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浙江音乐学院特聘教授王国潼访谈录（2016年）

刘再生撰文、整理

刘再生（以下简称“刘”）：我们1968年开始交往，有近半个世纪了。此后，你无论在北京、香港，一直保持着联系。这次到浙江音乐学院，故友重逢，无话不谈，非常高兴。

王国潼（以下简称“王”）：是的。昨天你们看了演出，希望多提意见。

刘：两点印象最深，一是你心态年轻，往八十岁走的人，还在创业，被浙江音乐学院聘为特聘教授，这样的现象在海内外也是罕见的；二是音乐会上你步履稳健，手感自如，音质浑厚，演奏炉火纯青，比2010年在北京看你从教五十周年二胡音乐会状态更好，实在是一种奇迹。老而弥坚，这是世界级演奏家方能达到的境界，音乐会非常成功。

王：人总是要老的。我没考虑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而是希望老有所用，老有所为。

刘：说得非常好。这次受《中国民乐》白小琪社长之托，写一篇访谈录，题目就用曹操《龟虽寿》中的诗句“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吧。我想提五个问题，供你思考。这次谈不完我们可以通过微信语音继续交谈，我再进行记录整理。

王：好的。

一、“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是需要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

刘：你的人生有丰富的艺术经历，始终在实践着刘天华“改进国乐”思想。从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到彭修文调你去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担任独奏演员和乐团首席，再回中央院任民乐系主任，到1991年去香港演艺学院任中乐系主任，目前来浙江音乐学院任特聘教授，一直是音乐界关注的聚焦人物，可以谈谈是什么样的心态和动力促使你数十年如一日对二胡音乐发展做出贡献。我想，这是一个大家都会感兴趣的话题。

王：刘天华“改进国乐”思想影响了我一生，1927年就提出“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以期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的理想，非常了不起。1955年，我有幸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就读时跟随天华先生嫡传弟子陈振铎教授学习二胡，无论做人还是从艺陈老都有天华先生的遗风，深刻地影响了我。当时班上四十多个同学只有我一人学民乐，被有的同学看不起，当时社会风气，在不少人心目中学民乐总是低人一等。直到1958年有个同学戴着中央音乐学院校徽，在外面人家问他是学什么的，他不说学二胡，说是学小提琴的。当时班上绝大多数是学西乐的，我不愿意被别人看不起。学钢琴、小提琴的都有教材、音阶练习曲，西洋的管乐器像长笛、圆号以及木管乐器的单簧管、双簧管等都有。学二胡的只有刘天华的四十七首练习曲，陈先生给我上课，这四十七首练习曲很快就拉完了。这样我就找学西洋乐器的同学借小提琴、大提琴的音阶练习曲，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有时音域不够我就改一下，把高低八度调整一下。陈先生从不保守，非常支持我，他说刘天华也是一直在学习小提琴的，这是一种开放式的教学思维。

刘：在学习生涯中遇到良师是不容易的，陈振铎不愧为刘天华的得意弟子，你作为天华先生的第三代传人，也体现了国乐的创新精神呢。

王：当时我在附中除了学习二胡名曲之外还大量地练习些小提琴、大提琴教材。我当时学习非常刻苦，现在的学生想象不到，每天练习二胡不少于五个小时，有时达到七八个小时，最多时候练十个小时。当代学子往往不理解，现代社会也没有这么多时间，那个时候我们生活很单纯，除了完成文化课之外，大量时间用在练琴上，所以我在二胡演奏方面进步很快，接待外宾经常派我去演出。1958年附中毕业考试时，全班四十多个同学中就我得了一个最高分（5分）。这时候同学们对我刮目相看了，连当初看不起民乐的同学也给我伸大拇指，夸我了不起。从中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肯努力下功夫去奋斗，就会取得好的成绩，改变别人看不起你的现状。

