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中体西用”到变法维新
中外交流的历史是漫长的，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华夏文化处于优势的状态，因此，外来文化对其冲击并不严重。按照一般文化史研究的划分，最典型的莫过于印度文化的输入，但也通过融合、改造完成了本土化。近代以来的西学输入却大有不同，工业革命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兴未艾，其强大的经济基础对落后的农业社会来说无疑是致命的，再加上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残酷性和掠夺性，以及基督教文化的排他性，对于与其处于同一时代的其他文化——尤其是历史悠久的文化都具有摧毁性的打击，因此，鸦片战争后，中国精英知识分子所忧虑的“亡国亡种”的威胁并不是受迫害的虚妄。于是，先行者们开始寻求 “应对外来文化挑战”的办法，这些解决之道也一定是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对外部世界的认知的。
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中西文化冲突有一个加剧的过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在华特权而达到了顶峰。由改良而革命的选择，也有其认知上的渐进过程。面对坚船利炮，中国人对西方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例如，早期开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徐继畲，在其《瀛寰志略》中介绍了大量的自然地理知识，却用中国传统的“五行”“八卦”学说予以解读；再如，主导销烟并抗英的林则徐也宣称“一至岸上，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直，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足以制其死命”；又如，在中外贸易中占大宗的茶叶和大黄，一直被误认为是外人日常生活所必需，“数月不食，有瞽目塞肠之患，甚至不能聊生”，也因此屡屡在中外交涉中用以“制夷”[11]。这一切看起来匪夷所思的状况，却恰恰是当时的社会现实，精英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民众？马克锋指出：“中国士大夫的主流选择是：以传统的儒家文化的固有观念和价值尺度为标准，来顽强的排斥西学的传入，并以此作为摆脱民族危机的基本方针”[12]，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却建立在诸多误解与无知的基础之上。这种误解固然源于“守其所已知，拒其所未闻”的故步自封的保守心态，但华夏文化的优势心理，西方文化的强势扩张，对一般民众的直接冲击，使冲突、对抗在所难免。
自然地理位置的“中”很容易被打破，但文化心态上的“中”依然保有。自然地，由“西学中源”，进而“中西相合”，再进一步的“中体西用”，莫不是知识精英试图将西学纳入中学的挣扎，一方面，他们努力保有曾经的文化优越感；另一方面随着对西学认识的加深，“体用”“本末”“道器”等比较形式，已经逐渐成为中西调和的手段。[13]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当日的攘夷虽是19世纪的中国人对于外来逼迫的直接回应，而其旨意和理由则是历史里的中国人所旧有和固有的。”[14]同时，“以想当然而言之凿凿，正是义理化作成见，而后用历史经验中的东西去比附历史经验之外的东西，其不合尺寸是理所当然的”[15]。正是基于认识的深化，中国人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也由器物转向了制度的层面，“中国制度上的现代化到了康、梁的维新运动才算开始，而真正大规模的改革则等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才得以展开”[16]。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大体都可以看成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但顶层设计的核心是学习“技术”，还是学习“制度”，结果却大相径庭。
