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宋初的地方行政制度
一、路的设置与路级机构
宋初承五代旧制，以各节度使辖区为“道”，也用以称地区，如湖南道。至宋太宗时期，地区才统称“路”。“路”最初只是其字面的本义，如乾德二年（964年）冬征讨后蜀时，称西征军的主力北路军统帅为凤州（今陕西凤县东）路都部署；称沿长江西上西征的偏师东路军统帅为归州（今湖北秭归西北）路副都部署，其意即是由凤州南下与由归州西上。而“乾德三年平两川，并为西川路，开宝六年（973年）分峡路”(1)，这里的“路”则已是地区名。
宋初路的转运使是作为出征军队的后勤供应官，及至征服一地，即转为运送物资回京，进而成为该地区的财政长官。当后周原统治区内节度使掌管的财政权被剥夺以后，也在一个相当大的地区设路，设转运使以掌握该区划内的财权，而节度使只是州的行政长官。被征服地区如西川、广南（岭南）、江南等路，原后周地区如京西、河北、京东、陕西等路，初期同一区域或称路，或称道，并无确定的名称，直至太宗中期才统称大区为路（旧节镇辖区仍常称“道”）。而且区划也不定，史称：“国初罢节镇统支郡，以转运使领诸路事，其分合未有定制。”在太宗末年以前的分合情况是：“京西分为两路；河北既分南路，又分东、西路；陕西分为河北、河南（原作西南）两路，又为陕府西北路；淮南分为两（原作西）路；江南分为东、西路；荆湖两路，或通置一使；两浙或为东北路，其西南路实兼福建；剑南初曰西川，后分峡路，西川又分东、西，寻并之。”(2)
至道三年（997年），才确定划分为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荆湖南、北，两浙，福建，西川，峡路，广南东、西十五路。其中荆湖南、北路的实际划分，是在咸平二年（999年）。咸平四年，又将西川路和峡路，划分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江南路到天禧二年（1018年，一作四年）又分为东、西两路。各路的辖区到太宗末年时已基本稳定，以后只是在原区域的基础上或分或合，并无实质性的变化。
以上的路，称为转运使路，由于转运使司习称漕司，因而也称漕司路，是宋代路制的基础。以后还有提点刑狱司（宪司）路，北宋中叶又设提举常平司（仓司）路、安抚使司（帅司）路。
路级主要机构为转运司，长官为转运使、副使。直至淳化二年（991年）五月以前，路只是财政区划的地区名，转运使主要是“经度一路财赋”(3)，基本上无其他职责。
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曾赋予转运司按察辖区内地方长官的职权，“诏诸道知州、通判及临事务官吏，宜令诸路转运司廉访其能否，第为三等，岁终以闻”(4)。此事可能因太祖十月间突然去世而作罢。
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正月，又“令诸道转运使察访部内官吏”(5)，但仍未形成制度。淳化二年（991年）五月，转运使开始增加司法权。同年九月前，御史中丞王化基又提出：“望令诸路转运使、副，兼采访之名，令觉察部内州、府、军、监长吏。”实是请求赋予转运使正式“监司”的职权。史称：“上（太宗）嘉纳其言”(6)。这在次年正月涉及转运使职权的诏书中得到证实，诏称：转运使“外分主计之司，虽曰转输，得兼按察，总览郡国，职任尤重，物情舒惨，靡不由之”。诏书还对转运使的其他职权作了叙述，“凡转运使厘革庶务，平反狱讼，漕运金谷”(7)。转运使的职权已超出原先只是“经度一路财赋”，而是具有掌握一路财政、司法和监察大权的重要地方官。“路”已初具后代“省”（行省）的雏形，所缺少的只是行政权。
