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概念界定

服务业又称第三产业，是指在国民经济部门中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外的其他所有产业。参照国家统计局关于服务业（第三产业）的产业划分，将服务业划分为流通部门和服务部门两大部分，并进一步划为四个层次。即服务于整个流通的相关部门，为生产和生活提供有关服务的相关部门，以提高全民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为目标提供服务的部门，如党政机关、社会团体、警察、军队等。本书按照其产品的消费与服务对象差异，将服务业进一步划分为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Daniels, 1985）。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区别在于：生产性服务业是一种中间投入的“产品”，服务于制造业、农业等其他部门。其不直接参与物质资本的转化或者产品生产的直接工序，但其“润滑剂”和“中间品”的功能提高了产业链流程和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阶段的运行效率和价值，是信息、知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Noyelleetal, 1984；阎小培，1999；甄峰等，2001）。因此，在生产的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即企业投入各项要素进行产品生产的生产环节以及后续提供包括广告、包装、货运等在内的各项销售服务，以及包括维修、检修在内的售后服务等的各个环节中，被作为“润滑剂”及核心性和专业化的中间产品投入的各种相关的技术、金融等服务统称为生产性服务，其服务贯穿于商品（产品）设计、加工、生产和销售的全部环节，包括产品（商品）生产前期的市场整体策划和制造生产过程的工艺设计、中期的整个生产制造环节以及后期的构建和发展销售网络、日常的产品维护和维修及其他售后服务等。一般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服务服从于制造业、农业等部门，当然，伴随大数据、云计算、平台经济、移动互联网等迅猛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深度扩展，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的地位发生逆转，作用更加突出，制造业并不是生产性服务业唯一或最主要的市场需求来源，生产性服务业更多地依靠“内部动力”——自身获取发展动力取得进一步发展，其更多地出现在制造业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尤其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高端的控制者和设计者，成为引领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方向、新产品和新行业孵化以及制造品品质提升的动力源。

从21世纪初至今，学界对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划分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基本形成了观点鲜明的两派。其一，以“技术服务与地质勘察业、金融保险业、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交通运输及仓储业、信息传输”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王玲，1997；程大中，2006；钟韵，2007；高传胜、李善同，2007；夏杰长，2008；宣烨、余泳泽，2016）；其二，将“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科技服务和地质勘察、交通运输仓储邮政、批发零售、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建筑、租赁和商业服务、金融、电力煤气供水”共9个行业合并代表生产性服务业（张韵乐，2008；赵伟，2008；黄小莉，2010；韩峰，2014）。依据现实情况，鉴于与我国年鉴统计资料的统计口径相对应以及本书的研究需要，本书所指的生产性服务业是指“金融保险业，信息传输、租赁与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该分类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产业分类基本相同，也保证了研究数据的一致性。

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虽然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但仍然面临着集聚程度低、高端要素供给不足、资源扭曲错配严重和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刘胜、顾乃华等，2016；刘志彪，2016），围绕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制约因素的探讨，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成果，总结起来，对于影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制约因素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素错配问题严重

由于官员任期制和异地交流的制度约束，官员往往在经济发展战略中过度关注经济增长的短期目标。尤其是在城市快速扩张过程中，城市往往会陷入土地财政的泥沼。孙秀林、周飞舟（2013）就指出税制集中财权使地方政府逐渐走向以土地征用、开发和出让为主的发展模式，形成了推动地方经济高速增长新模式。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有两个重要抓手：一个就是通过扩张工业供给、压低工业用地价格和实施各类优惠的税收政策进行工业化的招商引资。另一个就是利用地方政府土地市场的垄断权限制商住用地的供给，抬高商住用地价格获得高额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加之土地置换、土地抵押等手段，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升级和经济增长（范剑勇、莫家伟和张吉鹏，2015）。

