什么了。你的祖父也会感到很骄傲。”

克里斯蒂娜收好乐谱，评估正式结束了。

在对克里斯蒂娜的评估中，虽然我看到她基本上理解RICO原则，并且她在讨论如何完善自己的作曲时很有说服力，但令我感到困惑的是，她现在是11年级的学生并且熟悉RICO评估，却选择了一个相当简单的数学项目来展示她的创造思维。虽然她声称关于不同商店的商品价格和利润率的对比体现了她的创造思维，但我不认为这个项目反映了她对数学学科的掌握情况。我想知道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中RICO原则的执行情况。

在展示自主原则这个方面，克里斯蒂娜意识到她可以将在音乐学习中所形成的习惯带到西班牙语课的学习中，我感到很高兴。在评估的过程中，她开始自主掌控她的学习进度：能否通过西班牙语课程是她可以掌控的事情，如果她想实现进入伯克利音乐学院的梦想，则必须通过这门课程。克里斯蒂娜的案例向我表明，学生与学校之间已经从相互责备的对立关系转变为追求成功的同盟关系。当然，事实并不总是这样，也不总是那么完美。虽然克里斯蒂娜确实展示出了她在艺术课学习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但在西班牙语学习方面，她仍然没有取得积极的成果。尽管她能很好地反省自己的不足，但她的熟练程度并没有达到教师期望的水平。

后来，当我有机会与罗德里格斯先生、克拉克女士一起对克里斯蒂娜的评估情况进行汇总时，我们都认为克里斯蒂娜只能算是成功了一半。我们希望学生能表现出对所有学科领域的精通，而不仅仅是抛出一个数学学科的拓展项目来证明自己践行了RICO原则。我们的目标包括让学生清晰地说出为了取得进步而采取的行动，但是我们目前还不太成功。事实上，克里斯蒂娜不得不放弃伯克利音乐学院暑期课程的名额，去参加西班牙语暑期课程。RICO原则能引导学生反思但却不能创造奇迹。

不过，我觉得我们花在RICO评估上的时间是值得的。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式来探讨学生的学习情况并最终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教师。同时，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来讨论并重新聚焦我们的核心理念（即统一准则）。是的，这需要开无数个评估会议，还可能产生许多分歧，但我相信我们的学生最终会学到更多。

〇 格里的“10年级基准测试”

格里坐在凳子上，面前是他的作品集，等待着面向他的评估开始。视觉艺术学科的负责人凯瑟琳·马什，另一位视觉艺术教师贝丝·巴里洛，一名11年级的学生马科斯，还有我，一起坐在一间小教室里。马什女士首先说道：“那么，格里，这是你的10年级基准测试。我们将回顾你在学习过程中是否做到了‘认真求学’，也就是你有没有以真诚、严谨的态度投入学习的过程中。”介绍完之后，马什女士挺直了高大的身躯，调整了一下眼镜，舒展了双臂，仿佛在迎接工作、我们所有人，尤其是格里。“让我们先看看你带来的两幅自画像。”

格里坐着一动不动，专心地听着。他看着自己的两幅自画像，一幅是在上9年级时画的，另一幅是在上10年级时画的，两幅画放在教室的画架上。格里描述着自己的作品，指出自己从9年级到10年级有了多大程度的进步，以及他对阴影、光线和纹理的运用。

马什女士鼓励他说得更加具体些。她拿起其中一幅自画像，“你是怎么处理皮肤的特点和颜色的？你是怎么表现出光照射到你脸上的？你是如何区分光线照到的地方和光线未照到的地方的？”

格里想了一下说：“我努力把我的脸颊画得颜色更浅，因为脸颊皮肤光滑，并且有更多的光照在上面。我知道我的鼻孔和上嘴唇的颜色应该深一点，因为那里没有那么多的光照。我试着去做了。”

“鼻孔里面呢，那里是什么情况？”马什女士继续问。

格里没有回答，他只是更加仔细地看着画像，马什女士试图给他提示，“画像中的这个地方是应该暗一些还是亮一些？你能说说吗？”

格里似乎明白了她的意思。“没有足够的光能照到那里，所以应该很暗。不过，我确实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暗度，我本可以做得更好，我对作品完善的次数还不够。而且，我真的不擅长肖像画，也不确定自己是否具有创造力。”他淡淡地说。

