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学理论与文体的长足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首先始于汉末的人物品评风气。汉代末年在察举制度下，士族中已经流行着乡党评议的风气，如许劭与从兄许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后汉书·郭符许列传》）。曹魏时刘劭著《人物志》，总结了鉴察人物的理论和方法，特别重视人的材质，形成才性之学。人物品评原本多重品德、才干，到后期又突出审美。刘义庆《世说新语》的《识鉴》《赏誉》《品藻》《容止》等门，记载了许多品评人物的生动事例。例如“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容止》）其品题人物常见的审美概念有：清、神、朗、率、达、雅、通、简、真、畅、俊、旷、远、高、深、虚、逸、超等，这些概念皆可视为文学批评概念的原型。钟嵘《诗品》、庾肩吾《书品》、谢赫《古画品录》，都借鉴了这些人物流品的概念。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体观念的确立，与文学理论之间也形成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文体的区分越来越细致，总体倾向是骈体化、韵文化。文体本身的形式美获得空前的重视。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刘勰《文心雕龙》等理论著作都对此时的多种文体做了深入透彻的分析，并从创作的角度给出了很多具有实践性的指导意见。
曹丕所撰《典论·论文》，被认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专论。《典论》中原有的20多篇文章大多失传，唯有《论文》由于被收入《昭明文选》而得以完整保留。《典论·论文》首先肯定了文章的价值，认为它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其次，作者提出“文以气为主”的“文气”说，所谓“气”，是指反映在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禀赋、个性气质，且认为它是独特的，“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同时，作者还将文体分为“四科”，凡八种体裁，并逐一论列：“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是最早提出的比较细致的文体论。
西晋陆机的《文赋》是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的专著，对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艺术想象、灵感等重要问题提出了创造性见解，也对文体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它被认为是文学摆脱经学附庸地位而得到独立发展之后，在大量创作实践基础上产生的理论结晶，很多内容，也是作者本人创作经验的总结。例如，他提倡在文学形式上要有“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的唯美精致的追求，也应有“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的创作积累。创作过程是曲折多磨的，需要不断地作出取舍，即“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陆机对不同文体有着深刻的认识，共论述了十种文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
西晋挚虞编有《文章流别集》30卷，有作品，有评论，为世所重。原文已佚，后人把《流别集》中所作各种体裁文章的评论，集中摘出，成为专论，即《文章流别论》。明代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挚太常集》的《题辞》中认为，这部著作对南朝文学理论研究有重要影响。他说：“《流别》旷论﹐穷神尽理﹐刘勰《雕龙》，钟嵘《诗品》﹐缘此起议﹐评论日多矣。”
南朝刘勰著《文心雕龙》，大约成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间，是一部“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其他。他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文心雕龙》进一步发展了荀子、特别是扬雄以来的“原道”“宗经”“征圣”的观点，但是它并没有经学的抽象说教，反而对文学的艺术本质及其特征有较自觉的认识，开研究文学形象思维的先河。例如，刘勰梳理了文学创作中的情、理关系，认为“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情采》）。刘勰还探讨了艺术思维“神思”的特点，认为它是一种自由的想象。在艺术审美方面，他强调两面，而不偏执一端，提出“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序志》），在对道与文、情与采、真与奇、华与实、情与志、风与骨、隐与秀的论述中，无不遵守这一准则，体现了把各种艺术因素和谐统一起来的古典美学理想。这部著作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此书本身就是用骈文写成的，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唯美主义文学特征。
南齐钟嵘的《诗品》所论范围主要是五言诗，针对的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的诗坛风气。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122人，计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在《诗品序》里，他重申赋比兴之三义，认为“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与《文心雕龙》有所不同，积极介入当代诗坛评论，批评玄言诗“平典似道德论”，反对用典，尖锐地斥责了宋末诗坛受颜延年、谢庄影响而形成的“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同时，作者也反对当时开始流行的永明体“四声八病”之说，认为这些新说令“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诗品》对五言诗的摘句十分重视，摘引了“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等名句，称为“胜语”。他论谢灵运诗，是“名章迥句，处处间起”，论谢朓诗，是“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论曹操诗，“甚有悲凉之句”。另外，《诗品》对于诗人之间的源流也颇有探讨，认为陆机、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颜延年“其源出于陆机”，左思诗出于刘桢，陶潜诗“又协左思风力”等。《诗品》品评诗人，往往把词采放在第一位，称“才高词赡，举体华美”的陆机称为“太康之英”，将“才高词盛，富艳难踪”的谢灵运称为“元嘉之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