一 西学在经济生活领域的广泛传播
石家庄地区，除铁路以外，对西方技术引入最成功的例子即煤矿的开采。清末民初的石家庄地区，比较成功的煤矿包括中比合办的临城煤矿、中德合办的井陉煤矿和华商开办的正丰煤矿，其中都活跃着本地绅商的影子。在煤矿发展的过程中，推广西式采煤法成了企业生存的关键，是企业生产规模扩大、安全生产的基本保障。同时，在与外商争夺主权、保护矿权的斗争中，本地官商的进步和成熟均有充分体现，也展示了“于华民生计，中国主权，地方治理三者均无侵损，与新章亦不相背”[17]的中外合办企业的原则。
另外，石家庄地区的传统农业也在该时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究其原因，比较直接的影响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市场的扩大。市场当然是最直接的影响因素。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天津开埠，西方列强所瞄准的正是华北地区的广阔市场。“开埠之初，洋行主要从事上海、天津间的转口贸易。”[18]天津港所出口者，也以内地土货为主。19世纪60年代初，受美国南北战争的影响，国际市场棉花价格飞涨，“1863年（同治二年）……是年南北花旗开仗，种花固属不多，又值歉收，以致印英两国无处购棉接济机厂，乃至中华贩运，初时上海市价花衣每担银九两八钱，一两天后涨至十二三两……前后不过半月之久，原包净货竟涨至二十五六两”[19]。受此影响，“促使直隶等地的棉花出口量大增”[20]。80年代中叶以后，日本的纺织生产飞速发展，转向中国寻求原料，也导致天津港出口日本的棉花持续增加，相应带动华北地区棉花种植的规模和产量不断增加。1910年（宣统二年），美国棉花歉收，再次带动棉花出口价格的猛涨，“往岁每百斤不过公砝平十五六两，自宣统元年以来，世界棉花之腾贵。客岁（1910年）二月间涨至二十五六两”[21]。天津港当年出口棉花价值超过284万海关两。[22]
棉花种植一直是直隶中南部地区的传统，受到世界市场的影响，该地区棉花的种植规模、产量持续提升。晚清石家庄地区产棉的县计有：赵州、柏乡、宁晋、正定、赞皇、获鹿、栾城、行唐、藁城、晋州、无极、束鹿等，几乎全地区都推行棉花种植。清末，“直省产棉区域，以栾城、藁城为最，丰年可收三千余万斤，歉年可收一千六七百万斤左右。赵州、成安、束鹿次之……正定、赞皇、无极又次之”[23]。“束鹿县每年约有300万斤棉花行销外地。……栾城县岁销约五六十万斤，藁城岁销三十余万斤。”[24]由此，晚清石家庄地区棉花种植业在良好的国内、国际市场氛围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第二，新技术的推广。“师夷长技以制夷”是洋务运动的基本思路，洋务派最初着力于“造船造炮”以抗击西方的军事侵略，后期转向民生，即所谓的“自强—求富”，这标志着洋务运动进一步深化。对于向西方学习，维新派显然比洋务派走得更远，除极力鼓吹在政治制度上改革外，在学习西方技术上也是不遗余力，如利用报刊、学会大力倡议“新法兴农”，为促进学习西方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至清末新政时期，不乏关于“农学新法”的内容。戊戌变法的筹议中也有不少相关的制度设计。以直隶为例，在袁世凯任总督后，建立农务局，主管全省的农政事务。继而，创设直隶农务学堂（后改称直隶高等农业学堂），设农业、桑蚕两科，聘请日本教员，采用日本教材、教法，前后培养了500余名学生。设立直隶农事试验场，划拨、租赁土地共计300余亩，作为新技术的实验基地。以上省级农业机构的设立，推动了直隶府、县各级相关机构的建立。石家庄地区的藁城县设立了农务分会，订立章程，以期对当地的农业生产提供帮助；正定县则创立林业分会。[25]这样就形成了一整套的农业管理、教育、试验、推广的机构，为直隶农业进步奠定了基础。