然后，大家开始评估格里带来的立体作品——他的蝙蝠侠雕塑。马什女士请他谈谈如果重做这个雕塑，在设计上他会做哪些不同的改变。

格里这时显得更放松了。“我真的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如果重新做，我会对其进行更多的挖空处理，以免它会内陷。看到头有点塌了吗？如果我把它挖空，烧制时可能就不会这样了。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使用高温釉。”

马什女士和巴里洛女士都赞同，她们可以看到他很努力，并且成功地向观众传达了他认为蝙蝠侠很酷这个信息。

学生代表马科斯插话说：“这真的很酷。我希望我也可以这样使用黏土做雕塑。我认为，你多加练习之后，肖像画也会画得更好。蝙蝠侠的鼻子做得非常好，你可以学着在绘画时也做到这一点。”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格里有些沮丧地说道，“使用黏土时，我的手自己就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当我握着画笔时，我就更费力了，要考虑的太多了，我知道我比不上班上其他人。”

对实物艺术品的评估结束了，马什女士把话题引到目标设定上。

“那么明年你想在哪些方面进行改进呢？”马什女士问。

“我要按时完成作业，需要自我激励。我一直有拖延的毛病，尤其是当我认为那是浪费时间或遇到不喜欢做的任务时。”他说。

巴里洛女士反驳说：“但在学校里，你总会有不喜欢做的事。当你不喜欢某些东西时，你怎么产生动力？当你对某件事没有兴趣时该怎么办？你如何找到兴奋点？”

格里看着她们，静静地叹了口气，也许有点难过。“我不知道。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有这方面的困扰。”

“好吧，”马什女士进一步问道，“你从视觉艺术学科中学到了什么可以运用到学术课上？”

格里不自在地动了动。

马科斯打破了紧张的气氛，大声地说：“对我来说，当我开始在列车上素描后，我的绘画技术取得了重大进步。你也有很长的通勤时间吧？我会在通勤时戴上耳机，有时候走神，有时候集中精力做家庭作业。很快，我注意到了自己的进步。然后，不知怎的，我在班里取得了更好的名次，我就更加自信了。”

“是的，这就是信心和练习的关系，它们总是捆绑在一起的，一个会伴随另一个出现，这一点我现在深有体会。我知道，如果我行动了，我会更有动力。”格里轻声说。

马什女士总结道：“格里，这真是太好了。让我们看看你是否可以在下学期将这种认知转化为目标和行动。”她拿出了一份文件，让格里填文件中的表格，包括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的目标和行动方案。他们开始一起填表。

“是的，我赞同马科斯的观点。我可以在列车上练习。”

“我在行动方案这里写上了‘在列车上练习素描’。”格里一边说着下学期的目标和行动方案，马什女士一边记录。

到评估结束时，格里已经在教师和同伴的督促和鼓励下，密切关注到自己的进步并设定了可实现的目标。他们让他举了一些具体例子来说明自己成功的地方以及感到不满意的作品。设定诸如“通过所有课程”这样的广泛目标很容易，但是设定诸如“在列车上练习素描45分钟”之类的具体目标则没那么容易。通过这一评估，格里开始自我反思，明确自己的目标。这将对他在高中的艺术课和学术课学习、他的大学生活甚至他的一生都产生深刻的影响。

格里和马科斯都离开教室后，马什女士和巴里洛女士商议并达成一致意见，格里目前掌握的技能不能达到升入11年级的标准，他需要重修10年级的视觉艺术课。她们将安排与他、他的家长进行会面来宣布这一消息。

如果格里是在其他高中读书，他可能上学敷衍了事，图个过关就行。对于高中时期松懈和困惑的状态，他可能会暗暗地感激，因为这使他得以保持默默无闻，不会被注意到。但是，格里是第一个说，尽管他的10年级基准测试有时使他感到羞愧，但这也促使他努力思考接下来的高中生活甚至以后自己想要达成什么目标。尽管当他得知自己需要重读一年的视觉艺术课时感到非常失望，但他也知道与同班同学相比，他的技能确实无法达到标准。他知道这意味着他将无法按时毕业，尽管他努力与视觉艺术学科的教师协商能否通过参加暑期艺术课来代替重修，但教师们却坚持已经做出的决定：他要重修一年的视觉艺术课。

