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中华古典文献中汲取成才养分

作为世界上最为悠久绵长、庞杂浩大的文化传承，中华古典文献浩如烟海，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基因。这些文献具有超越时空的稳定性、凝聚力和穿透力，可以为当代的人才开发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和养分。

一 由舌战群儒看人才素质构成

诸葛亮游说东吴、舌战群儒是《三国演义》中写得最为精彩的章节之一。且不论这场舌战对三国鼎立局势形成的重大影响，单从人才素质构成的角度，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饶有趣味的启示。

这场舌战的核心是战与降的问题。在惊心动魄的论辩中，罗贯中塑造了一个谈笑风生、博古通今而挥洒自如的智慧形象——诸葛亮。正是借助这样一个独具魅力的艺术形象，诠释了作者的人才观，特别是对人才素质内涵的界定。面对东吴“智囊团”的频频发难，诸葛亮尖刻地点透了“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的文人之病。进而，他又戏谑地称“寻章摘句，数黑论黄，舞文弄墨”之人为“腐儒”，讥讽那些“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的人为“小儒”。显然，作者没有把这样一些人列入人才。诸葛亮所认可的是“君子之儒”，他们有“匡扶宇宙之才”，“忠君爱国，守正恶邪”，“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论辩的对方可都是影响孙权集团决策的重要人物，诸葛亮这一辩，不知看低了多少闭门造车、唯能高谈阔论的文人学士！

“识时务者，方为俊杰。”俊杰之识时务，乃是对自然变革和社会发展敏锐的洞察力，也是个人的实践活动能适应甚至超前于自然变革和社会运动的潮流，更是个人的思想和行为能影响历史的发展进程。这样一些时代弄潮儿，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杰出人才或一流人才。这类人才在知识结构上能弥合学科之间的鸿沟，不仅通晓本专业，而且谙熟相关专业知识；在智能结构上能创造性地驾驭和运用所学知识。而那些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方面的杰出人才，往往表现出在学科间纵横驰骋、纵览全局的大将风度。至于一般人才，至少也得掌握相当扎实的知识，具备精湛的技能，能够为生产力的发展服务。

面对当前急剧变革的外部环境，杰出人才有着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战略眼光，具有在多变情景下沉着应付、准确决断的能力。一些基本的外交知识和能力，也为一般人才所必须具备。舌战群儒扣人心弦的场面，为外交斗争提供了生动的教材，把诸葛亮超人的外向型素质展现得淋漓尽致。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教授曾这样告诫日本：“要想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大国的作用，就必须培养出可以活跃于国际舞台的政治家。”教授忠告对中国同样适用。

当今世界，来自国际的挑战是任何一个民族遇到的最主要的挑战。没有高质量的外向型人才，要赢得挑战是不可能的。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大急切需要具有国际视野的政治家、经济外交官；需要既通晓国际规则，又谙熟本国国情的政策设计人才；需要具有强烈的国际意识和事业心的企业家；更需要一大批具有国际眼光和外事活动能力的工程技术人才。因而，培养外向型的人才已成为高校教育的当务之急。

如此看来，“政治思想素质好，基础知识扎实，外语水平较高，计算机能力较强”是面向21世纪人才最基本的素质，但作为标准还是低了一些。无论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能否把标准定得更高一些？

二 谈辩论赛的育人功能

近年来举行的国际大专辩论赛，充分展示了华语的魅力和中华文化的博大情深。辩论的场面可谓扣人心弦，辩手们时而旁征博引，时而故设陷阱；既有起承转合流畅的美感，又有一泻千里磅礴的气势。由于参赛选手的出色表现，大多数赛事都显得精彩纷呈。近年来，在国内竟也掀起了一阵小小的辩论热。打开电视机，有时竟见稚气未脱的中学生也在滔滔不绝地大展辩才。这可能是辩论赛举办者的初衷之一。笔者认为，对此应给予冷静的审视。