服务业的发展与一国的法律体系和政府的规模密切相关，由于存在政府干预，服务业发展受到限制（汪德华，2007；靳涛，2008）。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下产业转移速度与行业间生产要素流动的速度不匹配，进而导致的要素错配是服务业经济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姚从容，2003）。对服务产品尤其是高端产品的生产、技术和营销需求以及与制造业相独立的生产性服务行业和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决定服务业发展质量的重要条件（林毅夫，1994）。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和资本效能，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资本等要素必须能够自由流动（冼国明，2001；杨玉英，2010）。只有建立市场化的生产要素市场，才能进一步推动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进一步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发展（黄益平，2011）。张月友（2012）对中国整体服务业增长过程中的要素再配置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中国近年来服务业高速增长主要来自资本的投入，而不是结构优化。要素资源再配置的结构红利并没有得到发挥，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而这种资源错配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所主导的金融行业垄断的投融资体制及扭曲的劳动力要素价格所致。只有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才能进一步矫正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在不同行业间的价格扭曲，才能使生产性服务业得到长足的发展（盛誉，2005；沈坤荣，2016）。

（二）有效需求不足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省—市—县”多级财政分权政策实施，地方政府在经济目标考核和地方政府“公司制”的驱动下有强烈的意愿和动机通过行政命令等手段对要素市场进行干预，实施区域之间的经济封锁，进而形成地域间的贸易壁垒，导致了要素价格的地区间分割（郑毓盛、李崇高，2003）。张杰等（2011）指出，出于盲目追求GDP增长的动机，各级地方政府广泛存在着的稳定就业、保障民生等战略目标，导致地方政府控制各类要素的定价及分配以期达到扶持特定产业的目的。一方面，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增加财税收入而进行的招商引资活动，其主要吸引力是通过土地要素价格竞争和各项优惠政策实现的；另一方面，就业、民生和脱贫等硬性考核指标导致各级地方政府形成了“产业偏好”——更多地偏向可以拉动更多GDP、提高当地政府的财政税收收入及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大型劳动力和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和国有企业，通过降低其各项要素价格以降低其成本来扶持其发展。另外，也有研究表明，地方政府也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方式吸引外商投资和内地引资（邵敏等，2012）。而无论是就业创造还是降低劳动力成本，生产性服务业都不占优势。

要素市场扭曲还会通过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需求间接对生产性服务企业的生产率产生影响。按照演化经济学的观点，制造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了进一步提升其核心竞争力，会变革自身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出现专业化分工的趋势，逐渐地将辅助生产性活动以外包的形式剥离出去，这些剥离出去的业务就逐渐形成了独立的生产性服务产业（陈钊、王旸，2017）。然而，要素市场扭曲阻碍这一演化进程。相关分析表明，我国要素市场扭曲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即通过行政手段强制主导要素资源的分配，并降低了要素投入的价格。在“重工轻服”的政策环境下，一方面大大降低了制造业企业支付的要素使用成本；另一方面也引致制造业产生了与生产性服务业相类似的“关系寻租”行为。最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式分权”改革后，地方政府具有很大的行政权力，为了完成绩效考核提高政绩以获得晋升的政治资本，地方政府热衷于将资本、土地等关键性要素分配给大型国有企业，二者不可避免地在相当多的方面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银温泉，2001），这种天然的“政治关联”使这类工业企业不需要像生产性服务业一样必须通过“关系寻租”就可获得低成本的生产要素。因此，大量的重复投资、规模上盲目扩张以获取大量、低廉的生产要素成为工业企业不断获得高额经济利润的源泉，提升结构和产品升级的演化激励消失，对生产性服务的有效需求大大减少，尤其是对高端生产性服务需求更加不足。这种有效需求的不足会进一步抑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由于工业（制造业）对GDP增长率的提升作用十分明显，在中国式分权的情形下，地方政府在面对经济绩效考核时倾向于采用扭曲资本要素价格的方法完成经济增长目标，即通过行政手段压低制造业的资本价格，同时提高生产性服务业面临的资本价格（徐朝阳、林毅夫，2010）。在常年的考核状态下，地方政府会对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产生路径依赖并进一步形成锁定机制（周黎安，2004）。在长期实施这一政策的情况下，一方面，在资源约束的情形下，偏向性的资源配置政策导致制造业挤占了大量本应用于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所需的资源，导致生产性服务业生产要素投入不足，要素成本偏高；另一方面，由于制造业的要素价格偏低，工业企业实际成本大大低于其真实成本，低效率和“僵尸”制造业企业仍然有足够的盈利空间，从而导致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对高端服务的有效需求不足（张宇、巴海龙，2015）。

