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综述

中共渭南市委党史研究室

一

新中国建立之初，整个国家百废待兴，农业经济急需发展。毛泽东在1955年9月12日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首先肯定知识青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让他们到农村参加合作社工作的初步设想。后又《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中发出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此后，开始有不少城市知识青年满怀革命豪情，到农村去，到边疆去。1962年，为了解决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党中央决定实行国民经济调整，精简下放城镇居民，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形成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第一次高潮。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党和国家的正常生活遭到严重破坏，工厂停工、农村停产、学校停课，连续三届高、初中毕业生既无法升学又无法就业，就业问题成为党和政府亟待解决的社会难题。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传达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引向群众运动的轨道。数百万知识青年打起行装，奔赴乡村，形成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第二次高潮。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给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教师李庆霖复信。6月至8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6条“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存在问题的办法，进一步推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形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第三次高潮。

“四人帮”粉碎后，党中央率领全国人民开始新的长征，工业、农业、科学、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都在发生着巨大、深刻的变化。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国务院出台《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适应新形势需要，对知识青年工作实事求是地加以改进。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走向终结。

二

渭南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主要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8—1973）。具体工作由渭南专区革委会下放分配办公室组织实施。1968年9月24日，陕西省革委会转发西安市革委会《关于动员、组织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要求全省参照执行。10月11日，渭南专区革委会发出《关于动员组织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通知》。截至1973年，渭南地区先后有17000多名知识青年，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全区有37名下乡青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046名加入共青团，45名被选为地、县党委和党委会成员，977名分别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生产队长、团支部书记。同时，涌现出许许多多先进人物。渭南专区各级下放部门始终坚持路线教育，通过举办路线教育学习班、利用节日座谈、开展慰问活动、进行忆苦思甜、组织参观访问和召开先进人物代表会议等形式，广泛深入地对下乡知识青年进行思想和路线教育，增强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扎根农村的自觉性。严厉打击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教育广大干部群众，保证上山下乡工作顺利进行。比较认真解决了知识青年生产、生活方面的实际问题，为知识青年建房7423间，妥善解决知识青年吃粮、疾病和特殊困难等问题。根据中央〔1970〕26号文件和省革委会 〔1972〕30号文件精神，从1971年10月至1972年9月，全区各县普遍对下乡知识青年安置经费进行了全面检查清理。认真贯彻中、省文件和省、地再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提高各级领导对上山下乡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开展。

第二阶段（1973—1978）。1973年10月12日，中共渭南地委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对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为了进一步加强领导，地委要求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各县和县级以上厂矿单位建立健全领导组织，充实加强办事机构。同时，地委成立反后门领导小组，坚持贯彻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的纠正“走后门”不正之风五条意见。为了切实落实“统筹解决”的指示，渭南地区革委会制定了《关于一九七三年至一九八〇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规划草案》，根据各县农业人口密度、耕地面积多少、农田水利建设情况以及农、林、牧、副、渔发展规划等情况下达12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计划。要求各县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和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和农业生产发展规划结合起来，统筹安排，合理布局青年点；在土地多、人口少、潜力大的地方试办集体所有制青年队和农林场。动员城镇和安置社、队要互相协作，共同做好知识青年的动员、安置和教育工作。1974年4月1日中共渭南地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成立，统一协调组织全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1974年9月20日至10月24日，渭南地委抽调29人组成检查团，分七片检查上山下乡工作，研究解决存在问题。全区下乡知识青年18415人，分布在14个县（包括临潼、蓝田、耀县）的3422个生产队。1976年5月20日至24日中共渭南地委召开知识青年工作座谈会，学习株洲“厂社挂钩，集中安置做好青年”经验，传达贯彻全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农业学大寨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精神，进一步提高各级领导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认识，进一步坚定知识青年扎根农村、铁心务农的信心和决心，全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出现党委重视、城乡配合、学生踊跃报名、家长积极支持的良好局面。1977年底，全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达5万多人。