但是，转运使虽无一路的行政权，而宋太宗实际上已把转运使视作一路长官，当淳化四年三月，田重进任京兆（今陕西西安）尹、永兴军（京兆）节度使时，宋太宗即对陕西转运使郑文宝说：“重进先朝宿将，宣力于国，卿宜善待之。”(8)这是把转运使视作州、府长官的上级。如至道元年（995年）八月，荆湖转运使何士宗上奏称：“望自今执政大臣出领外郡，应合申转运使公事，只署通判以下姓名。”宋太宗即对宰相说：“大臣品位虽崇，若出临外藩，即转运使所部，要系州府，不系品位，此朝廷典宪，不可轻改也，宜仍旧贯。”(9)即是不论州、府长官品位多高，转运使的品位比他们低多少，州、府的长官都是转运使的部下。景德三年（1006年），转运使又兼劝农使。
史称：“然又疑其权太重，复置朝臣于诸路为承受公事，是机察漕司也。”(10)这是至道二年设置的，担任其职的除朝官外还有武官三班使臣，日常事务与转运使、副使联署奏报，“大事即许非时乘驿入奏”(11)。转运使承受公事（简称承受）不仅是监察转运使，也是分转运使的权。可能转运使承受公事的设置影响了转运使职权的正常运行，设立了一年左右，便于至道三年真宗即位后不久的五月间废罢。由于其设置的时间很短，有些转运使承受公事所做的事情，在另外的记载中即归为转运使的事，如至道三年二月，两浙路转运使承受公事刘文质，奏举辖区内高辅之、戚纶等八人有治绩，“并降玺书褒谕”(12)。《宋史·戚纶传》即称戚纶在太宗末任永嘉（今浙江温州）知县时，“转运使又上其政绩，连诏褒之”。这也可能因为是转运使与承受公事联署，而由承受公事上奏，两种记载都正确。
路级机构除转运司（漕司）外，不久又设提点刑狱司，主管一路的司法，实际是分转运司的职权。长官为提点刑狱，副长官为同提点刑狱。
淳化二年（991年）五月，“诏应诸路转运使各命常参官一人，专知纠察州、军刑狱公事”；派董循等十一人分别担任“诸路转运司提点刑狱”(13)。当时或许只有十一路，视上述诏文及同年派官的情况，只是在转运使司内增设提点刑狱官，增加转运使司在司法方面的职权。淳化三年五月，令“转运使案部，所至州县，先录问刑禁”(14)。同时，可能在是年即开始设专门机构“提点刑狱司”，因为到淳化四年十月，已“罢诸路提点刑狱司”，因其办事不力，复命“归其事于转运司”(15)。转运使司正式具有财政与司法两种职能。
景德四年（1007年）七月，重设诸路提点刑狱司，长官称提点刑狱公事，简称提点刑狱，副长官称同提点刑狱，“所至专察视囚禁，审详案牍”。从此，提点刑狱司（简称提刑司，习称宪司）遂成为常设的路级机构，虽偶有停废，不久即复设，且有“举刺官吏之事”(16)的职权，为“监司”之一。辖区称为提点刑狱司路，或与转运司路相同，但司的机构有时不在一地；有时合两转运司路为一提点刑狱司路。
天禧三年（1019年），由于“诸路租赋欺隐至多，官私土田侵冒亦盛”，又增加了处理此类事务的权限。天禧四年正月，将这两方面的事务归纳为农田事，设劝农使、副使，改诸路提点刑狱司正副长官为劝农使、副使兼提点刑狱公事。同年八月，又规定有关田赋、户口等事务的奏章，称劝农司；而有关司法刑狱方面的奏章，则称提点刑狱所。十一月，长官又改称为提点刑狱劝农使、副使(17)。
二、州长官自节度使、刺史向知州转化及州的属官
宋代实行中央、州（府）、县三级行政制度，路级机构虽已具备了诸多职权，但没有行政权，并不直接统属州、府，州、府仍由中央直接统辖。府是特殊地位的州，宋初除首都东京开封、陪都西京河南（今河南洛阳）外，只有真定（今河北正定）、大名（今河北大名东）、河中（今山西永济西）、凤翔（今陕西凤翔）等数府。京兆（今陕西西安）虽有府名，长官却称知永兴军，军为军事上重要的州，北宋末才改称京兆知府，正式成为府。真定、大名为后唐旧都，河中、凤翔则因地理位置重要，于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同时建府，历代沿置。宋庆历二年（1042年）以大名府为陪都北京。割据政权被平定后，各首府（除江陵府外）例降为州，后除广州外都恢复为府，原因为“特崇巨屏”(18)，即因地理位置重要。而景德三年（1006年）升宋州（今河南商丘市睢阳区）为应天府，“乃帝业绍基之地”(19)，即以宋太祖赵匡胤建宋前领归德军节度使（治宋州）才升为府，开皇帝即位前所领节镇所在地州升府的先例，应天府后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定为陪都南京。此后凡皇帝即位前所领节镇、封王地的州例升为府。但北宋全部三十多府中仅徽宗时升建的即达二十多府，其中多数因为地理位置重要而建。
