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诗经》的性质与分类

与《尚书》同被视为“德义之府”的《诗经》，比《尚书》更集中地体现出“郁郁乎文哉”的周代礼乐文化特征。作为周代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诗经》作品的创作、流传与结集，更直接地体现了与周代礼乐制度同呼吸、共命运的共生关系。《诗经》的四始结构，是周代礼乐制度下四分结构音乐观的直接体现。

具体而言，“风”指声音、曲调。声音、曲调有清浊之分、方域之别，所以《左传》说“风”，前面多用“清”“土”“卫”等词加以限定。与雅、颂之音相区别的“风”，指各地的乡乐、土风；而《诗经》中的“风”，则指那些与十五种乡乐相配合的歌辞，即《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这十五《国风》，虽然经过王室乐官雅言化的加工处理，在文词、音韵上表现出统一的倾向，其浓郁的地方色彩仍当通过音乐与歌唱表现出来。《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聘鲁，请观周乐，闻其乐即知其名，音声曲调的地域性差异为最主要的判断依据。

《诗经·国风》中的“二南”，是“乡乐”中伦理地位比较特殊的一类。它们本是西周初年，周、召二公岐南采地的乡乐，以“南”为主要乐器。周公制礼作乐时用作王室房中之乐、燕居之乐，故又被称为“阴声”。东周初年周平王重修礼乐的时候，“二南”被提升为王室正歌，具有与其他国风不一样的地位。当周代礼乐制度完全崩坏之后，诗与乐渐行渐远。南为乡乐的音乐属渐趋隐晦，而王室正歌的地位所带来的意义日渐凸显。理学大盛的宋代，“南”就从十五《国风》中被独立出来，成为与“风”“雅”“颂”并列的“四诗”之一。

“雅”的得名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它源自一种名“雅”的鼓类乐器。另一方面，周人总是以夏人后裔自诩，“雅”与“夏”在声音上相通。“雅”与“夏”的通用就使得原本作为乐器之名的“雅”，具有了指代中原正声的文化意义。雅者，正也。“雅”由此成为以中原正声为基础的朝廷之乐的代称。《诗经》中的二《雅》，就是配合这种正声音乐，用于天子、诸侯朝会宴享仪式的乐歌。

《诗经》中的“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从表演方式上看，《大雅》用工歌、乐舞配合的方式表演，而《小雅》则用工歌、笙奏、间歌的方式表演。表演方式的差异、音乐性质的不同，应该是《大雅》与《小雅》分编的根本原因。

“颂”的得名，与一种名“庸”（镛）的大钟关系密切。庸在殷商时代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乐器，殷墟甲骨中多次出现“作庸”“奏庸”的文字，甚至连搬运庸的途径也要经过卜问。而在商代的祭祀典礼中，奏庸与舞蹈是关系非常密切的祀典内容，它们的共同目的，就是“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以祈取福佑。“颂”为“容”的本字，声音上又与“庸”相通。祀典仪式中歌舞之容与象征王权、成功的“奏庸”之事相配合，不断强化着“颂”“美德”“告功”的意义。周人立国之后，以仪容为本义的“颂”逐渐取得本属于“庸”的“言成功”的意义，在“庸”字的这部分意义随着镛钟的消失而渐趋隐没的同时，“颂”亦由“形容”之义渐变成为“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的天子祭祀之乐的专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