中国古代就有像苏秦、张仪这样靠三寸不烂之舌安身立命的辩士。在近代国际交往的舞台上，中国外交官也多有惊人之辩才。在“文化大革命”中，辩论赫然名列“四大”其中，那时的辩论铺天盖地，大有全民皆辩之势。中国人之能辩善辩乐辩可谓久矣。仔细品味起来，辩论除了要求辩手掌握相当扎实的知识基础外，更需要辩手具备非常的语言表达技巧和应变能力。但是，辩论的魅力和价值并不仅仅在于个人才华和知识的晾晒。无论辩手，还是观众，最为关键的是要从辩论中获取自己还不甚明了的道理。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辩论也是人们在语言争锋中激发灵感，是探索真理、获取真知的过程。能言善辩、词锋锐利固然很好，而巧言令色、哗众取宠则足不可取。

《资治通鉴》卷三中记述了这样两则历史趣事。战国时期赵国的平原君，养食客九千人。其中公孙龙因善作“坚白而异”的辩论考证而备受平原君敬重。时人孔穿从鲁国路过赵国，与公孙龙辩论起“奴婢有三个耳朵”的观点。公孙龙辩论得相当精彩，孔穿无以答对而告辞。当平原君问及辩事时，孔穿回答说：“是的，公孙先生几乎真能让奴婢长出三个耳朵来，但毕竟不是事实。”

博学多才的邹衍路过赵国，平原君要他和公孙龙辩论“白马非马”的观点，邹衍说：“所谓辩论，应该区别不同的类型而不相侵害，罗列不同的观点而不相混淆。抒发自己的理念让别人理解，而不是困惑迷惘。如此，辩论的胜者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胜者也能得到他所追求的真理，这样的辩论是可行的。若用繁文缛节作为凭据，用巧言饰词相互诋毁，用华丽辞藻偷换概念，吸引别人不得要领，就会有悖治学的根本道理。那种纠缠不清，咄咄逼人，总要别人认输才肯住口的做法，无益于君子风度，我邹衍是不参加的。”言毕，在座的人都齐声叫好，公孙龙从此受到冷落。

这两则历史趣事很值得琢磨。联想到1993年在新加坡举办的国际大专辩论赛，最终以复旦大学“人性本恶”取胜的那场决赛。的确，从辩手的口才，风度、知识的运用及相互之间的配合等角度，这场辩论堪称经典。但从深刻的意义上讲，全场辩论并未揭示出什么道理，甚至在人性的理论问题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在笔者讲授《大学生成才导论》的课堂上，在与一年级大学生讨论人性问题时，六个班的许多学生援引诸多事例证明人之“性恶”，有不少学生俨然一副复旦大学辩手的腔调。在课堂讨论中，认为“人性自私”的学生竟在90%以上。既然“人性本恶”，那么人性必然是“自私”无疑了。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并无“本善”与“本恶”之分，也无“自私”与“不自私”之争。所谓“善恶”“公私”都不过是人的社会属性某个方面的表现。当然，人性作为一个复杂抽象的哲学问题，学生在没有接受严谨科学的讲解之前，缺乏正确的理解并不奇怪。

辩论属于文化活动的范畴，非但有其文化功能外，更有其潜在的促使人们追求真善美的育人功能。复旦大学是我国著名的一流学府，这几位选手都是千里挑一的英才。担任代表队顾问、教练、领队的都是国内著名的教授等，也是在国内理论界颇有影响的学者。但为什么他们要极力为“人性本恶”呐喊呢？这不过是屈从于辩论赛所需要的形式罢了，真是事不得已而为之。无外乎，狮城舌战后不久，有识之士就尖锐指出“新加坡式的辩论弊大于利”。如此这般，真要给辩论热抹点清凉油了。