唐代“大率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皆兼所治州刺史”(20)。宋初，除观察使外，沿袭旧制，也以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为州长官，因而分为节度使州、防御使州、团练使州及刺史州，不同的州有不同的品级，“凡节度州为三品，刺史州五品”。“州、镇（后者多指节度使州）有缺，则或遣文朝官权知”(21)，称权知军州事，军为军事，州为民政，简称权知州（或只称知州）。宋初通常权知州者的品级低于所任“州”的品级，如有功绩可以升为该州的正式长官，权知州实是代理长官事务。开宝二年（969年），知易州（今河北易县）贺惟忠升为易州刺史，就是因为贺“惟忠捍边有功，故迁其秩而不易其任”(22)。也有的是为了安置品位较高的官员为州长官，因而改升州的名称，也即是提高州的品级。建隆元年（960年）四月，京城巡检王彦昇因企图向宰相王溥索取钱财，太祖遂“出彦昇为唐州（今河南唐河）团练使，唐本刺史州，于是始改（为团练使州）焉”。同月还发生了另外一些事例，怀州（今河南沁阳）刺史马令琮预储军粮有功，太祖命升其为团练使，而“方藉（马）令琮供亿，不可移他郡”(23)，即升怀州为团练使州。又如何继筠自后周末任棣州（今山东惠民）长官十多年，因“捍边有功”(24)，也是采取此法，于建隆二年十月，将棣州由刺史州升为团练使州，何继筠也升任团练使；乾德四年（966年）八月，棣州再由团练使州升为防御使州，何继筠再升为棣州防御使。
这种以与州级别相同的官衔担任本州长官，称“本任”，节度使州则也称“本镇”、“本部”。节度使“不临本部者，以它官知、判州府事，防御、团练使、刺史不赴本任，亦如之”；到同级或高于其官衔的别州担任长官，称权知州或知州事，到低于其官衔的州则称判某州事。以上的官衔均为“正任”。节度使只有正任，而“节度观察留后至刺史，兼领他官，为遥郡”(25)，这里的节度观察留后至刺史，只是加衔，带有“遥郡”加衔的官员，即使到与“遥郡”的州名或州级相同的州当长官，也只能以权知州或知州任职，不能以遥郡衔任本州长官。
节度使在整个太祖时期失去了军权、财权。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八月以前，节度使还领有支郡，拥有行政权，支郡的州长官虽已由朝廷任命，但仍得听命于节度使，节度使例兼本州刺史为本州长官，而且还是本道（辖区）的长官。这年八月才罢去节度领支郡之制，所有州都直属中央，此后节度使所领只是本州，实际只是本州的行政长官。
宋初太祖、太宗时期的三十多年内，各州长官主要是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都兼有本州刺史衔）和刺史，权知州（知州）做州长官的比重不大。其后，节度使首先从州长官的行列中消失，这和宋初逐渐采取留置节度使于京城，不遣赴本镇有关。有些节度使则因年老、有病或其他因素，自请留住京师，改授闲官奉朝请。但并非所有节度使都不再赴本镇，直至北宋中叶的仁宗中期，节度使赴本镇仍如宋初时，作为削夺该大臣某种职权的手段。如明道二年（1033年）崇信军（治随州，今湖北随州）节度使、同平章事、任判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的钱惟演，因刘太后死后失势，被削去同平章事的使相衔，贬责的诏书中明确说：“使持节随州诸军事，行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崇信军节度观察处置使，仍赴本镇。”(26)宝元二年（1039年）知枢密院事王德用，则因“状貌雄毅”，而且王“德用宅枕乾冈，貌类艺祖（赵匡胤）”，又“得士心，不宜久典机密”，被“罢为武宁军（治徐州，今江苏徐州）节度使，赴本镇”(27)。夏竦在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和皇祐元年（1049年）七月，两次受到赴本镇的处分，他于皇祐元年八月自述当时情况：“已离本任，就长假于东京，寻求医药，救疗残生”(28)。而程琳于皇祐四年三月，罢职改“为镇安军（治陈州，今河南淮阳）节度使，赴本镇”，直至嘉祐元年（1056年）三月去世(29)，可能是最后以节度使赴本镇的少数人之一。赴本镇亦称“归镇”。
