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山歌天上来[1]
一
当年的老寅背有点驼，在椅子里坐久了，背上揉挤出层层皱布，吊幕一样向上拉扯，前长后短的礼服十分古怪。
当年的老寅在汽车站打了个哈欠，看天色已晚，扛着四张竹椅四处找人问路，一路埋怨天气也埋怨县城，最后才找到了县文化馆。
老寅这个人不太好描述，比如他的脑袋小，不好说一个脑袋，更像是一“粒”脑袋；眉毛粗，不好说两条眉毛，更像是两“把”眉毛；耳朵倒很大，说两“扇”或者两“页”，可能就合适了。文化馆的老柳肯定是不习惯这人脑袋的粒状，挥挥手，说，出去出去，这里没有人买椅子。以为是菜市场呵？
对方连忙抠出一纸通知给老柳，止住了对方的轰赶。
“你就是毛三寅？”
“唔呵……”
“你就是边山峒的那个毛三寅？”
“唔呵……”
“慢点，你们那里没有另外一个毛三寅吧？”
“有吗？”
“我问你。”
“村里的伙计把我家老大叫宽老倌，把我家老二叫宜老倌，把我就叫成寅老倌。我不喜欢这个名字，没有办法呵。”
小脑袋一脸的无辜。
老柳查了一下对方翻找出来的会议通知，白纸黑字，手续齐全，不好再说什么，带着他去客房完事。客房门有点窄。来人背着四张竹椅别别扭扭，一个椅脚横扫过来刚好刮在老柳的嘴上。“你带这么多椅子做什么？”椅子那边有尖叫。
粒状脑袋还卡在别扭的姿态中：“对不起。这椅子结实，凉快，街上的人就喜欢这种椅子，二舅娘一定要我带几张来。二舅娘说了……”
柳老师不关心二舅娘，揉着嘴巴走了，气呼呼来到文化馆馆长面前：“那个毛什么是哪个推荐的？是叫他来弹棉花还是叫他来阉猪？什么农民音乐家？我看是只猴子，还没变人吧……”
馆长是本地人，对老寅倒是有几分了解，说你不要小看他，他可不是一般人士，在北京读过大学，五岁就拉得胡琴，鼻子吹得了唢呐，我家的两个亲戚都晓得他的大名。
柳老师根本不相信，鼻子里一声冷笑：“他晓得北京是在祁阳还是在麻阳？”这是两个小县的名字，“他晓得大学的门是朝东还是朝西？你看他那样子，长着一个阉鸡脑壳，打嗝放屁都是红薯味。他要是能把七个音符唱圆整，我就倒立着来上班。”
正说着，外面有一道尖叫，是世界末日才能听到的声音。两人出门一看，见馆里的女出纳员一脸惨白，颤抖的手指向厕所：“女厕所里有有有一个……”
有个男的吧？是个乡巴佬吧？柳老师冲入女厕所，果然发现是小脑袋在那里用下巴夹住衣角，慢慢吞吞地系裤绳。
“喂喂喂，你怎么跑到女厕所来了？耍流氓呵？”
“对不起，我眼睛不好，怕是看错了。”
“你眼睛不好，嘴也哑了？不能问一声或者咳一下？”
小脑袋走出门来，往墙上嗅了嗅：“大事不好，问题严重。”
公共厕所门上的字是墨汁写的，经过日晒雨淋，已经有些模糊。柳老师不想在这一点上纠缠：“人家小娄有心脏病的，来个当场晕倒，你麻烦就大啦知道吗？”
小脑袋歉意地笑，越过柳老师，对躲在他身后的女子折下腰：“大妹子，你什么也没有看见。我证明。你不要怕……”
“你不要上来！”女子大叫。
“好好，我不上来。”
“你怎么这样无聊？”
小脑袋怯怯退了一步。“我是说，你没看见什么，不打紧的……”
“你放什么屁？我想看见吗？我要看见什么？我当然什么也没有看见。我就是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人正不怕影子斜根本不要你来说，根本不要你来证明……”女人越说越乱，被小脑袋的安抚再一次搞得气急败坏。
小脑袋冲着柳老师和文化馆馆长睁大眼睛：“我给她赔不是，她火气还这样大？这位妇女同志今天跌了一跤吧？”
这话的意思是：她是不是一跤摔坏了脑子？
二
柳老师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大学毕业生之一，小县城里的大牌艺术家，经常在剧院舞台一侧指挥乐队。这里有很多人并不理解乐队，一开始并不知道他两手“挠来挠去”是做什么，只觉得他能在那里挠，挠上一两个时辰也不累，想必是个重要的角色。柳老师理论水平也高，经常哗哗哗地甩着扇子，把任何曲子都分析得头头是道，比如分析出一个主题、两个形象、三个发展、四个特点、五个什么什么，用有些学员的话来说，随便捡根草都打得出一锅理论汤。他还特别强调乐生于情：“什么时候道白，什么时候开唱，都是有剧情条件的，不能乱来。你昂首阔步走向刑场的时候才会唱《国际歌》吧？挤鼻涕或者撕脚皮的时候唱得出来吗？”
这是他常打的比方，让戏曲作者们茅塞顿开。
柳老师诲人不倦，为人谦和，成天有一张笑菩萨的脸，常把熟人邀到他家去喝茶、抽烟、吃面条，谁要是缺点粮票，他也慷慨掏腰包。自从他从剧团调入文化馆，有些乡下来的业余作者还曾在他家吃过饭，开地铺打过呼噜，就当他家是一个免费客栈。当然，他热情之余也有小小图谋，比方一心等待客人们夸他，而且在进门后五分钟内立刻知晓他的各种美事：最近入了党，荣升创作组副组长，将来当上宣传部副部长也是有可能的。他在恭维之下谦虚一番，算是得到了最大回报。
两天来，他再次受到重用，主持文化馆恢复以后第一个创作班，想到任务重和要求高，一心抓出成效。他翻遍了学生时代所有的笔记本，整理出厚厚的讲稿，给大家耐心讲解调式、和声、动机、小三和弦、革命经典《沙家浜》的总谱配器等。他讲着讲着，正在眉飞色舞，听到一丝奇怪的声音混进了小三和弦，不和谐更不对位，是彻头彻尾的噪音——抬头一看，噪音又是来自教室后排座的一个小脑袋。
“喂！”他忘记了对方的名字。
前排学员一怔，纷纷顺着他的目光朝后看。
“喂，喂，说你呢！”
震怒目光抵达之处，小脑袋一颤晃，醒了。
“你怎么能在这里打鼾？岂有此理，你你你怎么可以打鼾？你吃文化馆的睡文化馆的，就是要来打鼾的吗？”
“对不起，柳老师，我眼皮子好重，好重。”
“我在这里支张床，给你拿条被子拿个枕头来？”
“不不，不要床，要床就开玩笑了。好难得的学习机会，专门来学习的，怎么能在这里睡觉？”老寅在全场的笑声中抽了自己一耳光，揪揪鼻子，咬咬牙，重新抓起笔和纸片。
“同志们，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为这些课花费了多大的心血吗？”柳老师委屈地敲敲桌子，让学员们的注意力重新集中，让自己挺胸缩腹不无悲情地重返和弦。但和弦还没有讲完，最重要的理论分析还没有出台，无耻的噪声干扰又冒出来了，当然又是来自后排。这一次，要不是小脑袋身边的人及时推一把，要不是这一把阻止了来势凶猛的鼾声和涎水，柳老师今天讲课的情绪差点就没有了。
“你继续讲，继续讲，没有问题的。”小脑袋察觉出寂静的异常，抬抬下巴，远远地给老师送来鼓励。
“你要我讲什么？你让我怎么讲？”
“讲和弦。”
柳老师今天的情绪已经没有了。他本来还想讲解一下自己的两首作品，让大家了解成功的创作是怎么回事，但心情一坏，也就偷工减料，草草收场，走的时候连折扇也忘在桌上。
学习班的内容不光是培训，更重要的是创作：四天之内，每个学员都要交出一首歌曲，优胜之作将参加地区和省里的大赛。作为督战者，柳老师背着手来回转悠，不时检查创作进度，给这位分析一下结构，或者给那位调整一下歌词。还好，学员们看上去大多比较卖力，常常是两人共一张破桌子，停电的时候还共一盏油灯，各自埋头吭哧吭哧地大写，嘴里不时哼出各种不成形的曲调。有的则去文化馆外的小河边，操着胡琴或者唢呐试奏新作，发出一些不太成熟的声音，让柳老师联想到哮喘或者癫痫，联想到肠梗阻或者便秘的声音。老师有些着急，但着急的时候居然偏偏少了一个人，走到老寅的房间里，只见床上一个大花被子隆起来，罩住了一个人形。旁边散落的衣裤，红薯味或者酸菜味余绪未绝。
太不像话！柳老师踢踢床脚。
阉鸡脑袋从被子里钻出来，打开迷迷糊糊的眼：“吃饭……还没到时辰吧？”
“一天五毛钱误工费，都是国家的钱，专门请你来睡觉的？”
“老师来了哦。不是说四天才交稿吗？”
“你算算，今天是第几天？”
“还早，还早。”
“你不急，我都替你急。你看看人家。”
“放心，我不一样，我是只孵蛋的鸡婆，我的曲子都是睡出来的呵。”
“你是不是还要鲤鱼甩籽？天天从这楼上甩下去，才甩得出你的惊世之作，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哎呀，你这个人，一讲话就吃了铳药，你不要催，我平生头一件最怕的事，就是催。”老寅吞了口涎水，又往被子里钻。
柳胖子气得差点要晕过去，本想把这只假鸡婆从鸡窝里揪出来，扇上一耳光，冲着屁股头猛踢一脚，让他该去哪里去哪里。细一想，人家毕竟是农民，好歹是革命阶级，轮不上自己过分造次，就忍住了。
他气冲冲地找到馆长，强烈要求领导出面严肃纪律，把那个来混饭吃的小脑袋赶快轰走，有饭也不能给这种人白吃。馆长想了想，说边山峒的人你最好莫惹。柳胖子不明白这话的意思。馆长就说，你没听说过边山峒呵？那里的人最蛮。其他地方的人出门讨饭，送财神，送土地神，又唱又闹的，逼得主家乖乖地掏钱，只有边山峒的叫花子站在大门口，一句乖巧话也不说。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馆长见柳胖子还不明白民情，就说起当年边山峒剿匪，说那时各乡的土匪都降了，只有边山峒不降。不管是由国民党来剿，还是由共产党来剿，反正是不降。他们情愿受火刑，皮子都烧炸了，出黄油，臭气冲天，也没有半句求饶。有的受剐刑，剐上一整天，刺刀捅弯了，血溅丈多高，把墙红了一大片，死者也不吭一声。民国那些年，常有人挑着几箩筐人手人脚和人肝人肺，到县城东门挂起来示众，让大家看看土匪的下场，吓得行人都不敢过桥，一个个从桥下走。不用问，人肉肯定是从边山峒挑来的。
馆长一大堆人手人脚人肝人肺，把柳胖子吓得脸色灰白匆匆告辞，再也不敢提小脑袋，说是要去接夫人下班。
接下来的几天，柳胖子一遇到老寅便绕着走。他没有料到的是，四天过去以后，老寅没有交白卷，倒是真在床上孵出了鸡，一只金鸡。八个学员的作品之中，他的《犁田山歌》首屈一指。柳胖子把这首歌拿到灯下哼了一遍，拿到阳光下又哼了一遍，在办公室里哼了一遍，回到家里又哼了一遍，还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凭正统科班的见识，他得承认，他得承认，不仅是他自己，就是他经常提到的那些同学，那些经常被他挂在嘴上四处炫耀的同学，不论是在省级院团的专业作曲家，还是什么音乐杂志的副主编，乃至音乐家协会恢复筹备小组的负责人，都作不出这样优美的音乐。如果遮去作者姓名，他完全可能把它误当大师的杰作搬到课堂上去。
田里犁田是何人？
犁田硬要犁得深。
莫云古曰犁无三寸土，
如今犁田啰——
四寸浅了，五寸浅了，六寸浅了，
犁下七寸是黄金，
深耕才有好收成……
不过就是这么几句普通甚至浅白和零乱的词，如何可以谱得这样动人心魄？这真是奇了、怪了、邪了！
肯定是抄袭。柳老师恨恨地想着。不过，曲调中明明伏有本地山歌的素材，看上去不大可能来自外地的大师。
他定定神，决定去找老寅查问个清楚。此时，几个学员正在文化馆的食堂里吃饭，密集地围了一桌，谈笑风生，热气腾腾。只有老寅无言语，一脸的庄严肃穆，直勾勾的目光只在碗里生根，伸出去的筷子，稳稳地从容不迫而且认真负责，夹住一根萝卜，在空中停稳了，再运回自己的碗里，停稳了，再运输到自己准备就绪的嘴里。每一个步骤都不能乱。他没有听到柳胖子的招呼。柳老师拍拍他的肩，还拍出他的不耐烦：“阎王老子都不差饿鬼。吃饭就吃饭，吃饭人也催得吗？”
旁边一个学员大声对他说：“是柳老师找你哩。”见他不理，再喊：“是柳老师找你哩。”仍然没有改变他的目不斜视，也没给他的脸增添任何表情。
学员只对柳老师报以苦笑说，他就是这样的，一吃饭就痴了，雷打也听不见。
没关系，没关系的。柳胖子只好以后再说。
三
像柳胖子这样的高手，能一眼看得出老寅的深不可测，深知这些曲子里既有泥土风味，又有西洋套路，来路一时说不清楚，不可等闲视之。老寅后来上厕所拿的一张纸，被柳胖子看到了，发现那是一支圆舞曲谱，竟呼啸着一股地道的俄罗斯旋风，流露出中央音乐学院当年的教学风格，跳跃着草原、白桦树、花裙子、红菜汤以及手风琴的异国气息，完全能以假乱真。作者应该是毛三寅斯基或者毛三寅诺夫才对。
看完他的很多曲子，包括他拿去擦屁股的游戏之作，柳老师这才换上一张大笑脸，恭请他到家里去做客，泡上好茶，递上好烟，称呼也变了：“喂”变成了“毛同志”。
甚至变成了“毛老师”。
毛老师倒有点拘谨，夹住双膝，直腰端坐，手心朝上地托举一支烟，小心翼翼地抽出嗖嗖气声，不知是哪里在漏气。他不管听到什么，浅浅一笑，缓缓点头，没有下文。即便说什么，不是缺主语就是缺宾语，含含糊糊的呵唔呵唔不知是什么意思。大概是遇到了知识分子，他也知识了许多，土话里夹进一两句抽筋式的京腔，只是还不够斯基也不够诺夫，让旁人的耳朵南北兼顾、城乡统筹其实更加紧张。
“操，社教他妈的最有意思啦！”他炸开一个笑脸，突然想到了话题，“每次下村，说你们不要客气，家里有么几（什么）就吃么几（什么）。三婆婆以为他有母鸡就要吃母鸡，吓得脸都白了哈哈哈哈……”柳老师没听懂，见对方大笑，就陪着笑笑。直到事后很久，经过自己努力思索和其他知情人解说，才明白老寅刚才的意思：老寅是说自己读大学的时候，曾前往农村参加社教运动，认识一个工作队队长，发现他的口音经常引起误会。这一段话，算是回答主人关于中央音乐学院的提问。
“嗨，一个贼养的好地方！”老寅再次炸开一个笑脸，打断了主人的话头，“他们说‘群众’是这样的——”他重重的发音像是“昆虫”：“有意思呵。有意思吧？花桥人开会就说：东风万里红旗飘，革命昆虫志气豪，我们就是要依靠昆虫，发动昆虫，警惕有人挑动昆虫斗昆虫，坚持毛主席的昆虫路线……”这一次，柳老师还是没怎么听懂，见对方大笑，也陪着笑笑。直到事后很久，经过自己努力思索和其他知情人解说，才明白老寅刚才的意思：他是指自己到本县花桥镇听民歌时，发现花桥人的口音也特别有意思，算是回答了关于音乐素材来源的提问。
