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总序

近代中国处于梁启超所说的“过渡时代”，“两头不靠岸”，充满变数，“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激，为十九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于是穹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渐摧落失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澹，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1]中国边疆危机自此更为凸显。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进入20世纪以后，列强得寸进尺，继续蚕食鲸吞中国边疆地区，尤其是日本1931年侵占东三省，1937年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抗战建国成为那时举国之要务。在那个特定时代，中国西部边疆地区成为抗战建国大后方和民族复兴基地。

在这个过渡时代，中国出现过两次边疆研究高潮，分别以晚清西北史地学和民国边政学的兴起为代表。前者代表人物有徐松、沈垚、龚自珍、俞正燮、张穆、何秋涛、魏源、徐继畬等，他们潜心研究西北边疆史地，撰写了不少边疆史地著作。后者则成一时风尚。马长寿注意到，边疆研究本来在20世纪前30年相对沉寂，但在“抗战之顷”反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恰然相反，呈现一种空前的热烈与紧张”，“各科人士皆谈边疆，无论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其所学学科与边疆有密切之关系，其谈也固无不宜。然一般不相干的人士，或劳驾远征，或闭门坐谈，亦往往以边事边情为集注之点”。[2]不少边疆研究机构次第成立，很多边疆研究刊物应运而生，相关边疆主题的科目也进入高校专业课程设置之中。面对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我们注意到，无论是作为事实的近代中国边疆与边政，还是作为学术的近代中国边疆研究，都打下了时代的深刻印记，都留下了时人的焦灼与努力。保卫国家安全和统一，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是那个时代边疆事务与边疆学术的重要主题。在当下，研究近代中国边疆、边政及边疆学术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四川师范大学具有边疆研究的学术传统，是李安宅、于式玉工作的最后一站，也是这对学术伉俪的人生落幕之地。在中国民族学史上，李安宅和于式玉是一对重要的学术伉俪和生活伴侣，尤以藏学名世。于式玉极富语言天赋，擅长文献目录，又肯实地调研，为其藏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李安宅藏区实地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持。二人学术生命互相缠绕，堪称藏学界之“天涯同命鸟”。[3]李安宅、于式玉的学术思想及人生经历，是中国边疆学界的宝贵精神财富，已成为四川师范大学多位学者的研究对象，并激励着师大学者在边疆研究方面继续开拓。王川教授出版了《〈李安宅自传〉的整理与研究》，汪洪亮教授发表了以李安宅、于式玉为主题的论文十余篇，并拟出版《李安宅人生与学术的社会史考察》《才情未尽与蜡炬成灰——〈于式玉自传〉的整理与研究》。另外，孙勇教授、田利军教授、苏杰博士等发表了相关论文阐发李安宅的学术思想。

目前四川师范大学边疆研究已形成鲜明特色，在边疆史地研究、边疆学术史研究及中国边疆学构筑等方面都产出了一批研究成果，如王川教授的近代西藏政局及西康社会研究，汪洪亮教授的民国边政学及边疆学人系列研究，孙勇教授的中国边疆学体系研究，彭文斌教授的中西汇通的西南边疆知识生产研究，凌兴珍教授的边疆教育史研究，田利军教授的边地红色政权及藏区土司研究，黄天华的西康建省及地方实力派研究，都在学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学术影响。更为可喜的是，一批年轻学者，如马磊副教授、何文华副教授、邹敏副教授、朱晓舟博士、王丽娜博士，也都在边疆研究领域崭露头角。这些都昭示了四川师范大学边疆研究必将持续发力，取得更加丰硕的研究成果。

本丛书之设置，初衷即在于集中呈现我们在近代中国边疆研究领域耕耘的收获，留下我们在这个学术领域成长的点滴履迹，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认可和肯定，也希望得到师友们的指导和批评。

汪洪亮

2019年11月

[1] 参见梁启超《过渡时代论（1901）》，《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7—30页。

[2] 马长寿：《十年来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边疆通讯》第4卷第4期，1947年，第1页。

[3] 汪洪亮：《藏学界的“天涯同命鸟”——于式玉与李安宅的人生与学术》，《民族学刊》2011年第3期，第3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