史称：“唐有（节度观察）留后，五代因之。宋初，留后、观察（使）皆不得本州刺史。”即两者皆不兼本州刺史，当是沿袭唐末五代旧制。“大中祥符七年，令有司检讨故事，始复带之”(30)。后者记载不确切，实际是该年三月“诏自今诸州观察使并循旧制兼刺史”(31)。这是“翰林学士陈彭年检讨唐以来故事，观察使并合带刺史”之后下诏的(32)。北宋末年成书的官制专著《职官分纪》也只称：“大中祥符七年诏观察使并带刺史。”(33)皆不载节度观察留后“复带”本州刺史之事，其原因即是唐五代皆不带本州刺史。
唐代“节度观察留后”，原只是节度使出缺时代理节度使的临时职务，兼有代刺史之责。唐末天复元年（901年），“征（赵）珝知同州（今陕西大荔）、匡国军（治同州）节度留后”(34)。节度留后已开始成为单列一级的官衔，由于例不兼本州刺史，故加“知同州”，即是以留后衔任同州长官。而后晋刘在明“为行营马军都指挥使，领齐州防御使，青州平，迁相州（彰德军，治相州，今河南安阳）留后，历邢州（安国军，治邢州，今河北邢台）、晋州（建雄军，治晋州，今山西临汾）留后”。后汉初“遂授镇州（成德军，治镇州，今河北正定）留后，乾祐元年（948年）五月，正授镇州节度使”(35)。则“留后”已作为官员升迁为节度使前的一级官衔。“节度观察留后”通常只作为担任其他军政职务的资格，由于例不兼本州刺史，如被免去相关职务，即成为领取高额俸禄的闲职。
观察使自大中祥符七年三月循唐制兼本州刺史以后，即可以赴本任（本镇）形式任州长官。北宋中期之初的天圣四年（1026年）三月，翰林学士承旨李维“久厌书诏之劳”，“求换武职”，即以“工部尚书（寄禄官）李维为相州（今河南安阳）观察使”，“寻命维知亳州（今安徽亳州），维言亳州事简，不欲尸重禄，请赴相州，从之”(36)。《宋史》本传即作“请赴本镇”，即是以观察使兼本州刺史做相州长官。
防御使、团练使、刺史赴本任担任本州长官的比重更大。北宋中叶之初的天圣三年（1025年）五月，即提到“故事（惯例），防（防御使）、团（团练使）、刺史赴本任及知州无同（即通，避讳改）判处，并权置同判，候差朝臣及内职知州即省罢”(37)，说明以“赴本任”为主。
三年前的乾兴元年（1022年）七月，记载禁军军制时也规定：“凡军校迁至军都指挥使，又迁则遥领刺史，又迁为厢都指挥使、遥领团练使。员溢，即从上落军职，为正团练使、刺史，之本任，或为他州部署、钤辖。”(38)“遥领”即是“遥郡”，“正”即是“正任”，而“之本任”即是赴同级别、同名的州担任长官，作为超编军官解除军职后出任地方官中的首选，也说明“赴本任”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至少在当时的州长官中，节度使、刺史系列以“赴本任”的方式担任州长官的比重是相当大的。
综上所述，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在北宋前期的半个世纪期间，赴本任担任州长官，是当时州长官的主要官衔。所谓“节度使，宋初无所掌，其事务悉归本州知州、通判兼总之”(39)；以及“至宋，……而节度、承宣（节度观察留后改称）、观察、团练、防御（使）、刺史，则俱无职任”(40)，这两种说法都不很确切，并不适用于北宋前期，而是北宋中叶及以后的情况。而且这一时期，权知州（知州）作为州长官的官衔，不断增多，比重越来越大。
府长官为府尹，缺尹时以他官任权知府事（知府）；州级军（通常为军事要地）长官称军使，亦常以他官任知军；州级监（通常为工矿区）长官为知监等，军、监一般只有一二县。知府、知州等遂逐渐成为主要的州级长官，州长官也不再以所在州的级别分高低，而以州长官所带的寄禄官称品级等第为区别。节度使至刺史系列不赴本任，而担任别州长官时，实已类同于其他文武官的寄禄官。