（三）有效投资不足

面对中央政府的政治激励，地方官员会向中央政府发出强烈的传递个人能力的信号，这其中最为直接的一种方式就是制定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并能够超额完成。为了显示制定经济目标的合理性和可达性，地方政府官员最为直接和最为显著的表现形式就是进行招商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投资的增量效应带动地方GDP的显著增长。靳涛（2008）研究认为，对于一个目标行为最大化的地方政府官员来说，扩大投资是发展经济达成考核绩效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投资对于地方政府短期内追求经济增长绩效有着直接的影响。由于缺少问责机制，地方官员的责权利是分离的，在任职期限内，地方官员往往会策略性地调整经济增长目标。为了制定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和超额完成目标，地方官员有动机也有权力利用投资做出各种政绩工程。但是一旦成功获得升迁，则偿还债务的责任就会落到下一任政府身上，由此产生投资竞赛和投资潮涌现象。在这种官员“GDP锦标赛”模式下，为了获得上级发放的“入场券”，各地方政府会上演着不顾自身资源、区位以及产业结构约束的投资竞争大战，产生重复建设和政绩工程等投资现象。而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这种行为必然会导致生产性服务业投资不足。对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而言，由于其核心竞争力在于服务品的技术含量和服务价值，往往拥有的固定资产较少，因此，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申请贷款的过程中能够赖以抵押的固定资产较为缺乏（Forlani, 2012）。在申请银行贷款的过程中，银行对于缺乏固定资产抵押的生产性服务业通常会提高警惕，放贷的意愿不足，这就决定了生产性服务业能够通过银行渠道获得融资的概率较小。造成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运营过程中一旦遇到融资约束，其后续运营的难度大幅度增加。

（四）技术创新乏力

创新要素主要解决生产性服务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问题。创新是产业动态变化及演化的根本驱动力（Malerba, 2012），产业的动态变化是由少数关键的创新及其模仿所驱动的，也正是这些少数关键创新缔造了新市场（弗朗哥·马雷尔巴，2011），并促成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生产性服务业的知识密集和人力资本密集等特性，决定其发展及竞争力更多依赖于技术、模式及业态的创新。虽然中国国内的专利数量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呈几何级增加，并于2011年超过美国和日本，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专利申请国（WIPO, 2012）。但在专利数量激增的背后，专利的总体创新含量并未得到与之相称的提高（龙小宁，2015）。并且在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制度环境下，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者难以获得可预期的经济收益，在此情形下，服务业企业在创新投入中的激励严重不足（王婷，2012）。服务业企业不仅自身的创新意愿严重不足，而且往往期待通过“搭便车”的方式获得其他企业的创新成果。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服务产品的高端化、高知识属性和蕴含于其中的先进理念等关键要素，这些关键要素的产生需要依靠一定数量的中高端人才，通过建立发达的人才市场，提供完善的高端人才服务有助于吸引相应的稀缺人力资本进入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地（Markusen, 1989）。行政垄断伴随着制度性进入壁垒，体现为非国有经济的准入障碍，大量的民间资本难以充分地进入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这种市场进入障碍并不会随着民间资本强烈的进入愿望和较为先进的服务技术而有所改观（李怀，2004）。

