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社会经济发展
自鸦片战争起，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动荡之后，石家庄地区偶然间迎来了其跳跃式发展的历史机遇，社会经济发展迎来新的可能。
直隶为“畿辅之地”“首善之区”，石家庄地区从其政治、军事地位都非常的重要，作为京城南部门户的作用十分明显。在近代无论是在太平军北伐，抑或是西捻军直逼北京，石家庄地区为清军提供了战略纵深，从这个角度看，其完成了拱卫、屏障的功能。但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无特别值得称道的地方，晚清洋务运动似乎在这里看不到很大的影响，大约与其地处内陆，又无特别的物产有关。基本延续着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发展节奏，唯交通便利之地，商贸稍显活跃；土地肥沃之区，物产有所盈余，也未超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一般程度。
一 兴修铁路之前，石家庄地区的基本社会经济状况
农业生产方面。主要的粮食品种有谷子、小麦、玉米、高粱及豆类等杂粮。蔬菜主要有白菜、萝卜、菠菜、芹菜、韭菜等品种。经济作物主要有棉花、芝麻、花生、麻等。生产工具主要有锹、锄、镰、犁、铧、耙、耧等。畜力主要依靠牛、骡、驴等。西部山区各县所产的粮食自给略显不足，平原地区的各县则相对好一些，这与耕地面积、灌溉条件有着直接的关系，也与该地区大面积的种植棉花有很大的关系。即所谓，“土无奇货”[6]，“所产之物大率与临邑同”[7]。根据区位条件，近代石家庄地区各县的社会经济情况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地处平原，土地、水利资源条件好，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大致包括正定、藁城、栾城、赵县、高邑、无极、晋县、束鹿等县。这些县经济状况相对较好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土地肥沃，水利资源丰富。例如，藁城，“土特宜于稻粱黍稷”，且有滹沱河灌溉之利。[8]这样，其所产出的粮食较多，民生相对有保障。“土田肥美，人民殷实，故农产品甚丰。滹沱之南，多植棉花；滹沱之北，多艺五谷。而甘薯、花生亦为出产之大宗”[9]，在农业为主的社会中，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然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大面积种植棉花，“吾邑棉花到处产之，而河南尤盛。近年棉价高昂，种植者益多，统计棉田，约占土地之半，可谓盛矣”[10]。藁城的“（甘薯）其质甘美，可代糗粮。吾邑盛产之，而以河北为最著。河北各村家家种之，人人食之。一入冬期，则为食物之要品。有余则售之于市，又为入款之大宗。昔河南各处栽培尚少，近年渐渐亦多”[11]。粮食不但充足，而且还有余粮用于销售，生活条件可见一斑。所以时人有如下感慨，“肥哉吾邑志土壤，庶哉吾邑之人民，富哉吾邑之天产。诚燕赵天府之区域也”[12]。
高邑县，“本邑地多平原，适于农业……农民多赖井水灌田，以救旱灾”[13]。主要的粮食作物谷、黍、高粱，以及豆类杂粮，均自给有余，且运销赵县、柏乡、元氏等临县。油菜籽榨油后销往元氏、赞皇。小麦甚至可供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邯郸等处。[14]