1960年10月，我突然接到院长办公室通知，文化部已批准我和刘德海破格提前毕业留校在民乐系本科担任教学工作，这是赵沨院长一再向文化部争取的。文化部对赵院长说：只此一次，下不为例，院里希望我们好好工作，不辜负赵院长一片苦心。当时我只有二十一岁，一方面要完成本科学业，另一方面还要投入工作量相当大的教学工作。当时学生有三十多人，教师只有蓝玉崧先生和我两人。我教的学生比我小不了几岁，有的和我同龄，有的年龄比我还大，所以有压力。但是，压力促使我奋发图强，更加努力。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吃饭定量供应，一天到晚地工作，忙得不停，倒也不觉得饥饿，一边教学，一边到作曲系去旁听和声、复调、曲式，因为民乐系的课程已经满足不了我的学习要求了，作曲系两位老师对我特别好，帮我改题。我当时还有不少演出活动，除此之外，为了弥补教材不足，我每天“开夜车”编写了《二胡音阶练习》《二胡快弓练习》《二胡指法技巧练习》等三本书，提交给1961年的全国二胡教材会议，回想这些往事，可以说是历历在目。自己所以能这样做，就是为了能在二胡事业上做出些成绩，并不是为了名利，那个年代也是无利可图的，只不过是一种精神力量，出于一种一心想成就事业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帮助我在国家困难时期克服了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

刘：教学和演奏的“双向循环模式”是你成为著名二胡演奏家和教育家的重要途径吧？

王：是的。1972年，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经过很大努力，想方设法把我从中央院调去当乐团首席和独奏演员。那时是“文革”，我还在农场劳动，看到国务院的调令后，我真是兴奋极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首都文艺院校师生已经在农场劳动了两年半之久，在漫长的参加体力劳动日子里，我们没有机会从事业务活动，只能跟着样板戏学小提琴，一练二胡就会受到批评。所以渴望为二胡艺术事业做出新贡献的那种心情促使我在广播民族乐团做了大量工作，非常努力。从创作二胡独奏、齐奏和三重奏曲到乐团声部的排练，包括每个团员需要的乐器都是我亲自到乐器厂挑选调正声音，使弦乐声部音色统一。大家知道，一个大型民族乐团弦乐声部音质统一的重要作用，不仅仅是弓法、指法的统一，还包括发音与音色的一致性。特别使我高兴的是到广播民族乐团后能有机会跟彭修文先生合作，他的“交响性”理念对民族管弦乐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我首演了他创作的二胡协奏曲《不屈的苏武》《云中鹤》和他改编的二胡与乐队《二泉映月》《听松》《病中吟》，等等，通过和乐队的合作，使我获得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演奏经验，因为以前没有机会和大型乐团合作进行齐奏、领奏，这需要和指挥配合，与乐队协作，演奏出“交响性”的气派，这些内在的心理经验是非常宝贵的。我在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工作十一年，在独奏、领奏和担任乐团首席训练提高弦乐声部等方面取得的实践经验，使我终生受益无穷。这次纪念刘天华诞辰一百二十周年音乐会上，我领着二十五人演出二胡合奏《光明行》，不用指挥，就能把乐曲中的节奏和速度变化处理得非常整齐，如果没有那些年在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工作经验，就不会有今天音乐会上你们听到的水准和效果。