老寅笑和不笑，都是急休止，然后便沉默，或者含糊，嗖嗖地吸烟，似乎在寻思下一件好笑的事。柳胖子提心吊胆地看着他那里一截长长的烟灰，急忙给他张罗烟灰缸；又提心吊胆看着他喉头滚动，急忙给他张罗痰盂。
天一句，地一句，掐头去尾，文不对题，云里雾中，牛胯里扯到马胯里，艺术创作交流就这样马马虎虎进行着。柳老师付出了好茶、好烟，还有一顿饭，不免有些失望。他太不了解老寅。很久以后，他才知道老寅既不是心不在焉，也不是在言语容易招祸的那年头故意装疯卖傻。相反，那一天他已经说得够多了，够上腔上板了，没有一头钻到床上去打呼噜，算是很给面子。
那一天他没有喝酒。这是重要的一条。照理说，人喝酒才醉，他这个人怪，恰恰是不喝酒便昏、便乱、便野，便语无伦次信口开河。被烈日晒得晕头晕脑，就是老寅无酒时的思想。把舌头割去一截，就是老寅无酒时的语言。他嗜酒是从壮族山寨里开始的。当时他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读到学院本科，是特招的农民学员，去广西参加社教和体验生活。他那时崇拜广西的米酒，崇拜广西的刘三姐，梦想着写出一部《刘三姐》那样的歌剧。太多梦想灌醉了他，使他在社教结束时竟然擅自离队而去，沿着壮乡歌声的余音去了云南，又糊里糊涂去了什么缅甸以及印度，直到两年后被戴上手铐，满身虱子被押解回国。那时候他只知道音乐，不知道国境是什么东西。如果他不是出身贫农，现在还蹲在大牢里也说不定。
学籍与文凭当然也顾不上了，丢掉了。
他这一段往事，恍恍惚惚，别人说不清楚，自己无酒的时候也说不清楚，因此我们现在也只能知道一个大概。岂止如此，他没喝酒时就是个十足的醉汉，半睡不睡的，半癫不癫的，人家说东，他就说西，人家说上，他就说下。他常常把张局长当李裁缝，把王屠夫当何校长，有时看见自己的老婆进菜园子，跺着脚就开骂，说哪来的疯婆子光天化日下竟敢偷菜！气得老婆不给他煮饭。
当然，不煮饭不要紧，即便穷得无米下锅，他也能以睡当饭，把红薯或者萝卜留给母子二人，自己喝一碗冷水，蜷缩在床上，像蛇一样冬眠，就可以把一天打发下来。他说过，当年在北京读书的时候，饭票子少，有时还丢了，他可以一天只吃一顿，甚至几天不吃饭，还能坚持去上课。他的办法就是不做操不跑步不散步不洗衣不上街不说话不笑，甚至不看和不听，把这一切都变成睡，至少是假睡，在蜷缩中尽可能节省每一个动作，尽可能积攒每一丝热气，留到上课的时候再用上——以致后来一片肥肉就可以腻得他抓心挠肺的要呕吐。他还说过，在国境外跟着马帮到处流窜时，也是常常找不到吃的，要想活下去，睡觉就是最可靠和最简单的法子。说他会睡觉？笑话！缅甸汉子比他更会睡，有时竟可以半个多月不吃不喝，只是昏昏然地闭目养神，靠一缕微弱的呼吸，据说能从虚空中吸取营养，从阳光和月光中吸取精力——他后来才知道，那叫瑜伽。
用他的话来说，瑜伽这把戏没什么了不起，其实就是睡觉，就是装死或者半死，就是对付饥饿的全身蜷缩不动。
他回到家乡以后，大体上能吃个饱饭，但能躺就躺的习惯一时难改，白天黑夜分不太清楚，做什么都不容易让人放心。在乡下当了两年民办老师，被学校辞退了；在供销社收了一年木炭，又被供销社辞退了。生产队长看他百无一用，最后只好让他看牛，算是照顾这个癫人。他倒是乐意看牛，说山上景致好，空气也好，百鸟和鸣，天高地阔，是个养人的去处。他成天在山上吹笛子，久而久之，六头牛全凭他的笛子指挥：吹一个集合调，牛就拢来；吹一个行军调，牛就开步；来一支西洋的小夜曲，牛就齐刷刷地掉头回家。他最为激赏一头小黄牯的乐感，说那畜生绝对听得懂音乐，可以随着节奏摇尾巴、摆耳朵，听到入迷的时候，还可以发出一种奇怪的呻吟，有舒服得要哼哼唱唱的那种劲儿，简直是个牛群里的莫扎特。
在那一段时间里，他的眯眼越来越小，据说是没有钱买灯油，晚上燃三两根香捏在一起看书，看成了这个样子。他的酒瘾也越来越大，宁可无饭，不可无酒，碰到衣袋里布贴布，也三天两头要去酒坊，深深地嗅几下，好歹让鼻子止瘾。有一次，附近中学的老师央求他写支曲子，酬谢他一坛花桥镇的头锅谷酒，足有十来斤。他大喜过望，倚着酒坛一屁股坐下，一边哼哼写写，一边把搪瓷杯迫不及待地伸向坛子。舀着舀着，发现杯子轻了。探头一看，其实是坛子空了，见底了，摇一摇也不再有声响。他吓得跳了起来：奇怪，这坛子没见漏，旁边也没人影，怎么酒就没有了？
明明是满满一坛酒，一眨眼到哪里去了？
他呼了一口气，吹得眼前的一只蜻蜓晕头转向，一条弧线歪栽在地上，是醉翻了的模样。他撒了泡尿，烟头丢上去，竟激得哗的一亮，虽然没有像酒精那样真正烧下去，但已经相当危险。
他这才相信自己全身都流着易燃物质，自己已经成了个酒坛子。
他的眯眯眼睁大，炯炯发光，全身上下泛着红潮，睡意或者癫态一扫而光，连驼背也挺直了许多，连声音也有了更多腹腔共鸣。在这种时候，他不但毫无睡意，不但写得好音乐，还能清醒判断很多复杂的问题，比方说能判断一坛酒是他自己而不是老婆更不是大哥宽老倌喝完的，比方能判断这一天是初一不是初三更不是十五。在这种时候，他还可以伸手踢脚做广播操（在北京学会的），可以去学校里找来报纸字正腔圆地朗读（特别关心缅甸和印度的打仗，可惜近来报纸上这方面的新闻不太多）。若碰上音乐爱好者，他还说得清歌剧《刘三姐》的一切细节，对中外音乐大师的作品如数家珍信手拈来，从老莫（莫扎特）到老李（李斯特），从瞎子阿炳到王同志（洛滨）和雷同志（振邦）和何同志（占豪），全不在话下。不要看他的发声有点尖削，甚至有点娘娘腔，但这个时候的他随口唱出一个音，就是准确无误的中央C，或者是铁板钉钉的降B，根本用不着什么定音叉和定音笛，让行内人不得不服。他随手抄起一件乐器，无论胡琴、琵琶、笛子、芦笙还是唢呐，不说玩得天花乱坠，至少也耍得中规中矩。还有手里的石头，脚下的水，嘴里的一片树叶，桌上的筷子和碗钵，都常常能被他折腾出声音。
准确地说，是折腾出音乐。
多少年后，有一个记者想写篇民乐奇才的文章，到边山峒去访他，一进山就有各种离奇的景象竞相入目，让人晕眩和踉跄。一只老鼠居然把老猫追得四处乱窜，不知是来自噩梦还是来自现实。悬崖陡壁的当中位置立着一只山羊，前后无路，不知是如何上去的。有时南瓜地里有一个瓜出奇地巨大，整整有桌面大，但其他南瓜该小的小、该死的死，它们各行其是，从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有时还有一大群燕子不知从何而来，栖在几面粗糙的墙上，使白墙突然变成全黑，如此吓人的景观却被人们视而不见，从不瞥上一眼。记者一路上心惊肉跳，发现山里的很多事物不是憨头憨脑随心所欲，就是胆大包天胡作非为，都是醉翻了一般，只能使人们的脑子跟着生乱。他说，他已经知道老寅是怎么回事了，知道老寅的曲子是怎么回事了。
记者后来没有访到老寅，据说是遭遇到了瘴气，两腿立即肿大和奇痒；又据说是糊里糊涂迷失了方向，只好搭乘一辆运木头的汽车出山。
这些说法，也没有得到过证实。
四
老寅还玩不了单簧管，钢琴也戳得有点臭，让柳老师稍稍放心了一点。柳老师执意要在钢琴上试奏学习班的所有作品，试完以后又急风暴雨般地来一段赋格，即兴加一点花，好好杀一下老寅的气焰。老寅默听了一阵，抬起眼皮，挤出一句嘿嘿，停了停，再挤出一句嘿嘿，没有说什么。
“你觉得怎么样？”
“好，嗯，就是好。”
“好在哪里？”
“你的记性真是好，身体也好。”
这话怎么听也不像是夸奖。
临出门时，他记起了什么事，回头丢下一句：“第二个爱夫有点矮。”
爱夫就是F。柳老师后来才闹明白，他的“矮”是“音低”的意思，指琴弦有点松，该请调琴师了。如果说乐音“瘦”，就是指音有点弱，可能是琴槌有毛病，得想办法修整了。至于某段曲子“没吃饭”，是指动机内蕴贫乏；某段曲子“没长肉”或者“不调皮”“打瞌睡”，是指发展缺乏松弛和变化。还有性能不同的各种和弦，在他嘴里就成了“亲兄弟”“表兄弟”“远房兄弟”“桃园三结义”等，听上去很别扭。在这里，他好像不是在谈音乐而是谈人。或者，乐符在他那里从来不是什么声波，不过是一些要吃要喝和有哭有笑的小家伙，是可能犯错误也可能闹别扭的小家伙。那么，每个作曲者不是别的什么，只是子孙成群的大家长，是管理着音符们的饲养员，应该腰扎一个围裙，手里咣咣咣地操一个饭勺。
柳老师被第二个爱夫搞坏了心情，化悲愤为苦斗，化雄心大志为挑灯夜战以及在书橱前对苗、侗、瑶、傣等各民族的紧急流窜——他必须从书本中抓到什么，必须比老寅抓到更好的音乐素材，写出副组长的杰作，不能栽在乡巴佬面前。结果，他的一大堆谱子出手了，但自惭之余，还是没敢往上送。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寅的作品在地区大赛中出线，虽然在最终的评审中，被说成“没有突出阶级斗争”“没有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失去了获奖资格，但音乐圈子里开始流传毛三寅这个名字，还有他那有点奇特的来历和习惯。
同行们都在向柳老师打听老寅，包括《犁田山歌》是如何来自他谷酒狂灌之下的清醒。有一种说法传出了县又传回了县里：那一天雷雨大作，又停了电，老寅到了交稿限期的前夜，从被子里钻出来，把四张竹椅子换来的钱，全部买成了酒，三大瓶立在油灯前，如同供上了三尊菩萨。
他正襟危坐，两个嘴角微微往上翘，扯开了一张报幕员登台时的笑脸。他其实没有笑。同他处久了，就会知道似笑非笑就是他酒力发作的表情，是饲养员准备工作的常规表情，只要有了这种表情，就有了主人面对音符崽崽们的现场感，有了面对油灯后面一片黑暗的激情，肯定乐思如涌，怎么写都来神。
地区文化局局长是个转业军人，以前的手风琴手，对音乐有点发烧，亲自就音乐创作召集过一次讨论会，让各县的音乐主创人员参加，还特别点了老寅的将，说“那个酒癫子不要漏了”。荒唐的是，老寅不识抬举，居然不知道这次机会何等重要，把自己一个小娃崽带去了那种场合，据说是这次要带儿子到大城市看火车。他们摸到火车轮子的时候，刚好火车一声大叫，吓了他们一跳，父亲就说：“你看这家伙还怕挠痒痒。”这是娃崽报道的故事。那娃崽一看就是个上天入地的种，在会议室里跑进跑出，嘀嘀嗒地狂叫，一下撕坏了报纸，一下撞倒了茶杯。大概是看到大楼外的其他孩子抱着布娃娃，他善于学习，不知从哪里抱来一块木板，兴致勃勃地给木板喂水，扶木板走路，给木板抽尿，抽得自己的尿急了，便掏出小鸡鸡当着局长的面抛出一线黄水。
在此天下大乱之际，老寅完全不像是一个爹，不加以管教和呵斥，也不知拿一块糖来稳定局面，只是在旁边打哈欠。虽然后来扯上了儿子的裤头，但地上已有了热腾腾的尿渍，实在是不像话。
他扯下自己的袖套去擦尿，会议室里的笑声便更为膨胀肥大。
他踢开木板，狼狈地带娃崽去了厕所，一去便久久没有人影。柳胖子看见局长拉长了脸，还有一再看手表的动作，感觉自己责任重大，只好急急地出门去寻找。奇怪，厕所里没有人，女厕所里也没有人，二楼与三楼还是没有人……这是招待所两栋模样和结构相同的大楼，有廊楼在东头相接，还有走廊与政府办公大楼相通，确实有点结构复杂。柳胖子一直走到饭堂旁的锅炉房，才发现毛家父子在那里东张西望着急万分，看来是迷路了。你是个卵。你才是个卵哩。你脑袋里灌了水。你脑袋里才灌了水哩。我叫你走这边你不信。我叫你上楼你不信。你猪娘养的不记路又不听话。你才是猪娘养的不听话又不记路……他们跟着柳胖子往回走的时候，还在气呼呼地斗嘴，不饶不让，没大没小，纲常全无，骂得既愤怒又认真。
“以后带你出来，硬要带一副牛绳，把你时时刻刻套住才好。”柳胖子气呼呼地擦着汗。
“有绳子就好了，这恐怕是个办法。”老寅认真地同意。
“绳子归我来牵。”儿子也热烈拥护。
午餐铃已响，发言的时间是不够了。“我虚心接受各位老师的宝贵意见，回去以后好好改正缺点，坚持批判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把各项工作都抓上去。”老寅结结巴巴的这一句，算是结束语，但口气说得大了一些。
老寅低声问柳胖子：“我还想说一句：以后用正确思想的牛绳套住鼻子，永远在时代精神的犁路上拱。你说行不行？”
“这些话就不要说了。”
“这样好的话，说不得吗？”
“人家童局长要吃饭啦，不要说了。”
“那好，”老寅转向大家，“本来我还想说一句，柳老师说不要说了，我也就不说了。完了。”
“你继续说，继续说嘛。”局长还有兴趣。
“柳老师他不要我说。”
“你嘴巴不是长在他身上吧？”
老寅转过头低声问柳胖子：“那我还是说？”
“想说就说吧。”胖子有点不耐烦。
“好吧，我继续说。”老寅转向大家，“我要说什么呢？怪了，刚才看着看着出来了，一下子又进去了。”他抓抓脑袋，意思是要说的话突然找不着了。
大家哧哧好笑。
有人提示了一句：“你刚才说到了修正主义。”
“哦，说修正主义。这么说吧，这么说吧，”老寅咳了一声，小心地寻找着字句，“修正主义确实歹毒，确实无血，不光要谋害毛主席，还害得我们坐在这里开会，几句话嚼过来又嚼过去，耽误了好多瞌睡呵。”
有人捂住了嘴巴，还有人前俯后仰地捂住了肚子，看局长连连敲击桌面，也没有静下来。这使老寅大为奇怪，看看左边又看看右边，“笑什么？我说错了吗？修正主义没有耽误我们的瞌睡？”
笑声总算被哭声打断，原来是他的儿子用一块砖砸了自己的脚。这个挖坟揭瓦的活祖宗，还是很善于学习，大概是看见大楼外的其他孩子玩积木，刚才不知从哪里搬来了一些砖，在会议室门边辛苦地搭砌火车站，没有砌稳，便发生了工伤惨剧。这样，老寅忙着去抢救伤员，修正主义就没有了下文。
五