正定县，虽然有记载说“土瘠人众……丈夫力佃作，女子工针绣，仅取户口而止，即奇羡之家无千金之藏”[15]，但这个描述更多是为了说明正定人的性格“仗义任侠”而已。其经济生活状况更真实的情况是，“男务耕耘，凿井以水车灌田，故其收常倍。女勤纺织，木棉花布之利，不减蚕桑”[16]。有灌溉条件，并种植棉花，继而织布获利的地区，其经济发展不会差于单靠粮食生产的地区。
无极县，“西南多沃壤，民稍裕，故凿井浇地多能为之。东北多沙确，力费而获薄，盖藏沙地种树颇收其利”[17]。
栾城县，“世谓栾邑田少人多，民贫商富，故称素封者，不过中人之产”[18]。该县的“中人之产”不算富商大贾，但究竟是衣食无忧，在本地区内经济状况也不算差。“最著者曰棉花。栾地四千余顷，稼十之四，所收不足给本邑一岁食，贩卖于外地以济之。棉十之六，晋豫商贾云集，民竭终岁之勤劳，售其佳者以易粟，自衣其余”[19]，且“棉花交易，乡民以谋朝夕”[20]，对所产棉花交易的控制，就足以使其经济发展有所保证。
赵州，“土田腴瘠参半，不宜植稻。五谷而外杂莳、吉贝，近用水车灌田法，岁收较厚，然劳费颇甚，所入之余利，适足相偿耳”[21]。虽然，其县志也记载有，“一遇歉岁，虽在富室，亦少奇羡，他可知矣”[22]，但毕竟是指特殊情况而言，一般的年景还是有所保障的。“赵州所产之物，棉花为最，毛长而煖，色白而洁。本境行销之数不过十之二三，运出他境者十之七八，运出山西者较多。”[23]
晋县，“县境地瘠民贫，专以务农为业。其为商者，不过于临近集镇开设铺户，又有赴庙会、游村落售卖一切什物，而为商达远方者，盖寥寥也”[24]。同样，“农产物专重棉花，五谷食品多仰给于山西、辽宁……每年输入约不下十余万石”[25]，虽然晋县粮食尚不能自给自足，但从其地方手工业、商贸活动等方面依旧可以看出，其经济社会发展还不错。
束鹿县，虽然宣称自己“土之所产，无瑰奇之珍，嘉谷果蓏适于日用而已”[26]，“天然物产皆他郡所同，无特产，常产除植物外亦无大宗”[27]等，但是，束鹿县处于通衢之地，贸易比较发达，“经商也，或贸易于本土，或营运于远方，何地无之？而束邑为最。县城西北辛集镇为天下商贾云集之地”[28]。
其次，手工业相对发达。石家庄区域最普遍的就是织布业，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县，多以此为支撑。
藁城县，织布业非常的发达，“吾邑妇女多以纺织为业，而其所织之布曰土布，亦曰粗布。……河北各村当隆冬无事，虽男子亦往往织布为业”[29]。另外，藁城的挂面制造也相当有名气，“食品中之掛面，味极适口。土人所织之粗布，坚而耐久，皆名产也”[30]。时至今日，藁城的“宫面”系列依旧是地方名产。
栾城县，“地平土沃，介于往来之通。……农力稼穑，有余羡即凿井、制水车，以资灌溉。男女勤纺纴，共操作”[31]，可以看到，这种男女共同参与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突破了中国传统社会“男耕女织”的家庭生产模式，开始追求劳动生产利益的最大化。
无极县，也有不少能工巧匠，例如，打井，“惟凿井以铁锥探之，其不能及泉而为弃井者，则舍之。而他，平地砌砖完好，乃缒入井内，其工甚妙”[32]。再如，酿酒，“无极于汉属中山国，至今乡俗家家酿酒，色清味重，多上品”[33]。同时也有很多不发达的领域，例如，“极民朴拙，不能雕巧。如制门，则留中隙，窃匪一拨即开。纺车，则用木杵笨而不灵”[34]。