第三，新品种的采用和推广。在农工商部的主导下，直隶农事试验场自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开始试种美国棉花。至1909年（宣统元年）在全省推广，成效显著，引起全国瞩目，“东省西北，直隶南端各府县，地土于种植棉花尤相宜，从前所种土产，现已尽改种美种，收成有十倍之望，去年（宣统元年）棉花出市，既悉被购尽”[26]。直隶农务总局也据此上报农工商部，请求用美棉替代被禁种的罂粟，以增加农民的收入，“农务总会拟将旧种罂粟之地，悉令改种美棉蓝靛，直隶已经著有成效”[27]。据报道，1910年的石家庄地区产棉量，无极县三百万斤，藁城县四百万斤，赵州五百万斤，栾城三百万斤，获鹿县百万斤，束鹿县二百万斤。[28]不仅如此，该时期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有不少受到西方农业技术的积极影响，不再一一列举。
用新技术的引进来讨论文化问题，一方面，契合了中国近代以来“器物—制度—思想”的递进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在文化史的研究者看来，在异种文化的对抗中，技术是遭受抵抗最小的，也是最容易被接受的层面，“因为它并不侵害到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内部价值，从而所受的阻力最小，所以它对中国文化社会的‘穿透力’远较西方的宗教、民主为大，是以，它是突破中国文化价值防线为西方文化开路的先锋”，“在某个意义上，经济发展代表的是器物技术的转变”。[29]换言之，当中国人接受了西方技术带来的成果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接受西方文化。另外，将“文化”定义为生活方式，从概念的角度也许不够严谨，但对一般民众而言以足够了。技术，尤其是革命性的技术带来的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近代以来的人们都能感同身受。同时，技术的进步也不仅局限在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改变等表层，它对生产方式改变的影响更加深刻。市场、技术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规模的扩大，更重要的影响是生产关系的改变，从这个层面看来，从最初“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革思路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已经露出了破绽。从制度、精神层面来看，自上而下地传递呈现递减的效果，“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甚至是一般民众理想的生活模式；而物质层面的传递则有效得多，下层更能确切地感受新技术、新工具带来的实惠，因此也更有追求的主动性。
二 西学在文化思想领域的渗透
西学在文化思想领域的渗透，除了农民，还体现在一般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接受程度在加深。例如贺葆真。贺葆真（约1875—？），字性存，直隶武强人，存世有《收愚斋日记》，记述了他从17岁至54岁，近40年的活动情况。其父贺涛（1849—1912），字松坡，师从桐城派吴汝纶，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主讲冀州信都书院、保定莲池书院及保定文学馆，被誉为“汝纶门下最著者”，是晚清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后患眼疾去官，贺葆真常年即服侍左右。贺葆真自幼身体羸弱，科场的经历也一直不顺。日记的主要内容有读书、科举、出行和居家琐事等，以及追随其父与当时众多的政坛、文化名流交往的事情，记述详细。贺葆真一生的主要活动区域在直隶中南部冀州一带，其次是正定府的个别州县，间或赴京津走访亲友，或者赴各地参加科举考试。应该能代表清末民初石家庄地区部分士绅的生活状态。
