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宋初的役法与对夫役的改革
一、官户役的重设与废除
这种由部分民户专门负担政府特殊需要的徭役，创始于唐初，盛行于五代末年以前，通常是由部分富户和具有专门技能的民户，以及负担政府特殊需要的民户服役。
唐太宗时，由部分富户承担低级官员的“料钱”（官俸以外的伙食津贴），称为“官课户”，后来也称“进奉官月料户”。唐高宗时，又创设了由部分富户承担低级官员的“俸”钱，称为“俸户”。以后也泛称官俸为料钱。到了五代，发展到几乎地方政府的所有需要，都由专门的民户负担，除了俸户、课户以外，还有庄户、羊户、猪户、炭户、纸户、笔户、羊毛户、红花户、紫草户（后两者提供染料）等。除了州长官及少数高级官员外，州级的一般属官及县令等俸禄和食钱（料钱），都由俸户、课户负担。这些特殊民户，常被称为“官课户”；而极大部分负担“夫役”和“职役”的民户，则被称为“散户”。因此，笔者将这些特殊民户负担的各种徭役，概称之为“官户役”(1)。
后周显德六年（959年）三月，明令废除“官户役”，所有官员的俸禄、料钱都改由政府支给，其他纸户、笔户等也都同时被废除。而“官户役”中主要的“官俸户”，在宋初又重新设置。
乾德四年（966年）七月诏：“给州县官俸户”。诏书并说：“准汉乾祐二年敕”。于是宋初“复于中等无色役人户内置俸户”。俸户也称“回易料钱户”。这是因为政府将俸料，折合成货物发给官员，当官员需要钱时，便要自行将所得货物出卖，而如果由官员出卖货物，就会有强卖的事情发生，因此“未免扰人，岂惟伤廉，抑亦犯禁”。现在改为将应发给官员作俸料的货物，发给俸户，相当于一千钱的货物发给两户俸户，由俸户去出卖，不管出卖到多少钱或是否出卖掉，俸户每户每月付给有关的官员五百钱。每个官员都有固定的“俸户”，以官员俸料的多少定俸户数，如万户以上县的县令是二十千，给四十户；主簿、县尉都是十二千，各人有二十四户；小县县尉、主簿定为七千，各有十四户等。州和首都东京开封府和陪都西京河南府的属官司录、录事参军以下，至下州的司户、司法，也是给四十户至十四户。即是除了州、府长官和主要属官判官、推官外，都给“俸户”。而官府将有关官员的俸料“折支物色，每岁委官吏随‘蚕盐’一并给付”(2)相应的俸户。俸户则除了缴纳田赋外，可免除其他徭役。
开宝四年（971年）十一月，又下诏所有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和军事州的主要属官判官、推官，军（与州同级）的判官等，以及节度副使、防御副使、团练副使担任“权知州事”者，“节度掌书记自朝廷除授及判别厅公事者”，“并依州县官例，给回易料钱俸户”(3)。这样，州级的代理长官及所有属官都配给俸户。当时的节度使至团练使，皆兼本州刺史，以及刺史，都是州长官。
宋初官员俸禄虽以钱数计算，但是大部分官员，尤其上述州的代理长官及所有州级属官和所有县官，并不直接发给钱，而是折合成粮食发给，而政府又虚抬粮价，官员实际所得远低于应得的钱数，只相当于应得数的三分之二上下。宋太祖采取重设俸户的办法，将官员们应得的另外约三分之一俸禄钱数，转嫁到相应的俸户身上，每个俸户每月实际上要多负担一百六七十钱。
宋太宗即位后不久，于开宝九年（976年）十一月初颁布诏令称：“细民以农桑为业，顷制奉（俸）户，月输缗钱，营置良苦，今皆罢之。官奉并给官物，令货鬻及七分，仍依周显德五年（958年）十二月诏，增给米麦。”(4)“官户役”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夫役的改革与役兵（厢军）
夫役也称力役，主要承担修筑城池、官廨、堤堰、驿路，以及运送军需物资等工作，种类繁多，劳动强度大。征役又无节制，官员们乘机敲诈钱财，比较富裕的农户因而能得以免除，力役遂成为中下农户的沉重负担。