赵州，农民一般都是“勤劳稼穑，开辟田畴，绩纺为业”[35]。为了扩大棉花种植，增加产量，与之配套的相关农业机具制造也有所发展，赵州种棉者，多用槐木做水车，结实耐用。[36]还有以皮革制水胶者，一年销售也达数千斤。[37]
晋县，手工业，城南河头村安澜镇有烧制琉璃盆的窑口，每年销售至临近各县的数量达100万件左右。[38]纺织用具，龙化村专门生产织布机梭子，每年销售各县的数量有数百万之多。[39]其他如四常村生产枣木、杜梨木的木梳；涕泗沟村所产的剃刀被称为“沟刀”；田村、光灿两村产的麻绳；管洽村产的柳罐；南彭家庄产的翎扇；屯尚村产的秤毫等都是物美价廉的佳品[40]。
束鹿县，早在嘉庆年间，其纺织业就很发达，“辛集一带，如织绒、罽绒等物皆能仿其所产之地为之”[41]。皮革业也是该地区手工业的重要内容，“制造，向惟天秤为独擅。绒毯亦佳。水胶、白皮、斜皮，人利用之”[42]，还有更为详细的记载，“辛集一区，工厂如林。皮毛各行，每厂不下数十人，远近诸村多以此为生。北数疃以花生榨油……南数疃向鲜制造，西南一隅尤甚，故其村亦较贫。东南，惟王口一村擅爆竹之利。曹、杨二庄独多制香业，虽微然颇行远”[43]。可以看到，手工业发达的地区，会带动贸易的活跃，其民众的生活水平也会相应地提升。
最后，商业贸易活动频繁。
藁城县，“藁邑地势平坦，无山泽矿产之利，农产以棉花、粟、麦、高粱、大豆为大宗……甘薯、落花生亦为本县主要农产。……棉花运销天津，或制成土布行销山西、绥远等处，五谷及甘薯除供给民食外，随时随地销售”[44]。
赵州所用的煤多自获鹿运来，炭多自临城运来，药材来自祁州。[45]鸦片以洋烟为多，土烟则属来自临境的隆平和藁城的质量上乘。白酒以元氏县宋曹村所产为上乘。[46]区域间的互通有无和商贸频繁的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束鹿县，贸易，“辛集一区，素号商埠，毛皮二行，南北互易，远至数千里”[47]。其贸易的区域范围很广，“多贸易京津间，张家口、归化城、盛京、汉口亦甚伙。然无挟巨资获厚利远涉重洋，如闽粤之富商大贾者”[48]。其域内辛集镇的皮革产业，“束邑境内，动物利盖无，而制造诸品惟动物尚属大宗，以能行销境外也。羊毛贩自易、徕及塞外，制造毡毯、织绒、帽头可运售广东、上海、香港等处。羊皮买由塞外及畿辅诸郡，裁剪袄褥……此他境天然，在本境制造，差可获利者”[49]。
第二，地处平原，土地、水利条件一般，经济水平中等的地区。如新乐、深泽等县。
新乐县，“地处冲要，土瘠民贫。邑多枣，丰歉并关岁事。近颇种棉，熟时妇人、孺子盈撷盈筐，计斤受雇，直不为无裨生计。然其地多沙，风多则压损，久旱又耐烈日，必择土脉好而凿耕者植之，不能多也”[50]。新乐的交通便利，却苦于土地条件，适合种植棉花的区域不多，自然也就不能享受种棉、纺织之利。
深泽县，“四通八达，邑小民贫”[51]，“地窄而瘠，又迩沙、澬、滹沱三河。每际淹涝，民贫或以生盗”[52]。深泽与新乐的情况类似。此二县虽然与周边的临邑相比社会经济水平颇有不如，但毕竟地处平原地区，水利尚属有利，情况要好于山区各县。
第三，域内有山区，土地、水利条件不足，经济水平中等偏下的地区。如获鹿、元氏、行唐、赞皇、平山、灵寿等县。