（五）区域层级分工不明显

由于不同城市存在着较大的等级差异，不同等级的城市间生产性服务业总体和各个细分行业也逐渐呈现出层级分工的典型特征，即各类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程度和市场范围的大小与它们所在城市的等级序列位置相对应，不同能级的城市对应于不同层次的生产性服务业（宣烨、余泳泽，2014）。等级较低的中小城市主要承载非知识密集型或知识密集度较低、向周边辐射力较弱、需要与服务对象“面对面”频繁接触的物流运输、商务租赁等较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与之相对应的，等级高的大型核心城市则布局知识密集型或知识密集度较高、向周边辐射力较强、与服务对象不需要进行“面对面”频繁接触的金融业、工艺设计和广告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因此，高等级的城市能够提供的是更为精细、专业和高端的服务功能，而低等级城市提供的则主要是交通物流运输等常规性和保障型的服务功能（Harrington, 1995）。对于这种层级分工产生的原因，现有文献主要基于人才与知识因素、市场容量因素、信息资源因素、政策倾向和成本因素进行了分析（Harrington, 1995；郑文丽，2005；周伟林，2005）。现有文献研究表明，以金融业和科技服务业为代表的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倾向于布局在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大都市区），总部（CBD）集聚区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或邻近于主要核心城市的附近，并从周边相对较小城市获得市场（Bailly, 1955；Daniels, 1995；Coffey, 2000）。一方面，从各个细分的生产性服务业行业来看，各个行业对人才、知识等要素的数量和质量要求存在很大差异。以快递物流业、一般性的商务服务业、日常经营性金融服务业等为代表的低端生产性服务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交通便利度的条件的依赖程度较高，但其所必需的知识密集度较低、服务或产品的附加值（增加值）较低、能够服务的区域和半径较小、服务或产品的交易频繁，这类低端的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适宜于布局城市规模和市场规模一般的中低等级的城市（江静、刘志彪，2007）；而以生产或高端金融服务业、高科技含量和产品工艺流程研发服务业、高端咨询服务业等为代表的，需要较高知识密集度，其辐射和服务的区域或半径较大（往往是整个城市圈），高度依赖于高端人才和先进的知识要素，并且其服务或产品的交易频率较低的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则适合分布在具有较大市场规模的国际性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姚永玲等，2012）。另一方面，高能级城市往往聚集了著名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因此，“马太效应”在高等级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大城市）吸引高端人才集聚时较为明显。城市规模扩张的“马太效应”体现在下面两个方面：一方面，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匹配劳动力的成本，因为城市扩大为各个产业间转移劳动力提供了足够的可能性和转移空间；另一方面，城市规模扩张意味着城市可容纳更多的产业和产生更多的岗位，为劳动力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丰富更高质量的社交生活和文娱活动及更好的生活居住条件，这些条件都将吸引人才大量地迁入大城市，而且中国长期以来的城市化倾向性政策也促进了层级分工的产生。政府的政策导向在城市初期发展规划和城市具体功能设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Painter, 2000）。生产性服务业对制度敏感并且具有极强的依赖性，这尤其体现在以金融服务业、地质勘查业服务业、技术服务和科学研究服务业为代表的行业，其受到的干预和影响更为明显（陈建军等，2009）。有研究表明，能够实现标准化服务交易活动的产业会在空间布局上趋于分散——向城市郊区或边缘地带分布，而无法实现标准化服务交易的产业则会选择集中于大城市以取得地理优势（Illeris, 1993）。从一定意义上说，政府监管直接影响了生产性服务业进入市场的困难程度及其机会，从而影响和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竞争结构以及竞争度。高端生产性服务尤其如此，它不仅对系统非常敏感，而且是系统和政策的载体。高水平城市不仅政策信息畅通，而且可能是政策决策的中心和来源。在这些城市提供生产性服务有助于及时与决策部门沟通，并获得政府政策的支持（宣烨，2016）。因此，不同的生产服务对系统制度的敏感性的差异也将促进区域一级的分工。

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速度和比重“攀比”的背景下，随之而来的是行业、业态及模式的“模仿”，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是这样，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也是如此，“业态追新”“模式跟风”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主基调。在自身创新能力不足的情形下，行业、业态及模式的区域间“模仿”就成为不同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理性”选择，一旦某个新业态、新模式在某个城市出现，其他城市随之跟进，区域间生产性服务业结构层级和行业、业态差异性不足，缺乏从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城市能级等层面综合考虑、科学谋划，引致生产性服务业行业雷同、业态重构、层级重叠、模式相同，区域间同质化明显，特色化不足，层级分工尚未成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常态化分工模式（宣烨、余泳泽，2014）。

