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爱人，推己及人
叶正猛先生是新湖慈善基金会的秘书长，是我这几年从事公益活动的好朋友，他之前是浙江新湖集团的总经理，算是一名企业家。正猛还曾经是浙江最年轻的县委书记之一，由从政转为经商，现在又开始做慈善，其经历令我仰慕。他也是温州人，有温州人的商情，也有温州人的慈善之情。后来我发现他之前是学中文的，他三十多年前写了一篇文章，我经他同意也收录到我的这本杂文集里，以下内容是他的文章。
杜甫是我们中国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现实主义诗作“不仅广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而且大胆深刻地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要求”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下简称《茅屋》）是他著名的代表作之一。诗人以高超的叙事艺术，真切地描写了自己晚年寄寓他乡穷愁潦倒的悲惨生活，并推己及人，联想到社会上众多受苦的人，提出了闪烁着人道主义光辉的宏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南宋诗人郑思肖曾画过一幅《杜子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图》并题了一首诗：“雨卷风掀地欲沉，浣花溪路似难寻。数间茅屋苦饶舌，说杀少陵忧国心。”昭示了杜甫诗中深刻的主题思想。郑思肖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怀有“与大众同生死，同粥饭，同行住坐卧”，“我安，大众未安，我绝不敢独安”（《十方禅刹僧堂记》）的理想，他从忧国忧民的高度理解《茅屋》中的思想意义，的确十分肯綮。虽然后世对《茅屋》诗中“寒士”的所指有争议，但大多数论者对诗中表现诗人高度的思想境界，艺术地体现中华民族舍己为人的美德是十分肯定和赞赏的。
傅庚生在《杜诗散绎》前言中说：“诗人杜甫不只在诗歌的创作上给我们留下了丰盛的遗产，更重要底（的）是诗歌的教育意义和鼓舞的力量。”《茅屋》这首诗的“教育意义和鼓舞的力量”，就是诗中表现的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令人可喜的是，这种民族美德在古典文学作品中的表现，绝非《茅屋》所仅有，在《茅屋》诗的前前后后，我们发现有不少影响杜甫和受杜甫影响的作品，在思想上、创作上十分明显地形成了一条迭相承继、发扬创新的红线，丰富而形象地体现了作为中华民族美德精粹的推己及人、舍己为人的精神。
记述春秋时齐国贤相晏婴言行的《晏子春秋》卷一载：“景公之时，雨雪三日而天不霁。公被狐白之裘，坐堂侧陛。晏子入见，立有间，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对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婴闻古之贤君，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
这是晏子借进谏之机表达了古代仁人志士“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的大同怀抱，为封建社会提供了一个高贵品质的标准，可视为《茅屋》特别是后来白居易《新制布裘》诗的一条很好的注脚。数百年后，处于社会动乱，生灵涂炭建安时代的诗人曹植在他的《赠丁仪》诗中，有感于“黍稷委畴陇，农夫安所获”，天灾人祸使庄稼萎死田里，人民一无所获的情景，借用《晏子春秋》的故事，对统治阶级进行辛辣的嘲笑：“在贵多忘贱，为恩谁能博？狐白足御冬，焉念无衣客？”——自己处在受统治者排挤的危险境地，却以深沉的慨叹表达了对广大劳苦人民的惦念、关注，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晏子这样贤达之士的恳切思慕。
过去评论杜甫《茅屋》，只强调它对后人（白居易）的影响，其实杜甫的精神一方面是他在那个特定的“变开元为天宝”时代里的遭遇给他塑造的；另一方面也是古代精神遗产的继承。对照这三篇作品，不难发现，杜甫《茅屋》中的这几句诗正是晏子的名言在自己特殊情境下的形象体现，也是曹植在诗篇中救世济人理想的正面抒发。杜甫是“温而知人之寒”，其精神更为可贵。
《瓯北诗话》指出，杜甫诗中的有些内容“此古人皆久已说过，而一入少陵手，便惊心动魄，似从古未经人道者”，《茅屋》正是这样，它所表现的可贵精神，虽古人也已说过，但只有在杜甫的诗中才“惊心动魄”，历久弥新。