获鹿县在山区各县中经济发展水平应该是名列前茅的，其最大的优势是出于直晋两省的交通要道，是两省往来的门户。其棉花种植与织布业发展得相当可观，“棉花产于于底、休门、塔谈村等区数十村庄。……纺线织布则全区均有制造之户，所造之货名曰土布，以供常人衣服之用，并销售山西等处”[53]。“土布在本境每岁销售十二万匹，运入山西者加四倍。”[54]“制造线毯、线绦等件，已在东关专设工艺局，延聘艺师，召集徒众，物品平价销售。自开局至今，颇著成效。”[55]“线绦每岁销售千余斤，线毯每岁销售千余件。”[56]桑蚕养殖，“树桑饲蚕，惟有铜冶一区为盛。该区民于蚕桑一项食利有年，每界五月，收茧后缫丝销售”[57]。“蚕丝每岁销售千余斤，均系山东、河南客人来本境采买。”[58]获鹿县商品集散地的作用，“自他境由陆路运入本境货物，惟铁器、煤炭为大宗。铁器自山西潞安府、平定州等处，每年运入本境一千八百余万斤，分销东路各处。煤炭自山西平定州境内，每年运入本境一万万余斤。烟炭自直隶井陉县境内，每年运入本境二万万余斤。以上两项煤炭，分销东路各处”[59]。很显然，获鹿县的经济发展依赖于直晋两省的货物流通，直接的效果体现在县城的发展程度较高，有“日进斗金的旱码头”之称，但因其主要财源也并未全部由本地人控制，再综合全县的状况，获鹿县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可估量的过高，但作为山区县中的佼佼者确定无疑。
元氏县，自然条件一般，“地高燥，水利不兴，农产亦薄。东北与赵接壤产棉之地，十不过二三。……行销多在天津，次则山西榆次、太谷、辽州及河南彰德等处”，“境内无矿产，只封龙山产碾磨，为农家必须之品，销于南宫、冀县、无极、藁城、安平、饶阳等处”[60]。虽然也种植棉花，但种植棉花的地域不多，只是“密迩栾、赵，故男女多以纺织为业”[61]。织布业的盈利能力也一般，“虽土布行销于晋省，然皆农民日积月累，蝇头微利，尚不足赡养身家”[62]。其有特色的地方有，“惟近年来蜂业发达，在河北省首屈一指”[63]。
赞皇县，其自然条件与相邻的元氏县类似，“地多沙石，风气高燥，井少不足以救之也”[64]，“侧介山陬，土隘民贫，男力耕樵，女勤纺织。……短衣粝食，夙夜勤动。遇丰年亦如度欠岁”。[65]粮食产量不能做到自给自足，每年贩入山西谷米。[66]“植物制造，产布为大宗。”[67]但是，赞皇不产棉，所以“妇女尚勤织纺，然线从外买，白布亦获利无多”[68]。线、棉由元氏、高邑贩入。[69]虽然棉花种植、织布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但是赞皇也努力的广开财源，例如，种植业，“果品类……最多者为红枣”[70]。靠山吃山的制造业，“木料、木炭”[71]。最终，所产的白布销往山西乐平；木料销往元氏、柏乡；木炭销往宁晋、冀州；红枣销往山西寿阳；药材销往祁州（今安国）。[72]
平山县，自然地理条件，“介山水之间，庚泥骈石，土宜不一”，“地势多山，且种棉者多，故杂粮相差尚少，惟谷米一项为本县民众家常食品，缺乏最多，全仗由山西贩运接济”[73]。农业生产状况，“五谷、百果、蔬菜无一不备。农产，五谷之外以棉花为大宗，近年产量除本地纺织所用以外，其他售至石庄、天津者为最多，次则山西……花价约在数十万元”[74]；“山上所产之物，以胡桃、花椒、柿子、黑枣为大宗，柿子、黑枣销路不远，惟胡桃、花椒每年销至天津者约价值7、8万元”[75]；“水泽所产之芦草，足供本县编席之用”[76]；渔业、畜牧业状况，平山县，“本县虽有滹、冶二河，以水流甚急，产鱼无多，且无此项专业。畜牧，则西北近山一带多有养猪、羊、牛者，然皆散处农家并无专业。距城较近村庄以纺棉织布者为多，前数年，售至山西一带者每年不下百万匹，近年骤减”[77]。手工业的状况，“地处乡僻，工商各业尚不发达，所有工人多半来自外县……其余如画工、糊裱工、编席工皆来自本县人”[78]；“矿产，在咸同间有解玉砂销至关东、北平各地，至光绪末年停止”[79]。百姓的日常生活状况，“普通所食以五谷为主，而农家常食为谷米、玉茭等，遇有宾客、婚丧以稻米、麦粉为上品，佐以豆粉、豆腐、时菜，间有用肉者”[80]。至少从饮食方面来看，平山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本地区的中等水平。