关于格里的此次评估结果反映了教师、家长、学生和我所做的艰难选择，表明我们不只是重视学生对美术材料的理解与运用，还希望他们做到“足够好”。我相信格里重修并学习必要的技能是值得的。这并不代表格里在学业上的失败，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对于一些学生来说，他们要付出更长的时间与精力才能毕业，除了常规的高中课程，他们需要去上暑期课程、夜校上课或重读一年等。

〇 “一生所爱”：梅兰妮的毕业设计

在波士顿艺术学院，毕业设计代表了学生最重要的学习经历，学生会在完成毕业设计的过程中完善甚至实施一个项目方案。并非所有学生都会在高中期间实施他们的项目，许多人在上大学后才开始实施。RICO原则也是该项目的指导准则。学生在11年级就开始进行项目策划，然后可以在12年级的秋季学期进行展示之前不断完善自己的提案。教师们会根据每个项目的独创性、学生对所提观点的理解程度以及项目如何表现出学生的自主性来进行评估。

梅兰妮希望她的“一生所爱”项目得到资助。她描述了她的项目如何为她服务社区建立桥梁。“青少年需要一个地方可以做自己，并且弄清楚自己是谁——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梅兰妮的身高只有一米五，她穿着优雅的红色高跟鞋，头发上系着缎带，这和她的着装很搭。她向评估人阐述了她设计的课外项目，目的是使青少年在资源贫乏的社区有机会学习声乐技巧和戏剧即兴创作课，最终可以排演一部小型音乐剧。她在白板上面展示着自己的教学计划、时间表和预算，充满激情地描述着自己的计划：

“中学4年，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关于戏剧表演技巧的知识，以及如何通过肢体和面部表情来传达这种技巧。我演过一些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的歌剧场景，还学习了一些百老汇歌舞，现在正在研究意大利咏叹调。这些年来，我们还创作了一些流行音乐。我能教给这些青少年一些我掌握的技巧。这些学生要记录下来，包括详细记录个人经历的写作提示。”

“学生还将选择与这些经历相关的歌曲。每个人都会听像艾丽西亚·凯斯这样的歌手唱歌，会听一些说唱歌手在歌曲中讲述生活经历。但我了解到，大多数孩子从未听说过像古斯塔夫·马勒这样的音乐家，他们像歌手坎耶·韦斯特和比莉·哈尔黛一样记录痛苦和苦难。我们将在每节课中花一部分时间来学习不同的音乐。”

“学生将根据写作提示来写独白，然后他们通过即兴创作和歌曲来塑造角色。之后，我们将带学生练习如何通过独白和所选歌曲表达自己，并在当地社区中心或教堂进行表演。”

最后，梅兰妮解释了她做这个项目的出发点。“青少年需要机会成为推动社区建设的积极力量。我清楚地知道青少年多么容易被不良环境影响，该项目的目标是为青年人提供一个避难所，使其免受社会的负面影响，并教会他们如何安全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梅兰妮注意到了很多学校或政策制定者忽略了的事情——艺术是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而且大多数年轻人可以将艺术与大众文化直接联系起来。梅兰妮的项目还帮助她提高了阅读、写作、口头演讲甚至数学方面的技能。她必须制定预算并弄清楚哪些资源可以用不需要购买的现成实物代替，因为她很早就意识到了永远没有足够的资金；她必须至少4次修改提案，直到达到要求；她必须大声朗读她的提案，并将大部分内容记住或记在便签上，以便站在评估人面前完美地展示出来，而这些人将决定她是否能获得资助。学校的RICO原则在她的提案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

从更大的意义上说，统一准则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波士顿艺术学院的RICO原则、10年级基准测试以及毕业设计已成为师生和家长定义学业通过标准的实用工具。这些评估有机会让学生、教师及家长看到彼此的弱点，进行反思，这为学校超越“喊口号”的阶段，成为知识型和创造型组织提供了可能性。