（六）国内高端服务需求尚未形成

“新工业主义”认为，工业体系的分工深化和拓展所导致的中间需求是推动服务经济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力量（郑凯捷，2008），制造业发展释放的中间需求是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的市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在出口导向战略推动下，我国制造业规模迅速扩大，但无论是以加工贸易为指向的FDI企业还是为FDI企业提供配套的本土加工企业，其制造环节引致的中间服务需求绝大多数并不在国内，甚至在国内就没有产生高端服务需求，因为研发设计、资金融通、销售等服务基本都是由跨国公司母国企业提供的。江静、刘志彪（2010）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加工贸易主导的贸易结构割裂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的产业关联，代工制造业发展不仅没有形成对生产性服务的有效需求，反而在要素获取方面与服务业形成竞争，进而制约了生产性服务的发展；代工生产模式中的本土低端制造业只需要低端服务投入，对高端生产性服务需求极为有限。依赖于低要素组合优势的低端制造只能产生低端服务需求，只能承担低价服务，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也只能是与低水平相配套（邓江年，2014）。

现阶段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后期的起步阶段，现代产业分工体系尚未完全形成，高端生产性服务需求还没有被激发和引爆是其受到抑制的另一重要原因。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源自制造业的发展、分工的深化（Cohen S.，1987；Klodt H.，2000）。制造业发展水平和层次越高，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高，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空间就越大。资源消耗、低端要素驱动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模式的主要特征，工业低度化是产业发展的基本特点（程大中，2005）。从分工角度来看，我国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且大多数制造业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很多生产者服务环节都蕴含在制造业中，没有从制造业中独立出来，大量的中间需求尚未从产业链中脱离出来（谭洪波，2012），外包环节较少，整个生产过程基本由制造企业内部完成，导致中间需求弱化。从服务需求层次来看，目前我国制造企业对运输仓储、租赁等低端（传统）生产性服务具有一定的外包需求，而由于信用、交易成本等问题多由制造企业内部解决，对于研发设计、品牌营销、信息技术服务等高端服务未形成多元化的需求（姚战琪，2014）。造成了制造企业对生产性服务业“两端”需求的背离。

（七）知识、技术创造与积累不足

知识、技术创造与积累不足，创新能力欠缺，产业高端发展存在能力缺口是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另一制约因素。产业高端化来自知识、技术资源的高度化，来自人才高端化、创新能力高度化。现阶段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可以概括为：低集中度、离散型的市场结构，短期行为为主、缺乏长期计划的市场行为，重视短期盈利、轻视长期创新的市场绩效。这种市场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生产性服务企业的竞争战略，也从根本上影响了企业看待、整合现有资源的方式，并最终决定了企业知识与技术能力的形成模式。企业缺乏长期规划，决策充满短视心理和投机意识，忽视自主知识、技术的积累与开发，由对FDI的依赖逐步发展到对国外能力的依赖（路风，201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实力明显增强，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却没有培育出相应的知识与技术能力。知识与技术能力的不足则从根本上限制了产业发展的层次与潜力，产业向高端突破乏力，成为“两端”背离的内在因素。对生产性服务业而言，知识与技术能力缺乏的具体表现为：自主研发能力不足，关键性技术革新、重大产品创新没有突破性进展；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范围小，科技信息技术的协同应用和集成创新明显不足；用先进技术方法与手段改造提升低端（传统）行业、开发新兴业态明显滞后。近年来，也正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知识和技术支撑与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中的仓储、交通运输、设备租赁等低端（传统）行业规模扩张明显，品牌培育、营销网络、数字文化、检验检测等高端行业发展缓慢（蒋仲群、童星，2019）。高端行业的低端环节，如大众性金融、一般性商务等发展较快；而高端环节，如资信评估、知识流程外包等增长乏力，企业在行业价值链低端环节徘徊。生产性服务业出现了低端行业“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竞争过度”，而高端行业“投资不足、低环节化、业态缺失、寡头垄断”等发展态势。

总体来看，学者从要素错配问题严重、有效需求不足、创新能力缺乏以及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关系等方面，分析了制约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因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尽管如此，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缺乏发展中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理论框架。二是缺乏对制造强国建设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面临新因素的分析。基于此，本书从聚焦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供给和需求两个维度，尝试构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动因理论，以厘清生产性服务业引领制造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尝试从引领制造业抢占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引领制造业新产品孵化与新行业培育、引领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三个维度，提出生产性服务业引领制造业发展的传导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