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创编二胡曲的心路历程

创作是我的一个副业，我很喜欢这个副业，对它有浓厚的兴趣，它为我的演奏提供了新的曲目，丰富和补充了二胡教学中所需要的各种教材，在我的二胡人生中，创作与演奏、教学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数十年来早已融为一体。纵观中外音乐史上，许多演奏家身兼作曲家，我崇拜的偶像刘天华即是将创作、演奏、教学集于一身的先行者，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所以，我应当继承和发扬前辈的传统，致力于二胡曲和二胡教材的创编工作，为此做出应有的贡献。

早在20世纪50年代学生时期，我在学习小提琴音阶练习曲和移植西洋名曲快速选段的过程中，写了一些自己练琴用的练习曲。1960年从事二胡教学工作后，为了增添二胡快速技巧、指法技巧和各调音阶、琶音等方面的教材，我创作了大量二胡练习曲，因此锻炼了我的创作能力。此外，在试奏、首演二胡新作品的过程中，我经常帮作者修订曲谱，商讨对乐曲的修改方案，这不仅使我学到不少作曲技法，同时还提高了鉴别与修改作品的能力。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当时旁听作曲系的和声、复调、作品分析课程时，学到的许多知识，为日后从事二胡曲的创编创造了条件。

1965年，我根据板胡与管弦乐队《翻身不忘共产党》（张撷诚曲）的录音，改编了二胡曲《翻身歌》，这是我有生以来成功改编的第一首二胡作品，它的成功为我从事二胡曲的创编工作，开启了新的篇章。

1972年至1983年，我在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工作期间，为了充实乐团演出和广播电视的新曲目，我先后创作、改编了二胡曲《怀乡曲》《奔驰在千里草原》《喜看麦田千层浪》《山乡小景》《肩挑扁担喜洋洋》《黄土高歌》《春绿满山坡》《春到渔乡》《汾河赞》《拖拉机手之歌》《只盼深山出太阳》等十余首（其中三首与李秀琪合作）。1981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专辑《二胡曲九首及其演奏艺术要求》。此外，我还改编了《雨打芭蕉》《美丽的壮锦》等高胡、扬琴、古筝三重奏曲。这些乐曲在乐团演出和广播电视的播出过程中，受到广泛的欢迎，其中有些作品一直在广大二胡学习者、爱好者中间流传至今，这给我以极大的鼓舞，使我增强了边演奏、边创作的信心。

1983年，我返回母校中央音乐学院担任民乐系主任后，当时有一股采用现代作曲技法创作的潮流，一批有才华的作曲系学生为民族乐器创作了许多现代派的新作品，看到这些时髦的民族器乐曲，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创作风格是否过于陈旧，但我又不喜欢那种旋律性不强、风格性不鲜明的作品及其作曲技法，从感情上难以顺应现代派创作的潮流。尽管如此，对待一个新生事物我不应当以个人的审美观念去反对它，而应当让它接受时间的考验和广大听众的认可，这是我一贯对待不同观念和事物的态度。因此，身为民乐系主任的我，不仅没有流露任何反对的意见，相反支持民乐系学生乐队排练演出青年作曲家的新作品，1985年5月，谭盾“民乐作品音乐会”就是在我的支持下成功举行的。至于我个人的二胡创作，由于当时担任民乐系主任，各方面工作都很繁忙，加之集中精力投入教学工作和编写二胡基础训练方面的教材，出版《二胡音阶练习》的著作，以及撰写二胡艺术论文和讲座文稿，没有时间去考虑二胡曲创作方面的问题，所以暂时中断了创作二胡曲的活动。

1991年，我应邀到香港演艺学院工作后，亲身体验了海外二胡爱好者和听众的审美要求，大多数人喜欢旋律动听、风格浓郁的乐曲，这与我的审美观念非常接近，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早在20世纪70年代创作的《喜看麦田千层浪》《肩挑扁担喜洋洋》等二胡小品，不仅仍在二胡学习者中间流传，而且还在音乐会的演出中受到观众的欢迎，这使我曾经在创作过程中茫然的心境豁然开朗，于是我的创作兴趣与日俱增。由于经常举行音乐会，需要不断更新曲目，促使我必须不断地创作、改编各种不同形式与风格的二胡曲。为了适应听众欣赏音乐的需要，我将广为流传、家喻户晓的粤剧《帝女花》主题曲《妆台秋思》，改编为二胡独奏曲《妆台秋思随想》。通过演出和录制出版唱片，听众反映很好，而后在此基础上，我和著名作曲家周成龙合作，创作了较大型的二胡协奏曲《帝女花幻想曲》。当我得知香港听众对20世纪80年代著名歌星关正杰首唱的歌曲《渔舟唱晚》非常喜欢，我就用这首歌曲的素材，渗入了古筝曲《渔舟唱晚》的片断音调，采用变奏发展的手法，创作了二胡曲《音画——渔舟唱晚》。香港社会上许多音乐爱好者，对流行金曲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怀旧金曲”颇有兴趣，我和儿子王憓合作从1400多首歌曲中，精选了450首适合二胡演奏的歌曲，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其进行改编、订谱和订弓指法，这些二胡曲极大地丰富了二胡教学中的教材。2002年和2003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二胡金曲集——移植改编港台流行歌曲选辑》上、中、下三册（每册150首）。其中有我改编的许多二胡曲，如：《长城谣》《天伦歌》《花非花》《踏雪寻梅》《渔光曲》《红豆词》《秋水伊人》《教我如何不想他》《情人的眼泪》《何日君再来》等。由于原歌曲旋律优美动听，改编后进一步发挥了二胡的演奏技巧，因此在音乐会的演出和录制出版唱片中，受到广泛的欢迎。我发现香港听众对广东音乐有很深的感情，就和王憓合作将广东音乐移植到二胡上演奏，编订出版了《广东音乐二胡曲集》，用于二胡教学。为了丰富演出曲目，我改编了广东音乐《汉宫秋月》《饿马摇铃》等名曲，也收到较好的效果。