贺葆真从17岁开始，不间断地记录其读书学习生活。前期所读内容基本是传统教育的“经史子集”的内容，每日不辍，间或练习“制艺”以备考。19岁娶饶阳常熙敬长女为妻。
1894年，贺葆真21岁，日记中第一次出现了与西方有关的记述。“余始服牛肉精，西人所制补品药也。购自天津，每瓶重量不过两余，而价则须银亦两余也。”[30]看似不起眼的牛肉精，却是大有来头。[31]晚清诸多政治巨头均服食此补品，吴汝纶颇为殷切地向友人推荐此物，“西人养老扶衰之品，以牛肉精为最。……近时贵人，如李傅相、恭、醇二邸，皆以此物为至宝。穷而在下，与某游者……无不遵服此药，以其真有奇效也。尊公若肯附纳鄙言，遣人赴天津，向洋行大字号购此物，不过二十余金，足以去疾复常”[32]。与吴汝纶关系密切的贺涛父子，受到吴的影响想必也在情理之中。李鸿章本人也多次以“牛肉精”赠送同僚。这种晚清时期在勋贵、士人圈里颇为流行的补品，就是英国的保卫尔牌（Bovril）牛肉汁，该品牌至今仍在销售。无论广告宣传是否夸大了“牛肉精”的养生保健作用，也不管它是否真实有效，就像姜鸣先生所说的有一批“西式补品的拥趸”的中国人的存在确实是不争的事实。这直接反映出时人对西方的接受程度。“器物”果然是突破中国文化价值防线为西方文化开路的先锋。
同年十一月的日记，第一次出现了关于时政的记述，“倭人以据朝鲜。又夺我凤凰城。近日金州亦失守，旅顺被围甚急。现在各省兵皆到直隶，山海关之兵已不少”[33]。
1896年，日记中开始出现了有关阅读报纸的记述，“检《京报》中所载平朝阳之役者”[34]。又有，“阅《时务报》。《时务报》出自上海，十日一册，以七月一日始。吴先生自保定代书院定购一份，先寄来三册。时《中外纪闻》《万国公报》皆已停版，此报款式既精，载记尤善似超过前时二报。……华人自为之报，尚有《官书局汇报》，亦已由保定代订。乃自强学会封禁后，官自为之者，多所忌讳，不及《中外纪闻》远矣。时吾夫嘱湘帆诸君购时务书于都市，鞠如寔代列目，然吾父每谓：阅书不及阅报章，以事愈新愈切要也”[35]。贺氏父子关心西学、时政并非像日记中记载的那样晚、那样少。贺涛的门人赵衡，从学二十余年，他说：“三十年前，先生即尝举新学以诏学子矣。又爱西儒学说说理宏深，病吾译者蹇于辞不能达，其谊思整齐要删成一家之言。”[36]赵衡的记述并非单纯的溢美之词，日记中也有反映贺氏父子态度的记述，例如对一些知识分子的批评，“吾父批陈蓉龛《论泰西学校》文，曰：论外国，必引我先王为中国壮门面，仍不免书生之习气。西学与教，盖两事，论学不必言教。泰西与中国自古不通，中国之说何得传于彼？宋芸子《采风记》谓耶稣本于墨子，亦强为中国作门面，奈何本此以立论邪？又曰：耶教之精微，恐中国谭者不能尽得，盖传其粗浅者耳。亦如今之教士所讪笑中国者，亦皆世俗之事，而我学之精微彼亦未尝喻也”[37]。由此可见，贺涛对于所谓的“西学中源”说持批评的态度。
日记中所记载的阅读与西方相关的报刊著作，计有：
《京报》《上海时报》《时务报》《中外纪闻》《万国公报》《官书局汇报》《国闻报》《申报》《中西教会报》《格致益闻报》《日日新闻报》《格致汇报》《经济丛编》《外交报》《汇报》《时事采新》《汇选》《顺天时报》《新民丛报》《北洋官报》《北京日报》《中华报》《国风报》《民意报》；《西史通释》《社会通诠》《世界地理学》《法律学教科书》《通史》《公法总论》《中外交涉类核表》《陆地战例新选》《万国公法》《泰西新史概览》《地理全志》《中东战纪》《交涉公法论》《欧洲百年以来大事记》《生利分利之别》《英政概》《法政概》《英藩政概》《使西纪程》《群学肄言》《东瀛战士策》《十一国游记》《英国史》《法意》《宪法大意》《天演论》《新大陆游记》《政治讲议》《日本政党史》《九国日记》《物质救国论》《国会制度私议》《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马丁休脱侦探案》《战血余腥记》《福尔摩斯》等。
由此可见，贺氏父子对西学的用力程度颇深。另外，需要强调的是，贺涛对“西学中源”说的批评，也并非出于“全盘西化”的态度。从日记中所记录的他为弟子每日所讲授的内容来看，秉承了吴汝纶“中学为主，中西汇通”的治学、教育理念。这种思想的产生，固然与“经世”思想的兴起有关，更大程度上还体现了桐城学派作为晚清“执牛耳”者学术、思想的自信。
