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语境下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几个问题（代序）

包晓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直接提及文化、文化建设、文化发展等问题的语句多达60处，可见“文化”是这篇纲领性文献念兹在兹的关键词之一。文化问题为何如此重要？十九大报告做出了精辟回答“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文化强国的目标，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至关重要。

一新时代语境与中华传统文化

在世界各民族大家庭中，中华民族以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和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而备受瞩目。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传统文化相比，中华传统文化在生命体的绵延、主体的坚忍持久、历史轨迹的明晰、核心价值的凝聚等方面，似乎都更为突出。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就像是由一个运动员坚持的长跑，从起点不断地跑向终点，而其他文化形态，如古希腊文化精神，虽然绵延到今天，成长为西方现当代文化精神，但是，在这一漫长过程中，领跑者不断更换，先是希腊人，后来则是马其顿人、罗马人、法兰克人、雅利安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等等，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接力赛。而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文化则没有这样的运气，它们或是在很大程度上消亡了，或是在很大程度上播散了，或是与其他文化形态混融在一起。唯有中国传统文化卓然不群，即使命运多舛、历经坎坷，却能如瓜瓞绵绵、不断繁衍、无尽无休，从未在播散中丢失了本体和主体，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保持并发展了自身的存在。

中华传统文化在复杂多变的历史时空中能够葆有其生命力，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固然在于外在的客观因素，比如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所使然，更为重要的和直接的因素则可能在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主体和载体的独特性。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是不断存续和繁衍的中华民族生命体。这个生命体的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以及团结奋斗、劳作不息的精神，才是中华传统文化得以存续下去的保证。正是民族生命主体的坚忍不拔和勤奋进取，创造了底蕴深厚、富有特色、成就辉煌的文化载体——中华传统文明。与其他形态的传统文明相较，中华传统文明在器物科技、典章制度、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成果极为丰硕，它们积淀为珍贵的历史遗产和历史记忆，对今天的人们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应该看到，中华传统文化虽然在历史时空的变换中保持了生命的传承，在此意义上，它确如钱穆说的那样像是一个运动员坚持的长跑，但是，当这个长跑者跑过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时候，历史的场景并非总是复制过去也并非总是风和日丽，实际上，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而言，毋宁说困难和曲折的道路要占到多半。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个长跑者总是要有一些变化，有的时候充满朝气，有的时候满怀疲惫。这些变化不仅作用于这个长跑者的心理和情绪，也改变着他的机体结构和主体意识。因此，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观照中华传统文化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立场，将中华传统文化置于不同的历史语境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头脑清醒，才能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有比较准确的判断和分析。

我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一书的导论中曾经指出：“考察进而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问题的生成机制，实际上是对这一问题得以成立的语境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问题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产生、演化和发展的，它的问题机制与时代风貌一开始就受到历史语境的深刻制约，直到今天，当我们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仍然不能不考虑到这一制约因素。”王强、包晓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导论第2页。因此，只有从特定的历史语境出发，才能对中华传统文化问题作出比较真切的观照，这样的观照才有意义。

那么，我们当下谈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问题的时候，所处的历史语境如何呢？十九大报告给出的回答是：“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正是在“新时代”语境下提出的重大历史课题。

“新时代”语境紧承改革开放语境。所谓改革开放语境是指1978—2012年间我们思考和表达中华传统文化问题时所处的语境。这一时期，影响和制约我们认识和思考中华传统文化问题的主要因素包括：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全球化及政治经济利益的结构性调整、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改革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计划经济的体制性反思、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决断。正是在这些动因的复杂作用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才逐步深入，并在1992年之后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快车道。历经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这个节点在十九大报告中被表述为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其标志就是“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相对于改革开放语境而言，“新时代”语境一方面继承了改革开放语境的改革、开放、发展主题；另一方面则对过去的主题进行反思和超越。集中表现在：在政治上，升华了原来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经济上，对改革开放时期经济高速增长模式进行反思，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补”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举措。在文化上，对改革开放时期积累的一些文化问题进行反思，从制度文化、器物文化、观念文化、审美文化、符号文化、习俗文化入手，革故鼎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其核心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显然，在当下认识和思考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离不开“新时代”语境，只有从“新时代”这个历史节点出发，才能更为准确地把握文化创新的路径与方法。

二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农业生产生活实践活动息息相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农业文明所创造出来的最伟大的精神成果，它在观念、制度、器物、审美、符号、行为习俗等方面均积累了巨量的文化资源。如何认识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华农业文明之间的关系，如何对待中华传统文化资源，关系到文化自信的树立，关系到文化强国建设的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于文化与文明的关系，可作一体两面观。美国文化学家菲利普·巴格比指出，文明“在十九世纪的专业用法中——尤其是在法国和英国，其意义精确地或几乎精确地等同于‘文化’。泰勒有意识地将两者作为同一概念加以运用”[美]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0页。。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德国的一些社会学家开始有意识地区分文明与文化。有的人用文化来指“人对自然的支配”；用文明来指“人对其自身的支配”（巴斯的观点）；有的则相反，将文明定义为“一个实践的和理智的知识实体和控制自然的技术手段的总和”，而文化则被限定为“价值、规范的原则以及观念的结构”（莫顿的观点）。在菲利普·巴格比看来，“文明就是城市的文化，而城市则可定义为一种聚居点，其中许多（更确切地说，多数）居民不从事食物的生产。一种文明则是一种可以在其中找到城市的文化”[美]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页。。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指出：“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而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即如近代一切工业机械，全由欧美人发明，此正表显了近代欧美人之文明，亦即其文化精神。”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弁言第1页。在钱穆看来，科学精神属文化，而此科学精神所创造的机械则属于文明，也就是说，“文化可以产生出文明来，文明却不一定能产生出文化来”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弁言第1页。。文化是一种精神的东西，文明则是一种物质的东西。