1991年，我到香港演艺学院担任中乐系主任工作。香港虽然有许多中乐演出活动，除了专业的香港中乐团外，还有不少业余的中乐团，社会上也有很多中乐爱好者。但是，香港毕竟经历了百年殖民统治，虽然回归了十七年，人们的崇洋意识还难以消除。在人们的心目中，西方的歌剧、交响乐、钢琴、小提琴似乎更“高贵”，音乐会门票，西乐比中乐价格往往要高好几倍，香港社会崇尚西洋音乐现象，促使我在二胡艺术方面必须做大量工作。从1994年开始，我和儿子王憓每年都举行几次二胡音乐会，近三年来，我们香港二胡艺术中心举办的音乐会越来越多，每年还举办六个二胡大师班及演绎谈，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演出、讲座、大师班和出版各种二胡教材，来宣传、介绍二胡，让更多的人了解二胡，喜欢二胡，通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看到了效果，培养了一批观众和二胡爱好者。人们审美观念的改变需要经过长期的培育，虽然香港和内地有不同的文化地理背景，但都是炎黄子孙的血脉，我相信国乐在香港越来越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目前，我应邀到浙江音乐学院担任特聘教授，为“浙音”培养青年教师，提高二胡教学水准。为了兼顾我在香港演艺学院开设的中乐教学法课程和我在香港二胡艺术中心的教学工作，我要经常往返香港杭州两地，至少一年中要往返六次吧。在一般人眼里你王国潼已经功成名就，年纪又这么大，何必这么累自己，有朋友说放着好日子不过……但我觉得人活着总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活着不是为了享乐，吃喝玩乐我没有兴趣。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事情是有生之年，把我几十年在二胡方面积累的经验传授给下一代，其中有些传统经典名曲是二胡先辈们传给我之后，我又广泛地吸收众人之长，经过长期研究和反复推敲，才形成了我的演奏风格，这些年我已经把它整理出版，详细地标注了每首乐曲的弓法、指法、滑音、装饰音等符号，而且录制了DVD和CD唱片，我的目的就是要把我研究的这些成果提供给大家参考。我在浙音可以直接地、面对面地让青年教师和学生们跟我学这些东西，他们学习的热情很高，很用心，使我感到欣慰，今后我还会把我的教学法和其他二胡方面的经验陆续地传授给他们。此外，还有一些非常优秀的高材生，从北京远道而来找我学习，来杭州比去香港方便多了，这也是我感到来“浙音”有更多工作要做的意义。

刘：你在中央院时培养了赵寒阳、严洁敏等一批二胡演奏家，于红梅、马向华也是你当民乐系主任时我从济南推荐你辅导后录取进入附中、附小的，到香港任教二十五年，内地对你在二胡界名望有所“淡化”，相信你来“浙音”后会继续培养出优秀的二胡演奏家和教学人才的。

王：二胡艺术的发展确实需要前一代人把自己积累的经验传授给下一代人，让年青一代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创新，通过几代人努力，包括作曲家创作大量各种形式和题材的优秀二胡作品，我相信，一定会实现刘天华先生提出国乐“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的伟大目标。

二、老一辈二胡演奏家在新时代的艺术使命与责任以及应有的榜样性力量

刘：1963年第四届“上海之春”全国二胡比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二胡界新生代集体力量迸发的一个空前未有阶段，由此奠定了中国二胡音乐风格、流派多元化的特色。你和著名作曲家刘文金以《豫北叙事曲》和《三门峡畅想曲》开辟了二胡的“快弓时代”，极大拓展了二胡艺术表现力。您作为元老级演奏家对新时代从事二胡演奏和教学的青年一代有哪些忠告和建设性意见呢？

王：从20世纪20年代刘天华先生开拓了近代二胡专业化的道路，到现在也将近一百年了。今天新时代二胡艺术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对从事专业二胡演奏和教学工作的同行来说，我觉得有许多需要讨论的问题，其中有四个值得注意和重视的事项，这就是：艺术与人品的统一，天赋与勤奋的统一，教学与演奏的统一，传统与现代的统一。我暂且称之为“四统一原则”吧。

刘：你说的“四统一原则”很有理论价值，我觉得这是你在长期从事二胡艺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总结，对于青年一代的艺术使命将会产生现实性指导意义，可以说得详细一些吗？

