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力擘画　迎接革命

鲁迅和宋紫佩进一步增进友情，是在越社成立以后。明确的革命目标、紧迫的革命形势促进了二人友谊的发展。

从《紫佩自述》中可以确定，越社成立于宋紫佩任教于绍兴府中学堂时，即1911年春夏之间。鲁迅在越社筹建之初，就予以积极支持。越社对鲁迅有何影响呢？

一、越社的成立，使鲁迅当时整理古代文化遗产的工作，有了鲜明的革命倾向。

诚如前言，宋紫佩返回绍兴是想发展南社的革命事业，成立一个与南社相呼应的越社，“以益智辅仁兼敦友睦任恤之风为主义”（见《越社第二次修改章程》，载于1912年2月《越社丛刊》第1集），也就是以文字鼓吹革命，重点在挖掘、发扬绍兴地方爱国学者的著作。谁能领导这项工作呢？他首先想到的便是鲁迅。

宋紫佩的设想得到了鲁迅的赞助，鲁迅在1911年4月12日致许寿裳信中说：“迩又拟立一社，集资刊越先正著述，次第流布，已得同志数人，亦是蚊子负山之业，然此蚊不自量力之勇，亦尚可嘉。”整理古代文化遗产谈何容易，但鲁迅认为很有必要。他本人早在少年时代就着手搜集整理会稽古籍，留日返乡后又重操旧业，其中有记录会稽郡山水风土的名胜传说，也有表彰古代会稽郡杰出人物的事迹小结，目的是供人们学习，不忘过去的优良传统。越社决定流布越地古代优秀学者著述的宗旨，使鲁迅这一发扬祖国文化遗产、奋发人民精神的工作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成为越社以文字鼓吹革命的计划之一。

鲁迅，成了越社有力的支柱。当宋紫佩请鲁迅编辑《越社丛刊》时，他欣然同意，可惜第1集在次年2月出版时，越社已面临分化的局面，鲁迅也因故乡环境险恶，愤而北上。所以《越社丛刊》只出了这一集。而越社当初欲出版的绍兴先正著述，也因革命迅速到来，工作重心转移而未能实现。

二、尽管宋紫佩组织的越社存在的时间十分短促，但它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一系列活动，给鲁迅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气息，打破了他回绍兴以后沉寂的生活，使他又一次投入革命的洪流中去。

鲁迅在1910—1911年致许寿裳信中，屡次诉说自己内心的苦闷，故乡闭塞的社会环境使他感到窒息，只见“人人心中存一界或”，相互间隔膜得很；自己“闭居越中，与新颢气久不相接，未二载遽成村人”！不禁发出“悲悼”的叹息。1911年夏，他决定辞去教职，在家专心于辑录古籍。及至武昌起义爆发，他又被府中学堂学生请回学校主持校务，同时积极参加越社在光复绍兴前后的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的主要筹划者，便是宋紫佩。

《紫佩自述》中详述了辛亥革命时期的越社活动：

及武昌起义，主动者多南社巨子。密檄传来，同志皆跃跃欲试。爰密议于兰亭，谋所以影响。时全城警队长官，多越社同志，能为我用。惟防营一队，颇称劲旅，管带王国治，不晓大势，未敢即发。会省城光复，汉奸某某等惧遭显戮，首先怂恿清吏程赞清宣布独立，组织军政分府，派予担任教育行政，其意实不可测。予斯时亦无暇顾问，唯以保安秩序为己任，立集越社同志，开正式大会。佥以人心浮动，疑惧参半，宜先设武装演说队，以镇人心，一面更集同志组织学生军一队，举予为之长，有周豫才、陈子英诸君子赞襄擘画，以统其成。

这一自述与鲁迅在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和散文《范爱农》中回忆的绍兴光复前后的形势一致，与许广平、周建人记叙的鲁迅辛亥时期的活动基本相同。

对绍兴旧乡绅组织的军政分府，鲁迅一眼就看透它“内骨子是依旧的”（《朝花夕拾·范爱农》）。宋紫佩虽感到其意不可测，但也引起了警觉，并自觉地担负起保卫革命胜利果实，预防敌人袭击，维持治安的责任。他的这些行动深得鲁迅赞许。在他组织的越社大会上，鲁迅被公推为主席，并经鲁迅提议通过了几件事，“一件就是组织武装演讲队，宣传革命意义，使大家了解。但须若干人组成一队，武装的，以防万一有反革命进行袭击时，可以抵挡”。（周建人：《绍兴光复前鲁迅的一小段事情》，见《人民文学》1960年第7、8期）鲁迅还亲自组织府中学堂的学生武装上街巡行。据许广平说，鲁迅后来每逢谈起这件事，“总带着不少的兴趣描述当时的情景，就好像刚刚出发回来的那么新鲜、感动”。（许广平：《民元前的鲁迅先生》，见《抗战文艺》1940年第6卷）

在辛亥革命中，鲁迅仿佛又恢复了青春的活力。他连续两夜与越社同志、青年学生及群众一起赶到江边去迎接秋瑾的战友王金发率领的革命军队，前来接管旧乡绅的军政分府。

在这些活动中，宋紫佩始终和鲁迅在一起，而且是重要的组织者。因此，从客观上来看，他在鲁迅参加辛亥革命活动中起了媒介作用，而这些活动之所以获得成功，又和鲁迅的赞襄擘画分不开。

三、这种合作关系，在共同创办《越铎日报》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越铎日报》可以说是鲁迅参与编辑并正式出版的第一张报纸；它的诞生，使鲁迅继在日本的文学活动之后又一次驰骋在文坛上，并孕育了他那种明快、犀利、短小精悍的文体和文风。