如果上述观点正确，同样可以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华传统文明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灵魂，是文明的“有意味的形式”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提出的形式主义美学概念，本文用来指称文化与文明的关系。——编者注。中华传统文化既然以农业社会封建世代为社会存在的主要基础，那么，它就必然是那个时代孕育、发展、丰富、存续的“以华夏族为主体的体现该主体的精神气质和特殊追求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和情感模式的综合体”王强、包晓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导论第12页。，展现为那个时代的观念文化、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审美文化、符号文化、行为习俗文化。

中国农业社会、封建时代的历史非常悠久，在两千多年中，不管朝代如何变化，以农业为主体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性质都没有大的改变。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现代法国文化学者阿兰·佩雷菲特在赞同黑格尔观点的同时进而认为，直到现代，这种局面都没有改变，“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有乾隆帝国时的全部遗传信息”[法]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页。。在他们眼里，中国的历史不叫历史，只是荒唐的重复与循环，自外于世界历史时间。

我们不赞同黑格尔和佩雷菲特的历史观，因为它没有看到历史的发展是复杂的，世界文化的类型也是多样化的，并非只有西方历史一种模式。从清王朝的停滞不前，推论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如此，显然既不客观也不准确。但是，应当看到，黑格尔等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深刻的，因为他们不仅看到了中国传统制度文化的缺憾，更从文化角度指出了“停滞”原因。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外溢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艰难地进入了近代工业化历史进程，封建上层建筑和它的统治基础开始分崩离析。晚清以降的种种文化危机表明，中华传统文化业已开启了转型和转化的历史进程。换言之，中华传统文化转化的议题并非始自今日，而是早已有之。清末民初的文化危机意识昭示了这一时代课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中华传统文化转化的起始点和归宿是什么？转化的方式和途径又如何？近代史开展以来，中国文化思想界精英分子提出过不少设想和方案并付诸实践，譬如“中体西用”、君主立宪、维新变法、民主共和等，都试图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某种形式、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的转化。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提出了“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口号。可以说，如果没有1840—1919年间的对外开放、西学东渐、思想启蒙，就不能够设想后来的新的文化形态的出现，譬如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也就是说，正是长期艰苦卓绝的文化革命，推动了中华传统文化实现转化，这些转化所累积起来的力量推动中华文化跳出历史的循环，由传统走向近代和现代。

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文化产业的兴起，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越来越受到重视，对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渐成风气，中华传统文化似乎迎来了新的生机。新的挑战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面对市场化、商业化、低俗化，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如何做到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创造文化价值？如何在有益于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同时有益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新时代语境下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命题的提出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新的历史契机。首先，“新时代”一改改革开放前期中期的发展理念，主张可持续、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对传统文化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庸俗利用得到抑制。其次，“新时代”主张“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明确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这为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明确了基点和原则。换言之，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要以“中华文化立场”为旨归，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目标。这种转化不是复古主义的照单全收，而是去粗取精，扬弃糟粕，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种转化也不是功利主义的猎奇和扭曲，而是挖掘传统文化中具有中华民族普世价值和文化生命力的观念、器物、制度、符号、审美、习俗等元素予以传承和发展。“创造性转化”不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全盘推倒或转化得非驴非马、面目全非，而是将资源形态的中华传统文化转化为价值形态的当代中华文化。这种转化跨越了时代和形态，本身就具有创造性。值得指出的是，对我们来说，中华传统文化固然首先指中国两千余年的农业文化，同时，也必然包括近代转型文化、现代反帝反封建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当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命体的绵延，它的历史不能割裂。

三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中华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语境下“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然要求。那么，在“新时代”语境下，“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的区别是什么呢？创新性发展又有何必要性？这是我们在思考中华传统文化可持续性问题时必须回答的问题。

中华传统文化是与西方传统文化并称的重要文化形态之一，它的巨大文化价值和独特魅力无人能够否认。然而，如前所述，它的历史轨迹在两千多年的中华农业文明中，不断地画出一个又一个历史循环的圆圈，以至于被黑格尔断言“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我们虽然不赞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史观，但却不能不承认黑格尔看到的历史真实。反思历史我们发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实际上与这种独特的历史循环有很大关系。

