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集会之后：世代身份认同的形成

1983年的美国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集会过去6年后，雅克·费恩接受了福图诺夫大屠杀证词视频档案馆的一次访谈。这次访谈不仅强调了1983年那次集会对雅克来说是一个改变他一生的重要时刻，而且提供了一些具体的背景细节，让我们能够看到为什么那次集会对他来说会如此重要。他在访谈中说，他在一年前就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过去了，原因是他所说的“中年危机”。他回忆说，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人们总是问我父母是什么样的人，而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他生活的中心地带，到80年代初，这种空虚开始让他感到“困扰”。1982年，雅克写信给当时住在耶路撒冷的妹妹，问她是否有他所没有的关于他们父母的任何信息。当看到她寄回的两张家庭照片时，他很震惊。他回忆说，收到这些照片后，“关于我来自哪里的问题真的开始成为焦点。虽然它发生在过去5～10年的时间里，但恰恰正是1982年”。为了在这种情况下与他人建立联系，他和一个朋友去了一个幸存者组织，但“他们都是集中营的幸存者，很难与他们产生共鸣，也很难让他们与我们产生共鸣。因为在我们看来，我们没有这些经历，而在他们看来，我们并没有真正受苦”。

这促使雅克参加了1983年的那次集会，他注意到大多数与会者是集中营的幸存者，“像我这样的人很少”。尽管如此，他回忆说，集会上还是发生了两个关键事件：第一个关键事件是他与费利斯·齐默尔恩·斯托克斯（以及其他曾在儿童救济协会孤儿院生活过的人）的会面，第二个关键事件是在历史学家塞奇·克拉斯菲尔德的《纪念被驱逐出境的法国犹太人》一书中发现了关于他父母被驱逐出境的信息：“我遇到一个人问我父母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这个人带我去看了克拉斯菲尔德的《纪念被驱逐出境的法国犹太人》。那个人说‘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被送走的吗？’但是除了他们的姓，我什么也不知道。我翻遍整本书，直到最后找到卡尔皮克这个名字。我发现我父亲的名字出现在该书第38页。\[……\] 虽然仅仅是在书本上看到他们的信息，但它却是我生命中最激动的时刻之一。”^[48]

因此，对雅克和其他儿童幸存者来说，这次集会在两个关键方面促进了他们对自己身份认同的重新思考。首先，它给他带来了关于他父母命运的第一个具体认知，并在他生命中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在此期间他努力去了解更多关于父母死亡以及自己早年生活的信息。在那次集会后的第二年，雅克去法国见了曾在战争中救过自己的那家人。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名字确实叫波卡胡特——这是他过去经历的一个重要线索，而他在前年才依稀想起。他还设法取得了他的儿童救济会病例记录，这些记录提供了许多有关他在儿童救济会孤儿院生活的事实资料。其次，这次集会为与其他儿童幸存者建立持久关系提供了机会。这次集会使它成为可能，因为与会者能够收集具有类似背景和居住在某一特定地区的其他人的名单。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次集会是许多儿童幸存者认识到他们生命历史的集体面向的时刻。1984年，雅克是华盛顿—巴尔的摩地区儿童幸存者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回忆说：“1983年集会是该组织成立的催化剂，因为我们得到了很多人的名字。但很明显的是，这一情况终将会发生，因为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感觉，人在45岁左右的时候就会开始感到中年危机，因为我所能告诉你的是，40多岁到50岁出头的人都会有这种危机……最好的解药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彼此敞开心扉去谈论它。去认识有同样经历的人。你无须向我们解释什么。”

1983年那次集会之后，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地成立了数百个类似的儿童幸存者组织，强化了这些变化对以英语为母语的世界的跨国影响。^[49]如果在集会上收集的口述历史反映了儿童幸存者第一次开始重新考虑他们的过去和现在作为个体的身份认同之间关系的时刻的话，那么在随后几年进行的口述历史则反映了对一个独特的“儿童幸存者”一代人的集体理解（collective understanding）的转变。与雅克·费恩一样，费利斯·齐默尔恩·斯托克斯在后来的两次采访中也谈到，这次集会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一种更广泛的群体归属感。^[50]对她来说，这个过程比雅克花了更长的时间：直到1991年5月在纽约举行第一次隐藏儿童国际集会（International Gathering of Hidden Children）时，她才加入一个儿童幸存者团体：“我们组成了一个小组，我们变得非常亲密，非常依恋。我们讲述我们的经历，我们谈论它，这就是它的作用。”^[51]1993年接受采访时，费利斯重申了她对儿童幸存者团体解散的失望，但她比1983年时更有信心，她用间接引语（reported speech）鼓励听众去想象对话及其情感影响：“有这样一个有关大屠杀的会议。我问自己是否应该去，因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集中营，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展示，我也没有在这个集中营或那个集中营待过，我曾经想在手臂上文一个数字，这样就可以向人们展示我的痛苦。我记得我说过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展示我所经历的过去，我没有数字，他们常说“你是个孩子，你知道什么？你不记得了”。这是他们过去在会议上告诉我的一件事，“哦，你不记得了”。这就是为什么1991年的隐藏儿童会议是成功的：那里有一种痛苦，却是另一种不同的痛苦，即失去的痛苦。^[52]

如果这种归属感的“世代”面向在费利斯的叙述中有所暗示，那么其他儿童幸存者就把这种联系公开了出来。杰奎琳·罗赛（Jacqueline Rosay，1938年生于巴黎）于1943年在法国地下组织的帮助下逃到中立国瑞士，并在接下的战争时间里与一个瑞士家庭生活在一起。她的父母幸存了下来，但她直到1948年才重新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在此之前她被意外地送进了孤儿院。杰奎琳回忆说，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这次集会极大地改变了她自己与她的过去和父母的过去之间的关系。在访谈中，她对这种转变的描述标志着一个特别感人的时刻：“\[参加此次集会\]就像从我肩上卸下了一个巨大的负担。我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感到骄傲，\[这里她开始哭泣\]从我在那里遇到的人身上找到了力量。\[……\] \[她接着说\] 我觉得有必要与我们这一代人见面，我感到如此孤独，你真的会感到缺少同龄人，因为有那么多人被杀。”^[53]

1985年，杰奎琳开始与其他人合作，在纽约成立了一个儿童幸存者组织。和费利斯一样，她也参加了1991年的第一次隐藏儿童国际集会，并深受感动。和费利斯一样，1991年的这次集会标志着杰奎琳迎来了一个转折点：她回忆说：“从1983年开始，我就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现在我明白了它是如何以及以何种方式塑造了我，并影响了我的行为、信仰和价值观，也让我对父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的损失，他们的经历，他们和我的关系。”正如杰奎琳的证词所表明的那样，她和其他许多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之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了一种独特的集体世代身份认同（collective generational identity）的发展。成为集体经历的一部分的感觉反过来对个人和家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杰奎琳所言，这需要付出努力：心理的、情感的、智力的、个人的和集体的努力。这些儿童幸存者仅仅分享他们在种族灭绝中幸存下来的经历是不够的：为了培养一种世代归属感，他们必须在中年时有意识地、集体地朝这个方向努力。他们必须学会把自己描述成与众不同的一代人，并用幸存叙事来建构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life stories）。通过这个过程，他们广泛地改变了文化表征（cultural representation）：我们现在都熟悉了“儿童大屠杀幸存者”这个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