宋朝建国以后，逐步采取以军士代替民户的力役，这是中国古代役法史上的重大变化。建隆二年（961年）五月，“令诸州勿复调民给传置，悉代以军卒”(5)。这是以士兵代替民户承担经常性的繁重夫役“传置”（递送文件及迎送与接待过往官员的驿站），也是宋初以兵士代替民户经常性“夫役”的开始。
宋太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消除五代节度使以军事手段夺取政权的隐患，乾德三年（965年）八月，“令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6)。这样，留在地方的都是老弱兵士。史称：“余留本城，虽无（一作或）戍更，然罕教阅，类多给役”(7)；“初置壮城、牢城（均为厢军军号），备诸役使，谓之厢军”(8)，因而厢军也称役兵。“壮城”是专门负责修筑和维护州、府城池的厢军，维修京城的厢军军号为广固军；“牢城”是由发配到本州的罪犯（也称“配军”）组成的厢军，服各种杂役。壮城和牢城两种厢军基本上是各州、府城普遍设置的，可能也是最早设置的地方厢军。
宋初多年征调民户修筑襄州（今湖北襄樊）的道路，有时一年修治五六次，每次调发民工数百人，但专门负责修路的官员在收取一些民户的贿赂后予以放免，致使实际修路的民工远少于应征调的数目，道路越修越坏。乾德五年（967年）宋太祖改“命川、陕诸州长吏、通判并兼桥道事”，将修桥铺路的事交由地方长官负责。襄州知州边光范在计算工程量以后，“请以州卒（厢军）代民，官给器用，役不淹久，民用无扰”(9)，受到宋太祖的褒奖。以后修路建桥也成了厢军的任务之一。
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段维幾调发中牟县（今河南中牟）民夫二百人修马监仓，“群牧制置使代以厩卒”(10)。可见厩卒也是由厢军充任的。
除了少量厢军主要是维护地方治安外，绝大部分厢军都是从事各项劳役的役兵，包括在京城的各种劳役。以后也常为了某种劳役，专门招募人充当从事这种劳役的厢军，即所谓“因事募人，团立新额”，设立新的军号。为此招募的厢军相当多，当初“或因工作、榷酤、水陆运送、通道、山险、桥梁、邮传、马牧、堤防、堰埭”(11)，都招募厢军从事相关的劳役。许多厢军的军号名称，就表明了这一厢军服役的内容，如桥道军、开道军、开河军、宁淮军（日常治理淮河）、步驿军（徒步递送文件）、水运军、船坊军、桥阁军（栈道）、采斫军、防河军、船务军、装卸军、窑务军、屯田军、造船军匠军、船坊铁作军、水磨军，等等。各州、府这些军号的厢军通常人数较多，组成一个“指挥”（一般为三百至五百人）或更多。另外一些厢军的人数较少，只有数十人或一二百人，称为“都”。“都”原是“指挥”下面的一级组织，现在作为独立的基层单位，军号有渡船都、杂作都、梢工都等；还有人数稍多而称为营的，如铁木匠营、酒务营、竹匠营等，以上也都可称为某某军。
单从以上厢军的军号看，几乎包括了政府的所有劳役，这些在五代及以前由民户承担的夫役，从宋初开始，逐渐都由厢军服役。包括唐代以来分番（分批）到京城服役的工匠和杂役，如京城的东西八作司、牛羊司、御辇院、军器库、后苑造作所、后苑工匠、南北作坊、绫锦院、弓弩院、东西水磨务、东西窑务、御厨、御膳厨、法酒库、油库、醋库、布库等，以及开封府的步驿、马递铺（骑马递送文件）等，无一不是由厢军的役兵、工匠承担。所以，从宋初开始，广大的民户基本上摆脱了徭役（夫役、力役）的困扰，得以致力于耕作或其他劳动，这有利于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
除了“职役”（其中包括杂役，以及增修京城、维修黄河和汴河等徭役）外，原先民户承担的几乎所有的日常夫役，都逐渐改由厢军（役兵）负担。因此，南宋章如愚说：“古者，凡国之役皆调于民，宋有天下，悉役厢军，凡役作营缮，民无与焉。”(12)这大体上反映了宋代的情况，而这种格局是从宋建国后不久开始的，到北宋前期末已基本形成。