灵寿县，“专务力田，供赋养家……土地硗确，力费而获薄”[81]。
第四，域内主要是山区，土地、水利条件严重匮乏，交通封闭，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如井陉县。
井陉县，自然地理条件，“面积虽大，山居什九，地瘠民贫”[82]。也有“七山一田”之说。[83]农业生产状况，“井陉全境皆山，产物有限……可以一言以蔽之曰：简陋而已”[84]；“山田薄壤，人口众，物产稀，生计艰窘”，当地流行“添丁不如减口”的俗谚[85]。手工业的发展状况，有不少的农闲时开展的副业，如水磨房、石灰窑、织草席、编荆器、畜牧、赶牲口等，但都规模不大。[86]百姓的日常生活状况，衣着方面，井陉不产棉，因此没有纺织的传统。“每年秋末冬初，售故衣败絮者盈于市，此类衣絮俱邑东赵县、栾城、藁城、宁晋、正定诸邑所废弃者……一部售诸吾陉，平民购之，裁补御寒。……衣料以平山、获鹿两县之土布为主。”[87]正太铁路通车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变，“邑中舶货充斥，少年喜新美，购洋布者渐众”。饮食方面，“陉民日常所食，藜藿居多”，有所谓的“糠菜半年粮”之说。“男子在农忙时，尚得粒食，妇女则终年莫变”。菜分两类：一是野菜，各种山野间的树叶之类；二是田菜，如北瓜、萝卜、蔓菁、豆叶、瓜尖之类。做主食的原料被称作“水磨面”，即以糠混合谷子磨成面粉，男子多食干粮，女子则多食菜羹、菜饼。稍富之家，早晚餐主食以小米为主，杂面菜汤为副；午餐以小米面、玉米面、黍米面等蒸做干粮，佐以野菜。全县数百乡，只有沿绵河两岸的几个种植水稻的村，或者县域东北部种植棉花的村，还有就是厂矿附近的村情况稍好以外，多为“半糠半菜”的情况。[88]
二 至20世纪20年代，铁路给石家庄地区带来的变化
修建铁路，除了给石家庄地区的传统手工业带来发展机遇外，一些新兴的近代工业开始出现，同时，银行、邮电、转运业、服务业等的兴起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该地区人民的生活方式。
（一）近代工业的兴起
1.煤矿。正太铁路的修建，本身就是为了解决晋煤外运的问题，它的通车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沿线煤矿业的发展。石家庄地区的煤矿主要在井陉县，共五处：位于岗头的井陉矿、位于凤山的正丰矿、位于小寨的和记矿、位于赵庄岭的裕兴矿、位于白土坡的民兴矿。前两个矿发展得不错，后三个矿都遇到了一定的经营困难。[89]依附煤矿而生的，还有天护村的“炮捻房”，专门加工导火索，销售于各个煤矿。[90]
井陉煤矿是其中酝酿和开办最早的一个。1898年3月间，井陉文生张凤起禀请租用横西村18亩土地，拟开办煤矿。由井陉县转呈直隶总督王文韶，获得批准。6月间，张凤起开工。后因资本不足，拟与德国人汉纳根合股经营，采用机器开采。[91]1900年1月，张、汉二人将所订立的合同呈送督办直隶矿务张翼，请求批准，正赶上义和团运动爆发，此事便延宕下来。1902年1月20日，德国公使照会外务部重提张、汉合股开矿一事。以升任督办直隶、热河矿务的张翼批示：以十个月为期限，要求张、汉二人探明矿藏情况上报，再酌情是否批准开办。[92]1903年7月，张翼批准开办井陉煤矿，并报请北洋大臣袁世凯批准[93]，袁世凯拒绝了这个请求。他认为，双方所订立的合同不够严谨，漏洞太多。于是发回，要求重新审订合同。张、汉二人重新拟定合同后再次上报，袁再次拒绝，前后如是达五次，主要问题是袁对合同中没有明确表示对华洋股份比例的不满。开平煤矿作为前车之鉴已经为后来开办矿务的矿权问题敲响了警钟。此后，袁世凯取消了张凤起的采矿权，转而委托津海关道梁敦彦等代表官方与汉纳根重新谈判，自1905年开始至1908年4月14日，双方正式签订《井陉煤矿合同》[94]，又谈判了三年之久。1908年6月3日，才正式获得采矿许可，由农工商部授予开矿执照。[95]