芹姑娘走进了这一个故事，用一副玩具积木换下了小娃崽的砖块。
她是县文艺宣传队（后改名为山歌剧团）的主要演员，演唱过老寅的歌，曾经放出话来：“只有毛老师的曲子才唱得有味儿。”后来见到不是毛老师的柳老师，一再招呼，发现对方面有愠色，根本不理人，这才伸伸舌头，知道自己祸从口出。她马上改口，说毛老师的歌只是有味儿，但柳老师的歌更有水平，水平呵，水平这东西不是想有就有的，不喝上几桶墨水是吹不出来的。她抓住机会给柳老师吃一颗酸梅，哎哟哎哟地哀怜自己的肩周炎，要柳老师给她揉揉肩，终于让对方有了笑脸，还有了一种惬意得哼哼的可能性。对方幸好没有尾巴，否则肯定也摇摆不已。
一个肩周炎便能够化险为夷。她就是这样手段高超，有时呆，有时精，有时呆中有精，或者以呆卖精，一句句话让人难辨真假，到处都是迷魂阵，后来被女友们私下里叫作“肩周炎”“膝盖炎”以及“小嘴炎”，是圈子里鬼鬼祟祟的取笑。至于业务上，她是队里第一嗓，只是很小就进了戏班，没读过多少书，别说是五线谱，连简谱也啃不动，一见乐谱就冒汗，越冒汗越是舌硬，几个音符在嘴里嚼来嚼去，折磨得颈根都要抽筋了，衣衫汗得水洗一般了，还是成不了句。说实话，当年要不是这一条，凭着她的音域宽和气韵长，省里的专业院团早就把她挖走了，若按照柳老师的宣告，柳某人也早推荐她到什么大学去深造了。
台上唱不过她的姑娘们，一般都在乐谱面前找到心理平衡。一见她太得意，就拿一个什么本本来大唱特唱，迫使她闭嘴，无精打采地坐到一边去，闷闷地叠纸船或者钩头巾什么的。她知道，乐谱成了她永远的克星。她的歌喉所向无敌，她的一个眼风或者一条腰胯的线条，足以调动和控制剧场里每一个角落的目光，但她就是没法迈过最简单和最基本的一步。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的演唱都得由别人一句句教。这成了行中笑话，成了她最大的污点和心病。
老寅不大看演出，不大认识她，说到她的时候，有时叫她“菜姑娘”，有时叫她“蒜丫头”或者“葱妹子”，不知是从哪里随便抓来的名号，不知是有意打趣还是真在菜园子里昏了头。他说过：“蒜姑娘好就好在没多少文化。”这句话没头没脑，差不多是癫语，听者不把它当真，没有往下问。
没人问，他就不说了。
他还说过：“芹菜是我们家宽老倌的那只霸王鹅，占了人家的窝，还发脾气。”
这句话还是癫，听者就算想往下问，也没法问。
没人问，他也不说了。
芹姑娘倒是来问过一次。她额头冒汗，拿着老寅的几页新作，说里面这么多升半音和降半音，教唱人都觉得难度太大，她一个乐盲看了更是两眼黑，怎么唱呵？是不是搞错了？要不就是要害死她姑奶奶？她去找过柳老师。堂堂柳老师也教不了她，一上调就晃晃悠悠，好像纸上全是西瓜皮，没几块能让人踩稳。柳老师最后还生了气，说民歌民歌嘛，从来都是啷咯哩咯啷，宫商角徵羽，五音阶当家，怎么能搞得这么多半音？玩西洋套路也不能这样的。柳老师还有了一种警觉：老寅这个人就是骄傲，不知自己八两半斤了吧？资产阶级音乐体系正在回潮吧？
老寅大概还记得芹姑娘的积木，收捡自己的散乱衣物，用袖口在椅子上拂了拂，意思是给来客让个座。“大妹子，莫急莫急，这首歌最合你的口味。”
“你肯定是两碗猫尿灌迷糊了。”女演员看了看桌上的酒瓶，不耐酒气，站到了门边比较通风的地方，用手在鼻子前扇风。
“你小时候喜欢打架。”
“同打架有什么关系？”
“你还比较蠢。”
“你才蠢呢。”
“你说得对，我是蠢。我是蠢人喜欢蠢人，蠢人喜欢唱蠢歌。我同你说，你不要怕半音。半音是什么？半音是你的崽，你怕你崽做什么？”
“你好好地说嘛。”
“我知道你还没有嫁人，只是打个比方。我是说，你听呵，山里的牛叫、羊叫、鸡叫、鸭叫，车子叫、磨子叫、锯子叫、刨子叫，还有各路贩子打吆喝，哪一样没有半音？放个屁也有半音吧？”
“呸呸。”
“好，不说放屁，我们说贩子的吆喝。你听听满街的吆喝，伢崽都学得像，你一个戏子如何就学不会？”
“谁是戏子？”
“好，演员，是说演员，人民的演员。演员的眼里不是夹豆豉吧？你到山里去看，光是一个绿，你看得多了，保不定看出上百种绿。光是一个黄，你往细里看，保不定看出几十种黄。颜色就是音乐。呵呀呀，这里面就有好多半音，好多半音的半音。呵呀呀，哪是五个音阶写得尽的？哪是五个或者七个音阶唱得完的？”老寅已说得眉飞色舞，“说画画只能用七个色彩，狗屁！就像说音乐只能用七个音阶，也是狗屁！世界上好多人成天放狗屁，越放狗屁人家还越说他们高明！”他一股火气不知是冲着谁去的。
芹姑娘似懂非懂：“柳老师也是大学生，还会五线谱，又是手风琴又是钢琴，他也唱不出来。”
“柳老师好聪明的人呵，好有学问的人呵，长得又白又胖，衣袋里挂着两三支水笔，当然不会是聋子，起码有两只猪耳朵。”
芹姑娘忍不住笑，注意到老寅的大耳朵，笑得更厉害了。
“妹子，你听过禾凤子叫吧？”
“当然听过。”
“那好，你叫给我听。”
老寅让姑娘学禾凤子，在鼓励之下一次次叫得更悠长，不知什么时候，他接过禾凤子的声流向上一挑，走，向前一带，再走，声音就有了节拍，有了旋律起伏，就成了他乐谱上的句子。芹姑娘大为奇怪。她平时学一首歌，至少得跟唱七八遍才会，这一次她只跟唱了两三遍，一首歌居然就顺风顺水一通百通。遵毛老师之令，她尽力忘记音阶，确实忘记了音阶：不就是牛叫、羊叫、鸡叫、鸭叫的那种味道吗？不就是布贩子、油贩子、糖贩子、药贩子、铜铁贩子到处吆喝的那种劲头吗？升半音，降半音，原来没什么了不起，原来一开始就没这回事。她一头扎进禾凤子的叫声里，顿时回到了童年，回到了故乡山寨，油然生出一股当年的野劲、疯劲，还有蠢劲。
她确实唱蠢了，蠢得快活无比。她觉得自己不是在唱什么歌，几乎是在崩塌、在飞旋、在漂流、在花一样绽放，自由放出的长音不知所来也不知所往，接引和牵绕出心中的种种往事，还有说不清的什么隐情——眼里有了惊喜的泪水。
她惊得一屁股坐在床上，两眼瞪得老大。
“好，懵天懂地，接上地气了。”不知道老寅这话是什么意思。
“毛老师，我……好喜欢你这首歌，真的好喜欢。”
“你非喜欢不可！”
“我……都唱哭了。我从来没有唱得这么痛快过，都唱得一身发抖了。毛老师，你如何写出这样的鬼东西呢？你耍了什么鬼花招？你下了什么迷魂药？我恨不得要打你一顿，活活掐死你才好——”
她当真在老寅背上猛捶了一拳。大概自觉有点放肆，她眼睛往上一转，提着热水瓶去伙房打水了。
六
老寅的曲子让芹姑娘越唱越火，自己也越写越上瘾，还迷迷糊糊地撞上了地主老财才有的腐败生活：天天可以吃到一点荤腥。
他是应召来文化馆写曲子的，与一个画画的后生合住一间客房。他嫌那个后生的脚臭，一解开球鞋就天昏地暗，就灭绝人性。那个后生则嫌他晚上磨牙，讲梦话，时不时还开叫吓死人。还嫌他总是穿错别人的衣服，拿错别人的饭盆和筷子，出门不是忘了锁门就是把钥匙锁在门里。更让人不可忍受的，是他好几次开口借钱借粮，借了也不还，完全是个赖皮，无耻的诈骗犯。有人曾经警告过他，说老寅没喝酒时的借钱都是白借，呸，天下哪有这样的混账逻辑？
太阳如今从西边出来了。老寅突然活得容光焕发，衣物和被褥变得干干净净，不知是谁洗的。他床头多了一些水桶、脸盆、毛巾、热水瓶，也不知是谁买的。他居然也用上了高度文明的牙刷和牙膏，一口黄牙渐渐变白，不再喷放出浓浓馊气。当这口扎眼的白牙嚼着豆腐干和小咸鱼下酒，自然引来了画家大为惊异和嫉妒的目光。缩缩鼻子，这间房里有了女人的气息，一股年轻女人才有的体香。这毫无疑义。如果没有女子常有的冷手和冷指尖，这房间里不可能有悚然袭人的整洁。这也毫无疑义。问题是，毛三寅这老家伙（其实还不到四十岁）毫不在乎——甚至不大在乎女人是谁，有时被后生问起来，便含含糊糊地提到什么蒜什么葱，在他的菜园子里没有刨对过几回。
他以为两瓶小曲是画家买来的，连连欠腰：“你这样客气，不敢当不敢当，叫我如何是好？”
“我得了脑膜炎还是猪头疯？一定要来孝敬你？”
“不是你买的？那就怪了，未必是何馆长赏下御酒？”
“你这个人真是没有味儿。人家送酒来，你喝了白喝。我借给你钱，你也不还。”
“钱？你是说钱？”
“你看你，前天还差点把胸脯拍烂，说马上就还马上就还的……”
“大兄弟，这种玩笑不能乱开。我这个人一是一，二是二，人穷志不短，前世做鸡也不欠人家的谷，来世做牛也不欠人家的草。你不要乱开玩笑，一开我就发心脏病……”
后生几乎欲哭无泪。
好在癫子十几天后就回乡下去了，谢天谢地，终于回乡下去了。他作品还没有改完，但领导方面觉得他政治上不可救药，交给他的歌词，领导改定的歌词，他不是说被风吹走了，就是说可能被老鼠吃掉了，一听就知道是假话。柳胖子曾经要他写一个检讨，保证再不丢歌词也不乱改歌词。他盯了胖子一眼，不说话，再盯一眼，没有下文了。
到最后，宣传部部长只好说，乡下的革命和生产也很重要，或者说更重要，老寅应该到更重要的地方去。老寅大为不解，说家里的猪没有发病，队上的禾苗没有发虫，他完全可以继续留在这里，不拿补贴也不要紧。但部长慈祥得很坚决，派柳胖子直接去买票，把他送去车站。
癫子当然不知道这以后的事情，比方他的歌是如何打入冷宫又如何解冻，比方芹姑娘是如何把他的歌唱出了大风头，一直唱到在省里拿奖，在省里与首长合影，还上了电视和广播。此时的政治形势已经大变，作品审查不像以前那样风声紧张。像芹姑娘唱出去的这些歌，一变成乐谱，谁看了都觉得难唱；一变成声音，谁听了都觉得易唱，更觉得闻所未闻，完全是不合规则的一手怪牌。这种音乐一新耳目，引起广泛注意，尤其引起省城里一些科班才子的好奇。这样说吧，它是这样一种东西，可以被乐谱引导但无法被乐谱描述，在乐谱之内又在乐谱之外。听了这些歌，一个人可能会多一些幻觉；一声鸟叫，一声风啸，一声汽笛的擦肩而过由厉而钝，都可能让人疑为旋律：原来满世界一直是无音不乐呵，原来满世界一直管弦遍地只是等待你张开双耳呵。
很自然，这些歌立即被有些新派人士誉为新探索，誉为什么主义什么派，引发一些争议，在某份杂志上还形成了专栏。但癫子在边山峒放牛，完全不知道这一切，顶多能从有线广播匣子里偶尔听到芹姑娘的一两段，电流的喳喳声夹杂其中。
镇上出现电视机以后，老寅家里的广播匣子有时呻吟，有时咳嗽，最终成了哑巴，连喳喳声也没有了。
他到坡上去查线，发现大段电线不翼而飞，也没有什么人来管管。瘟队长居然到城里做米粉生意去了。
关于主义，他只是在墟场上碰到一位中学老师，才从对方嘴里得知一二。后来又碰到两个专程远道来访的同行，从对方嘴里得知三四——他当时挖了几个竹笋，想在墟场上换几个钱，在街边蹲着，没等到买主，倒等来了两个研究生和几个主义。
“什么主义？笑话，写曲子要什么主义？不要主义，不要主义的，只要有酒就行。没有谷酒，红薯酒也行……”他陪着研究生在街边操练京腔，说得对方疑疑惑惑面面相觑，直说得自己的口舌别扭得有些麻木，回到家里以后忘了换舌头，于是卷舌音主义使老婆莫名其妙——把他疑惑地看了又看。
“你没毛病吧？”老婆摸摸他的额头。
他说到了门（门德尔松）家的和巴（巴赫）家的，又说到街上一个疯子，没等客人听明白，还从口袋里摸出两首新歌分送客人，是自己没酒了，就以歌代酒，客气一番。事后他才记得自己未留底稿，那种客气纯属胡来。
但既然高兴过了，既然他都开始主义了，其他一切算得了什么？他喜欢音乐，喜欢所有爱音乐的同行，喜欢所有音乐般让人高兴的事，有时守在家门口心血来潮，邀请过路的陌生人来家里喝酒，一个劲儿地招手，反把对方吓得快步逃跑。实在无人可以说话的时候，他就走到山上，找块石头，找棵树，把它们当作娃崽哄一哄，或者当作妖魔来一番吹胡子瞪眼睛。一个砍柴的后生曾听到林子里人声喧哗，以为有人在那里吵架，跑过去一看，发现茅草那边只有老寅一个人，正在与一根刺藤过不去。“你上次咬了老子，前几天咬了老子，你找死呵？你要咬，就规规矩矩地咬。每次都咬这个老地方，情节也太恶劣了，影响也太坏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老寅一个人完成了长长的宣判，刀起藤落，把一条刺藤砍得碎尸万段，才气呼呼地住手。
走在山里的路上，他无人说话倒是变得话多，甚至一张嘴巴直通大脑，关不住自己的任何念头：唔呵，我想喝酒了吧？嗯嗯，还可以忍一忍的。我的柴刀呢？怪事，原来在箩筐里呵。不好，又要屙尿了。到茅草后面去屙吧。如此等等都脱口而出昭告天地。他当然还经常碎念着县城，碎念着美妙县城里有牙刷牙膏而且有瓶装好酒的日子，还有那些让他过上好日子的朋友：芹姑娘、柳老师、何馆长以及那个同房的后生画家。真是些好人呵，好人呵，真是让人想念呵想念呵想念呵。他们一别三秋怎么就不见了？怎么就不下个通知来让他再去写歌？歌是个好东西，是个酒一样不得不喝的好东西，是芹菜韭菜大蒜小葱之类姑娘们身上不能不流的血，不能不怀胎和生育的娃崽。
芹菜曾经有信捎来，鼓动他为重新改组的山歌剧团写个大作品。他心花怒放，大张旗鼓，蜷缩在床上一睡就是三四天，像一只豹子收缩着身体，充分地后退，小心地积蓄体力，然后投入生死一扑。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从来都把音乐看作体力劳动，重体力劳动，绝不是文弱书生那种纤纤小手做得下来的，因此他的每次下笔都是背犁，都是凿石，都是挑担，都是不要命的生死一扑，一旦扑出去，就是连续几天的夜以继日，直到自己累翻在地，瘦得胸脯上的排骨充分暴露，嘴巴大张着喘气。
他写下了一部名为《天大地大》的八幕山歌剧，为了移动和削平这一座大山，他变卖了自己的猪，自己的房子，自己责任山上的好些林木，几乎砸锅卖铁倾囊而出，把它们统统换成了酒，换成了他的弹药，一直等它们已经十倍于敌，百倍于敌，千倍于敌，再把它们捆绑在一起狂炸出去。对于他来说，《天大地大》不是什么音乐，是他全身酒精燃烧和爆炸的轰轰烈焰。
他不明白的是，本子寄出去以后为何一直是石沉大海？
