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邺城时期的文学新风与北地三才

从北魏末年到东魏末年，北方出现了“北地三才”，即温子昇与邢劭、魏收。这个省称，大约最早见于《隋书·文学传序》的概括。

温子昇（495—547），字鹏举，自云太原人，生于济阴冤句（今山东菏泽），为晋朝大将军温峤后代。东魏武定五年（547），馆客元瑾作乱，高澄怀疑温子昇同谋，囚入晋阳监狱，饿死狱中。从现存材料看，温子昇在南北地区的知名度，要远高于邢、魏二人。他的诗文传到江南，得到梁武帝赏识，说：“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恨我辞人，数穷百六。”（《魏书·温子昇传》）温子昇的诗歌创作上接汉风，没有经历南方玄言诗这样一个环节，因而在艺术特征上保持了意象浑然天成的完整性，使得诗歌具有悠长阔大的艺术韵味。清初王夫之说：“江南声偶既盛，古诗已绝，晋宋风流仅存者，北方一鹏举耳。”（《古诗评选》）温子昇的乐府诗或者民歌创作，这种特点尤其鲜明。和北魏初年所流行的冗长滞涩的四言赠答相比，温诗创作形制短小简约，意蕴反而悠长深邃。其中所涉及的一些意象场景，常直接从北朝乐府中借用而来，又不见斧凿痕迹。当洛阳文场倡导骈赋风气时，温子昇却在复兴乐府传统方面勇于实践，并使之逐渐演化为短小的绝句。温子昇所撰写的这些乐府或者民歌中所涉及的经典意象，能在唐诗中找出诸多的例证，而且其中诸多写法是直接从温子昇的诗歌中化用而来。最著名的就是《捣衣》诗。清代沈德潜将它选入《古诗源》，且以“直是唐人”视之。意思是温氏此诗对唐人闺怨诗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在艺术水平上已经十分接近。南朝宋谢惠连也有《捣衣》诗，且早于温子昇数十年。谢诗是五言排律，诗歌的主题同样是闺怨，但是由于刻画过甚，缺少流利的风情。由此可以看出，温子昇对于南方诗歌的学习，也并非是生硬搬用。温子昇《相国清河王挽歌》也同样具有这样的汉魏乐府气质，诗云：“髙门讵改辙，曲沼尚余波。何言吹楼下，翻成薤露歌。”短短四句，将人去楼空哀挽之情抒写得淋漓尽致。薤露二字，已经标明其中的无限伤悼之意。这种“轻约简从”式的写法，在当时文场确实比较稀见。

邢劭（496—？）字子才，河间鄚（今河北任丘）人。北齐时累官骠骑将军、西兖州刺史，太常卿兼中书监，后授特进，死于任上，世称“邢特进”。邢劭擅长骈文，史称其“所作诏诰，文体宏丽”。又说“每公卿会议，事关典故，劭援笔立成，证引该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顷。词致宏远，独步当时。与济阴温子昇为文士之冠，世论谓之温邢”。他现存的文章多为应用文字，辞藻华丽，讲究对仗。《北史》和《颜氏家训》都说他爱慕和仿效南朝梁沈约的文风。除骈文外，他也能作诗赋。诗现存8首，其中如《七夕》《思公子》等，内容与形式均摹仿齐梁诗。他的《冬日伤志篇》较有特色，写到了北魏都城洛阳经尔朱荣之乱及高欢挟魏帝迁邺后的残破景象，以“遨游昔宛洛，踟蹰今草莱；时事方去矣，抚己独伤怀”作结，风格比较高古，情调也颇苍凉，以粗犷的笔调勾勒出阔大的境界，其中由个体生命而及世道。粗犷、阔大、苍劲、悲凉等种种形容词所指向的北朝文学特点，仿佛是它始终不变的“里子”。

魏收（506—572）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他在北魏末年节闵帝普泰元年（531）就担负了皇家的“修国史”的工作，这时他才26岁。东魏时，他担任过一些重要官职，但始终兼任史职，负责修史。北齐天保二年（551），他正式受命撰魏史。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撰成《魏书》130篇：帝纪14篇，列传96篇，志20篇。其中，《释老志》是《魏书》首创，记载了佛道两教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及其变革，对于佛教发展的记述尤详，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魏书》历来为人所诟病的地方是其矫饰过甚，但作为研究北魏历史的重要著作，仍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

魏收又是一位“行人”，多次出使南朝。他有多首诗歌明显学习南朝诗歌的特点，如《美女篇》《挟琴歌》《看柳上鹊诗》《后园宴乐》《喜雨》等，其中一些句子颇有宫体诗的风范，工巧婉媚。如《挟琴歌》云：“春风宛转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马金鞍去未返，红妆玉箸下成行。”

从北地三才身上，透露出魏末文坛的一些特点：在南朝文风弥漫邺下文坛的时候，体现北朝文学独特风格的作品，还是不断地涌现出来，如魏收的《大射赋》诗，有“尺书征建邺，折简召长安”这样很见气魄的诗句。《文镜秘府论·四声论》中曾赞叹北齐文学之盛说：“及徙宅邺中，辞人间出，风流弘雅，泉涌云奔，动合宫商，韵谐金石者，盖以千数，海内莫之比也。郁哉焕乎，于斯为盛。”这些话虽不免有些颂扬过分，但确也证明东魏、北齐时代文学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