第三阶段（1978—1981），随着1978年中央74号文件和1979年陕西省委11号文件下发，政策的放宽和做法的改变，知识青年工作的重点由动员城镇青年上山下乡转移到继续搞好在乡知青的管理教育和安置就业上。1980年初，全区在乡知识青年26435人。根据中央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重大方针，渭南地委及时传达贯彻省、地安置工作会议和劳动就业工作会议精神，工作重点由过去动员安置基本上转向劳动就业方面，认真执行“先下先招”的招工原则，既安定在乡知青情绪，又使一部分经过锻炼的青年及时得到妥善安置，年底下乡知青减少到10103人。随着上山下乡政策进一步调整，在乡知青纷纷调离农村，全区各县普遍组织力量，通过典型试办，全面铺开经费清理和财产的处理工作。1968年至1980年，省上共拨给渭南地区4120万元，截至1980年底，实际开支4000万，其中动员安置3809万元，业务费96万元，扶持生产资金95万元。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精神，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已婚老知青的安置和病残知青的处理工作。全区到1980年底仍有142名老知青和17名病残知青继续留在农村。1981年，陕西省委和省知青办要求全省要把在乡插队知识青年全部妥善安置，善始善终结束知青工作。渭南地委要求各级组织克服松劲情绪和消极等待思想，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经验，采取措施落实“三管”组织和“三管”人员，把管理教育工作抓起来。同时全区各县开始组织力量，集中时间解决在乡知青的安置就业、全面开展经费清理、房屋移交和“三具”（农具、灶具、家具）变价处理工作。各县知青机构先后完成工作，向县政府和地委知青办提交结束知识青年工作总结报告。全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机构相继撤销。

三

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动乱，国家财政出现严重困难，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破坏的情况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党和政府为疏散城市人口、缓解就业压力、稳定社会秩序、锻炼知识青年采取的非常措施和现实政策，是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广大知识青年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勇于承担国家困难，到农村去，到艰苦的地方去，经受锻炼和考验，当地群众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将知青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女，政治上对下乡知识青年当耐心进行“再教育”，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怀他们，劳动中手把手教他们。乡亲们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艰苦朴素、热爱劳动的优良传统，热爱集体、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高贵品质，深深地教育了下乡知识青年。他们虚心向农民学习生产技术，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和科学实验活动，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社会财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积极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在农村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使知识青年在农村广阔天地得到洗礼，成为建设祖国的重要力量。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一批又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通过招工、招生、招干、参军等途径离开农村，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受到各方面的欢迎。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一场政治运动致使大批知识青年的学业与专业被荒废和贻误，也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初期主要是分散安置，不顾客观情况，片面强调到艰苦地方去，存在“一刀切”“走后门”、管理教育不到位，加之知识青年年龄小、自理能力差等问题，有的知识青年不安心农村，不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不听指挥，不守纪律，闹无政府主义；有的知识青年迷失方向，消极颓废，作风败坏；有的甚至偷盗、抢劫、打架闹事、行凶杀人，走向犯罪道路。1973年，各县开始在交通要道、公路和铁路沿线、人口居住密集区建立“三集中一分散”知青点或知青大院，知识青年的生活、学习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统筹兼顾”的方针没有得到很好贯彻落实，城乡劳动力的安排缺乏整体规划，下乡青年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后来学习推广湖南株洲“厂社挂钩，按系统动员，集中安置知青”经验后，采取“四对口”。随着安置形式不断改善，各级党组织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有关精神，多次在全区检查知识青年工作，切实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进行严格细致的政治思想教育。各县（区）普遍成立“管理教育小组”，社、队都指定有关人员负责知青工作，从而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有序进行，更好地促进了知识青年的健康成长。虽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造成国家人才生成的断层，但它对缓和社会矛盾、减轻城市压力、发展农业生产、锻炼青年曾经起到重要的作用。

（执笔：张军胜 吉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