王：一个是艺术与人品的统一。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艺术风格跟他的性格、品格有密切的关系，一个人的技术再好，人品不好，他只能用他的业务为自己谋取名利，而不能最大限度地贡献给这个事业。我说是最大限度，不是说一点也不能贡献给这个事业。所以，我主张要培养和扶持人品好、业务也好的德艺双馨的接班人，只有这样的接班人才能为二胡艺术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现在社会上有的人不是踏踏实实地钻研和提高自己琴艺，而是急功近利、沽名钓誉地追求虚名和实惠，我觉得这样发展下去，他的艺术水准也不会达到应有高度，实际上，他的人品影响了他在艺术上的发展。所以，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必须在不断提高艺术水准的同时，加强人品的修养。二胡艺术家除了要遵照社会上做人的道德标准外，还需要有顽强的事业心，这样才能遇到困难百折不挠，有了成就不骄不躁，踏踏实实、坚持不懈地为二胡艺术事业奋斗终生。要想成就理想的事业，必须要有坚韧的毅力，要有责任心、要认真、要严谨、要务实，要不断加强各方面的品德修养，才能努力成长为一位名副其实的、能为二胡艺术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的艺术家。

第二，天赋与勤奋的统一。搞艺术的人当然需要具备天赋，“天赋”并不神秘，音乐家至少要有敏锐的听辨能力和良好的音乐感觉，没有这样的天赋很难成就艺术事业。但是，天赋离开了勤奋，也难以达到很高的成就。当然人的天赋有大有小，我的同行和朋友当中，也有的人天赋并不是很高，但是他非常刻苦，非常努力，能够动脑筋，勤于钻研，弥补了他天赋方面不足，同样也能达到相当高的成就；也有人很有天赋，但就是不刻苦，好逸恶劳，因此，他的天赋不能充分发挥，艺术上也不能达到应有的水准。因此，我认为，习琴者要想成功，必须刻苦练琴，勤于钻研才行。即使有一定的天赋，又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也不要以为自己天赋过人，不需再下功夫，这样才能扎扎实实地不断坚持勤学苦练，对二胡艺术做出更大的贡献。其实，每个学琴的人要想成功，就必须下苦功夫，我过去几十年遇到过许多这样的人，在中央院附中时就有这样的同学很有才能，但自以为聪明过人，不去扎扎实实地练琴，后来一直没有更高的成就，其实他们吃亏了。说这些是为了更好地沟通一下，说明天赋和勤奋两者之间的关系。

第三个问题是教学和演奏的统一。长期以来许多从事二胡教学的教师，由于教学工作和各种杂务繁忙，难以抽出时间练琴，这种情况很普遍，青年教师练琴还多一些，中年教师不仅教学工作忙，校内外学生找他学，亲戚朋友要应酬，家里事务也多，极少花时间练琴，给学生上课很少做示范。有的悟性高的学生，你只给他讲，也能收到效果。但是我强调示范演奏的作用，音乐毕竟是声音的艺术，教师的示范对学生的启发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教师用乐器说话往往比用嘴说话更有效，所以我一直主张，教琴者必须练琴，这也是我从教五十多年的理念，教师只有坚持练琴，才能在教学过程中用准确的示范演奏来启发学生理解乐曲的内涵和解决学生演奏方面存在的种种细节问题。示范应力求准确，且不可夸张，给学生造成误会，只有准确的示范，才能起到样板作用。我二十多年前在中央院担任民乐系主任时，组织教师搞业务汇报演奏会。后来台北举办“四大名家”音乐会时，有位教师对我说，很感谢你那时组织业务汇报，逼我练琴，我才能够在这场名家音乐会上演出。这次浙江音乐学院国乐系举办纪念刘天华诞辰一百二十年音乐会，我也是提出让每个二胡教师都登台演奏，有的资深教授就很有感受，对我说你如果不逼我们都上台演奏我们就不会有紧迫感。所以我认为，不仅要加强学生的演出实践，同样，教师也应当在演出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自己的演奏水准，这样才能把教学工作搞得更好。