州副长官为通判。乾德元年（963年）三月，宋平荆南、湖南，留用原有州刺史等地方官；四月，以朝官贾玭等为湖南诸州的通判。当初并非州的副长官，实是州的监察官，监督留用的州长官，后也行用于其他新征服地区。通判“既非副贰，又非属官，故多与长吏忿争，常曰‘我监州也，朝廷使我来监汝’。长吏举动必为所制”(41)，妨碍了朝廷政令的贯彻。有些通判甚至自以为高于州长官，常常越权行使职权。乾德四年十一月诏书中称，设置通判，“本期共治，必冀分忧”，实际上是“与长吏互执事权”，甚至“或循私而为党，或专欲而自强，多致忿争，动成逾越”，要求“事无巨细，须长吏、通判佥议连署”(42)，才能执行，对州长官刺史、知州与通判的关系进行协调，约束通判的行为。开宝七年（974年）要求公筵时，通判坐于长官之次，通判从此明确为州的副长官。北宋前期从总体上讲，主要是节度使、刺史系列武臣赴本任或武臣任知州处设置通判。直到北宋中叶之初的天圣六年（1028年）六月，光州（今河南潢川）因武臣石普任知州，还是“权置通判一员”(43)。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四月，首都开封府开始设置通判，一些大州、府在太宗末年也陆续设通判，但通判的普遍设置，则是北宋中叶的仁宗时期，小州事简仍不设。
州、府的属官来自两个体系。一是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的下属官员，称为幕职官。节度使设掌书记、行军司马，观察使设支使。节度、防御、团练皆有副使，其下各设判官、推官。宋初行军司马及各副使主要是办理节度等使的事务，有时代行节度、防御、团练使职权，自宋太祖、太宗两朝削夺节度、防御、团练使的职权，行军司马及节度、防御、团练副使遂逐渐成为闲差，作为安排年老、有病及受处分官员的职位，其中节度副使、团练副使更是用以安排被贬降的高、中级官员。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四月，又诏令“非特许签署，不得掌事”(44)。其他属官实际上已是州长官的下属，不论其长官是节度使、刺史，还是知州、知府，“盖虽冒以节度推官、观察推官、判官、书记、支使等名，而实则郡僚耳”(45)。幕职官与下述“州县官”，后演变为初级文寄禄官称，称“选人”。
府、州属官的第二体系来自州、府原来的下属。由于五代、宋初州的行政权已为节度使等所夺，属官多用幕府属官，州的原有属官或设或不设。随着节度使、刺史等实际上演变为州长官，进而逐渐退出州、府长官的行列，州的原有属官也开始重新设置，成为协助与办理日常政务的官吏，也称诸曹官，而与县级官员合称为“州县官”。录事参军（府称司录参军）是州（府）的主要属官，“掌州院庶务，纠诸曹稽违”(46)，但或设或不设。直到北宋前、中期之际的乾兴元年（1022年）“诸州始各置录事参军”(47)。此外，沿设司户（户曹）参军，掌管户籍、赋税、仓库等，司法参军掌司法断案。但宋初仍沿五代旧制，另设马步院掌管狱讼，节度使等以牙校任马步都虞候及判官断狱。建隆元年（960年）改以文官任马步院判官。建隆六年七月，罢废马步都虞候、判官，改马步院为司寇院，以新进士等任司寇参军。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十二月，改司寇院为司理院、司寇参军为司理参军，又增设判官，掌狱讼审案。司法参军只掌议法断刑。另有司士参军，本是掌管河津及营造桥梁、官舍的属官，以及文学参军，都成为闲职，与节度、防御、团练副使性质类似，是安置年老、有病及受处分官员的官衔，也于咸平三年四月，同时被明令：“非特许签署，不得掌事”。
州、府的属官以判官、推官为主，诸曹官分曹理事，但并不一定全设，小州只设其中的一部分。
三、县级：重设县尉、新设知县及监镇
