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流动的动力17

关于农民流动原因，现有的一些研究分析，大都是从外部进行的，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诸如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农民的收入预期提高等等，回答的是“农民为什么要外出”的问题。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微观的，即：“为什么有的农民外出，有的农民没有外出？”探讨这个问题不能只有宏观的数字推断，应当深入到外出农民群体本身去寻找。

在不同类型的地区，流动的基本生活背景是有差别的。东部江浙一带与中部的安徽、河南、江西等地都有较大规模的农民外出，但不同的是，前者是发达和相对富裕条件下的流动，后者是欠发达和相对贫穷条件下的流动。前者往往是为了追求更发达而出去，后者往往是为了摆脱欠发达而不得不出去。由于背景不同，就业选择方向也不相同。如外出的江浙人一般以从事独立的生产经营活动为主，外出的中部地区农民则以从事雇佣性体力劳动为主。

从流动的微观主体来看，农民外出的家庭和个人方面的成因、动机、条件的差异更为复杂纷繁。结合本项课题调查的数据结果和个案材料，我们试图对农民外出的内部成因作出新的分析。

一、发展型外出

外出不是迫于家庭生活本身的压力，而是出于致富和发展的欲望。就本人主观感受来说，不外出也可以保持比较稳定而且能够持续提高的生活。我们把回答外出原因时说“生活不困难，外出多挣些钱”和“出来见见世面，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的两类人归结为“发展型”，其中持前一种回答的175人，占25.9%，持后一种回答的165人，占24.3%，二者合计为50.2%，也就是说，有半数左右的农民外出属于发展型（见表1）。

表1 农民外出原因划分

说明：1.生活不困难，外出多挣些钱；

2.出来见见世面，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

3.生活困难，外出挣点钱；

4.和村干部有矛盾，在家受欺；

5.没有计划生育指标；

6.躲避债务；

7.其他。（以下同）

发展型外出主要是三种人：

一种是在家乡就有一定技能或者善于生产经营的人，如技术较好的木工、瓦工、电工，甚至汽车司机，经营能力较好的小商小贩等。一般来说，他们不出来，在原地农民中收入和生活水平也相对较高。所以出来，是因为发达地区的工资高，或者经营利润高，发财发展机会更多。所谓“生活不困难，外出多挣些钱”，主体是这部分人。这里所指的生活困难或者不困难，问卷本身并无数量标准，回答者本人也不量化为收入数字，而主要是一种主观感受，但是这种感受并非凭空而来，依据便是本户在家乡的相对生活状况和收入水平。

一种是年龄较小，文化较高，一般还没有成家，甚至刚离开校门不久的年轻人。这部分人一方面没有家庭生活负担，出来以后大多是自己挣钱自己用；另一方面文化程度较高，对未来生活有较高较多的期望。所谓“出来见见世面，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的主体是这部分人。这部分人中有的从来就没有务过农，或者虽然务过农，但对务农职业毫无兴趣。不少人声称，宁肯在外流浪，也不愿回去种地。从其家庭背景来看，有的家庭生活条件较好，甚至相当富裕，外出纯是个人要寻求某种成功，有的家庭条件并不好，甚至还比较困难，但因为不是家庭主要成员，所以家庭的困难抑或不困难，都不是由他直接承受，也不构成影响其外出的主导因素，追求个人的发展才是其直接的主要动力。这部分知识型青年人具有比较清醒的社会地位意识和个人实现观念，认为用制度的力量把中国人分成权利地位不平等的“城市人”和“乡下人”是不公平的。他们不仅把外出作为一种谋生手段，而且作为实现地位提高的一种现实努力，视为对导致权利不平等身份体系的挑战。

还有一种是在家乡无事可做，土地经营不需要，又没有非农就业机会，才出来务工或经商。这种人往往本身文化素质不高，发财致富或实现个人成功的想法比较模糊，出来是因为相对单纯的就业需要。有的人说，“在家没事干才出来”，“村里年轻人大都出来了，我不出来，别人会说我没有出息”，这种情况在流动者中占一定比例，但因为问卷中无此问项，所以无从判断其大致的总量规模。这种外出虽有某种被动性，但不是受到直接的生活压力，所以我们仍将其归为发展型。

关于一个假设问题的回答可以验证确实存在相当数量的发展型外出。访谈中有一个问题：“如果你外出前有5万甚至10万元的存款，是否还出来？”应当说，对于一个普通农户，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来说，拥有如此数量的存款已经可以衣食无忧，甚至享受小康了，但是，有45.6%的人回答“仍然要出来”。至于为什么，具体的回答多种多样，如“钱当然越多越好”，“外边挣钱机会多”，“要干一番事业”，有的甚至说“有100万也还要出来”。可见，他们看重的是更好的发展机会。