传统与现代的统一。传统是搞艺术的根基，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刘天华、阿炳的二胡曲以及经典的民间乐曲，特别是年青一代的二胡学习者，更应该下功夫学习、掌握这些传统、经典乐曲的创作和演绎手法。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创新发展。我们既要继承传统，还要借鉴西洋，这也是天华先生改进国乐的理念。我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移植《霍拉舞曲》《查尔达什》和《流浪者之歌》的快板等小提琴曲，逐渐摸索运用了快速自然跳弓的演奏技法，后来很自然地用在《三门峡畅想曲》《豫北叙事曲》等乐曲的演奏之中，如果没有前期借鉴这些西洋小提琴曲，恐怕就很难在这些乐曲演奏中运用创新技法，更不会有新的突破。20世纪90年代以来，年轻的二胡演奏者在移植小提琴曲演奏方面比我当年迈的步子更大，特别是专业作曲家先后创作了许多优秀二胡协奏曲和狂想曲，在演奏技巧方面有不少新的突破，其技术难度也更加精深。近十多年来，二胡演奏技巧的提高确实令人感到欣慰，它对民乐的创新发展起了引领作用，但希望年轻的二胡学习者和演奏者不要只醉心于炫技性的快速技巧，而应当全面掌握、运用不同的快慢弓技巧和具有不同特色的风格性技巧。五十年前，我在这方面走过弯路，后来才逐渐明白了，不然也会使自己走进狭隘的死胡同。所以，我主张在二胡的教学和演奏中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两者之间不可偏废。当然，文化艺术素养的重要性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这样才能让二胡音乐路子走得更宽，取得更大发展。

刘：你的“四统一原则”讲得很全面，艺术实践经验升华到理论层面就能产生导向作用，也会成为二胡艺术宝库中的重要学说之一。

三、淡泊、宁静是音乐家应有的一种心态与境界

刘：人生总会遇到各种风浪与挫折。我的记忆中，车祸、“官非”和被诈骗是你人生中三次“厄运”，前两次遭遇我在《开辟·超越·开拓——王国潼二胡艺术生涯的“三部曲”》一文（《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中已经写过。今年因被骗2000万港币又卷入媒体漩涡，网络各种信息铺天盖地，内地音乐界非常关心和同情你的境遇，也产生一些误解，可以谈谈你是怎样以一种淡泊、宁静心态承受“逆境”中的巨大挑战吗？

王：人的一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会遇到各种坎坷和挫折，重要的是遇事冷静，辩证分析，以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平常心来对待。今年八月我和远榕被诈骗的事件其实既复杂也简单，说复杂是因为诈骗犯是一个国际性的庞大团伙，他们动用了各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欺骗、敲诈手段，说简单那是我们的头脑太简单、太单纯，落入了他们的圈套。事情原委是这样的：不久前，经香港政府批准成立了“王国潼二胡基金”慈善机构，我本想为二胡艺术事业做点好事，在香港和内地为推广二胡音乐和培养人才筹集经费、提供赞助，没想到，诈骗犯用窃取我们的身份证、回乡证和特区护照副本的手段，伪称中央专案组，说我的二胡基金在台湾诈骗了6000万，许多人无家可归，还有人上吊自杀，要我们支付无犯罪保证金，其金额由一二百万逐渐加大，远榕先后六次通过朋友到银行借钱，他们把每一笔收到的款项用伪造香港中国银行以远榕的名字开了账户，说结案后会告诉你存折密码，你可以全部取出如数归还。当借钱遇到困难时，我提出愿意到深圳拘留所接受审查，他们说你进了拘留所，那些被抓的犯罪团伙会把你残害致死，让你落得一个畏罪自杀、死无对证的罪名，到时候你会名誉扫地，永远洗不清的。诈骗犯正是利用了我们的心理弱点，一次又一次地对我们进行了诈骗。当时我正忙于录制和儿子王憓刚出版的《二胡小品100首》示范演奏CD唱片和9月5号在香港举办纪念刘天华诞辰音乐会的筹备工作，这些都是刻不容缓要做的事情。最后当诈骗真相被识破后我们才知道上当了，经过大致就是这样。事情既然发生了，我们就要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何况我还有二胡的事业要做，这是第一位的。我信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佛教因果哲理，诈骗我们的犯罪团伙已经有四百多人被捕，正在接受有关部门审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相信政府会对他们绳之以法。好在我们的生活非常简单，粗茶淡饭已很满足，能够从事二胡艺术事业是我的最大愿望，借此机会替我谢谢内地朋友和观众的关心，一切都会过去的。