杜甫的可贵，在于他秉持这种舍己为人精神的一贯性，无论在什么境遇下，都能把个人的生活融合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苦乐之中。在他的诗中，我们还能找出不少与此交相辉映的作品。在危机四伏的安史之乱前夕，杜甫写下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杰作，“从个人的悲惨遭遇推及广大人民的痛苦，表达了对于国家前途的深刻的忧虑”（文研所《唐诗选》）。他在“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的惨状下，却克制自己，摒除一己之私，念着更多人的不幸：“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表达作者自己按例享受免租免役的特权，犹遭遇意外，对比之下，平民百姓的纷扰不安更不待言了，因而那颗沉重的心就被那些没有产业、田地的流离失所的人，和远离家乡、镇守边塞的战士所牵挂，忧思就像终南山一样压在心头。杜甫就这样在失子的巨恸之下，还不忘祷祝广大人民摆脱苦难，可见杜甫的视野早已超出了统治阶级的藩篱。他在《茅屋》诗中，“虽然说的是‘寒士’，但其实也包括贫穷的庶民，这也是他的己溺己饥的稷契思想的体现”（刘开扬《杜甫》），是可信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同时同地作的《楠树为风雨所拔叹》（以下简称《楠树》），是和《茅屋》表现了同一精神的姊妹篇。写“东南飘风动地至，江翻石走流云气”，特大的风雨，掀拔了草堂茅屋前的古老楠树，致使“草堂自此无颜色”，诗人十分惋惜。但他不止于自叹，而是借以寄寓深广的社会意义，作者追思了楠树对大众的好处：“野客频留惧雪霜，行人不过听竽簌。”眼下楠树既倒，那些在树下憩息的农夫及过路行人，与自己一样要遭霜雪之苦，再也不能在树下听树叶翻动像竽簌一样悦耳的声音以解除疲劳了，因而痛如切肤，仰天呐喊，表现出的可贵思想感情，与《茅屋》相互映照。如果说《茅屋》通过叙事，表达理想，《楠树》则借以纪实，生发情思。前者“从破后穷极其苦而矫之（矫之，指末五句，翻出奇情，作矫尾厉角之势）”，后者“从拔后追美其功而惜之”，“不可轩轾”（《读杜心解》卷二）。《楠树》这一篇在艺术上特别在思想意义上是同《茅屋》相互比美的力作，为我们提供了《茅屋》所表达的思想意义之不可否定的一个佐证。
无论在安史之乱前还是后，杜甫都能为天下穷人呼天抢地，寄以极深广的同情，而把自己的艰难困苦置之度外，这是杜甫的伟大之处。杜甫以自己独特的境遇、独特的襟怀，继承了推己及人、人而忘己的传统美德，并把它推到更高的艺术境界，给后人留下很大的影响。
最早受到杜甫精神启发的是白居易。他所处的中唐社会，经济已遭到严重破坏，国力也十分虚弱。白居易在几十年的从政特别是前期京师供职中，“忘身命，沥肝胆”，履行他的“兼济之志”。元和初年，他新制了一件棉衣，为此特地写了首《新制布裘》，诗的开头赞赏布裘：“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得意之状，溢于言表。但时到中夜，诗人有所思虑，起身抚裘徘徊，想到“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在诗的最后绎化杜甫《茅屋》中的诗句，表达了自己兼济的理想：“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与这首诗相仿的，还有一首《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更深刻地剖示了身穿“绫软绵匀温复轻”的“水波文袄”所激起的内心矛盾：“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最后诗人展开了这样的想象：“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
白居易曾呼喊过，“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这时，他为了同样的目的，一展想象的翅膀，盼望有一件使天下百姓都得和暖的“地衣”，真是“狐白足御冬，焉念无衣客”。“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与杜甫的用心相似，“盖亦有志衣被天下者”（《九家注》本引赵次公语）。如果说杜甫是“宁苦身以利人”，那么白居易是“推身利以利人”（黄彻《碧溪诗话》）。身份境遇不同，理想不谋而合，同样可贵。前者直接影响后者，更有“吾道夫先路”之功。
中国文学史上，宋代是词的“百花园”，北宋文学家苏轼把杜甫《茅屋》等表现出爱人忘己的优秀品德引入了词的领域。他的《浣溪沙》上阕写道：“万顷风涛不记苏，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给劳苦人民带来温饱，使“忧者以喜，病者以愈”。作词的时候，诗人正谪居黄州，内心饱藏激愤不平，但可贵的是他把个人的命运置于人民的苦乐之下，把众人的温饱作为自己最大的愿望、最大的喜悦。与杜甫在风雨破屋的无眠长夜中吟咏开阔胸襟一样难能可贵。刘熙载《艺概》中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苏轼“以诗为词”，在“剪红刻翠”的文学体裁中，把诗圣杜甫的高贵精神发扬光大，这是他的高明之处。
杜甫、白居易、苏轼这三位文学家，分别从人民生活的基本方面——住、衣、食着想，推己及人，表达了对民生的亲切关怀，也反映出诗人高尚的道德品格。联系起来读，我们的领会就更全面、更深刻。
现实主义的精神，到了浪漫主义诗人的手里，展现的是意味迥殊的雄奇世界。北宋王令是一位眼观人间、想落天外的有理想有才华的青年诗人，他留下来的诗作，大都表露了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自己拯世救民的宏大抱负。以杜甫《茅屋》为代表所表现出的不为己利、心忧天下的精神，在他的诗篇里留下了深刻印记。他描写暑旱炎热的诗——《暑旱苦热》《暑热思风》，以豪放的语言、奇异的夸张，渲染了“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的狂热世界。诗人在炎热逼人的煎熬下，首先期望把清凉带给整个人间，前一首说“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后一首说“坐将赤热忧天下，安得清风借我曹”。炎热中想象清凉世界，犹如“长夜沾湿何由彻”苦境里盼望出现的“广厦千万间”，诗人自恨不能“提”在手里给“天下”，使人民脱离火坑，也就不愿一个人独享清福，而思念着把清风借来吹拂“赤热天下”。