掐掐指头，至少也有大半年了，居然一直没有消息。还有柳老师王老师李老师那些胖子，如何就不再办什么学习班？就不再关心农民业余作者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改造？就不再来占领农村文艺阵地呢（他不知道这种说法已经过时）？这无产阶级的文艺革命事业（他同样不知道这个政治口号已经废止）怎么就不继续往下抓呢？
有问题。
保不定，是村里那个麻子会计拉痢，混里混账把通知书擦了屁股。他看见会计抽烟，就觉得那是隐藏了通知以后抽烟的模样。看见会计吃饭，就觉得那是隐藏了通知以后吃饭的模样。看见会计打儿子的屁股，更觉得那是隐藏了通知以后的心怀鬼胎——每一下都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分明是瞒天过海。
邮递员总是把邮件送到会计家的。他忍不住去了一趟那里，但麻子会计说没有通知，确确实实没有通知。会计还说：“寅癫子，你要认命。你耳朵和眉毛都长得威猛，不同凡响，出奇制胜，就是眼睛太小了，伤了命理的根本，只配在边山峒嗅牛屁股。”
嗅牛屁股是放牛的意思。
他抹一把脸，默默地回家。
秋天，发生了一次意外。他带着儿子在岭脚下烧火土灰的时候，有一只黑蜂蜇了他儿子。他狗一样在林子里上蹿下钻，猛追那只罪恶滔天的黑蜂，决不让它逃跑——按当地的说法，挤出这只黑蜂的汁液，原汁化原毒，才能给伤口最快地止痛消肿。他气喘吁吁追踪到一个山坳，发现了一个大蜂窝。蜂群正从一个岩洞里冲出，轰然一声，一道水桶粗的黑流闪电般掠过，飞旋而上时又散成一片黑纱，遮天蔽日，化昼为夜。嗡嗡嗡的蜂鸣时近时远、时急时缓、时扬时抑，有一种浪潮扑来震撼大地的力量，连草叶都为之颤抖。这种巨大的轰鸣他从未听过，使他惊喜入迷，一时忘了火土灰。
他没有听到远处儿子的叫喊。事后才知道，火土灰冒出了一处明火，被风一鼓，有一朵飘到了路那边的杂树林子里，儿子拿它毫无办法，只能坐在地上哭喊。他赶回来的时候，火乘风势，已经噼噼啪啪烧上坡去，浓烟滚滚之处，鸟雀惊叫着四处逃命，烧炸了的竹子则在烟火深处不时爆响，一声声炸得山体震动，震得他腿都软了，心都空了，根本没法挪动半步。
幸好村里的人看见了烟火，赶上山来扑救。也幸好天降及时雨，没有让火势向更大的范围蔓延。一场黑雨夹杂烟尘，在地上洒落出遍地黑泥。
林业派出所的警察来了，宣布他毁坏山林，手铐当啷一声套住他的两手，吓得他老婆哇哇直哭，扯住他的衣袖不放。
他一脸烟灰还没来得及洗掉，也吓得牙齿敲个不停，靠旁人七搀八扶，才别别扭扭地滚进小货车，几乎是一堆烂泥。“救命啦——救命啦——”他吓得大喊不已。
他在派出所的小房子里一蹲一个多月。毁林三百多亩，差不多是大罪，本来足以送他去法院判刑。后来考虑到他癫里癫气的也不宜过分较真，考虑到他是远近有名的山歌王，警察以罚代刑，罚他一千块，再罚他植树两百棵，算是从宽处理。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在派出所多住一天，派出所就多乱一天，让人有点受不了。
他闲得无聊，便给自己的检讨书谱曲，画出了好多蝌蚪文，谱出了一曲冗长的认罪语录歌。觉得还是闲，又顺手捡起《森林保护法》的小册子，也当作歌词，密密麻麻地谱下去。咣咣咣咣——嘣嘣嘣嘣——！一段管弦乐的前奏过后，“森林是国家的宝贵资源”成了颤音，“严禁任何人乱砍滥伐”有了和声，“一经发现严惩不贷”成了圆乎乎的男低音美声，忽悠了好一阵，最后一个“贷”字迟迟出壳，让人悬着的心终于落地。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大概是为了有所强调，这三个字重复了多遍，声情并茂地有扬有抑。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这三个字同样重复了多遍，绕出了悦耳的花样，然后才转入节奏分明的快板：“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而且，狠抓落实贯彻，防火防盗各项……”到最后，一部马拉松式的地方法规由他唱完了，“现予公布实行”一句，余音渐弱，圆乎乎的无限深情送向远方。
警察们开始以为他疯癫，最后才知道那是什么宣叙调，洋人的宣叙调就是唱不太清楚的，就是开唱时嘴里含了个热萝卜。
派出所旁边是供销社的屠房，还有镇上的兽医站、农药仓库以及裁缝店。几天来，居民们从未感受到美声森林保护法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倒是毛骨悚然，浑身鸡皮疙瘩。不管天有多热，大家乒乒乓乓地关窗子。
警察去屠房买肉，遭到了严厉拒绝。“你们派出所天天鬼叫，叫得我睡不着觉。你们吃肉的时候就想起我来了？”王屠夫把砍刀一拍，“今天对不起，我补了觉再说。”
屠夫老婆也出来骂人：“你们派出所说是说保一方平安，其实是搅一方瞌睡，还让人活不活？”
警察们一合计，只得让老寅赶快走人。
老寅倒是不急，甚至于有点恋恋不舍，走出小房子的时候揉着眼皮：“这个地方好清静，是个孵蛋的好地方，补足了我的瞌睡。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要是舍不得，那就再住三年。”
“走，要走的。客走主安嘛。”
“把罚款赶快交来，听见没有？”
“当然，当然。你们这样看得起我，只罚这一点点，我也要对得起人，不会耽误你们的公事。是不是？”
警察发还一些收押嫌犯时的扣押物。他清点了自己的鞋垫、酒葫芦以及粮票（这些已经没什么用的纸片他还总是带着），笑着说：“你们真是太客气，太客气了。不收粮票，天天有茶有饭，三天两头还让我出国观光，实在不敢当。”他说的观光，是指自己看到了电视里的国外风光片。他一口一个“谢谢”，一口一个“再见”，见人就握手，不像是囚犯出监，倒像是领导来慰问。三个警察没来得及躲，被他分别握了一下。一个送柴的汉子正好进了派出所，也被他当成警察握了一下。
“快走快走。”警察觉得手上怪怪的。
“不握一下手，辞行哪有个式样？两军交战，也要以礼相待吧？”
他把警察的脸一张张看去，看得他们不得不点头，这才心满意足。
他是不能急的，是不能让人催促的，待辞行的礼仪逐项完结，才稳稳地朝院门走去。院门那里有熙熙攘攘的闲人，大多是闻讯来见识癫子，也有一两个老寅半熟不熟的人，来打一个必要的招呼。有一个少年大唱一句“现予公布实行——”，当然是模仿老寅这些天的圆音唱法，引发一阵大笑，十几副牙齿全部外露。癫子知道他们在看猴戏，重咳一声，装着没听见，走自己的路。
七
老寅忍不住进城去问一问结果，是一年或者两年或者三年以后的事情了（对不起，他常常把我们的记忆说乱）。
他剪了个头，穿上侄儿给的一件武警上衣，袖口上有两条黄带子的那种，然后背着四床细篾凉席急匆匆上路。他一下汽车就觉得眼花缭乱天旋地转。问了好几个人，掐痛了自己的手，才确证自己没有下错站。城街显得窄了，乱了，也浊了，以前一面面寂寞清冷的围墙，眼下全成了密集相连的铺面。电器沙发衣装烟酒之类货品塞满铺面，再从铺面里溢冒出来，挤占着人行道，把人们挤到了车道上，阻碍着黑烟大喷的汽车和摩托。满街都有电声音乐——哪是音乐，分明是一团团凶音把所有过路人打得鼻青脸肿，差点打出了腰肌劳损和四肢骨折。再看电视屏幕里的那些歌手，男不男，女不女，刚才还埋着头神经兮兮地念经，转眼就仰面朝天，用肠子（不是嗓子）大号，然后又久久地弯下腰（像胃痛），或者连连往后蹲坐（像尿胀）。他们卖力折腾自己的眉眼和嘴鼻，个个都痛不欲生，像死了亲爹和亲娘……可怜呵，可怜。老寅看呆了：如今好容易吃饱了饭，这些毛芋头为何还要死要活？
他迷了路，在几条街上游转到下午，才机警地一举侦察到文化馆。其实文化馆不是一条到处跑的船，还是在老地方，只是已被花花绿绿的铺面淹没，不容易看出来。而且馆门已经通向一个录像投影厅，满地纸屑果皮。他原来住过的客房，与另一间打通，变成了照片扩印部，两个陌生面孔在那里忙碌，问他要不要拍彩色婚纱照。他没找到何馆长，只是得知馆长已经退休。他也没有找到柳胖子。柳家一位少年一直盯着电视里的机器人打仗，说爸爸准备开一个餐馆，到省城订购桌椅什么的去了，两天内回不来。
老寅好容易在剧团宿舍敲开一扇门，看见一张熟悉的粉脸探出门来，怕喊错名字，便“呵呀呀”大叫一声，显得热情万丈。
“毛老师！”
“正是，正是我老寅。”
“你没蹲大狱呀？没吃枪毙呀？还在乱说乱动呀？”
“政府宽大，政府英明，要我继续为人民服务。”
“你好久不接见我们了，今天怎么会移銮起驾巡幸寒舍？”
“想你呵，想你这个鬼呵！”
“呵呀呀，我也想你呵。都差点要得相思病了。来来来，热烈祝贺毛老师逢凶化吉平安归来，今天先要亲一口。”
芹姑娘不在乎他记错了名字，真的热拥上来，一条软臂绕住他的头，一对冷唇在他脸上发出脆响，让他呛了一鼻子香水味。
屋里一阵好笑。
老寅揪揪鼻子，才发现屋里坐了好几个男人。有两个比较面生，挂着领带或抹了头油。另外两个是县剧团的演员，以前在舞台上出现过，但眼下做派已变，像是刚从电视里蹦出来的，胃痛和尿胀还没有完全解除，长发披肩，脸色苍白，挂着什么项链，眼光直勾勾的。他们倒还随和，给老寅让座，给他敬上啤酒。芹菜夺过他的啤酒，换上白酒，一副很知情、很贴心的样子。正是靠这一杯酒，老寅才听清了其他人说的话。他们吹捧芹姐的嗓子，说到底是牌子亮，打遍这么多歌舞厅无敌手。他们赞成芹姐向通俗唱法靠，民歌毕竟同港台劲歌是没法比的。他们还建议芹姐以后用燕窝煲粥，唱歌这种脑力劳动，可不比农民种田，不能没有营养滋补。他们大概还说到了花桥镇的女子可笑，不知道皮肤黑的就不该穿浅色衣，罗圈腿就不能穿牛仔裤，酒窝深的人笑起来该把嘴巴抿一点……这些都不懂就抛开了媚眼哈哈哈哈。
他们推着桌上的麻将，清点各自手中增减的钞票。
芹菜穿插其间，不时戳一下这个脑袋，或小手搭在某一个肩头。有时还眉心扭结地发点小脾气。“老娘拍死他！”她不知在什么话题上火了，发出一道娇声的威胁。
看得出，她不让老寅受到冷落，一声声“毛老师”叫得亲热大方，还挤到他身边的柜橱里取什么东西，顺便用低声来点耳语。一次耳语，是说，柳老师离过两次了，候选老婆已经到任，绝对最新消息吧？另一次耳语，是提醒老寅扣好自己裤子的前裆——这虽然让老寅有点狼狈，但狼狈里倒有了感情定位的提升，有了不一般的小默契和小秘密，还有了记忆的涌现——芹菜以前就经常这样提醒。
老寅差一点兴奋了，又喝了几口酒，但发现自己还是鸡群里的一只鸭，只宜端坐在墙角，嗖嗖地吸烟，说不上什么话。他伸了个大懒腰，装装样子去看壁上的画和照片，但觉得这个动作并不合适，也不顶用，搞不出什么下文。他把一个花瓶研究了好一阵，还是搞不出什么下文。
他等待主人提起正事。听她说起当年非毛老师的歌不唱，以为她会说到剧本了，但她嘴一撇，说起了豆腐配鱼头。听她说到剧团改革，以为这次大概要进入正题了，但她舌头一跳，又开始说家具。
老寅已经干咳了几声，最后只得怯怯地开口：“大妹子……”
“哦。”
“大妹子，我来问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我的东西。”
“……是你那个音叉吧？”
“不是。”
女主人拍拍自己的脑袋，说该死该死，猪脑子不管用了。“是你那些椅子吧？我帮你卖了，卖了多少钱来着……我都忘记了。”
“也不是。”
“那是……”
经老寅提示，她才呵呀呀一声，说是有个剧本。对，是有个剧本。叫《天大地大》吧？是叫《天大地大》吗？不是叫《天地之间》吧？不是《天上地下》吧？她说事情是这样，本子好是好，一直没有钱排演，在好些人那里转了一圈，后来被省歌剧院的一个魏老师拿去看，一直没有回音，看来不会有什么好消息。最近，听说魏老师还出了国……
老寅的脸色转暗。
“魏老师真的出国了，好像是去了新西兰，不对，是新西兰还是加拿大？反正是个欧洲国家……”
老寅的地理知识也少，不知道这一问为何引起笑声，继而让芹姑娘大惑不解。“不要紧，不要紧，只要东西还在，再远也找得到的。到加拿大有多远？顶多也就是印度那样远吧？唐僧去得，我也去得。”
他不知道为什么旁人又笑。听人说他根本不可能去加拿大，听人说姓魏的可以去但他姓毛的铁定去不成，根本不是什么走水路还是走旱路的问题，不是什么走南边还是走北边的问题，更不是什么盘缠不盘缠的问题，他这才有了眼里的惊慌：“那……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毛老师，这事只怪我，怪我前一段时间昏了头。”
“他总要回来吧？他死在外边吗？他过端午过中秋也不回来？亲戚朋友摆喜酒摆吊酒，他也不回来？”
“他已经入了外国籍啦。”
“入了月亮籍，入了太阳籍，他拿了人家的东西也是要还的吧？明明是一捆结结实实的东西，既不是一个嗝，也不是一个屁。”
“毛老师，那个本子就真的很重要？”
“我孵出来的蛋，这么大一个。”他比画出脸盆的大小。
“要不，我赔你钱？”芹姑娘说。
“不，不要钱。”
“说句大实话，你没必要去找了，其实，找回来也没个屁用……”女主人觉得不宜说得太直，换上另一种说法：“你不必客气，我现在有钱了。就算我买下你的行不行？你卖到哪里不也是卖？”
“对！毛老师的东西不是嗝也不是屁，要她赔钱！要她买！她在歌厅里赚海了钱的！”有人在恶作剧地起哄。
看到老寅没有吱声，或者不等老寅吱声，其他几位也摆出为农民音乐家打抱不平的架势，想出了高高估价的各种理由，会演和巡演，唱片和磁带，还有编入教材的可能性，一条条搬上阵，使卖价数字不断增大，大到了不认真的程度。
“好哇好哇，你们拿芹姐调口味。”芹菜笑着一拍桌，“十万就十万，还要怎么样？老姐今天认栽！毛老师就是把我杀了，动手拆这房子，逼我当丫鬟，我都认！”
