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史著之巅峰——《史记》与《汉书》
在两汉文学的星空之中，有两颗璀璨的史家明星：西汉司马迁与东汉班固。前者创制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后者完成我国第一部断代史书《汉书》。这两部史书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意义，号为双璧，又各有特色。
司马迁（约前145—前90）字子长，夏阳龙门人。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正是汉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司马迁的父亲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谈是当时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著有《论六家要旨》一文，系统总结了春秋以来阴阳、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并高度评价道家思想。司马谈在约汉武帝建元六年至元封元年间任太史令。司马迁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0岁能诵古文。19岁时，他从长安出发，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还报命”。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谈去世，临终前曾对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三年后，司马迁承袭父职，任太史令，得观汉朝官方藏书，并与唐都、落下闳等共同定立了“太初历”。同时，他决定继承父亲遗志，准备撰写通史。不幸的是，在李陵降匈奴事件中，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而获罪，一度被判死刑，为免死完成史记，他选择了宫刑苟活。后来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提及此事说道：“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霑衣也。”（《汉书·司马迁传》）在狱中，身心备受凌辱摧残，几乎断送性命。因此，《史记》是一部悲愤之书，其中蕴含了司马迁极为强烈的情感。
《史记》最初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记载了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130篇，526500余字。除了作为“二十四史”之首的历史地位，这部史书也是十分重要的文学著作，强化了我国文学史中十分重要的叙事传统。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一方面，作者继承了先秦史籍的记述，将《世本》《国语》《秦记》《楚汉春秋》以及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文书档案中的材料加以甄别；另一方面，司马迁又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
《史记》是一部叙事经典，注重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更深层次的探究，综合前代的各种史书，成就一家之言。结构上，该书纵横交错，互为照应，纵向以十二本纪和十表为代表，叙写了西汉中期以前的各个历史时代，横向以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为代表，统摄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各个领域和行业。写人时，围绕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宗旨，司马迁多从琐碎的生活细事写起，但绝大多数的人物传记最终都在宏伟壮阔的画面中展开，有一系列历史上的大事穿插其间，他所选择的题材多是重大的。司马迁不是一般地描述历史进程和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是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深刻思考，透过表象去发掘本质，通过偶然性去把握必然规律。这就使得《史记》的人物传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蕴，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风格。《史记》在叙事方面最为后世称道的，是它所开创的“互现法”。《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同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这种“互见法”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如在《项羽本纪》中主要突出项羽的喑呜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而与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则放在别人传记中补充叙述，既突出主导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顾此失彼，使人物性格得以完整。从单篇来看，《史记》的章法、句式、用词都有很多独到之处，别出心裁，不循常规，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独特的效果。例如《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所讲的“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用人物自己的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也是作者司马迁提炼的，最能表现蔺相如思想境界的内在美的精粹语言，是蔺相如精神品质的升华。在《高祖本纪》《项羽本纪》里，司马迁用了许多细节语言来刻画人物，这些语言很具有个性。例如项羽见到秦始皇南巡时脱口说出：“彼可取而代也。”在刘邦道歉时说“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足见其粗豪率直。《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不但不同类型的人物迥然有别，就是同一类型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同是以好士闻名的贵公子，信陵君和其他三公子在人格上有高下之别，而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也各具风貌。同为战国策士，苏秦主要是一位发奋者的形象，而张仪身上更多的是狡诈权谋。张良、陈平同是刘邦的重要谋士，但司马迁笔下的张良令人莫测高深，带有几分神异；而陈平这位智囊却富有人情味，没有张良那种仙风道气。《史记》同类人物形象之间尚有如此明显的区别，不同类型人物形象之间更是形成巨大的反差，鲜明的对照，人物的个性在差异、区别中得到充分的显示。