五代时各地藩镇掌权，县官近于虚设，一些“龌龊无能，以至昏老不任驱策者，始注为县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甚者诛求刻剥，秽迹万状”，县令只是为藩镇收取赋税，并乘机搜刮民财。而治安狱讼等事，藩镇以亲随任镇将、副将、都虞候负责，“与县令抗礼，凡公事专达于州”(48)，县令等无权过问，负责治安的县尉遂不设。
宋朝建立之初，仍沿旧制，县只设县令、主簿，负责民政税赋，治安狱讼也由镇将等承担。宋太祖采取恢复县作为基层政权组织职能的措施，是与削弱节度使的措施相伴进行的。
建隆三年（962年）十二月，重设县尉，诏称：“盗贼斗讼，其狱实繁，逮捕多在于乡闾，听决合行于令佐”；“宜令诸道州府，今后应乡闾盗贼斗讼公事，仍旧却属县司，委令、尉勾当”；“其镇将、都虞候只许依旧勾当镇郭下烟火盗贼争竞公事”(49)。将节度使等所任镇将的职权限制于镇郭之内，而将乡村的治安权收归县尉，审判权也收归县令、县尉，虽只是县府应有职权的一部分，却是宋初加强中央集权和削弱节度使职权的重要措施之一。
为了改进县级吏治，建隆二年十一月，首先撤换首都开封、陪都河南府的四个附郭县开封、浚仪、河南、洛阳县的县令。而对于仍在节度使等控制下地区的县官，于乾德元年（963年）六月，特命朝官为知县，以分节度使之权。符彦卿自后周显德元年（954年）初任天雄军（大名，今河北大名东）节度使，已达十年之久，“久镇大名，专恣不法，属邑颇不治”，这时以大理正奚屿等任所属四县的知县，他们以朝官的身份担任县官的差遣。从此，知县与县令同成为县的长官。这也是削弱节度使职权以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措施之一。不久，周渭任天雄军节镇属下的永济（今河北馆陶北）知县，符“彦卿郊迎，（周）渭揖于马上，就馆始与相见，略不降屈”。后来周渭捕获犯人，“按诛之，不以送府”(50)，改变了县官完全听命于节度使的状况，逐渐恢复州、县正常的行政隶属关系。
县通常都统于州、府及州级军监，只有三泉县（今陕西宁强西北）除外。三泉县原隶属兴元府（今陕西汉中），曾是后蜀辖地，是关中入川的门户。乾德三年灭后蜀，五年五月诏令三泉直属中央，至道二年（996年）升为大安军（州级），并将兴元府的西县（今陕西勉县西）划归大安军，但次年又废大安军为三泉县，仍旧直属中央（西县又归属兴元府），直至南宋初。
开宝三年（970年）五月，“诏诸州长吏，毋得遣仆从及亲属掌厢、镇局务”。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又重申此令，“禁藩侯补亲吏为镇将，自此但用本州衙吏为之，亦有宣补者”(51)。这是将城镇郭内的治安权由节镇手中收回。县级官员遂以知县或县令为长官，簿书佐官为主簿，治安佐官为县尉主管乡村治安，镇将和厢官（多数为吏，少数为官）主管城郭内治安，但小县只设其中的一部分。在次要的军事要地和工矿区设县级军、监，以军使及知军、知监为长官。
大约在北宋前期末的真宗后期，上述意义上的镇将，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县城内的治安也归县尉管理（州、府城内早已归厢官管理）。而在县以下的乡村经济中心设镇，镇设监镇，也称镇官、镇吏，以相当于县尉的初级文官（选人）担任，也有一部分是以低级武官“使臣”担任。有时也称新的监镇官为镇将，但已与以前镇将的含义不同。这是以旧的官衔称呼新的官职，有如以太守、刺史称呼知州、知府。甚至有称监镇为镇尹的，只是文学家的笔法。“监镇”出现的时间已无从确知，但真宗末年前已经设置则是确凿无疑的。死于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的唐拱，生前历任“监舒州（今安徽潜山）孔城镇（今安徽桐城东）、澧州（今湖南澧县）酒税，巡检泰州（今江苏泰州）盐场，漳州（今属福建）兵马监押”(52)，他任孔城镇监镇的时间，当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前后。监镇负责本镇治安兼税收（大镇另设税收官），“凡杖罪以上并解本县，余听决遣”(53)。监镇是中央任命的最低级地方官，这是北宋前期末，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乡村经济繁荣而设置的新官职。收税官也称监税或监酒税，唐拱即曾任监酒税官，则属财经官员，与监镇官等合称监当官。