“当什么丫鬟，当妾吧——”
对，当妾！当妾！当妾！游戏到了这一步，笑声和掌声一齐爆出，还有人在桌上拍巴掌。大势所逼，老寅也咧了咧嘴，不像是笑，但似乎已在笑声中就范，只能自己找个台阶下来了。想再说什么，也说不出口了。毒刑已经上完，杀人不过头点地，他还能怎么样？还想怎么样？大家搬一个圆桌面架在方桌上，忙着上酒菜，准备吃饭了。大家传看着酒瓶，觉得酒的防伪措施是接下来理所当然的话题。他们没注意老寅的沉默，没注意到他一直没有动酒杯。不知什么时候，正当大家举杯，他像是醒过来，睁大眼睛，摇摇晃晃地起身，挺出干干瘪瘪的肚子，挤得桌面晃了一下。他不是要致祝酒词（有两个人这样以为），也不是要检查各个杯子里的分量以防有人酒德沦丧（更多的人这样以为），而是冲着天花板发出一声长啸，吓得旁人不知声音是从哪里来的，不知这是什么声音，左顾右盼好一阵，才发现是他在叫。
大家发现他的目光已经空洞，全身有一种电击下的哆嗦：“散伙呵——”他公鸡报晓一般再次扯直了喉管。
没等旁人明白他的意思，咣，大圆桌面突然升起来，七盆八碟齐刷刷跃向空中，悬浮了一瞬，东偏西倒落回桌面，再沿着倾斜的桌面乒乒乓乓狂泻而去。鱼片与肉丝共舞，酸汁与辣汤对飞，什么东西滚到墙角，发出零零落落的声音。
他是一只疯了的公鸡。幸亏旁边的人及时闪开，油水没有盖在什么人的头上，但两片菜叶还是溅到了女主人手上。
“你这是做什么？”芹姐愣住了，“你吃了生狗屎呵？你你你真是个癫子？”
“散伙呵——”公鸡拍拍手，出了门。
“你妈妈的——”女主人跺一脚，口出粗言，看到家里遍地狼藉，哇的一声哭歪了脸，朝另一间房子跑去。
她眼泪哗哗地又把两卷凉席抱出来，狠狠地摔向大门外：“拿走你的烂席子！去垫你的尸！去垫你爹的尸！臭癫子你算什么东西！你狗屎也不是你听见没有——”她闭着眼睛大骂，祖宗子孙无所不及，直到有人扯扯她的衣袖，说人已经走了。她睁开眼，探头一看，面前果然只有一条空空的楼道。
八
老寅走出县城，恍恍惚惚觉得自己刚做了一件大事。这意思是，发现自己的东西变成了嗝和屁，发现自己在城里也只是一溜没有位置和没人注意的空气，倒是一身轻松，无所牵挂，心里有一种踏实。
他没有急着回山里，决意去附近一条河，早就听说那里建了个防洪坝，有几里路长，他想看看那条洋灰田埂是不是真有那么威武。他说过，他从小就喜欢大东西，超大的南瓜，超大的树木，超大的卡车，超大的山峰或者堤坝，凡是大家伙都会让他喜不自禁，摩拳擦掌，流连忘返，甚至得意扬扬扬眉吐气，如同自己也跟着大了起来，有开天辟地的神武和雄伟。
熟悉他的人还知道，大概出于同一种大物崇拜，“你死在火柴盒子里去”是他骂人的常用语：在这里，贬低变成了贬小，小到了火柴盒。
但他未能看到那条超大的洋灰田埂，酒劲儿一过，就开始迷糊，就醒得迷糊，觉得世界有点乱来。他觉得大树踢了他一脚，汽车喇叭声搔了他的胳肢窝，两个红砖窑塔肥胖无比耀武扬威咄咄逼人，暗暗串通一气，总是同他过不去，找他纠缠了好一阵。他八字硬，从来不怕鬼、不信邪，没让它们占什么便宜。最后，一条道路扑了过来，缠得他呼吸粗重，最后沉沉地压在他身上……他一觉睡醒了，天边已透白。
他发现自己躲在石桥下一条干涸了的水沟里，身上有露气的潮湿，嘴上有泥沙。旁边只有一条狗歪着头盯住他。
他挪一挪腿，发现右膝盖剧痛，原来那里有血迹。
姐在河里洗白绸
举起棒槌泪双流
人家问我哭什么
丈夫小了不称头……
他邪邪地笑，一跛一跛，唱着小调回了家，路上不知一共花了多少天，不知走出了一条什么路线。脚下一只胶鞋不见了，倒是换上了一只破皮鞋。武警上衣也不见了，但多了一件大红色球衣，不知是捡来的还是什么人给的。
他一路上想睡就睡、想走就走，枕着月光说梦话，披着露水打呼噜，倒也不会受寒。熟悉他的人说，他体内长期来含酒量超高，已经钢筋铁骨和气血强旺，阴寒奈何他不得。他也从来不怕蚂蚁、蚊子以及蚂蟥，不论在哪里落身，身上干干净净，一身威杀之气倒把毒虫们烧得望风而逃。这其中道理，只要想一想酒精消毒的效果，想一想乡下人常常用烈酒掺兑农药的经验，大概不难明白。
他家里从无蚊子，夏夜里的小娃崽们还喜欢藏在他身边避蚊。他对这一点也觉惊讶，曾经告诉郎中，他的血型既不是O型，也不是A型或者B型，一定是“酒型”。两个不大懂西医的郎中，对这一点点头称是。
他穿着一只胶鞋一只皮鞋终于回到了边山峒。往后的日子里，他没有太多的理由出山，他的故事将渐渐消失。新奇事越来越多，人们轮不到来说他。除了贩竹木和偷猎的人，很少有人会到那一片山里去。一旦他不再出山，一旦他老得走不动了，在山外有些人看来，他就会像一个断线的风筝，朝大山深处不断地坠落，直到最后消失。大山里会有野猪和野麂出没，有时还会有山火突然把绿色变成黑色，或者蝗虫突然把绿色变成黄色，但一个人的消失不会有什么动静。
他的音乐还会留下来，只是不再成为一种声音。将来有一个什么人，如果能从压迫目光的重叠山峦中听出交响乐，从飘忽无依的林中流雾中听出独奏曲，从一条小溪的落花数点中听出竖琴和钢琴，那再正常不过。
山里太静了。
也许，寂静里才有歌的诞生。当对面山上出现了一个蠕动的红点或白点，山里人的问候只可能是一声含混的吆喝。当红点或白点渐渐消失，山里人没来得及讲出的话，只可能化作独自无奈的吟唱。他们的听众实在太少了，实在太远了，歌声就会有一种尖厉和悠长，以便升入云天，向山那边似有似无的世界抛落。当年北京的三个老师就是循着这种歌声进山，找到了老寅这个放牛娃。他们听了老寅吹的唢呐，还有老寅拉的胡琴，决定把这个赤脚少年带去北京——有一位老师当即为他买了双胶鞋，告诉他怎样系鞋带。
不知为什么，当年的边山峒到处有歌，除了史歌、情歌、丧歌、下流歌，有时连纠纷都靠歌声来调解。纠纷绝不告官，是他们千年的铁规矩。哪怕打死人了，他们也觉得唱歌比告官更可靠。纠纷双方只是请出各自的“理头”，对面席地而坐。理头唱一段，在麻绳上打一个结，算是记录。待十个结打满，把绳子递给对方。对方的理头唱一段，在麻绳上解一个结，也是记录。若十个绳结全部解开，就是谈判完毕，化干戈为玉帛，不得继续积怨。如果有输理的一方，这一方照例操刀杀猪，炖一大锅“洗脸肉”，无论何人都可吃上一块，洗脸也是洗心。
倒是有了电视机和录音机以后，山里的民歌却越来越少，耳生的现代流行歌几乎是一把猛药，锁住人们的喉舌。定要唱的话，顶多是吊丧守夜的时候唱两嘴，在老人多的那种场合唱两嘴，有点偷偷摸摸的味道。当年的赤脚少年也没有像北京老师们期望的那样，写出什么新的《刘三姐》或者《天鹅湖》。相反，他已经有了皱纹和白发，指头硬得笔都捉不稳了，五线谱上总是戳出了很多破洞。他的歌，不论是开心的还是伤心的，是呆呆的还是凶凶的，还有什么用呢？不论是发表了的还是未发表的，谁还愿意唱一唱？连芹姑娘也不需要了，那它们就真是纯属多余，只能捆成一包扔到仓楼上去，只配在老鼠的小嘴里变成了一堆粉末。胡琴一类玩意儿也只配发霉和生虫，丢入了屋后的粪凼。
后来有人问起那些东西，老寅就用普通话模仿一句俄国电影里的台词：“斯大林同志说得好，让资产阶级的艺术统统腐烂吧！”
他对这一格言咯咯咯地笑。
老婆不久前已经离去，在两个儿子中带走了小的，留给他大的。老婆比他大四岁，比他高半个头，曾经同偷牛贼打过架，决不让自己的男人吃亏；曾经在油灯下画过很多空白五线谱，一心让自己的男人做大事。怕他在外丢失东西，还在他所有的物件上都缝下或写下名字，几乎把大小各异的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写满了她的世界。她到处标记毛三寅长达二十年，到头来住在漏风漏雨的窝棚里，连看病抓药的钱都没有，连一块豆腐都赊不回来，实在是很委屈的。
老寅说：“你不离婚天理不容。这样吧，家里的东西你随便拿，随便拿。”
后来才发现自己说错了，家里已没有什么可拿，用得着的东西，一担箩筐就装得下，只是自己不知道。
离开前，老婆什么也没拿，只是把“毛三寅”三个字缝入他的袖套，填补最后的空白，完成最后的交代。
他哭了一场，记住了老婆临走时的劝告，不能再癫了，为了儿子，也经不起癫了。斯大林就是他老婆，斯大林的指示就是他老婆的指示：噩梦必须结束，音乐必须腐烂，必须在屋后那个粪凼里腐烂，拌上陈砖土，下到大田里去种谷子。可恶的音乐必须生出蛆，生出孑孓，生出绿茵茵的苔藓和黄锈色的泡沫，永远让他望而生厌。
他开始养羊，喂鸭子，种谷子，种南瓜，编织竹垫，给儿子笨手笨脚地补衣服。集体的田和牛都分到户了，没有牛群让他照看，能做的就是这些。据他儿子说，他洗心革面并不容易，有一段旧瘾复发，差点想把音乐从腐烂中找回来，在学生课本的空白处默记了一些句子。如果不是儿子及时查处，他后来不大可能把那本书丢入粪凼。
儿子倒是鼓励他去戏班拉拉琴，好歹也赚几个活钱。他一心听儿子的话，觉得自己应该去拉琴。不过在他看来，这种拉琴根本不是什么音乐，从来不用过脑子，不过是帮木匠拉锯。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发现自己连拉锯也算不上一把好手。手腕乏力，琴弓飘浮，无法拉出结结实实的声音。手笨得像脚，找不准弦上的指位，往上摸不是，往下摸也不对。最简单的西湖调劝夫调哆哆嗦嗦走了调，怎么听也是杀鸡调。活见鬼，当年他旋风般的快弓和抛弓呢，魔术般的碗盆生乐“满堂春”呢，连人家一声呼噜他也能辨出个升C或降F的神耳呢，都到哪里去了？……他恨不得把自己的几个指头一刀斩掉，放到嘴里嚼巴嚼巴吞下去。
他眼前一片昏花，感觉到演员们在皱眉或暗笑。“献丑了，献丑了。”他不好意思地收弓。
“哪里，姜还是老的辣，寅爹到底是见过世面的人，一下弓就是法无定法，有一股仙气哩。”有人这样理解。
“寅爹是故意谦虚，功夫不能让你们随便学的。”另一种不同的理解。
“寅爹是现代派，西洋玩法。”更新的理解也来凑热闹。
他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
“你的眼睛虽然小了一些，但耳朵和眉毛都长得威猛，不同凡响，出奇制胜，差一点就是大贵之相。”人们还研究他成功的原因。大概出于对他北京经历的崇拜，有些拉琴的后生学着他的样子拉锯，拉出各种飘移和模糊，拉出弓无定法，听上去简直是嗡嗡嗡的群蚊乱舞。他只得借口要丢尿，含含糊糊地退出场子。
“寅爹你莫走呵。”邻村的大木匠追上来，递上一根烟，又把整整一包烟往他衣袋里塞。“你不要太那个了，嘿嘿，手艺多少要传一点，乡里乡亲的，你姑妈还是我丈母娘，你家大侄还是我娃崽的同学，上次你在我家歇脚还吃过我的西瓜……”
“送葬吗？你老是跟着我？”
“烟不好，你多包涵。我今天手头紧了一点，改日一定重谢，决不食言。”
“你身上也太臭了！一身汗积了三个月吧？熏得我眼睛都打不开了，都要发炎了。你有话站远一点说，猪娘养的莫让我发炎好不好？”
“不教就不教，你骂什么人？”对方沉下了脸。
“骂你又怎么样？你拿给丈母娘的皮鞋都是假货，纸糊的东西，还能叫鞋？你不忠不孝，以后只配拿苍蝇拍子拍死，死在火柴盒里。”
“你才死在花生壳里哩。”大木匠也不好惹，把一包烟抢了回去。“你有什么了不起？摆什么臭架子呢？不过就是会拉个琴写个曲吧？也就是个混口饭吃的五音师，你上了天呵？以为你上了天呵？你要是做得出飞机，那还不天天对着我们的饭锅屙尿？你要是做得出原子弹，那还不割下我们的脑袋当球踢？”
两人摆开阵势恶语相攻，祖宗三代不可开交，直到各操一条板凳定要拼个鱼死网破。事后老寅心里明白，他眼睛根本没有发炎，对方的气味也从不让他在意，他开骂不过是因为心里的无名火。
他再也不去戏班了。
他只是远远地听一听。
后来，有戏班来热闹的时候，他连听也不听了，总是朝着与音乐相反的方向走去，不管自己会走到哪里，会迷失在哪一片月色中。这一天，他走着走着，发现当空皓月照得天地大亮，远近树木简直就是暴晒在白炽月光之下，拖出一道道清晰的黑影。青蛙躲在什么地方一声不吭，倒是公鸡纷纷拉出了报晓的长啼。时辰是有点乱套了。
他瞥见土墙上有一片暗色的水渍，走得更近时，发现不是什么水渍，是一个活物在土墙上撞得四处飞溅：是一张钉上墙的牛皮，被钉子拉扯出几个尖角。他熟悉村里的牛，尤其是他放过的牛。伸手一摸，很快摸到了熟悉的牛毛旋，忍不住心里一痛：这不就是那个投胎做牛的莫扎特？不就是那头可以应着笛子节拍摇尾巴和摇耳朵的老黄牯？
它的眼睛呢？它湿漉漉的鼻头呢？它那断了一小截的左角呢？天哪，它怎么不去犁田而是挂在这个墙上偷奸耍懒？
他猛拍牛屁股，发现它不动，死死地赖在墙上。
他一定是听到了牛叫，听到了这张牛皮的长长叫喊，才身不由己地来到这里。他心里炸裂，额头重重砸向牛皮，砸向一张又硬又枯的多角形，在牛血的腥烈气息中流出了稀稀拉拉的鼻涕和泪水。憋了好一阵，憋出了女人的尖声，不像是哭，倒像是咳，一声声干咳。
他跳起来大骂：“吃枪毙的三老倌，遭雷劈的三老倌，好端端的牛你把它摔坏，摔坏了你又不好好地治。你歹毒呀，你心枯呀，你明天就遭雷打哇……老子要揪下你的脑壳蘸酱豆腐吃哇——”
他骂得太投入，没注意自己这一天正拉肚子，直到发现裤子里热乎乎的一团，才一手提起裤子，尴尴尬尬地回家。
九
老柳来山里收购古旧家具，顺便来看过寅爹。据说雕花床和雕花桌椅眼下可以在外国商人那里卖好价，柳胖子精力过剩，已经在这方面下手。他准备把业务做大做强，如果老寅愿意帮忙，他这次就准备在花桥镇设一个收购点，不能落在竞争对手的后面。
他视察了一下老寅家的鸡埘，打算在这里吃个什么土鸡，但看了看老寅床下的一二十个南瓜，还有缺了一扇门的空碗柜，有些于心不忍，就买了两瓶酒，把老寅拉进了墟场上的小酒馆。他不下两次强调，他买的酒好，贵州郎酒，五十二元一瓶。就像他一提到自己的手表，必说五千三的；一提到自己的皮鞋，必说两千一的；每说起自己的手机和组合音响，必说两千八的和一万四的；说到自己的公司，当然更不忘记注册资金八十万……他的舌尖总是弹出很多数字，把物价局成天挂在嘴上。