三、职役
职役，也称吏役，五代时是官户役、夫役之外，由民户承担的另一种差役，是轮差民户（服官户役者除外）去担任州、县的吏职，直至州、县衙门役使的杂职、乡村的壮丁等。史称：“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田赋），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给使令，县曹司至押（司）、录（事），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子）、掏（子）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定差。”(13)
“衙前”属州役，宋初沿五代旧制，主要是以低级军官担任，部分为招募。随着统一战争的进行，宋的疆土日益扩大，衙前押送官物路途越来越长，风险也越来越大。耆长、乡书手、里正、户长、壮丁属乡役，其他都是州、县役的吏役或杂役。
吏在各级政府中占有重要地位。宋代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中，包括路（近似后代的省）、州、县机关，都有数量众多的吏，处理相关机构的日常事务。由于他们掌握了重要职权，经常夤缘为奸，弄权作弊。如“中书五房”，是最重要的中央政府“中书门下”（简称“中书”，也称政事堂、都堂）的办事机构，掌握着很大权力，而且是由称为“堂后官”的吏长期掌握，正如宋太祖的诏书中所说：“堂后官十五人，从来不曾替换”。而且宋太祖也知道“堂吏（中书五房的吏，这里主要是指堂后官）擅中书（政府）权，多为奸赃”(14)，因而改用官员担任，但因合适的官员数量有限，不得不留用四人。其他所有机构，仍旧是原封不动。
职役是由民户（主要由乡村的农户）按户等高低差派担任，由民户直接承担的职役，分为州、县役和乡役两大类，州、县役又分为吏役和杂役。
宋代的州（府）、县政府中朝廷任命的官员很少，县级官员多则三四人，少则一二人，主要由吏负责日常事务。边远地区的一些州、县，甚至没有朝廷任命的官员，州、县的政务全由吏承担，并主要由吏役中的吏人或衙前主持州、县政务。
州、县役中的高层人员，统称为吏人、职员、人吏。州的吏人分为职级、前行、后行三等；职级还分为都孔目官、孔目官至粮料押司官十阶，都孔目官、孔目官也称都吏，是吏人最高的职位。吏人办理“狱讼、账目、遣发”等事务(15)，分别在州级政府的使院、书表司、刑法司等机构中任职。县的吏人（职员）分为押司、录事、前行、后行，如“后行”的任务之一，是到州政府去承领文书，然后派“解子”（属杂役）送回县政府等。
州、县政府还在“吏人（职员）”之下，设有“私名书手”，担任各案的书算事务，在吏人不足的情况下代行其职务，吏人有缺额时可以升补为吏人。而中央各部门、各路级机构和开封府，则在“吏人”之下设“贴司”。景德二年（1005年），州、县也改设贴司以代替私名书手。
州、县政府编制内的吏役，称为正额或正名，编制以外还有“守阙”、“习学”、“私名”之类，如私名贴司，当编制有空额时，可以升入正额。州吏中最高层的“职级”，任职年满后可以“出职”为官，或担任“摄官”，他们的子弟可以替补为吏，是州吏的重要来源。吏没有俸禄，以贪污受贿为生，不少吏因而致富。
职役中的吏役以招募为主，只有一部分是由乡户差派的。如乾德元年招募州的“吏人”，“募有田产谙公事人充”职，仍“不足，则据数均于属县曹司正员内差补”，这是选差县的职员充任州的职员。后又“许以中户以下选差”，担任职员中最低的“后行”，也就是差民户担任职役中的州役。宋初还从各户等中选差通晓吏事者担任职役中县役的押司、录事，但是，“县吏差税户”，大“多不省文书”(16)，因此不得不进行招募。
州吏、县吏大多掌握着地方政府的许多实权，有时能左右州、县长官的意志，是宋王朝统治的重要基础之一，一些重要吏职实际上由他们的子弟所垄断。由乡户差派的吏役，除极少数外，不可能担任重要吏职。