作为清末桐城派的衣钵传人，贺涛执掌信都书院、莲池书院、保定文学馆多年，培养了大量的弟子门生，其影响力不可小觑。贺葆真记述其父的教育方法和理念，“吾父示诸生曰：为学当以史部各类为主，古今中外一切掌故，及近时各报，皆史类也。外国各书，朝廷已命人选译，久之当有明文。今当以看报为主，已译各种亦须随意披阅”[38]。再如，“自吾父都讲信都，以古文义法授学者，而必传之以世务，使稍通中外之故，湘帆以吾父所以为教者，施诸深州，州人士之知新学者，湘帆启之也”[39]。由贺涛至赵衡都讲求身体力行，钻研、普及“新学”之用力可见一斑。由此，有研究者指出“贺涛及赵衡等已经在书院讲学中，将新学融入书院生徒的日常习读内容之中，与传统的古文经典在同一系列之中。课程内容的接纳与变化，也为北方桐城派的发展及在民国初年的转型，作了积极的铺垫”[40]。
“这批书院弟子，在民国初年较为活跃，他们徘徊在新旧文化之间，知名度与影响力又处于一个精英文人群体与下层文人群体之间”[41]，他们符合笔者所关注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他们除了在书院中孜孜探求、教书育人之外，科举制废除后，还投身于更广阔的实业领域期待有所作为。例如：有办报以宣传新思想的。其中赵衡兄弟就颇为用心，“子翔为儒真求入《北京时报》社办事，廉惠卿许之，又招子翔与饶阳常济生为中文主笔。子翔以湘帆自代”[42]，“余往华北书局。今已易名为北新书局矣。赵湘帆兄弟与常郭二君瓜分华北而赵氏得其根据地，占优势焉”“赵湘帆兄弟接办北新书局”[43]。即使在保定文学馆就读，也没有放弃办报事业，“赵湘帆来，吾父使人招之也，使肄业于文学馆，湘帆请兼办都中报馆事，许之”[44]。还有孙镜臣、李艺圃创设《保定日报》[45]。也有投身工艺的，“李曦和，饶阳人，余与相识于深州书院，湘帆弟子也。现在其乡办新机织布，极发达，为余详述其办法，真可行也”[46]，而且办得还很有成效，“倡办此才二年，而饶阳境内木机已达二千余件，出布日可二千匹，工资日需二千余缗”[47]。也有参与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造活动，贺葆真本人就参加了戒缠足会，并捐资数千。[48]
对石家庄发展至关重要的铁路，在修建之初遭遇了抵抗。“初京汉路站将勘于获邑。邑令谢鉴礼识时务者，谓绅士葛朝纲、王字润曰：车站为交通之枢，商贾集焉。工商为繁盛之媒，富庶基焉。如县商能出万金者，贿工师，站可勘于斯。朝纲等惑于风鉴，恐破地运。止之曰：挥之尤恐不去，何贿之来耶？谢叹曰：惑于迷信，败厥功。获邑萧条乎不出十年矣。”[49]以破坏风水、震动陵寝为理由阻挠修建铁路，在晚清并非孤例，同是在直隶，也有唐胥铁路“马拉火车”的前车之鉴。结果也不幸被谢鉴礼言中，获鹿迅速丧失了日进斗金的“旱码头”地位，让位于石家庄。其实，京汉铁路建成后，围绕它的“危害”的传言也不绝于缕。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京师地区降雨稀少，发生干旱，在求雨无效的情况下，光绪帝谕内阁：派陈璧，剋日赴邯郸县龙神庙，迎请祈雨铁牌。[50]邯郸龙神庙的铁牌据说灵验无比，这次也不是第一次迎请，本来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却引起了许多“有心人”的非议，原因在于陈璧迎请铁牌的方式是——乘火车。人们“水火不容，乘火车会触犯龙王的清规，将导致他拒不降雨”。陈璧给出的乘车理由是：水火不容是存在的，这样龙王爷就不会把雨降到沿途经过的地区，到京城后经过仪式，龙王会把雨下在急需的京城。中国人发生的这场莫名其妙的争论，被一位在华的外国人记录下来讲给《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听。[51]其实，并非一般民众会如此的荒唐，知识分子群体中厌恶西学的也是大有人在。贺葆真也在日记中提道：德州知州——吴汝纶的堂兄——吴燊甫，“言风俗之薄恶，辄叹息不已，尤恶泰西新法”[52]。即使如贺葆真者，虽对本土文化怀有极度的自信而探求、宣传西学，但其所求者也不过是“中西相合”而已，并未超越“中体西用”的程度。