可以想象，他每天生活在数字里，早上从三千五的床上起来，穿上三千八的西服，对着三百二的镜子，操着五十二的牙刷，挤着四十八的牙膏，吐出一块三或者一块五的泡沫，日子过得十分惬意。那么，他眼下踏着残值不足十元的青石台阶，跨过残值顶多八元的门槛，入座残值顶多三元的木椅，看着老寅身上残值近乎零的衣衫，心情当然也十分舒展。
他打出了一个不怎么好估价的响指。
五点四元或者五点六元的一杯好酒入口，他眼圈红了，真心实意想为老寅做点什么。他劝老寅以识时务为俊杰，这次可要仔细想好，过了这一村没这一店，他肥水不落外人田，但时间不等人。
看对方还在嗯呵嗯呵，他有点着急，真想去掰开老寅的脑袋，倒掉里面的红薯渣子，挤出里面的红薯浆子，塞进一点物价局的简单算法。三十就是三十，三百就是三百，三千就是三千，这都不懂吗？
“我眼睛花了，如何看得清雕花？”老寅叹了口气。
“要不，我还有个办法。你到我的培训班去教点什么，钢琴，电子琴，都可以。你瞎摸一下就行，现在娃崽和家长很好哄。”
“这手哪还是手？猪蹄子呵，摸不得琴了。”
“那你以后就这样种南瓜吃南瓜？”
“你脚路广，看哪里还需要打垫子的人？”
柳胖子摇摇头，脸上浮出一些同情和伤感，“老寅呵老寅，我实在没有想到。老寅呵老寅，你命窄呢。想当初，你表面上嘿嘿嘿，眼睛实际上是长在额头上，眼角里哪里有我柳海涛？你说过什么，你自己可能都忘了。你说我只有猪耳朵，说我的每一个曲子你都能用脚写出来……你以为我不知道？不，这些话我统统知道，统统烂在心里。你知道吗？这些话统统烂在我心里！”他的脸扭曲了，眼里有委屈的泪光。
“兄弟，你喝酒，喝。”
“今天我一句酒话丢在这里：我当时最讨厌你，恨不得一刀杀了你。没把你调进剧团，就是我柳胖子使的手脚。你今天才知道这一点吧？不过你得把它烂在心里。你不要恨我。我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坏，只是想离你远一点，让我不烦心。但是我也得告诉你：当年有人要批你的资产阶级音乐观，是我暗中保了你。这事我同你说过吗？当年你欠了食堂里的钱和粮票，是我替你一五一十还清的。这事我同你说过吗？那次你大吐大泻，拉了一裤子，我用单车驮着你去医院，半夜里找不到医生，也找不到水来洗，喊天不应、叫地不灵，这些事……”柳胖子的脸更歪了，眼圈更红了。
“兄弟，对不起了，我一生下来就是个畜生……”
“你得承认，我柳胖子再无才、再平庸、再狭隘，也是你的朋友、你的知音。这方圆四乡八里，这上上下下的人，哪一个知道你是奇人？哪一个知道你是天才？哪一个明白你毛三寅是个稀世之宝？告诉你，只有我，只有我，只有我！你承不承认？就是现在，全县那么多局级领导，也只有我请你喝酒吧？”
老寅突然冲着对方的大扁脸大为惊讶：“兄弟，你如何长得好像林业站那部汽车……”他没有说出后半句，不知到底是什么意思。
英雄惜英雄的气氛，被林业站的汽车搞得有点滑稽，让柳胖子很生气：“你不要说。你不要发癫。你少来这一套。”
“对不起，我脑子经常跑神。”老寅抽了自己一耳光。
“你癫出了个什么鬼？你是有奇才，你的的确确算得上一个歌王，不，一个歌魔，那又怎么样？你一个阉鸡脑壳还真想搭着梯子上天？告诉你，你气数已尽了，你跟不上时代了，跟不上时代啦。我好歹还睡过几个女人，好歹还赚了个几十万，好歹还混成了个领导干部和企业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他停了停，狠狠吞下了一口酒，发出通肠通肺的人生浩叹：“好日子呀，好日子呀……”
他没有往下说，有点自觉空洞的味道。
他站起来，去买了一包烟，然后举目四顾，最后盯住了小街对面一棵老树，目光落点则远远越过了树，穿透了树后的墙，落在更远和更远的什么地方——那是生活后面谁都看不见的地方。
田里犁田是何人？
犁田硬要犁得深。
莫云古曰犁无三寸土，
如今犁田啰——
四寸浅了，五寸浅了，六寸浅了……
一缕声响从他喉头瘪瘪地流出，被他哼吟得惊人的准确和完整，入筋入骨又风味醇厚。这样的老歌不知为何会流出来。这样的老歌无论隔了多久再听，还是让人有一碰即惊的效果——柳胖子没有唱完，叹了口气。
老寅眼皮跳了一下，仍然面无表情地眯着眼，看来不想接纳歌声，也不想知道对方为何能把这首歌牢牢记住。他对过去的事不感兴趣。他打了个哈欠，也看了看老树，突然问起了对方的娃崽。见对方没回话，便说起了自己的那一个：“让你笑话了，我家那个相公实在气人，不会犁田也不会耙田，天天只知道骑摩托上街，硬是个血吸虫呵。他天天跟着那个刘所长。姓刘的是个什么人？在饭馆里欠了几万块钱的账，也是个血吸虫。花桥人说革命昆虫是不好惹的。说得好。我们都是虫，有人是血吸虫，有人是萤火虫，有人是鼻涕虫。你说是不是？”
这话似乎是想逗笑，但并不怎么可笑，只有他自己干笑了两声。
他们不再说话。
他们从来没有好好地说过一次话，现在也没法说到一起，东拉西扯的，只是一杯杯地喝酒。也许他们都明白：既明白他们说不到一起，又明白他们不能不说点什么。说，是为了相对而坐，为了保持近距离，能够嗅到对方的气息。这种气息就是以前的日子，不怎么好过但永远让人怀想的日子。
“说到底你是个蠢货。”柳胖子说。
“说到底你也是个烂货。”毛三寅说。
“不要说了，我们都是猪肏的王八蛋！”柳胖子眼里闪着泪花，哈哈笑了。
“莫云古曰犁无三寸土”，于是一抹血色夕阳抹在他们脸上，“四寸浅了五寸浅了六寸浅了”，于是风有些凉了，有些鸦声落归途的凉意了。他们准备分手。柳胖子脚下已有好几团擦鼻涕的餐巾纸，但他收了泪，还有了一丝强笑。他自我解嘲，说他一定有病了，最近两年来一不留神就想哭，得去找个医生看看，当然是省城里那种门诊牌价八十以上的教授级大夫。
看着他的背影远去，老寅在小店里还坐了一阵，把碟子中最后几颗花生米吃完，连花生皮的碎屑也一一捉拿。
店主说，你不会把碟子也吃掉吧？
他默了一阵神，深深吸了口气，起身走人。
十
芹姐也来到边山峒，带来了重要的消息，准确地说是重要案情：老天有眼，老寅多年前那个《天大地大》终于找到了，不过是出现在别人的乐曲里，出现在国外好些城市的音乐厅里。到底是哪个外国，她一时日本一时英国地说不清楚，拍了几下脑袋，说反正是一个外国，你怎么能不知道？
交响曲的作者，就是当年从她手中拿走本子的人，那个姓魏的作曲家。芹姑娘不明白一个温文尔雅的老师怎么可以拉这种臭屎，不明白这种臭屎怎么会沾到自己身上。她就像看见一个娃崽被活生生地改名换姓，活生生地被陌生人牵走，而自己不明不白当了一回拐骗犯的帮凶。当年还有比她更蠢更笨以及更冤的帮凶吗？还有比当年那更欺负人的事吗？她傻呵呵地请客人吃了饭、喝了酒，把大包小包土产送到车站，为对方一行三人买好了车票，再把孩子亲手交给了主凶。
她没有料到，老寅对她的到来并不兴奋，根本不记得什么剧本不剧本，甚至不记得任何往事了，一见到她居然兴高采烈：“杨裁缝又来了？”
她心里一凉：“毛老师，你莫吓我，你不认识我了？”
“你不是杨裁缝？”
“你再仔细看看。本大姐怎么是个裁缝？应该是个杀猪佬吧？”
“我晓得了，你不是杨裁缝，是信用社的秋姑娘。这下对了吧？”
“毛老师，你就不记得县剧团里有一个芹菜？”
“你是说芹姑娘？”
“对呵，你仔细想想，就是那个没文化的大歌星莫小芹。你的歌差不多都是由我来唱的，你不记得了？你的军功章有我的一半，我的军功章也有你的一半。我们差不多是狼狈为奸，互相勾结，你怎么就不记得了？”
老寅的目光一亮，把来客再仔细端详。“芹菜？莫小芹？不，芹菜没有你这样白，也没有双眼皮。你不是芹菜。你顶多是酸菜。”他干笑了一声，“你不要以为我不喝酒了，脑壳里就只有石灰渣子。昨天我一看那块地，说顶多一亩三，三伢子还不信，结果呢，他敢不服？”
“我真是芹菜……”她急得跺脚，要哭出来了。
老人把客人往屋里带，跨过晒着干豆角的篾垫，跨过屋檐下一只懒懒的老狗，跨过一条磨损得深深下陷的门槛，一路上自说自话。“芹菜，芹菜是个好仁义的姑娘，去年还来接我去城里做客，太客气了。她要带我去看什么公园，呵呀呀，坐什么转转车，吓死人的。她晓得我喜欢吃猪脚，一锅猪脚焖得烂烂的，还放了茴香。她晓得我最喜欢一碗苋菜梗子炒辣椒，硬是给我炒了两大碗，一定要让我吃个厌。她晓得我平生就好一口酒，把头锅大曲准备了一坛子。可惜，可惜呵，我没有口福，血压太高，戒酒已经八年啦，不能喝了……”
他没忘记递来一碗茶——缺了口的破碗里，有一圈黑垢印子，还有一只漂在碗边的苍蝇，差一点让客人当场翻胃。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自己头上的蛛网，手上的血口子，还有白花花的胡桩。他半张着牙齿不全的嘴，朝着阳光花花的门外无限神往，似乎阳光深处有昨日的苋菜梗子炒辣椒。
女人咬住嘴唇，急急戴上墨镜，但已经有点来不及了，一颗泪水从墨镜后滚落了下来。
“你好没意思！毛老师，你都成这样了，怎么就不递个话呢？你还真癫呵？不把自己当人，也不把别人当人？你哑巴啦？你痴呆症吧？哪有你这样不够朋友的？你连猪都不如，猪还晓得叫一声。你连狗都不如，狗还晓得认个路。你就不知道还有一个芹菜吗？你死要面子活受罪，你会死无葬身之地你明白不？……”她骂到恨处，朝老寅身上挥拳猛击，像要把对方乱拳捶醒。
老寅呵了两声，看来没听明白，老牙错杂的嘴僵在那里，差一点流出涎水。
女人为主人做了一顿饭，还去溪边洗刷主人的衣物，洗得自己两手已经酸痛得举不起来。她看了一眼水中倒影，觉得自己不过是老了一些，不过是做过一两次整容，老人怎么就不认识了？一个神经兮兮的老人，当然也会忘记她的种种劣迹，比如舞台上裙子垮落的笑话，比如商店里的大打出手和赔礼道歉，比如要把所有小男人都搞疯搞废的出口狂言，这倒也好，应该说很好。她不知道信用社的秋姑娘是什么人。老人问起一笔粮食款，当然是问秋姑娘，她含含糊糊地回答了。老人又问起一个姓黄的什么人，大概还是问秋姑娘，她也支支吾吾混过去了。她只是擅自做主，把主人两件太破的裤子甩到林子里去了，好像这种裤子太让她丢脸。
“反正是秋姑娘扔的。”她把责任推给别人。
她发现屋里除了床下一堆南瓜，除了猪食和猪粪的隐隐酸味，不会有她要找的东西，连一张纸片也不会有。一个朋友曾经告诉过她：找到原稿才算拿出了亲子鉴定的基因样本，抓住拐骗犯才有希望。
“毛老师，你硬要害死我了。你仔细地想一想，你就不记得一个叫《天大地大》的山歌剧？是你自己写的，你一点印象也没有？”
“记得的。”老人笑了，“曲子不都在省里的杂志上发表了吗？他们好客气，寄来的稿费，五角钱，还得到花桥镇的邮局去领。你说我的面子大不大？我走到那里要半天，走回来要半天，名声好听得很：领稿费。”
芹姑娘哎哟一声，像遭到电击，但还是不死心，“你还记不记得歌剧《刘三姐》？你以前一提到就眉飞色舞的歌剧？你把脑袋拍一拍，搅动搅动，再想想。”
“刘三姐？就是电影里那个刘三姐吧？”老人抹了把脸，“了不起的劳动模范，不容易呵。一个婆娘，带着大家开公路，回来还受老公的气。她老公像个鸦片鬼，没有什么用的。”
“不行，不行，你是真癫了，痴呆了。以前人家还说你是刘三弟，你看你看，现在你连刘三姐都忘记了……”
老人没再回话。来客一看，他大概是答得太疲惫，已经耷拉眼皮，歪着头睡了过去，脸上还僵住了一个浅浅的笑。
女人翻了个白眼，出了口长气，知道奇迹不可能再发生。她一肚子邪火发在旁人身上，比如陪同她前来的乡政府秘书，还有后来陆续赶到的乡长和书记——曾经都是她的戏迷。她把这些人骂了个狗血喷头，扬言要让税务局来罚款，要让法院来判刑，看到底是谁在虐待知识分子和艺术大师。骂来骂去也没什么政策水平。
临走时她还扯出两张钞票给秘书，令他给老人代买几条裤子和一袋大米。对住房如何改造，如何消灭苍蝇，她也做出了很多指示。
不久以后，芹姐再次来到这里，带来了录音机和磁带，还带来了一个据说法力无边的巫婆，想帮老寅捉捉鬼，让老寅恢复回忆和辨认的能力。但她来迟了一步，得到的消息是老人已经去了医院。她在扑空之地喘了口气，看见地上还有苞谷，还有红薯，在等待主人来收获。她看见一张犁插在地边，在等待主人来把扶和推动。小路上堆放着一些刺柴，据说是堵野猪的路，防止它们来吃苞谷。地头的一个草人，据说是阻吓鸟雀，不让它们来啄菜籽。一抹阳光从山头投照过来，使草人的一件小红衣耀眼夺目，勃发出呼啦啦的一团红光——这是一件女装，大襟式样，用一条旧背心改成的，看上去精神得很。如果芹姑娘没有猜错，草人的小斗笠下，棕绳是两条大辫子，一块塑料布是随风飘荡的围巾。尽管日晒雨淋已经模糊了色彩，她还可以依稀看出草人脸上的一抹口红。
如果不是草人的眼睛画得太像两颗煤球，如果再给它加一个双眼皮或者一对耳环，它简直就是绝代佳人，而且让人觉得似曾相识。
小草人的背景，是一片遮天蔽日的山林，有积云之下的灰暗和浓重，也有雨雾洗刷出来的清晰，远远的一片树叶似乎都纤毫毕现。正因为看得太清楚，山林就给人一种正在逼近的动感，恍惚之际，像是大地突然立起来，推过来，要把草人一口吞下。
什么人来了。她听到了嚓嚓的脚步声，吃惊地回头，发现路上什么人也没有。只有一阵山风吹过，清凉，湿润，甘甜，还杂有一丝新草的辛辣。一条大胡子黑狗跟在她身边，偶尔舔一下她的鞋跟，似乎认识她。
“你听到什么了？”一个女伴注意到她的紧张。
“我刚才听到了脚步声。”
“我什么也没听到。”
“是我听错了？”
她们带着巫婆在老寅家四周烧了符、念了咒，还在可疑的位置泼洒鸡血，朝更可疑的一个方向砸碎了两个瓷碗。
在做这一切的时候，芹姑娘又听到了身后嚓嚓的声音，再次回过头去，发现路上还是什么也没有，连狗也不见踪影。
十一