从以上所述情况，可以看得出我的二胡曲创编工作，主要围绕着音乐会演出和教学的需要，听众需要什么，我就创编什么，一切根据听众需要，满足听众欣赏音乐的要求，而去从事二胡曲的创编工作。2010年，在从教五十周年时，我曾统计过自身创作、改编二胡曲的数量，当时正式出版在二胡专著和二胡曲集中的有192首。2010年至今，我又创作了《岁月回响主题曲》，改编了刘天华二胡曲《闲居吟》《空山鸟语》《光明行》和民间乐曲《花欢乐》。此外，2015年蓝天出版社出版我和王憓编著的《二胡小品100首》中，有我编曲的《赶车》《心中的歌》《抬花轿》《孟姜女》《关山月》《瑞金山歌》等二胡小品。

在我创编的两百余首二胡曲中，绝大多数属于改编或编曲，创作的二胡曲不到30首。在创作的二胡曲中，大多是第三者的客观描写，这方面距离天华先生的十首二胡曲，有很大的差距。他的二胡曲之所以感人肺腑，其艺术魅力经久不衰，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的音乐是发自内心的——刘天华十首二胡曲基本上都是出于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有感而发创作出来的。我一直崇拜刘天华的十首二胡曲，羡慕天华先生以自己现实生活的感受而铸成的经典之作，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理想和追求，要做到实在是太难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寻找能够激发内心感受的创作灵感。2006年5月，我有幸应邀参加普陀山举行的“首届国际佛教论坛”传灯祈愿法令。在此之前，我对佛一直抱以一种敬畏之心，1986年为学习“智化寺音乐”，1987年2月率北京佛教音乐团赴欧洲演出，先后与北京智化寺艺僧和北京佛教协会有过较多接触，也算与佛有缘。当时到达观音菩萨的道场普陀山后，怀着激动的心情，接连参拜了十数个寺庙和禅院，使我深切地感受到观音菩萨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和宏大的感召力，因而激发了我想用二胡的音乐来颂扬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基于这种内心的感受，创作了二胡曲《观音颂》。另外一首《天问》也是出于自己内心感受而创作的，虽然人与上天不可能对话，但我和许多人一样，总是祈求得到上天的保佑，几乎人间多数人都希望上天保佑自己心想事成。所以，通过这首乐曲，以想象中的人与上天的对话，祈求上天保佑，实现天地人和万事兴旺的美好愿望。上述两首乐曲是我有感而发投入创作的尝试，还很不成熟，有待继续努力不断摸索，争取能够有所进步，写出发自内心的好作品。

由于我的终身职业是教学和演奏，我对创作虽有浓厚兴趣，但毕竟是业余创作而已，并非专业作曲，所以我不喜欢别人称我为作曲家，我只想为音乐会演出多写一些听众喜欢的二胡曲，为二胡教学增添更多的教材，我希望自己创编的二胡曲首先要旋律动听，还要有不同的风格特色，能让更多的人爱听才是我的心愿。所以，数十年来我一直追求作品的旋律性、风格性、可听性。也许就是这个缘故，我在创编二胡曲的过程中，大量采用了民间乐曲、歌曲、怀旧金曲，用来改编为二胡曲，以此丰富二胡的演出和教材曲目，这些长期在人民群众中间流传的乐曲、歌曲，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下功夫改编得好，听众就会喜欢，其艺术生命力也会更持久。我认为不管是原创还是改编的二胡曲，都要考虑广大二胡爱好者和学习者的需要，尽量贴近大多数听众的审美要求，为广大听众服务，这就是我在创编二胡曲过程中一直坚守的原则。

二胡曲的创作，应当尽可能力求百花齐放，抱以宽松的态度，鼓励各种不同风格的二胡曲，这样才能繁荣二胡的创作，满足不同层面和不同审美要求的听众需要，不管是传统作曲技法，或是现代作曲技法，也不管是哪种音乐风格，只要被大多数听众接受和喜爱，而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理应得到充分的肯定。基于上述看法，我既不排斥和反对与自己不同风格、技法的创作，同时对自己创编二胡曲的理念也充满了信心，有生之年继续努力，愿为二胡曲的创作再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