关于克里斯蒂娜和格里的评估都表明，在波士顿艺术学院，我们没有说大话，我们是有实际行动的。就时间和金钱而言，这些一对一的学生评估投入更多。我们的行动计划涵盖了学生学年中期和学年末的RICO评估、10年级基准测试和毕业设计。另外，学生需要有机会向数百名成年人演示他们的毕业设计，这需要相关的教师合理安排时间开展评估活动，包括分配好时间让顾问来与家长联系，让教师讨论评估或毕业设计的进展以及接下来学生可以怎样改进。如果学生没有认真对待评估意见，那么让我们评论作品就没有意义。我们的努力是值得的，因为我们的学生真正“掌控”了他们的学习情况。我们所有人都清楚，这既不是随机行为，也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相反，这是遵循统一准则的结果。统一准则决定了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希望学生成为谁。

尽管波士顿艺术学院的教师仍在寻求更精简的方法来进行评估，但我们对评估的价值充满信心。开展RICO评估和10年级基准测试的想法来源于我们最初的思考：对我们学校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什么？因此我们无须摒弃它们去采用某次会议上提出的某一个热门想法，寄希望于那个想法会奏效。我们清楚想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做。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只是“如何做”，而不必质疑我们当下的方向。

通过毕业设计，我们看到了成年人的世界重视了学生的力量，这个世界他们很快就会参与其中。和其他学生一样，梅兰妮体现了学校的统一准则所能提供的最好的帮助：她向我们展示了教育如何以一种吸引人的方式与年轻人的生活和经历联系在一起。

我是否在主张每所成功的学校都必须制定一套原则，例如RICO原则，或者有同样的10年级基准测试和毕业设计的评估程序？当然不是。我也访问过没有类似RICO原则或PERCS原则但擅长将学生的学习和评估情况透明化的学校。许多学校的领导者有独特的解决问题并改善学生学习体验的方式，他们可能已经发起了一些计划，例如完善学生咨询项目、规划学生的学习进度、评估学生的学习档案或打造小型学习共同体。有这样一所学校，我称之为中央中学，该学校要求所有即将毕业的学生参加8年级毕业展。在毕业展上学生会讨论他们3年来的学习和成长情况，低年级的学生、任课教师、成人社区成员以及家长会作为评判委员会成员，评估学生是否有资格毕业。此外，每个学生都要做好回答问题的准备。问答的过程往往会体现学生的个人理解水平，这个毕业展就代表了他们的统一准则。

中央中学的每个学生都能说出毕业展的重要性。学生可以通过多次参加毕业展来获取毕业资格。少数情况下，学生不得不去上暑期课程以达成毕业要求。毕业展是中央中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所有学生、家长、教师和管理人员都要努力争取最终的通过。学生从6年级就开始接触毕业展，并且所有课程和分数都与毕业展密切相关。毕业展与普通的学校安排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些学校，学生对学校的体验就是一场竞相通过一系列毫无意义的课程的竞赛，或者更糟的是，通过一系列强调“我今天在学校做错了什么”或“我没有完成什么”的课程。在中央中学，教师们发现，为学校师生制定如何思考和学习的完美典范以及行为模式，可以为他们评估自己的实践成果提供统一的参考。

想一下你工作、学习或送孩子去学习的学校。无论我们在其中是何种角色，这些地方对我们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学习和思考习惯？这些习惯是否可以表示为一个统一的准则？学校所倡导的理念与实践之间有什么差距？如果你的学校有一个统一的准则，例如“对全体学生寄予厚望”，那么如何将其作为学校使命和日常课堂实践的一部分？作为教师、校长、家长或学生，你怎么知道这个准则在整个学校都得到了实践？如果你发现自己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或者正在寻找“正确”的答案，那么这可能表明该学校没有成功完成其使命，无论其SAT平均分数多么高、毕业生赢得了什么奖项、图书馆的规模多么大或有多少学生考上了名校。

我对以“所有学校都应……”开头的说法表示怀疑，但我真的想说：所有学校都应提出并践行统一准则。教师需要参与统一准则的制定，并且学校师生必须长期致力于统一准则的实施。最后，我想说，即使是没有统一准则的学校仍然会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准则——对这所学校的总体看法。如果用贴在墙上的海报表达出来，这些看法可能是“我们正在经历失败：我们应该责怪谁”或“让学生取得高分和被大学录取——其他一切都不重要”。要认真地回答并明确“你的学校主张什么”，就得反复追问教与学的实践如何得到改进，学生知道并可以做些什么以及教室中的日常表现是否与你所倡导的理念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