二、生活型外出

外出是基于直接的生活压力，具有某种被迫性，即由于家庭或个人生活方面遇到某些困难，为了摆脱这些困难选择了外出就业。如果说，发展型外出的激励主要是人口迁移理论中的“拉力”因素，那么，生活型外出则主要是“推力”因素。生活型外出者对于外出原因的首项回答是“生活困难，外出挣点钱”。持这种回答的调查对象占总量的43.2%。个案分析显示，生活型外出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家庭温饱难以解决，为温饱而外出。相当一部分农民来自欠发达地区的贫困县乡，其家庭尚未解决温饱，或者没有稳定脱贫，如安徽的阜阳，河南的信阳、商丘，四川的万县、达县等地区的一些农户，尤其是其中一些山区、多水旱灾害地方的农民，相当一部分属于这种情况。来自这些地方的农民大都说，家乡很穷，生活很苦，不出来不行。

一些苏北的农民说，如果不出来，孩子上学的钱都交不起。有些农户原本温饱已经解决，但是由于天旱水涝等原因，生活重又回到温饱线下，如1994年淮北、河南等地大旱，粮食减产甚至绝收，有的农民吃饭发生困难，遂大量外出。我们访谈时听到农民这样说，出来后能填饱自己的肚子就是收获。又如1995年西北一些地区大旱，严重的地方颗粒无收，并无外出打工传统的宁夏西海固、甘肃定西地区也出现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我们在内蒙古的河套地区遇到一批批来自这些地区的农民，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第一次出来，首要目标是解决温饱。据定西地区有关部门统计，1995年6月份全区有30万农村劳动力外出，占到全区农村总劳动力的35%（《中国劳动报》，1995年8月10日）。

从这些地区来看，流动就业实际上是农民追求温饱、抗御自然灾害的一条重要途径。在这种情况下，流动既是部分农村农户经济危机的产物，又直接缓和了这种经济危机，缓和了社会矛盾，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恶性事件的出现。

（二）温饱不成问题，但是收入增长困难较大，生活水平面临下降的威胁，外出是为了抵御这种威胁。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近几年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负担过重，提留统筹及各种集资摊派过多，农用工业品涨价过快，粮棉等农产品价格相对较低，通货膨胀等。也许从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这些地区的农村人均纯收入是逐年上升的。但是，有两个问题往往被忽视：第一，一省或一地区范围内平均数字的提高掩盖了部分农民生活困难和相对经济地位下降的事实；第二，即使这部分农民的收入水平有所增长，但是与其生活期望相比仍明显滞后。

从访谈的情况来看，农民一方面承认近些年的生活水平客观上有所提高，另一方面认为日子并不如80年代初中期好过，不顺心的事情在增加。这部分农民经济上的相对剥夺感较强，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满意程度在提高。一部分人说，不出来务工经商，稳定的生活难以维持。在回答“家中若无人出来做工，你家的生活水平与三年前相比是提高还是降低”时，有45.8%的民工回答将要下降，30.6%的民工回答差不多，23.6%的回答仍然会提高。

问卷调查显示，有近半数的人认为外出就业有助于防止生活水平的下降。可以说，相当一部分人是在对生活危机恐惧心理的驱使下走出家乡的。我们认为，分析近些年农民流动大规模发生的原因条件，除了要承认经济发展是主要推动之外，也要关注这种非正常现象的存在。

面对“如果你外出前有5万或10万元存款，还外出不外出”的问题时，有38.4%的人回答“不外出”，持这种选择的人大多数属生活型外出，即外出并不是要改变传统身份，提高社会地位，而基本上仍是从传统的农民观念出发，把外出作为满足特定条件下生活需要的临时举措。

三、特殊型外出

导致外出的直接因素是在家庭或个人生活中的一些带有偶然性、临时性的特殊事件。这些事件对于外出者大都是不愿发生的遭遇。数据分析显示，有6.4%的外出者属于这种特殊型。这些特殊事件大致可分为：

（一）外出者与乡村干部有矛盾，占0.7%。矛盾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因提留摊派问题与干部吵架打架，有的是在耕地承包或调整中受到干部欺负，有的是对乡村基层组织的腐败不满，有的是因为某种原因被处罚，如罚款、扣押等。这些大体都属于负气出走，有一种“惹不起，躲得起”、“一走了之，不见不烦”的心态。

（二）计划生育方面原因，占1%。有的外出是为了超生，或者在家乡超生后外出，也有的不是超生属“抢”生，即第一胎或第二胎生育虽然都是可以批准或已经批准的，但生育过程不在批准或要求的时间之内。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就迫不得已地选择外出以逃避处罚。访谈中遇到个别数年不回家乡的年轻夫妇，仔细询问往往有这方面原因。

（三）“其他”，占5.6%。个案材料显示，这部分情况很复杂，难以概括。大体说来，较多的是家庭已经或即将发生重大支出而现实财力不堪负担，如由于家人生病、婚丧、建房、罚款等情况而债台高筑，或者虽然尚未举债，但即将发生一些大项支出，依靠正常的家庭生产经营无法满足这种需求。在这种特殊困难下，外出务工经商便成为一种超常规的积累方式。如我们在流出地苏北某村对25户外出者的调查，就有6户是负债外出的。除此以外的原因是家庭内部矛盾或个人际遇不顺，如婆媳不和、父子不和、高考落榜、失恋、逃婚等等。

特殊原因外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特定条件下农村社会生活中某些矛盾的尖锐化，其中农民与基层干部人员的矛盾值得特别关注。