刘：我也是第一次听你讲，一般人会误解你们哪来这么多钱呀，或者怀疑诈骗犯抓住了你们什么把柄，没想到你们还从银行贷款遭受巨大损失，为二胡事业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你在“逆境”中能够有这种淡泊、宁静的心态，真是太不容易了，咱们换个话题吧。

四、对内地和港澳台国乐及二胡音乐的宏观性比较印象

刘：您在香港演艺学院工作了二十五年时间，对港澳台的国乐事业和二胡音乐有较为深切的了解，可以谈谈各自的优势及其发展前景吗？

王：二胡艺术事业的发展关键在于人才，其他都居于次要地位。内地的国乐教育自刘天华先生开创了二胡艺术的专业化道路，在1949年之后得到了迅猛发展，培养了众多的优秀人才。目前，中央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几大院校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教师和学生，所以能够出人才、出成果，这一点无论是中国香港、台湾地区还是新加坡等国家，都难以具备这样的条件。我在香港二十五年，从1991年到香港演艺学院担任中乐系主任，竭尽全力地在课程设置、教学管理各方面创造条件，退休后还一直在那里兼课，为提高香港演艺学院中乐系教学水准做出了很大努力，但终究还是培养不出像闫国威这样高水准的优秀人才。因为教学实际上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工作，一个学生，从附小入学，经过附中、大学、研究生，经过十几年的培养和努力，才有今天这样的成果。特别是教学具有双向性特点，教师的本事再大，水准再好，遇不到音乐素质好、善学，而又有悟性的学生，他只能使学生从原有的基础上有较大的提高，而不可能把他培养成拔尖的人才。香港演艺学院不仅没有附小，就连全日制的附中也没有。过去的招生，只能在“弹丸之地”的本港招生，我在1995年提议后争取到可以在内地招生了，但也只能招到内地艺术院校附中较好的毕业生，更好的都留在本校，或考到北京、上海了。你想想，这样怎么能招到特别优秀的苗子呢？香港学生虽然独奏水准没有那么高，跟内地有很大差距，但是他们合奏能力和视奏水准还是比较好的。

今年5月，香港中乐团邀请我担任招聘弦乐声部的首席和团员的考试官。他们是用拉幕打分方法，以确保招聘的公平性。结果，香港演艺学院毕业学生的视奏能力比内地一流院校有的学生成绩还要好，因为香港学生从小就参加许多合奏排练和演出，考进演艺学院后，中乐系不断地邀请内地的作曲家、指挥家来举办专场音乐会，从1991年一直到现在中乐系从未间断过邀请，这些作曲家、指挥家带来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从传统乐曲到现代作品，以至于当代不同作曲家创作的各种技术难度较大的作品，让学生们排练、接触各种风格和技术难度的作品，因此，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很好地完成视奏考题的要求。这次招聘考题出得很难，他们却取得较好成绩，原因在于他们重视不同形式的合奏、室内乐、重奏的排练和演出，这个做法我觉得对内地院校的国乐教育是有参考价值的。因为音乐学院不管是中央的地方的，不仅要培养“高、精、尖”的人才，更要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能够成为高水平的独奏人才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学生毕业后要走向社会，要从事社会演出团体的合奏、重奏、伴奏，还有教学工作，所以，加强学生合奏的训练十分重要，必须高度重视。我也建议过香港中乐团，他们的财政资金雄厚，积累了很多委约作曲家为他们写的作品，可以提供技术难度大的作品片段，同时，还可以请作曲家专门写视奏的东西，在音程跳动和节奏变化等方面加大难度，集中力量编一本乐队弦乐视奏教材。他们自己人手不够，可以邀请内地的专家、教授，比如严洁敏，她自己学过作曲，又很擅长现代派作品的演奏，在技术难度方面有丰富的演奏经验。我对他们说，可以委约严洁敏编这样的教材，我现在岁数大了，不然，我也愿意做这方面的工作。因此，从宏观性比较来说，香港和内地彼此都有各自优势和薄弱环节，需要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国乐和二胡艺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五、对内地二胡界的印象以及建议