《史记》是一部悲愤之书，它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悲剧感的人物，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如推行变法的吴起、商鞅，主张削藩的贾谊、晁错，都是为一己主张献出生命的历史先行者；田横抗拒投降汉朝，其随从和东海五百义士也相继殉难，是一个在新社会与旧制度中茫然失向又拼命抗争的悲剧群体；《赵世家》中为保护赵氏孤儿而付出巨大牺牲的义士公孙杵臼、程婴，《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中的刺客游侠，都是具有高尚品格和献身精神的英雄。司马迁赞扬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的伍子胥，赞扬虞卿、范雎、蔡泽、魏豹、彭越等人，他们或在穷愁中著书立说，或历经磨难而愈加坚强，或身被刑戮而自负其材，欲有所用。所述这些苦难的经历都带有悲剧性，其中暗含了自己的人生感慨。司马迁在探讨人物悲剧的根源时，流露出对天意的怀疑，以及命运不可捉摸、难以把握之感。他在《伯夷列传》中慨叹“天道是邪，非邪！”，在《外戚世家》中反复强调“人能弘道，无如命何”，“岂非命也哉！”
《史记》也是一部猎奇之书，其中有很多极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记述，这是因为司马迁适当地收录了经过改编的民间故事，如周幽王举烽火为戏，张良和圯上老人相见等的故事都富有传奇色彩。写秦始皇晚年行迹，穿插许多怪异反常的事情，以及神灵的出没，用以预示秦王朝末日的到来。写汉高祖发迹，则用刘媪感蛟龙而生子，刘邦醉斩巨蛇等传说以显示他的灵异。
《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他采取了多个角度，在不同的传记中表现一个人物的各个方面，且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通过这样的记述，《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后世小说多以《史记》为取材之源，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
后世对《史记》评价极高，“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史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为其编写续篇。据《史通·古今正史》记载，写过《史记》续篇的人就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书名仍称《史记》。班固的父亲班彪（3—54）对这些续篇感到很不满意，遂“采其旧事，旁观异闻”为《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史通》）。班彪死后，年仅22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巨作。工作伊始，就有人上书汉明帝，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于是班固被捕入狱，书稿也被全部查抄。他的弟弟班超上书汉明帝，说明班固修《汉书》的目的是颂扬汉德，让后人了解历史，从中获取教训，并无毁谤朝廷之意。汉明帝查证后，将班固释放出来，任命他为兰台令史，让他撰史。汉和帝永元四年（92），窦宪失势自杀，班固受牵连而被免官职，不久被害死狱中，时年61岁。此时所著《汉书》，八“表”及“天文志”均未完成。班固著《汉书》未完成而卒，成为巨大的历史遗憾，不久，汉和帝命其妹班昭就东观藏书阁所存资料，续写班固遗作，然尚未完毕，班昭便卒。同郡的马续是班昭的门生，博览古今，汉和帝召其补成七“表”及“天文志”。所以，和《史记》十分相似的是，《汉书》的诞生过程也是非常悲壮的，浸透了班氏一门的荣辱沉浮。
《汉书》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以西汉一朝为主，上起汉高祖元年，下终王莽地皇四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体例上全承袭《史记》，只是改“书”为“志”，把“世家”并入“列传”，全书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凡100篇，共80余万言。到了唐代，颜师古认为《汉书》卷帙浩繁，便将篇幅较长者分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成为现行本《汉书》120卷。
《汉书》建立在《史记》光辉成功基础之上，在体例和内容上，都有所发展。《汉书》的史料十分丰富翔实，书中所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汉书》的这一部分，多用《史记》旧文，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汉武帝以后的史事，除吸收班彪遗书和当时十几家续书外，还采用大量诏令、奏议、诗赋、类似起居注的《汉著记》、天文历法书，以及班氏父子的“耳闻”。不少原始史料，班固都是全文录入书中，因此和《史记》相比，更显得有史料价值。在体例上，《汉书》新增加《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五行志》等。《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而来的，内容更加丰富，分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百官公卿表》非常重要，描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汉书》列传中有关文学之士的部分，多记载其人有关学术、政治的内容，如《贾谊传》记有“治安策”；《公孙弘传》记有“贤良策”等，这些都是《史记》没有收录的。四夷方面，有《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三传。然而，在对很多具体人事的评价上，司马迁和班固颇有意见和分歧，班固甚至认为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对史学领域已经深有影响。《汉书》在塑造社会各阶层人物时，本以“实录”精神，平实中见生动，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例如《霍光传》《苏武传》《外戚传》《朱买臣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