(1) 《元丰九域志》卷7《成都府路》。
(2) 《长编》卷42，至道三年末。具体分合情况，参见《元丰九域志》等。
(3) 《宋史》卷167《职官志七》。
(4) 《职官分纪》卷47。原文只作“开宝九年”，没有具体月份，此事安排于太祖时，系笔者推测。
(5) 《长编》卷22，太平兴国六年正月丁卯。
(6) 《长编》卷32，淳化二年九月庚子。
(7) 《宋史》卷160《选举志六》。参见《长编》卷33，淳化三年正月戊午。
(8) 《长编》卷34，淳化四年三月壬子。
(9) 《长编》卷38，至道元年八月乙亥。
(10) 《文献通考》卷61《职官考十五》。
(11) 《职官分纪》卷47。参见《长编》卷41。又，除转运使外，江淮发运使亦曾设承受公事。
(12) 《长编》卷41，至道三年二月。
(13) 《文献通考》卷61《职官考十五》。
(14) 《长编》卷33，淳化三年五月甲午。
(15) 《宋史》卷5《太宗纪二》；《长编》卷34，淳化四年十月庚申。
(16) 《长编》卷66，景德四年七月癸巳；《宋史》卷167《职官志七》。
(17) 《宋会要辑稿》职官42之2、3。
(18) 《宋大诏令集》卷159《建昇州为建康军江宁府诏》。
(19) 《宋大诏令集》卷159《升宋州为应天府诏》。
(20) 《新唐书》卷49下《百官志下》。
(21) 《职官分纪》卷40；《宋朝事实类苑》卷25。
(22) 《长编》卷10，开宝二年六月己卯。
(23) 《长编》卷1，建隆元年四月丁丑、戊戌。
(24) 《宋史》卷273《何继筠传》。
(25) 《职官分纪》卷39。
(26) 《宋大诏令集》卷205。
(27) 《长编》卷123，宝元二年五月壬子。
(28) 《长编》卷167，皇祐元年八月丙子。原文作：“前判河阳，武宁节度使”夏竦，职衔似有误，一个多月前的“七月乙未，诏河阳三城节度使”、“判河中府夏竦赴本镇”，次年十月丙辰才载：“河阳三城节度使……夏竦为武宁节度使”（《长编》卷169）。则“武宁”应为“河阳三城”之误，而“河阳”应为“河中”之误。
(29) 《长编》卷172。参见卷182。
(30) 《宋史》卷166《职官志六》。
(31) 《长编》卷82，大中祥符七年三月辛丑。
(32) 《文献通考》卷59《职官考十三》。
(33) 《职官分纪》卷39。
(34) 《旧五代史》卷14《赵珝传》。
(35) 《旧五代史》卷106《刘在明传》。
(36) 《长编》卷104，天圣四年三月戊寅。
(37) 《长编》卷103，天圣三年五月己酉。
(38) 《长编》卷99，乾兴元年七月癸巳。
(39) 《宋史》卷166《职官志六》。
(40) 《文献通考》卷59《职官考》“刺史”后按语。又，以上所述州长官，学者少有论述，故稍详之。
(41) 《长编》卷7，乾德四年十一月乙未。
(42) 《宋大诏令集》卷190。
(43) 《长编》卷106，天圣六年六月己丑。
(44) 《长编》卷47，咸平三年四月丁巳。
(45) 《文献通考》卷62《职官考十六》。
(46) 《宋史》卷167《职官志七》。
(47) 《文献通考》卷63《职官考十七》。
(48) 《宋朝事实》卷9《官职》。
(49) 《宋大诏令集》卷160《置县尉诏》。宋代县尉情况，参见笔者《论宋代的县尉》，《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0) 《宋史》卷304《周渭传》。
(51) 《长编》卷11，开宝三年五月戊申。
(52) 欧阳修《左班殿直赠右羽林军将军唐君拱墓表》，《欧阳文忠公文集》卷25。
(53) 《宋史》卷167《职官志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