刘：自2013年以来，您被邀请参加第九、第十届中国“金钟奖”二胡比赛担任评委的工作，其实2011年第八届“金钟奖”二胡比赛已经邀请你了，因你事先有约定演出任务未能参加。历届“金钟奖”比赛推出了不少优秀的青年二胡演奏家，但无可讳言也存在着不正之风的“乱象”。你做人正派、正直，可以谈谈港台以及海外的各项音乐比赛是怎样遏止“人情”关系的不正之风，为今后内地音乐比赛的公正、公平性提出可供借鉴的方案和建议吗？

王：（笑）你提了一个很敏感、尖锐的话题。我2013年和今年，先后担任第九、十届“金钟奖”二胡比赛的评委，我感觉目前选手的水准普遍都很高，很少有遴选很差的选手参赛，有的没有进入半决赛或者没有进决赛的选手，并不比入围的选手差。这两届比赛担任评委我都感觉到没进半决赛的选手，有三四个水准很好，很遗憾，进决赛的时候，也有水准很好的选手没能入围，真是非常可惜。由于目前比赛存在某些不正之风，使得个别水准并非出类拔萃的选手，进入半决赛甚至决赛。特别是决赛后期在决定前三名金、银、铜奖名次的关键时刻，往往更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从比赛全过程来看，评委打的分不少是人情分或本位分。比如这个选手是某人托你关照过的，或者是自己的学生，打分时候就会比其他选手打得高一些，评选过程中确实存在评委打出来的分，并不是选手实际水准的分。我的看法是音乐比赛不同于体育比赛，跳高、百米赛跑，等等，这些比赛是有绝对标准的，多少秒就是多少秒，跳不过去就是跳不过去。音乐比赛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因此评委的人情分和本位分就很容易起比较大的作用。我发现，有的评委为了给自己的学生争名次，一方面托其他评委给自己学生打高分，一方面拼命对自己学生名次有威胁的选手打低分，某某选手明明水准很好，就是昧着良心给他打低分。这种不正常现象破坏了“金钟奖”比赛的公正性。虽然，中国音乐家协会领导一再申明，公平、公正是比赛的基石，而且，在打分的方法等方面做了一些控制，如低不能低到多少，高不能高过多少，但终究无法杜绝这种歪风邪气，为了维护“金钟奖”的权威性和比赛活动的公平性，今后必须设法根除以上所说的这种人情分、本位分、师承分，以保证比赛的尊严以及对选手人格和艺术的尊重。

2011年11月，我应邀担任台北市国乐团举办的二胡大赛的评判，他们采用的是进入比赛场地后，隔绝评委和外界的联系，采用隔幕打分，报幕时只报选手的号数，评委不知道选手是谁。远榕给我送杯水都不让见面，由服务人员代交。这样做完全靠评委听选手的演奏水准来判定其成绩，没有半点人为因素，这种比赛方法如果还有公平性差异，如有的选手还会觉得打分不公平的话，只能是评委们审美要求和艺术趣味方面的原因，多一点的评委倾向于这样的演奏风格和乐曲处理，这个选手就上去了，不受人情、本位、师承关系的影响。我觉得台北市采用二胡比赛的方法与要求，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刘：多谢你接受我的访谈，您谈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如果大家都能够做到你提出的“四统一原则”，我相信，内地各项音乐比赛不久之后也会成为“一方净土”的。

再次对你为二胡艺术事业坚持不懈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感谢与敬意。

原载于《中国民乐》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