2.纺织工业。在铁路开通以后，内地广阔的市场很快就遭遇到西方工业制成品的冲击，石家庄地区曾经非常繁盛的纺织业首当其冲，传统的男耕女织式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那种近乎家庭副业的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远远解决不了质量和效率的难题。1898年有这样的新闻报道，“日本棉纱自1895年始有百余担到汉口，一年之后多至二千余担，以后逐年增多”[96]。京汉铁路开通后，其对北方落后的纺织业的冲击何等巨大？1900年，吴汝纶记载，“近来外国布来，尽夺吾国布利，间有织者，其纱仍购之国外，故利入甚微”[97]。1908年3月15日，伊犁将军上奏，“访问直隶河间、顺德、正定、保定各属……近年民间织布，其线大都买自东洋”[98]。在市场的压力之下，中国传统的纺织业迅速作出了回应，以落后的纺织设备配之以洋纱，艰难地维持着生计。这显然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纺织业也开始加入机械化生产的行列中。例如，1912年，获鹿县成立官办振艺工厂，厂址在县城的东门外。这是一个小型的官办织布厂，官府拨款1600元。设备有：木机12台，轮机2台，提花机2台。40名工人，分为提花科、手织科、染料科。[99]这是获鹿最早的县办工厂。
（二）近代服务业的产生
1.邮电通信业。石家庄最早的现代邮电通信业也是伴随着铁路的兴建而诞生的。[100]1876年6月间，总理衙门商议在通商口岸及就近地方设立送信官局并委托总税务司管理，是中国近代邮政之创始。1892年冬，总税务司赫德向总理衙门呈递邮政章程，提请正式试办官邮政局，总理衙门与赫德经过反复磋商，1896年4月4日，总理衙门将所议定的章程上奏并得到批准，开始兴办邮政局。1898年9月12日，清廷发布上谕，要求总理衙门、兵部就“广设邮政局，裁撤驿站”商议具体的推广办法。由此看来，石家庄邮电通信业的建立，正处于清代该项业务的推广时期。
第一，邮政。1901年8月，正定开办函件邮递业务，这是石家庄地区近代邮政的开端。1902年年初，京汉铁路修至石家庄。为了满足参与施工的外国人及当地绅商的需要，1903年年初在东连湾（今新华东路以北）设立了邮政代办铺商，同年11月，设立枕头邮政分局，隶属北京邮政总局管辖。除柜台外，在邮局门前及火车站内设有邮筒，便于收寄信件。另外，在栾城、藁城等县城的繁华地段设有代办处。至1910年，枕头邮局设有于底镇、振头镇、休门镇、梅花镇、寺家庄、丽阳、贾市庄、岗上等代办所。1914年3月，枕头邮政局被核定为二等邮局，隶属直隶邮区管辖。1918年年初，枕头邮局改名为石家庄邮局，随着业务的扩大，石家庄邮局搬迁至大桥街。同时，石家庄邮局开辟出的邮路也逐渐增多，覆盖范围日广。至1920年，市区内配置投递员4名，每日投递3次。
图1-1 石家庄邮局
（图片来源：王熙藏品 旧照片）
表1-1 1903—1918年石家庄邮局开设邮路情况一览表
续表
业务内容也逐步拓展。
表1-2 1902—1920年石家庄邮局承办业务一览表