芹姐这些年日子过得有点含混，说不出个一二。自从柜子里的衣服都窄小得没法穿，加上有一批更野更浪的歌手出现，她在歌舞厅风光的好日子已经结束。她去柳老师的公司混了一段时间，后来说生意场上没有什么意思，很快就扬长而去。不过，这只是她的说法，另一种说法是柳老师的新夫人大骂狐狸精，操着一把剪刀把她赶出了公司。
她也去中学代过课，后来说学校生活太呆板，校领导不重视艺术，虽然一直想把她正式调过去，但她考虑再三，不想舍弃自己热爱的舞台。不过，这还是她的说法。另一种说法是她不识谱，不能胜任音乐教学工作，在文化测试中又分不清法院与公安局，把克林顿当作一种冰箱的牌子。即算她不曾带着学生们去喝酒，校方也根本不打算留她。
有两年来时间，她甚至销声匿迹，去了什么地方，去做了些什么，比方是不是真去了省里参加业务进修，也是说不清的。或者说是说了，口气不怎么肯定。只是她喝酒的本事见长，罚别人喝酒的本事也见长，一上桌，要大家用舌头舔鼻尖，要大家靠着墙拉大顶，做不来的，你输啦，喝，给老娘喝！
她好像还是剧团的一员。此时的剧团好像也还存在着，只是大不如前，一旦发不出工资，几个女演员就临危受命，身上穿少一点，香水喷多一点，到领导或老板的办公室里扭一扭，或许能啄回一点赞助。到了后来，钱啄不动了，剧团门口加挂过“艺术幼儿园”的招牌，还加挂过一块“艺术殡葬服务有限公司”的招牌——虽然晦气，但进出大门的人也只能忍着，装作没看见，就权当是烈士家属的光荣匾，虽与死人扯上关系，但没有什么不光彩。这个世界总是要死人的吧？死人没有什么不正当，而且总是要有个丧礼吧？丧礼也没有什么不正当，而且总是要有人哭甚至有足够的哭吧？
这就对了。
没看见吗？如今天大地大不如钱大，有些家户相互讨账的争吵越来越多，丧礼上的泪水却越来越少，演员们刚好填补感情空白，洒向人间都是泪，接管了千家万户的悲痛。他们不仅有一口可以出租的水晶棺材，不仅有布景、乐器以及音响等全套行头，还有表情专长，很快就练就一套本领，包括催哭、领哭以及代哭的熟练技能。刚才还大唱《亚洲雄风》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一换曲子，男声部，女声部，预备，走——眼泪说来就来，悲声说放就放，比有些孝子孝女们还要尽责。他们即便有时过于疲劳或者疏忽，忘了哭词，或者哭走了题，但节骨眼儿上一般不会失手，能准确及时地涕泗交流扑天抢地。男声女声提起来，再提起来，泪水是真的，鼻涕是真的，真像死了爹娘，这一条令人惊奇和满意。他们常常哭得女人们鼻子发酸。
哭得好！用本地人的话来说，这文艺道场真合算，不像和尚道士那样偷工减料，也比老式道场更现代化。
哪个能哭出那么多花样？大家都觉得花钱很值。
芹姐有时参加演出，有时也参加哭丧，有时又不见影子，不知去了哪里。她已是半老徐娘，但兰花指一挑，粉面恰到分寸地一倾，手帕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一开腔还是能令人心动。哀调是她的拿手好戏，能唱出很多套路。“霎时间天昏地又暗，爹爹爹爹你死得惨……”歌剧《白毛女》里的哭诉，有时也能成为临时即兴，一顺心就给客户们免费加演。长哭当歌，她手帕捂脸的时候，每一个哭音入腔入调，转上七八个弯，上下游走，牵肠挂肚，酣畅淋漓，完全是创新一代哭风，是孝悌情感音乐化的嘎嘎独造——不愁人们不来围观，不怕别的殡葬公司来抢业务。
凭着这一条，她名角架子还能留下几分。根据明码标价，别人一个“点”要哭四十分钟，她可以少哭一半；别人有时需要披麻戴孝地跪哭，她从来只挂一条黑纱坐哭。如此等等，是一位哭星的特权。
她还有些特别的讲究，比如见遗像上獐头鼠目歪瓜裂枣的，就决不出场迁就，而且陪死人不陪活人，卖哭不卖笑，不像有些人什么钱都赚。有一次，一个来路桥建筑老板不知趣，自称以前是芹姐的歌迷，仗着曾经对剧团有过赞助，下巴始终抬得高高的，没等丧礼结束，就要拉她去“卡拉呵嗬（OK）”。她装作没听见。对方后来又请她到包厢吃酒席，谈笑之间，把她的手偷偷摸了一把。芹姑娘本可以装糊涂，可以假惊讶或者假生气，把场面敷衍过去，捞一把也未尝不可——一杯酒一百块哪，半老头子要她陪十杯。
但这一天她特别烦，突然揭了对方的假发，在他的秃头上大摸了一把。
对方吓了一跳。
“你摸我的手，我就摸不得你的头？”她瞪大眼。
“你你你……怎么能这样？”
“没见过吧？你是摸手爱好者，我是摸头爱好者呵。”
酒席上一片大笑，使半老头子的脸涨成了猪肝色。别说是占便宜，这个曝光秃头逃都来不及了，谁知道这个疯婆子还会怎样？下一步不会大庭广众之下揪住他的耳朵骑上他的头吧？
“喝酒喝酒，”她决不让对方逃走，打定主意进一步调戏，“你的一百块钱呢，拿出来呀，让我看看，是真钱还是假钱？”
大概是护主救驾有责，一个管家似的男人冒出来了，“芹姐，我原来一直以为你羞花闭月沉鱼落雁，以为你们文艺工作者五讲四美……”
“停，停。”她伸出一个指头，“更正一下：赚死人钱的，不是什么文艺工作者。”
“难怪，死人钱赚多了，一开腔就像是棺材里跳出来的，人不分上下，话不分好歹。”
“是呵，我一睁眼就看见死人，看你也是个半死不活。”
“你们看看，一张嘴是茅厕板子。”
“不光是茅厕板子，还是毒药罐子。”她突然扭扭腰，挤出一脸媚笑：“大哥，你那癌症心肌梗什么的，还没查出来呵？还有你那肝硬化、脑血栓，不赶快去查？再不查就晚啦。我就等不及啦。”她看见对方的脸色已经由红转白，“大哥，你再忙也要想想后事了。你不要骗齐老板的钱，不然的话，到时候齐老板哪会来哭你？你也不要到外面拈花惹草，不然的话，到时候你的老婆只会找你的存折，也不会来哭你。你尤其不要得罪下面那些打工仔，到时候你总要有人抬棺材吧？总要有人挖坟筑墓吧？”她兴冲冲地喝下一口，看见对方的脸色已经白中有青，寒光闪闪，硬邦邦的，是从冰箱里搬出来的冻肉模样，“到那一天，要是不请本大姐来假哭几声，你麻烦大啦……”
她字字割血，一口气把对方呛得结结巴巴。那堆冻肉瞪大眼，挣扎着站起来好像要动粗，但吧嗒一声，自己先摔了一跤，哎哟哎哟地没起来，发现手机也摔在地上，于是忙着找手机。
看到这样的狼狈和混乱，她大出一口粗气——什么东西？想同老娘过招？
她得意扬扬地走出店门，被冷风一吹，快意里不免又有几分委屈。其实，摸摸手也不是什么大事。她今天似乎太邪，一开口就是大粪腔，如果再跳起来一叉腰，不是个母夜叉是什么？她并不愿意这样。在很长的时间里，她讨厌男人但也愿意逗男人们玩玩，但她知道自己已经与男人越来越远了。她的举手投足可能还有点形，还不那么难看，但目光肯定已经粗粝，脸色肯定已经僵硬，浑身都是灵堂里的香灰味、蜡油味以及爆竹味，挎包里还藏着经常要用的黑纱。有了这条黑纱，全身就断了电。
没有电的假笑，怎么说也是操着玩具枪抢银行，是拿着假钞票做买卖，人家可能行，但她不行，心一虚，只能夺路而逃。
一个同事来找她，要她上车再赶一个场子，于是她和同事们嚼了些方便面，撑着雨伞上路，在车上颠簸了一阵，掐着时间赶到另一个灵堂，看到了另一张遗像：其实是以前的一个同事，前不久死于车祸。她心里一动，想起自己当年的剧团和舞台，想起死者曾经在舞台上的种种，禁不住痛痛快快真哭了一场。她哭自己如今却落到了代人哭丧的地步，哭自己的男人既不同意离婚又不断欠下赌债，还哭自己的女儿个子矮小、脾气古怪……哭过点了，还止不住泪流，一条手绢已经湿透。
主家没注意她哭乱了词，不知她如何这样伤心，大为感激，往她衣袋里多塞了一个红包。
红包就红包。红包是个好东西。她已经赚了很多红包，然后把红包一次次花出疯狂补偿的快感。面膜一次做两轮。冰淇淋一次吃两个。皮鞋一次就提回三双。衣服是眼都不眨地买回来然后眼都不眨地送出去然后再眼都不眨地去买。一百块一件的衬衣，太便宜了。六十块钱的丝巾，那不是白送吗？要命的是，也许是带黑框的遗像看多了，眼下她看任何人眼里都闹鬼，一走神，视野中就有阴阴的黑框子就位。她揉揉眼睛，发现一个个陌生的面容都像是遗容，在黑框子里迎面而来：一个可能将要死于车祸的遗像卖给她冰淇淋，一个可能将要死于毒大米的遗像给她做面膜，一个可能将要死于中风的遗像正在推销皮鞋并且打出一个喷嚏。他们的悼词会说些什么？他们的享年将是二十岁？三十岁？五十二岁还是八十六岁？……她一走神，不是给遗像多付钱，就是给遗像少付钱。
“你是一个能够偷看未来的巫婆吧？”女儿有次突然冒出一句，吓了她一跳，发现女儿正翻着一本外国卡通书。
她眨眨眼，黑相框也出现在女儿的肩头。
她大叫一声，捂住了自己的眼睛。如果她有足够的果断，这一刻很可能就抠下自己的眼珠，丢到河里去。
女儿不知一句话为何这样吓坏了她，把她摇了半天，才使她醒过来。女儿更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后来总是不拿正眼看她。
女儿学习成绩不好。母亲就是在为女儿寻找教辅材料时，无意间瞥见了电视屏幕上的交响乐《山鬼》，不，不是《山鬼》，是她完全知情的《天大地大》。如果一开始她还只是好奇，觉得曲调有些耳熟，一旦看到作者姓名，就完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半睡半醒的笛声，又巫又仙的唢呐声，突然坍塌或突然迸发一样的大鼓大钹……她都能回忆得起来。一个山鬼掉了脑袋，以乳头为目，以肚脐为嘴，恶战天兵天将……这些内容也似曾相识。稍有不同的是，《山鬼》多了些新的曲目，多了一群白胡子中国老艺人，还多了一些大钟大磬的排场，更容易让外国男女们惊奇。那个姓魏的，同王室成员和音乐同行们握手，在闪闪钨灯下被那么多人围着献花和采访，看来是理所当然。
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的震惊和愤怒基本上没用。有谁会相信一个国际当红音乐家，一个拿了洋文凭的魏博士，会改头换面地抄袭一个乡下农民的作品？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一个乡下人能有作品吗？那个乡巴佬是谁？……就连老寅自己，也把以前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忘记了自己曾经是谁。
这事还可能说得清楚？
她找过一些朋友，还有朋友的朋友，但拿不出抄袭的证据，也就无法让人相信她的神经正常，只能越说越乱，把天气时装音乐零食法律等胡扯一通，刚好把别人的注意力引向神经。
特别是省城里的一个小毛头，差不多有多动症，眼珠是四处乱蹦的壁球，一张嘴无法在任何话题上停留五分钟，说任何一个五分钟也会被手机电话打断七八次。他同上一次见过的小毛头一样，也是个报纸娱记，娱乐版记者，一听到魏博士的名字都睁大眼，好像这个大名一经说出，就有魏博士魏博士魏博士魏博士呵呵呵的层层回声，就有空旷大厅里神圣感和历史感的嗡嗡共鸣，决不可随便冒犯——虽然他坦陈自己从未听过魏的杰作。他对农民根本不感兴趣，充其量，只对一个女演员的愤怒感兴趣。你什么时候认识魏先生的？说说吧，你们以前是什么关系？他是否伤害过你？说说吧，不然的话你为什么对他耿耿于怀？……
他肯定有了想象中的大标题：名人情缘，名人孽债，都是特大字号。
小毛头打开了录音机，录下了她的大笑。
“大姐，您不要太激动。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没听说过一句话吗？痛，并快乐着。过去的事情是痛，但也是快乐，是我们回忆的宝贵财富……”
“你们当记者的就是词汇多，一句话可以说成十句话。”
“难道不都是你的心里话？只要我们都勇敢地面对过去，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走过了似水年华，感情还是涛声依旧……”
“你说得好感人，把我感动得要哭了。”
“大姐，谢谢你的鼓励。我虽然对你没有太多了解，但相信你是一个勇敢的女性，月亮代表你的心，大雁带走你的情。我甚至对你有些嫉妒，你想想，小城故事多，你同魏先生鲜为人知的一段，是你今后多大一笔无形资产……”也许发现对方脸色发白，他刹住话头，“你没哪里不舒服吧？需不需要我叫救护车？……”
她喝了口水，拍拍小毛头的肩，临走时丢下一句：“小兄弟，你的鼻毛该剪剪了。”
她扬长而去，气得要哭，觉得自己实在无法忍受对方嘴里那些歌词，也怀疑自己神经确实不够正常。不是吗？她把记者见一个得罪一个，而且烧完汤总是忘了关煤气，买小菜则买进了局长办公室，看到邻居杀鸡居然去打电话报警，最后，她在自己最熟悉的十字路口迷了路：街道突然变得无比陌生，前后左右都是楼房，前后左右都是汽车，前后左右都是人，她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走而不是那样走，为什么一定要走走走走而不能停下来就躺在这里……这天傍晚，丈夫喊了几个人，把她一绳子捆起来送入医院。
医生给她打针，总算让她安静下来渐渐入睡。
柳胖子来看过她，劝她不必太为难自己。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现在只能向前看。毛老师他自己都是那个样子，皇帝不急太监急，你又何必？柳老师眼下说话，有网球场和健身房的雄厚底气，笑几下也是学院派低音美声：“你跟我学学网球吧，对保持体形绝对有好处。网球可不是羽毛球，更不是乒乓球。它们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不会打网球，说不上是一个现代人，你看桑普拉斯那个角度之刁，你看格拉芙那个优雅……哇哇哇，她的个人财产已经一亿马克啦！”
“柳老师，这个事情你真不打算管？”
