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茶道的缘起

日本茶道出现的原因与其所包含的宗教因素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日本像中国那样，是茶的原产地并在两千多年前就普及了饮茶的习惯的话，茶道很可能就不会出现了。“物以稀为贵”无疑是古代日本人对茶尊崇的原因之一，而茶被引入到日本时展现出的“神秘色彩”可能与日后日本茶道的诞生的关联更为密切。除前面提到的荣西和尚以外，在平安时代将茶引入日本的人士中，许多都是造诣高深的佛教僧侣，例如日本真言宗的开祖空海、天台宗的开祖最澄等。由此不难想象，茶在被介绍到日本的时候是与佛教，特别是禅宗思想密切相关的。禅宗无文字（即没有经书的意思），讲究“顿悟”，主要的修行方法是“坐禅”，这些特征与茶对人的精神及头脑所产生的作用十分契合，甚至达到了“互补”的境界。简单通俗地说，坐禅是达到开悟的唯一途径，坐禅要姿势端正，不能胡思乱想，也不能打瞌睡，对于后两项“要求”来说，茶汤的功效可以称得上恰到好处。这可能是“禅茶一味”之说最直白的解释。从有关文献记载不难看出，早期的茶会经常在佛教寺院里举办，在“茶人”中，具有“出家”经历的人数众多：例如茶道的创始人村田珠光就是僧人。至此不难看出，从茶在被“介绍”到日本的时点开始，就与后来茶道的产生存在“先天”的因果关系。

日本茶道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体系，这一审美体系直接左右茶道的外观和内涵。关于茶道对“侘”“寂”等审美理念的纠结，有来自不同视角的观察和研究，其中“和歌”与茶道之间的关联是值得关注的重要接点。和歌是日本本土的一种短诗词，其字句结构十分固定：“五七、五七、七”为主（也有其他形式，具体细节须参考研究专著）。和歌的出现远远早于茶道，是体现古代日本本土自然观、审美观的重要载体。和歌与茶道之间的接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茶道中的一些核心观念，例如“侘”“寂”，虽然在茶道确立以后的松尾芭蕉时代（江户早期）才得以完成，但其原始形态早就存在于和歌之中。十世纪以前《万叶集》《古今和歌集》等古籍就对“侘”的含义有过阐述和探讨，并在和歌作品中有直接应用。二是在茶道早期的探索时期，许多先驱是造诣极高的和歌师，例如书院茶的确立者能阿弥，千利休的老师武野绍鸥等。换句话说就是茶人，特别是茶道的早期的探索者的审美基调已经由和歌奠定，从这个角度，茶道的审美情趣可以被理解成是和歌在另一种载体上的表达形式。三是茶室与歌人书斋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茶室起源于书斋，但事实上，茶道的“草庵”风格的茶室与同仁斋那样的达官贵人的书斋，除空间布局相似外，在氛围、审美格调上的区别是巨大的。直到如今，茶室仍然在沿用其别名“数寄屋”（有时茶道本身也被俗称为“数寄”），“数寄”泛指“兴致典雅，爱好收藏”，特指和歌，在茶道出现之前，歌人的书房被叫作“数寄屋”。相对于上流社会整然高雅的书斋来说，歌人的书房应该是尽显歌人的特点：遁世、狂放、残缺、感伤……由此可以推断，茶室与和歌师的空间，在氛围上相似甚至重合的地方应该更多，关系更直接。

日本封建时代上层社会对茶道的确立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在茶道的初创期，所有的先驱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要人的专业茶师（或者叫“茶头”）。这里所说的要人，包括足利义政、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顶级”豪强。茶师的地位属于政府官员，拿俸禄，其中有些人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国家重臣：例如茶道的集大成者千利休的政治影响就非同一般，据说秀吉曾吩咐“内事不决问利休”。茶师备受要人重视导致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茶师可以在比较理想的环境中聚焦于茶道的理念，另一方面可以借助于强权人物的影响力推广茶道的理念。

封建上层社会对茶道确立的另一层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江户时期以后。为了固化封建统治，德川幕府倡导儒家的封建等级思想。这一做法在茶道界的表现形式就是主张茶道礼仪应该与参与茶事的人的身份相匹配。于是适用于社会各个阶层：将军、大名（地方豪强）、官员、高级僧侣、普通百姓等的茶道规范纷纷出台。从表面上看，这些做法似乎限制了茶道的自由发展，但从客观上却起到了使茶道在社会中的存在固定化的作用，使茶道的存续有了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