与王令同时期的诗人韩琦也有一首《苦热》诗，表现了相似的内容：“尝闻昆阆间，别有神仙宇……吾欲飞而往，于义不独处。安得世上人，同日生毛羽。”浪漫主义的作品，把理想作为直接描写的对象。作者为了直抒胸臆，表达自己强烈的主观感情，总是塑造现实中不存在或罕见的形象，通过幻想、夸张等手法来完成。王令、韩琦的这几首气魄雄伟、气象阔大的诗正是这样。尽管同《茅屋》等诗理想的表达方法不同，其“安得”的具体内容也不一样，但它们的精神实质是一样的，表现了作者同样的道德情操。
杜甫受前人影响，通过苦难生活体验产生的理想和高尚道德，在后来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里，更是发扬光大。因为这样的时代，忧国忧民的思虑在许多爱国者的心中同时交织着，他们面对残缺的河山往往寄予苦难人民以不同程度的关心和同情。宋末爱国诗人林景熙作过一首《陈子植草庐成求予赋》，抒写离乱之情，亡国之痛：“我哀丧乱余，人烟半凋残。风凄狐兔警，露重星斗寒。丈夫坐一室，此念弛九寰。”所以草堂人，安得千万间驰念民生的凋敝、民族的苦难，表达了对杜甫精神的向往追慕。
更值得一读的是两宋之交的李纲和明朝于谦的两首咏物诗，作者都表达了以自己的牺牲换取人民幸福的可贵的献身精神。李纲的《病牛》：“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李纲是抗金的民族英雄，南宋王朝建立初期曾任宰相，为了抵御外侮，他努力革新弊政，却落得了降职流放的结局，但他恪守信念，认为只要对人民有利，即使遭受打击，风烛残年，也要拼搏到底。诗中塑造的因耕田受伤的病牛形象，正是作者身世的寄慨、人格的化身、精神的写照。
于谦写过一首著名的《咏煤炭》：“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于谦生活在明朝受北方蒙古骚扰的多事之秋。1449年前后，在战争屡败、皇帝被俘的许多危险关头，他身系朝野安危，爱国忘身，力挽残局，誓保金瓯。“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一句也出自于谦之手，最后他冤死于明英宗之手。这首《咏煤炭》，借物抒怀，展现了一位开明政治家的广阔胸怀，表达了他在险恶环境中，不惜以个人毕生的心血、年华，换得苍生温饱的决心。
这两首诗，从思想内容上说，作者表达的舍己为人精神，是对前人优秀道德传统的继承，同时吸取了历史对于自己时代的要求，有着发扬和创新的内容。如果说，杜甫、白居易、王令等人的诗都以“安得”语式，表现一种假想的希望，那么李纲、于谦则十分现实地直面受挫甚至牺牲，立下了“但为苍生”、在所不辞的誓言，把古代文学中表现的这一崇高道德又推向一个新的水准。从艺术上说，处于矛盾错综的险恶环境中，他们用咏物诗意微而显的方式、形神兼备的描写，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思想感情，含蓄而有韵味。美国诗人爱默生说：“美的光辉……那就是从艺术作品所放射的人的性格的光辉。”《病牛》《咏煤炭》算得上是古代咏物诗中的优秀之作。
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茅屋》前前后后的作品，表现出极其宝贵的思想感情，以艺术美折射出作者人格美的光辉，千载之下，尚能摇人心旌。
这些封建士大夫的进步作家，处在以“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为“唯一原则”的封建专制制度下（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为什么能够表现出这样高尚的道德呢？恩格斯论述道德阶级性有一段名言：“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诚如恩格斯所说，我国历史上，一方面，封建主义思想意识和道德规范，形成一个庞大而完整的体系；另一方面，代表被压迫者利益的优秀道德源远流长，成为民族伟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我们的祖国成为举世公认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特别是其精粹部分，是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在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及受其影响的人们中形成的。《茅屋》前前后后的作家之所以能够接受并发扬劳动人民的优秀道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或者由于个人的穷愁潦倒，或者由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或者由于处在阶级斗争、民族矛盾的尖锐时刻，都不同程度地走向人民、接近人民，如马克思所说：“有识之士往往通过无形的纽带同人民的机体联系在一起”，从而体验了人民的生活，受到了人民不同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