中华传统观念文化的核心价值主要是在春秋战国这个文化的轴心时代形成的，而封建制度文化则主要是在秦汉时期奠定的。秦汉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动向是凝定与制度化。在这一历史时期，封建帝国对先秦文化进行了全面整合，在此基础上有所选择、丰富和发展。比如：在制度文化上，强化皇权，国家机器的统治职能系统定型。在观念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官学化经学化，成长为封建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与权力相结合的儒家思想，日益与人们的行为规范相契合，成为塑造民族性格的精神力量。在符号文化方面，汉字书写进一步规范和统一，有力地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凝定。在审美文化方面，秦汉的风格古朴、恢宏、廓大、沉郁，在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体现。在宗教文化方面，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东汉中叶，道教创立。中国的宗教文化从此别开生面。在器物文化方面，秦汉时代，建树颇多。诸如应用数学、天文观测、医学和药学、造纸术等，都领先世界。概言之，秦汉时期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各个方面都体现出制度化的特征，这些制度为后代王朝的统治提供了基本范式。

从周兴到汉亡，在中华大地上朝代的更替不断上演，历史看上去确实像是在循环往复，但并非停滞不前。因此我们认为，以秦汉为界，此前的历史循环往复运动，颇多文化建树，历史亦沿着进步的路线螺旋式地上升。秦汉之后，臻于成熟的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进入了丰富、缜密和普泛化的历史时期。这一漫长阶段的历史轨迹，与黑格尔和佩雷菲特的批判多有吻合，看上去历史似乎停止了前进，只是在不断地画圈，复制前朝的故事。甚至从国人津津乐道的清朝康乾盛世，佩雷菲特也嗅到了一股腐朽衰败的气息。

但是，不论是秦汉之前还是秦汉之后，这一独特的历史循环都并非毫无意义。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它稳固并强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观念内核，使其在更广大范围和领域泛化和普及，成为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稳固并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使儒教伦理、道家精神、世俗化宗教情感成为中国人心灵深处的集体无意识。正是这种独特的历史循环才强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确保了钱穆所说的一个人的长跑能够坚持到底。当然，从历史进步的角度来说，这一历史循环所带来并不断强化的故步自封、安于现状、乐天知足的文化心理，其产生的消极影响也不容低估。特别是在明清两代，文化专制和锁国政策成为国家主旋律，严重阻碍了中外贸易与文化交流，束缚了中国人民向外发展的活力和进取精神，阻抑了文化转型的步伐。

不能否认，中华传统文化在近代转型期明显缺乏创新性发展。因为缺少内在的历史驱动力，“创新性发展”完全依赖于外力的刺激，只是当这种刺激严重到挫伤了民族的文化自信、危及王朝的统治、动摇了儒教伦理，才激起了创新性发展的欲求。然而，正是因为历史惰性的过于强大，从近代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任何创新性发展的谋划和道路都不能够达成全民族的共识，不得不通过各种战争，付出巨大的代价和牺牲，才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民族的近代转型是世界史景观中最艰巨、最复杂、最有戏剧性的历史转型。

对现存的任何一种文化形态来说，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都是通向未来的根本性原则，对中华传统文化而言更是如此。实际上，自近代史开展之后，中国的发展已经纳入世界史进程，历史的循环已经被打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华传统文化在器物文化方面日益受到西方先进的工业生产方式的影响，出现了代表这种生产方式的主体——中国的产业工人阶级。在观念文化方面，马克思主义与各种西学渐次传入，逐渐成长为新的观念文化形态，并与中华传统文化相龃龉相融合。在制度文化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均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走向产生深远影响，并实际塑造了新的文化形态。凡上述种种，均可谓文化的转化与创新。

中华传统文化深厚博大，拥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不仅体现在它的遗存众多、原典丰富等方面，更为主要的是它深入人心，早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成为支配中国人行为模式、思维模式和情感模式的重要内因。一个中国人在器物、制度、观念、符号、审美、习俗等方面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就是他的文化徽章和民族烙印。正是因为中华传统文化在现当代社会依然葆有其强大生命力，所以，任何对它的转化和创新都是一个有难度的课题。

在“新时代”语境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结合起来。首先，不应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混为一谈。所谓创造性转化是指根据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开发和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将其转化为有益于当代的新的文化成果。在这个文化成果上面应该能够辨识出中华传统文化的元素，应该具有“中华文化立场”，应该见得出中华传统文化的身影。转化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主题、技巧、方法、形式、载体等方面的前所未有和与众不同。比如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之于古典名著《红楼梦》就体现了这种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更高要求。中华传统文化要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推陈出新、葆有生命力，仅仅依靠创造性转化还不够，还需要创新性发展。与前者相比，“创新性发展”显然更具有前瞻性和开放性，更需要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以为己用。在本质上，“创新性发展”之于中华传统文化，所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所获得的是前所未有的成果。换言之，在文化上它是一种新的形态或样式。显然，这样一种新的东西必须通过创新才能获得。其次，不应割裂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关系。创造性转化是创新性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只有文化上成功的创造性转化大规模地涌现，文化上的创新性发展才具备前提条件。因为只有这样才意味着我们的当代文化接通了传统的血脉，才能够获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创新性发展虽然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但是仍然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回馈中华传统文化为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属于新时代的崭新文化，才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