至此，笔者甘受吹毛求疵之嫌，但不能冠以“全盘否定辩论”之责。最后，我要说的一句话是，辩论一定要注重其在价值取向方面的育人功能。在我们观赏辩论时，也得长些心眼儿。

三 读书与智慧

在唐朝“甘露之变”中得势的大太监仇士良，权倾唐文宗、唐武宗两朝。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六月，仇士良以左卫上将军、内侍监的职位退休。他的党羽送他至家中，仇士良教给他们保持权力和恩宠的秘诀：“对于天子，不能让他有闲暇顾及朝政。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志。千万不要让他读书，亲近读书人。如果天子喜爱读书，明白了以前各个朝代兴亡更替的经验教训，就会励精图治，那么，我们就会被疏远。”他的党羽都下跪拜谢。仇公公的这一高论真让人拍案叫绝，感慨之余，不禁让人想起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清朝的“文字狱”，也让人想起了在不久前看过的一部电影中有这样一句台词：“那小子念书最多，鬼点子也最多。”

仇公公不让皇帝读书，是怕皇帝读书多了，他便挟持不了。他最希望天子是木偶。焚书坑儒和“文字狱”都是作俑者想在文化沙漠里实行愚民统治，怕老百姓读书多了就会不老实、不听话。难道是仇公公之类的人真的惧怕人读书或惧怕读书人吗？依笔者之陋见，乃是他们怕人因读书而拥有智慧罢了。读书多了才能知识多，知识多了才可能有智慧。获得知识是读书向智慧转化的中介环节。仅通过读书而获得知识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从知识中获得智慧。成为高度智慧的人是读书的最高境界，如果要在书中欣赏“颜如玉”，进而钻进“黄金屋”，则未免有些画饼充饥，极不现实。“尽信书”的呆子们，仇公公等是不必怕的，对付这样的读书人不必坑之，也不必关之杀之诛灭九族，只需要找几个文人造出汗牛充栋的“好书”让呆子们读之不尽。这样不仅不会对仇公公们有什么妨害，反而更会让仇公公等优哉乐哉。但事情不是这样，偏有那么一些人不仅读书，能把厚书读薄，能把死书读活，而且还要在“不疑处有疑”，“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仇公公等怕的是这样的读书人。这就是笔者所说的读书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者。因此，我们要为一些儒者叫屈喊冤，并不是每一个读书人都让始皇帝睡不好觉，委实坑掉了一些不该坑的儒者呀！

如果秦、清及其他王朝的皇亲国戚们都能像仇士良所惧怕的那样，少一些骄奢侈糜，多读些书，多明白些天下兴亡道理，就少一些文恬武嬉。每一个王朝的延续是另一回事，至少，中国的老百姓可以免遭许多人祸，中国文明前行的车轮也许会稳健一些。亡秦、亡清的都不是平民百姓读书太多，抑或是皇帝们不爱读书、读书太少，或者是读了一大堆无用的书，或者是读书不少而知行不一。就说那部电影中的主人公山杠爷，也实在是因为读书太少而犯了错误。

太监也罢，皇帝也罢，我们总得面对今天和明天。中国的现在和将来还得靠读书人，这不是谁贵谁贱的问题，也没有什么争辩的必要。让公民受到基本的教育，读一些基本的书，这恐怕是国民真正摆脱愚昧和贫穷，走向富强的基本条件。中国富强文明的程度如何，要看国人受教育的程度怎样。受教育的机会和过程并不一定要局限在学校，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多读书、读好书。也是不自觉的教育，这样的教育更能贴近中国的国情。

为此，我们急切呼唤着全社会能形成倡导人们多读书、多读好书的风气，能给好书以广阔的生存空间，摒弃那些无聊的、无用的、无益的书籍，给人们多读书、读好书创造条件。但愿在林立的高楼大厦中，能给图书馆和书店一席之地；但愿市长和县长们能把图书馆和书店列入施政规划。此定为义举壮举，功德无量！

（原载于《石油大学报》1994年第39期、1995年第24期、1995年第38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