需要说明的两个问题：

（1）关于外出成因的类型划分，只能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概括。这种相对性起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具体到某一个流动就业者来说，其外出的动机成因经常是综合的、多方面的，发展型的因素和生活型的因素甚至特殊型的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这是由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决定的。我们判断并划分其类型，主要是看激励其外出的最直接因素是什么，本人对于外出动因的认同更偏重的因素是什么。其次，流动就业本身是一种变化发展着的生活，流动者外出的动机因素也是变化的。随着原来一些问题的解决，生活型的外出可能转化为发展型的外出，随着某些新的困难的出现，发展型的外出也可能转化为生活型的外出，特殊型外出的转化也会在情况变化中实现。我们据以判断并划分其类型的，主要是本人最初的外出动因。从目前的总体情况来看，流动就业对于流动者本人的影响，主导方面是促使生活型、特殊型外出转化为发展型外出。

（2）样本中的生活型外出与特殊型外出占到外出总量的半数左右。我们并不据此而认为全国的流动就业农民中半数属于生活型外出和特殊型外出。也许其他地区是另外一种情况，或者与这种情况有很大不同。这样一个判断只适用于特定的局部地区，即苏南上海的三县一区，而进入这个地区的农民主要来自江苏北部、安徽、河南东部和南部，还有四川东部。这几个来源地农村都是中西部经济不发达的传统农区。这些地区的资源条件差，非农产业增长乏力，农民收入低，而且农民承受的种种负担较重，引发的社会矛盾和事件较多，曾经是而且至今仍然是中央政府下大力气解决负担问题的重点地区。所以，从这样一些农村流向发达地区或大城市的农民，背上承受的生活压力更重，对于自我生活处境的评价更低，就不足为奇了。

四、外出者生活预期

流动就业的生活预期是和外出成因密切联系着的。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外出成因，就有什么样的生活预期。但是，二者又有重要区别：第一，生活预期是流动者外出以后在新的现实条件下对未来的希冀，而不是外出前在家乡时关于外出具体目标的设想。第二，生活预期是流动者对未来生活的一种相对宏观、相对长远的期望安排，具有粗线条的规划性，而外出成因则是具体的、暂时的。关于生活预期的调查，目的是了解有了一定时期外出经历的流动者对于未来的打算。

一个直接测度外出者生活预期的问题是：“你是否想长期在外面干下去？”有25.2%的人回答“想”，有53.0%的人回答“不想”，还有21.8%的人回答“说不清”。从问卷回答的数据结果来看，表示“不想”长期在外干下去的人占半数以上，但开放式访谈发现，其中有一部分人并不是真的“不想”，而是认为“想也没用”。表示“想”长期在外干下去的人，年龄越大，数量越少，其中16—25岁者占36.6%，26—35岁者占36.7%，36岁以上的占26.7%。从相关分析来看，属于生活型、特殊型外出的农民，外出大都是一种临时行为，并无长远安排，一旦基本的生活目标达到，就要回去。

一个间接测度外出者生活预期的问题是：“如果你现在挣了5万或10万元钱，你准备怎么办？”有16.8%的人回答“继续在外面干”，42.9%的人要“回乡创办自己的事业”，25.6%的人要“回乡轻轻松松过日子”，另有14.7%的人表示“没有想法”。

相关分析发现，在相同的年龄组中，年龄越小的外出者希望长期在外发展的意愿越浓厚。表示“继续在外面干”的，16—25岁者占14.5%，26—35岁者占20.4%，36岁以上者有这种想法的人数便下降了，36—45岁的人尚占19.0%，而46岁以上的便下降到12.0%。表示要“回乡轻轻松松过日子”者，中年人只占39.7%，老年人上升到72%。可见，年龄越大，越想求得一种安稳舒适的生活。由此也反映出另一个问题，年龄越大，迫于生活压力而外出的人越多。表示“回乡创办自己的事业”者，青年人热情最高，有51.0%的人有这种想法。

如果把上述四种回答者分为四类人，基本判断是：第一类人可能属于比较典型的外出发展者，有在外实现更大发展的抱负和坚定的移民愿望。这些人还有一个特点，即基本上适应了异地就业生活，心理方面较少“异乡客”的落寞感，有的甚至说“已经喜欢上了当地的生活，再也不想回到落后闭塞的家乡去”。第二类人虽然有继续发展愿望，但还是选择了回乡。一方面，有部分人是要回去适当享受，也有不少人说有了本钱回去做小买卖，或者在家里办个店。另一方面，部分人对异地生活不适应，有的表示“外地再好也不如家乡”、“与当地人处不来”，也有的说“外地挣钱虽多，但太苦太累”，所以有了资本，还是要回去。第三第四两类主要是一些对未来没有更高追求的人，他们的生活预期就是能把生活过得轻松些。他们的基本生活逻辑是，去外地挣些钱，回到家乡消费，当家庭经济状况发生重大改善时，便不再出来。有相当一部分被访问者提出，“希望政府在我们家乡多办些企业，那样我们就不用出来受苦了”。外出对于他们，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199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