第二，电信。1904年，开设石家庄报房，附属于正定支店管辖。“每月发报约40次，700余字，收入90余元。”[101]后随业务量及营业收入的增加，1909年，升级为电报支店，隶属上海电政局管辖。1913年，核定为二等电报局。1919年，开办至保定长途电话业务，配有磁石座机1台。1923年，升级为石家庄电报局。
公众电报电路的扩展。1904年，开通至保定有线电报电路1条，经办明码电报和洋文电报业务。1909年，增设至郑州、太原有限电路2条，业务种类调整为官、商、新闻及寻常4种。自1915年后的8年间，增设电报线路6条，全长2300公里，形成北至北京，南至郑州，东至沧州，西至太原的基础电报网络。
表1-3 清末及民国时期石家庄地区各县邮政及电信开办情况一览表
续表
可以看到，通铁路并设站的各县，邮局、电话、电报等现代通信业也都发展得较早，而其余各县则多至20世纪30年代才开通电报、电话。
2.货栈业。民国时期的新闻报道、见闻、旅行指南等，在提到石家庄时多感慨其崛起之迅速、市场之繁华。例如，日本东亚同文会曾这样介绍石家庄，“随着京汉线的开通以及正太铁路的完成，这里成为连接着两条铁路的主要地点。之后随着商业的迅速发展，街市也逐渐扩张……为山西南半部以及附近地区货物集散地，因此批发业者很多，其大部分兼营运输业，以公盛栈、大成栈、益盛通、聚成玉、万义泰等为首，实际数量有三十多家”[102]。再如，“石埠又名枕头……为京汉铁路中之大站。又正太铁路即发端于此，设有宿站井、铁路制造厂、华洋商号一百余家，市面逐步繁荣，是以中外多知其名，所有本埠出产及由此转运之货，以生铁、棉花、煤块为大宗”[103]等。正是因为京汉、正太两条铁路以货运为主，且轨距不同，所以势必会增加装卸车的环节，且作为商品集散地辐射周边的作用，再加上前文所述石家庄村的失地农民参与转运业受到一定的保护等原因，都使石家庄的货栈业迅速发展起来。
石家庄货栈业的发展与当时铁路的运营模式有很大的关系。中国铁路自创办之日起就面临着两大难题：技术与资金均依赖外国人，路权多操于他人之手，且又肩负“商战”“争利”等民族自强之使命，所以在各路运营的早期均以生存为第一目标，至于服务质量则很难在各路运营者的考虑之内，也因此产生了一些“霸王条款”，尤其以铁路货运的问题最为突出。
图1-2 石家庄同芳照相馆摄正太铁路沿线货栈1
（图片来源：王熙藏品 旧照片）
图1-3 石家庄同芳照相馆摄正太铁路沿线货栈2
（图片来源：王熙藏品 旧照片）
中国早期的铁路货运实行货主（运送承办人）自行经营的办法，简言之，各路局只负责提供车辆、收取运费，而货物在运送过程中是由货主负责看管、押运，甚至负责装卸，而此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损失，铁路概不负责。[104]自1906年11月间[105]，邮传部尚书张百熙提出“运费划一”的问题，至1920年交通部“训令各铁路局所迅速筹拟货运负责办法”[106]，前后历经14年，经过数十次的磋商，才最终达成了与国际惯例一致的“货物运输铁路负责制”。该训令指出，“我国货运因场栈未备、车辆缺乏、员役不齐，未敢受运货负责之重任，凭货主自行处理。无论大宗、零件只收运费，不负损失赔偿之责，以致货弃于地，商贾裹足”，很显然，此等情况已经成为铁路运输发展的严重阻碍。但是，石家庄的货栈业却恰恰是依靠了这种不合理的因素而发展为其城市化早期的重要产业。需求推动市场，于是“石家庄转运业应运而生，不仅大量的矿产开采商纷纷驻扎石家庄，设立自己的转运公司，投资修建自己的铁路道岔，而且大量承揽托运、中转、保管、暂存货物的转运公司和货栈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107]。