“我哪有时间管呵？你知道，魏博士也算是我老同学，再说我生意也太忙了。下了班还要去健身房，六百块钱一张的月票。早上还要练网球，八百块钱一张的月票。你看看，哪有什么业余时间？我实在……这样吧……”
“你帮我卖点白粉吧？卖摇头丸也行，我们五五分成。”
“你什么意思？”
“你不是要做生意吗？我帮你做呵。”
“你……你怎么说白粉？”
“我还有批黑枪，明天你来看货吧。”
“你开什么玩笑？”
柳胖子吓了一跳，立刻像是舌头割了一截，结结巴巴溜走了。
她吓走了胖子，大笑一阵，发现家里重归宁静，只有录音机里飘来的《山鬼》，像来自遥远的地方。
不久，柳胖子又折回来了，一口答应为芹姑娘做证，参与状告魏某的集体签名。他不敢不这样做。因为他在折回来之前，他老婆每天都要收到一封信，一纸复印件，都是他当年写给芹姑娘的酸词和疯话。这日子还能过吗？如果他想逃避老婆的哭闹和毒打，就不得不带着脸上的青一块紫一块，回来向芹大奶奶求和。
十二
公路修进山里以后，很多乡亲喜欢热闹，去公路边盖楼房，用水泥瓷砖铝合金组成了一个个新村。新房大多有一个铺面，摆上了货柜货架，虽然眼下空空如也，但一个全民经商的机会可能到来，人们的准备还是必不可少。老寅说公路边离田太远、离山太远，不愿同兄弟一起搬到那里去。邻居们便留给他一条寂静山谷，还有一些空空的旧土房。
土房已经没有人迹，像演员离去后舞台上的布景，有时候给人一种不真实之感。在这样一些布景里，老寅留守着山谷里的全部白天和黑夜，被过于浩大的白天和黑夜一次次深埋，有时十多天不见人影。眼看着路上的足迹渐渐模糊，耳边的余音渐渐消失，走进邻居的任何一张门，都只有尘封的桌子、尘封的床以及尘封的碗。一个屋檐下的老风车，爬满了牵牛花，已经成了鼠窝。不知什么时候，山谷里出现了很多老鼠。老寅家的胡子狗以前可以捉鼠，老了以后，扑不动了，看见老鼠冒头，只是吹胡瞪眼做做样子。
这一天，老狗昏昏欲睡的时候，一只老鼠猖狂地钻到老寅床上，在他的愤怒扑打之下昏了头，钻进了裤子，在他大腿上咬了一口。
他起初没有在意这小小的伤口，没料到伤口后来越来越红肿，开始变硬和变黑，开始散发出脓臭。呵呀呀，是个妖怪缠上来了……
人们后来听到他家的老狗跑到公路上狂叫，才有一点领悟，急急地去老山里看他。
但事情已经有点来不及了。他的大腿肿得裤子都退不下来，只好用剪刀剪开。乡下的郎中看了一眼，说要赶快送去县医院。县医院的大夫看了一下，说要赶快送省城大医院。边山峒的人对大医院没有什么兴趣，倒不是说有病不看，只是觉得有病不必大看，不必过于大看。特别是老年人，多活几年少活几年不是什么大事。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叶子到时候要落的。有钱人花上十几万修一根肠子、补一个脔心，保住一片叶子晚落几天，在他们看来大可不必。
何况他们也没有那么多钱去治病。就算有亲友资助，就算有芹姑娘拿来的存折，也在医院里撑不了几天。他们只好把老寅抬回边山峒，抬入他二哥老宜的家。
二哥让他吃足了肉，还破戒喝上了酒——那个日子反正已经不远，血压不再值得提防。侄儿的一个手机，现在也成了老寅的新玩具。这个东西确实很神，戳几下，就是个顺风耳，再远的人也可以叫到面前来说话。老寅按照侄儿提供的号码，给几个乡亲和亲戚打了电话。一旦打上瘾，忍不住天天打，只是没有什么事要说。“福矮子，是你吗？是你呵。”电话就挂断了。“王麻子，你在呵。”电话随后也挂断了。
他这样笑眯眯地打下去，对方不仅莫名其妙，而且心痛手机接话也得付费，火气发在老寅侄儿的头上，一次次把他叫到电话面前开骂。侄儿一脸苦相，劝叔叔以后无事不要打手机。老寅似乎听懂了，嗯嗯呵呵一番，说不打了，打它做什么。但躺在竹床上无聊，忍不住又戳，只是记住了侄儿的警告，说上了一些正事：“王麻子，你吃饭了吧？今天吃了什么菜？你这个老家伙，没偷树吧？没偷茶籽吧？我就要死了，以后哪个来监督你这个落后分子？”或者说：“福矮子，你晒辣椒没有？今天好太阳，你还不晒呵？我就要死了，你还不快快送点白辣椒来孝敬我？你快点来，快点来！”
他还想给国务院总理打一个电话，要侄儿给他找号码。听侄儿说不可能找到这个号码，便大惑不解，“这么好的东西，总理也不挂一个？”
“他认得你是老几？要听你的电话指示？”
“我们三天两头都见个面的。”
他信心十足的理由是，总理几乎天天来到他家里，来到他家的电视里，一次次接见他，怎么说也是老熟人了，有事应该可以说上几句的。
“你也要问他今天吃什么菜吧？”
“磨盘湾的竹子都要被蝗虫吃完了，他住在北京怕是不晓得吧？”
“这算什么屁事。”
“赵菲菲那个疯婆子，还不赶快埋到粪凼里去？”
赵菲菲是省电视台某频道娱乐节目主持人，近来名声大噪，最受一些后生的喜爱，但在老寅看来，纯粹是电视里的一团毒，不会唱不会跳，只会疯和痞，小屁股扭来扭去，扭乱了思想和风气，实在是第一个该枪毙的家伙。
说起这事，他还迁怒于多年前的武打片《霍元甲》，说好多干部以前都不贪污的，就是被这个片子教坏了样。那个什么警察，嘴里说不要钱，但转过身子，把衣袋亮给你，让你把钱塞进去，他装作没看见。现在刘所长王局长都是这号动作，不就是从《霍元甲》学来的？
他没有说出这些，因为侄儿已经挑粪去了，没有兴趣听他控诉。几个老邻居也差不多是饭桶，没有什么文化，同他们说不清楚。他相信只有总理可能懂得他的一片忧国之心。
他叹了口气，喝着已经久别的谷酒，却喝不出什么味，便说他这一辈子喝了太多的酒，以后儿子给他上坟，不要上谷酒，也不要上红薯酒，上点茶就可以了。
老宜点点头，说，好的好的。
他说儿子一定要记得他娘，记得他弟弟，秋收以后，拣好糯米打一担送过去，拣好鸡婆捉两只送过去，当伯伯的到时候得提醒一下。
老宜又点点头，说，好的好的。
老宜对弟弟倒有些嫉妒，说老寅你这一辈子该知足了，北京去过了，什么广西、云南、国外也都去过了，哪像他老宜，只去县城里拉过一次石灰。到现在，你屁股一拍，说走就要走，三亩田的谷子还要他老宜来割，坡上的红薯还要他老宜去挖，连上坟这些啰唆事也是别人操心。人比人，气死人的。
老寅不同意这一点，“我到过国外吗？我什么时候去的？”
他们有时还争辩一点阴间的事情。老宜说：“看你那柜子里，还攒了一堆发霉的粮票，怕是想带到棺材里去呵？好笑好笑，你不如多带两双鞋，这一辈子鞋子穿得少，一双脚吃了亏。”
“你们以为阎王爷也改革开放了，不用粮票了？”
“说不定老阎一看就相中了你，一心要栽培提拔你，让你一去就当上干部，吃上国家粮呢！当个什么局长呢！”
“给阎王当干部，你以为有什么好差事？今天锯这个的脑壳，明天抽那个的脚筋，戳心。”
老宜想了想，“你一不要灵屋，二不要冥钱，光要些粮票有什么用？人家花桥镇的人想得周到，灵屋里还有电视机，还有摩托车，扎得好漂亮。给你也扎几个吧？”
老寅瞪大眼：“变电站呢？”
他的意思很明白，如果纸灵屋不带个变电站，光有电视机有何用？
老宜说：“那你那些粮票又有什么用？阎王爷那里有粮站吗？就算你可以去买米，也要带一担箩筐吧？你要吃饭，还要碗和筷子吧？还要蒸锅菜锅吧？你不烧一个百货公司，恐怕也吃不成。”
老哥一阵大笑，笑弟弟理屈词穷，得意地去端盅饮茶。
正在这时，毒疮痛起来了，老寅的五官缩成一撮，咬牙切齿地呻吟一阵，身子一软，轻轻地吁出一口气，再一次昏昏睡去。这一睡，便是他体温的最后消退和流失。他蜷缩身子，走得非常平静，甚至有点轻松和愉快，笑眯眯的眼睛一直盯着墙上一个虫眼。儿子侄儿来叫他，老哥老嫂来叫他，他都不答应，只是满心欢喜地紧紧盯住虫眼，像盯住棋盘上最后一个棋子，盯住世界最后的一个出口——虫眼那边也许有另一个美妙的开始？有一片霞光万道的五彩天地？
山里人说，很多动物也是这样，一旦知道大限已到，没有什么悲寂，没有什么惊慌，只是悄悄地去寻找最隐秘的角落。我们从来找不到它们的尸体，从来不知道它们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走完最后一步，不知道它们何以懂得珍惜世间的整洁。
老寅的消息传开以后，乡亲们忘记了他借钱不还或者臭气熏人的诸多劣迹，都变得胸怀宽大，感到有些惋惜。县里一位退休的供销社主任，以前是老寅的同学和崇拜者，发动诗友们写了好些古体悼亡诗联，决心把丧事办热闹些，包括请来县剧团的哭丧队。同样是出于他的热心张罗，人们还凑钱去定制了一些特别的冥物。一个特大的纸饭碗，有桌子般大小。一个特大的纸辣椒，要两个人才抬得动。一双特大的纸鞋子，每只都像条小船。还有一对特大的纸眼球，像两个溜溜转的大灯笼……据说扎匠为了扎出这些大家伙，光是做糨糊的面粉就用了两袋，牛皮纸也用了几担。到后来，它们中的有几样大得无法挤进院门，人们只好七手八脚，搬梯子搭桌子，把它们从院墙上递进去，再搬入灵堂——不用说，人们送来这些巨型冥物都是投老寅所好：他不就是喜欢大东西吗？
在吓人的大饭碗大辣椒大鞋子大眼球面前，死者躺入水晶棺材，身体已有些萎缩，换上了一套新的西装以后，衣服显得太大，是一个套在小学生身上的成人装。过于卖力的化妆师在他脸上抹上了浓重的胭脂和口红，使他双颊艳若晚霞，嘴唇红似鲜花，满脸泛着油光，活脱脱就是一个大耳朵娃粉墨登场。
在那一刻，他两个嘴角似乎微微往上扯，僵住一个人们熟悉的微笑。
让我再看你一眼
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让我再看你一眼
把你永远记在心间
……
香烛闪烁，旌幡飘摇，喇叭里播出了流行歌曲。作为剧团的例行程序，这是第一道工作——催哭，铺垫情绪一般都很有效。随着导演的一个响指，音乐被音响师调弱，一男一女以手帕掩面，一道惊心的战栗从天而降，便是演员领哭的开始，其目的，无非是力图把有些人欲流未流的泪水再狠狠推一把，把有些人欲空未空的心胸再狠狠地掏一把。看到两个孝子已经哭了，死者的亲属们也哭了，还有各路吊客都面容瓦解，抽泣之声四起，悼亡的情绪高峰即将到来，导演比较满意，随即向乐队一挥手，喇叭里的哀乐按部就班地轰然加强，鼓号之声大作，形成新一波冲击，于是满世界的沉痛都砸了过来，满世界的悲怆都压了过来，在场人都被打入了天昏地暗的痛感。
该芹姑娘出场了。她走到灵堂前，看着棺材里那个浓妆艳抹的大耳朵娃娃，出人意料地跪了下去，重重三叩头。她揪住了胸口，但没有哭；撩起了手帕，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还是没有哭。最后，她用手帕捂住了嘴，一头向夜色撞过去，大家以为她会哭了，结果还是没有动静。
她好容易挤出一声长号，好像是一句歌唱，大家都感到陌生的唱词，不是“三杯酒”或者“七拜爹”那些套路，而且声音又直又干，而且沙哑，大家一听都觉得不对味，与她平日的婉转浩荡大不一样。她的眼窝子干枯，没有泪的迹象。只是全身在哆嗦，不知是怎么回事。她的双手无法自制地抖动，连一个话筒也接不住，两手使劲地互相搓揉、互相掐，直到掐破了皮，流出了血。
“你的手怎么像是一只死人的手，这么冷呵？”一位同事走上前去大为惊疑。
“我好冷。”
“我给你加一件衣。”
“我哭不出来……”
“那就唱吧。大家都等着你哩。”
“也唱不了……我喘不上……气来了。”
“你一定是病了，今天不要上了。”同事转过头对导演说，“芹姐病了，换人吧，换人吧。”
“怎么搞的？”导演皱皱眉头，叫另一个女演员顶上去，随手塞给对方一张纸，是备忘的哭词。
芹姐退下场来，躲入了厚厚的棉大衣，由一位同事搀扶，退到大灯照不到的偏僻角落。她今天太让人们失望，也让自己沮丧和惊慌。从她一丝不乱的发型来看，从她一套黑色衣裙最为准确的剪裁来看，从她精心搭配的披肩、耳环、手链以及丝巾来看，她今天一心冷艳逼人，来一次最隆重最激情的出场，以万籁俱寂时的一道惊弦，让所有人都在惊弦之下崩溃和消融。但她眼下一只手缠着纱布，搂着个临时借来的热水袋，大概刚喝了两口酒，喷出了混浊的酒气。她的指头还在不断敲击膝头，没法停下来，像拍发一个长长的电报。
事后，一个头戴白孝布的妇人来给演员们发红包，看了她一眼，把这个电报员跳过去了，红包发给了她身边的人。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
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
到点了，导演安排结束音乐，一般来说，还是安排较为欢快豪迈的那种，以便人们收哭，从丧礼的悲痛中走出来。亲属和吊客们果然止泪，甚至有了说笑。一些人支起了桌子，准备打麻将扯扑克守夜。另一些人走出老宜家的院子，跨上了摩托，上了拖拉机或者汽车，一时车灯纷纷打开，发动机纷纷震响，浓浓的尾气味道中，他们准备驶入以后忙碌的日子。最后一轮鞭炮开始炸响。
临上车以前，芹姐拿出一个Y形音叉，据说是死者遗物，烦请人们拿去随死者一同入葬。她还拿到一纸药方——医生是吊客之一，县城里的一位老大夫，曾给剧团里的很多人看过病。他摸了摸她的脉，望了望她的舌，说她没有什么大病，可能只是一种职业现象。原因嘛，很简单，假哭太多以后，真哭就很难了。
这种病对身体倒没有多大危害，用不着太担心，休息一阵就会好的。大夫只给她开了点维生素和安神丸之类的药。
她呆呆地收下了药方，“不会毒死我吧？”
一个同事推推她：“你怎么说话的？”
她眨眨眼：“我说什么了？”
“人家好心给你看病开方，你狗咬吕洞宾呵？”
“哦，该死该死，我总是乱说。我的意思，我本来的意思，是说我快死了，什么药也救不了的。”
她意识到自己再一次胡言，说出如此不吉利的咒语。但她已经说完了，说完了就怎么也吞不回去了。她看看周围的同事，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傻傻地笑起来。
200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