关于《越铎日报》的创办过程，鲁迅在《范爱农》一文中有详细的回忆。《紫佩自述》也谈到王金发做了都督后，欲解散学生武装，特招他参加军务，他“以所见不同，辞不就职，而学生军终以种种掣肘，不得不出于解散之一途，于是与周豫才组织《越铎报》，代表舆论，谋为军府之监督”。这办报的想法最初起于宋紫佩及年轻的越社社员们，他们想：背枪不行，那就执笔——办报。宋紫佩则提出，办报事要和豫才先生商量；在得到鲁迅的首肯后，他们敦请鲁迅、陈子英、孙德卿为发起人，宋紫佩任经理。后又聘请陈去病任笔政，鲁迅则为“名誉总编辑”。实际上，《越铎日报》最初的办报方针是鲁迅决定的。

鲁迅积极赞同办报，是因为他对革命后的政局也十分忧虑，所以他给报纸命名为《越铎日报》，取义于“报为遒铎，亦为警钟”之意，欲借此向绍兴的执政者敲起政治上的警钟。鲁迅以黄棘为笔名给1912年1月3日出版的创刊号撰写了《“越铎”出世辞》，声明办报主旨是“抒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复，振勇毅之精神”，这些观点正是他在留日时期确定的民主主义政治理想的再现和发展，也是他对长期探求的“国民性”改造途径的一次实践。

鲁迅在日本已看清资本主义社会共和政体所谓的“众治”，实际上“压制尤烈于暴君”，因此他在1907年作的《文化偏至论》中提出吸取西方文化，必须了解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固有之血脉”，也须洞达世界大势，“去其偏颇，得其神明”，建立一个空前的、崭新的“人国”。培植人才的方法是“尊个性张精神”，让每个“人”都自觉地冲破种种恶习的罗网，从历史的重负中解放个性，充分发挥人的才能，唯有如此，“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

辛亥革命的现实，更使他看到中国“专制永长，昭苏非易”，封建“桎梏顿解，卷挛尚多”（见《“越铎”出世辞》），要实现真正民主自由的共和体制，重要的仍在改变国民的劣根性，根本仍在“立人”。不过，他根据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把“尊个性张精神”这一抽象的立论，化为具体的内容，即培养人们的“自治精神”，也就是要树立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享受一切公民应有的权利，敢于评论国家大事，勇于保卫祖国的安全。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越铎日报》开辟了《黄钟》《自由言论》《禹域秋阳》《稽山镜水》等专栏，启迪人们思想，振奋群众精神，针砭当局时政，反映地方问题，成为辛亥革命时这张地方报纸的重要特色。

在上述专栏上，鲁迅发表了不少短论，如《痛言军界》等，或抨击所谓的“革命军队”的腐败现象，盼望建立一支“完全义勇之军队”；或揭露军政界派别之林立、钩心斗角的实质，乃是国民劣根性的反映，提醒人们记住“会稽乃报仇雪恨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不要背离革命，走上“毒于国”的道路。这些思想和他在日本写的那些长篇论著是一脉相承的，但在文风上呈现出另一种犹如匕首和投枪的杂文特色。这是在革命疾风迅雨中的产物。可以说，鲁迅以杂文进行社会斗争，乃始于辛亥革命。这些文言杂感和他以后更趋成熟的白话杂文一样，饱含战斗的激情。鲁迅能以这种新型的文体，继续他在日本开创、回国后中断的文学事业，显然和宋紫佩创办的《越铎日报》分不开的。

在和鲁迅的亲密合作中，宋紫佩的思想觉悟也有了迅速的提高，使他在动荡不定的政治风云中，在南社和越社的激烈分化中，始终站稳革命立场。

共同的斗争，把宋紫佩的命运和鲁迅联结在一起了。王金发的军政分府因屡遭《越铎日报》批评，他便扬言要杀害该报的主要负责人。于是鲁迅愤而北上，去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宋紫佩也避祸于南社社员集结的上海太平洋报社，直到袁世凯取消了军政分府，王金发离开绍兴后，他才回到绍兴。但此时《越铎日报》早已被劣绅所收买，成为拥护袁世凯、反对孙中山的反动报纸。越社内部也像南社一样分化了。耿直的宋紫佩自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他决定另办《天觉报》。在《天觉报出版露布》中他分析了绍兴光复后纷乱的局势，认为“民智幼稚，更始匪易，外侮频乘，建设綦艰”；所以该报宗旨为“凡振兴教育，提倡实业，指导社会，匡辅政府以及鼓吹尚武精神，发展民主主义诸大端，皆当竭尽绵力，敢以所觉者觉人”。这一办报方针得到鲁迅的支持。在1912年11月1日《天觉报》创刊号上，刊有鲁迅的祝词：“敬祝天觉出版自由。北京周树人祝。”

宋紫佩在《天觉报》上坚持贯彻鲁迅的观点，宣传自治精神。鲁迅曾在1912年1月19日《越铎日报》上发表过一篇《维持小学之意见》，其中强调：“共和之事，重在自治，而治之良否，则以公民程度为差。故国民教育，实其本柢。”“今之所急，唯在能造成人民，为国柱石，即小学及通俗教育是也。”宋紫佩在“自述”中说他担任绍兴县教育会会长后，首先抓的一件事，就是将原来散漫的绍兴十三乡自治会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稽山公会，并通过《天觉报》灌输自治知识，提倡自治精神；同时查禁绍兴城内演出猥亵、庸俗剧目的戏院。因此，遭到地方恶势力的忌恨，只得弃家北上。

这一时期，鲁迅和宋紫佩都看到了“立人”的重要性，但仅局限于通过教育，使每个人懂得发扬个人主观精神的重要性。事实上，在当时保守思想当道的社会中，“尊个性张精神”者只能被扼杀。鲁迅和宋紫佩都被迫背井离乡，正说明此路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