这也是鸦片战争后，至维新运动前，“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界”思想状态的基本状况。他们虽然对“新学”孜孜以求，甚至有所鼓吹，也对戒鸦片、戒缠足、推行新式教育、创办报纸等移风易俗的新生活积极倡议并努力推动，但并未上升到改变国家制度的层面，似乎已满足于“器物”的进步程度，对寻求“制度”的改变既没有热情也没有幻想，这一点从贺葆真在其日记中对“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只字未提可以得到证明。对西方的科学技术，贺葆真无疑是诚服的，一次他在天津目睹了一场火灾，在赞赏消防队迅速灭火的同时，感慨道“消防队实赖自来水，故文明事业皆互相资藉以成功。今既大举兴办新创事业，人亦敢从事矣”[53]。同时，他也能认识到西方列强对中国掠夺的危害，民族自强的重要性，“洋货输入日多，虽有利用之品，而华美悦目供服饰者为多，即消费品也。不谋振兴工艺以取富实，而争耗财相夸示民，安得不困？民困而国自蹶矣”[54]。他也看到了天津自开埠以来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伴随而来的一些不良现象的滋生，并感叹“因冶游闲接之消耗，又不知凡几，曲之不已，不惟风化败坏不可收拾，而生计日蹙，呜呼！维新之初，思竟富强于世界者，所宜有之现象哉？……此人世间第一恶俗，而谈时务者独忽之，何也？”[55]贺葆真将不良现象的滋生归咎于推动维新变法者已属不可理喻，且他虽发出诘问，但并未给出改变这个百病丛生的社会的方法。相反，他明确反对宣传革命思想，“李采岩来，将组织报馆于天津……我问其宗旨，则提倡革命说，以促国治变改。余大不谓然，阻之不能得”[56]，显示出他虽接受、鼓吹新学，但又并不赞同以革命的方式改变国家制度一面。由此可见，晚清“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界”的分化，说明了其复杂性，也证明了从“器物”到“制度”的触及社会生活更深层次的改革，必然遭遇更加顽强的抵抗，因此，“戊戌变法”终以悲剧收场是必然的结果。
总之，至清末民初，西学在石家庄地区工业、农业等生产领域均初见成效。新的劳动工具、技术的采用和新品种的推广，对于生产效率提高、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收益增长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经济领域，中国被卷入世界市场，参与程度逐渐加深，尽管依旧未能摆脱成为列强原料来源和产品倾销地的历史命运，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瓦解，但“西学新法”在客观上也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使社会经济得以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新思想得以传播开来，社会生活得到了发展，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冲击，保守势力依然强大。维新运动虽以失败而告终，但终究是开启了中国近代制度改革之滥觞。具体到石家庄地区，在晚清至民国时期，还不是文化、经济的中心。笔者据清人刘声木的《桐城文学渊源考》《桐城文学撰述考》进行的统计，师事及私淑张裕钊、吴汝纶的103位直隶籍的北方桐城派文人中，只有尚秉和（行唐）、崔栋（无极）、赵宗忭（深泽）3人的籍贯是石家庄地区，刘氏的罗列虽不完全，但可以反映出该地区在晚清直隶思想文化界的基本状况，即该地区在铁路修建之前，在晚清变革的浪潮中并无雄厚的人才基础，而是受到京、津、保等核心区域的辐射作用的影响。时人王树枏也描述了这样的情形，“风俗之变大抵始于都会，而乡里之间谨守古制”[57]，占据上述直隶桐城派文人近四成[58]的衡水地区尚且如此，石家庄地区的情况又可见一斑了。但无论如何，生产方式的改变已经孕育了思想启蒙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