州、县役的“杂役”，称为“公人”，基本上是由民户承担的“职役”。州级政府机构设承符、散从官、步奏官，承担“追催公事”；“人力”负责“当直”；散从官和属“杂职”的弓手、手力，还要负责迎送到任或离任的官员。还有“院虞候”，在州级政府的司理院当值听差，以及在所属监狱担任“狱子”。“杂役”由乡村主户或坊郭主户中有“行止”的人担任。史载乾德元年（963年）七月，“定州、县所置杂职、承符、厅子等名数”(17)，即是首次确定州、县政府中“杂役”的编制。
州、县政府的“杂职”，承担各种杂事，由乡村主户差派，允许长期担任。州、县役中的“医人”，由州、府治的所在地县（附郭县）医生中轮差，各县则从本县的乡村医生中抽充。
县役中的“手力”，宋初是第二、三等户（五等户制，下同）的差役，担任追催公事和征收城内的赋税。“弓手”是三等户的差役，归县尉统辖，捕捉盗贼以维持治安。“解子”，也是差役，担任解送公文，有时也替代“手力”的部分职务。
州、县杂役中还有“斗子”、“拣子”、“库子”、“秤子”、“拦头”等，拦头承担征收商税的具体事务，招客户充任和由五等户差任；其他斗子等则担任征收田赋和保管粮食的具体事务，以三、四等户差任。
乡役有耆长、里正、户长、乡书手、壮丁。耆长为一乡之长，负责治安和接受县政府的公事，以及乡内的修路建桥等事，是乡户一、二等户的差役。里正为一里之长，负责税收（田赋）及部分县役，因而被视为“脂膏”，淳化五年（994年）开始定为第一等户的差役。户长为第二等户的差役，具体负责征收田赋，并缉拿盗贼。乡书手隶属耆长，负责书算事务，为乡户的四等户差役。壮丁负担接受和递送公文，以及乡内治安，是乡户四、五等户差役。
另外，宋代城市实行厢坊制，设有厢典、书手、都所由、所由、街子、行官等厢吏；坊设坊正，称坊官。除都所由是政府委派，所由为招募属募役，其余类同乡村的乡役：厢典类似耆长，书手类似乡书手，坊正类似里正，街子、行官则近似于壮丁，亦当由坊郭各户等差派或招募，笔者因之称为“厢役”。
州县役中的部分吏役（主要是衙前役）及全部杂役、乡役，是民户的沉重负担，北宋中叶成为改革重点。
(1) 史学界对这种役法极少涉及，笔者在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七卷丙编第七章第三节“五代役法”中称之为“官户役”。但其中涉及宋代的部分，叙述不够确切。
(2) 《长编》卷7；《宋会要辑稿》职官57之18至19。“蚕盐”也称丝盐，原是后唐初因乡村民户养蚕，政府按户配售食盐，后来不论是否养蚕，随夏税纳盐钱。宋沿旧制，通常每年春季配给。
(3) 《长编》卷12，开宝四年十一月庚申。
(4) 《长编》卷17，开宝九年十一月戊辰。
(5) 《长编》卷2，建隆二年五月。
(6) 《长编》卷6，乾德三年八月戊戌。
(7) 《宋史》卷189《兵志三》。
(8) 张方平《论国计事》，（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69。邓广铭先生藏明永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书所引皆出此版本，下不详注。
(9) 《长编》卷8，乾德五年末。
(10) 《宋史》卷177《食货志上五》。
(11) 《宋史》卷189《兵志三》。
(12) 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41《兵制门·州兵》。
(13) 《宋史》卷177《食货志上五》。
(14) 《长编》卷14，开宝六年四月癸丑、五月丙辰。
(15) 《淳熙三山志》卷13；《赤城志》卷17。
(16) 《淳熙三山志》卷13；《赤城志》卷17。
(17) 《宋史》卷1《太祖纪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