时人的记载也说明了这种情况，“此地（石家庄）商业以货栈为第一，货栈之性质，并不仅代客转运，大多系自买自卖，由天津及直隶各地贩运各种杂货，转往山西销售。……以上货栈中，以煤炭粮栈为最多……其次为棉花公司……再次为煤店、粮店”[108]，石家庄的货栈不但数量多，而且经过几年的发展，其服务内容、质量也都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例如，经营内容多兼营，煤炭粮栈兼营布匹；服务措施到位，棉花公司多代客收花，还有为客人把棉花打包的专用工厂等。从各个货栈经营的内容来看，“输出的有煤、粮食、棉花、铁锅、皮毛、核桃仁等；输入的以布匹绸缎、洋广杂货为大宗，其次为煤油、纸烟、茶叶、面粉等”[109]。货栈业多需要占用大量的场地，因此它的兴起也直接带动了石家庄地价、土地租金的大涨，“1916年以前佃一岔道不过二三千元，到1921年即涨到了二三万元。1916年租地一亩年租金不过十余元，每亩地价不过一百元。到1923年，租地一亩的年租金即涨到了一百数十元”。即便地价如此大涨，诸多的商家还是“日孜孜以求另辟新地”。
3.食宿等服务业。京汉、正太铁路的通车给石家庄带来了大量的常住、流动人口。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人流的涌入也催生了旅馆、饮食等服务的快速成长。
旅馆业。石家庄最早的旅馆出现在1903年，也就是京汉铁路在石家庄开始修建的时期，在石家庄的村东和村南就陆续有旅馆开业。留有记载的有：1904年春元旅馆开业，地址位于大桥街。1905年，大兴栈开业。1906年，晋义栈、广利栈开业。1909年，晋阳栈、裕隆栈开业。1911年，晋通栈开业。其他还有十余家旅馆。
图1-4 石家庄正太大饭店
（图片来源：梁彦忠藏品 旧广告）
饮食业。京汉铁路开始在石家庄修建，就有各种小食摊为中外铁路修建者提供饮食服务。1907年，正太铁路通车，在石家庄、太原各修建了一座正太饭店以示纪念，这是石家庄最早的豪华饭店，历经风雨，见证过吴禄贞、张学良、黄兴、孙中山等多位历史名人。它是将石家庄饮食业发展同铁路联系起来的历史证据。其他比较早期的有明盛园、永信义、中和轩等，此后，石家庄的饮食业日渐繁盛。既有能办出豪华酒席的高档餐厅，也有供应一般市民的街边小吃，林林总总，风味各异，在石家庄这个以移民为主的城市，南来北往的人们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口味。
综上所述，基本可以勾画出石家庄地区由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基本的社会经济状况，应该看到，在19世纪末本地区的支柱型产业——棉花种植业和纺织业——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兴建铁路带来的变化主要是强化了该地区与外部的联系，扩大了经济规模；强化了石家庄对周边各县的辐射和带动功能。毫不夸张地说，石家庄的崛起完全改变了华北地区的整体市场结构。[110]当然，外国列强也随之掀起了进一步瓜分中国的狂潮，正如有些专家学者指出的那样，“19世纪末，华北地区的铁路运输发展较快，外国进口商品的幅度逐渐超过了南方，如光绪二十年，华北地区的进口货值仅占全国进口总值的3%；光绪二十五年，进口货值已接近全国进口总值的9%。外国商品在华北地区（主要为直隶）日渐控制市场，进一步破坏了华北农村的自然经济，加速了城乡手工业者的破产”[111]。石家庄也从一个封闭的内陆小村庄，被推到了时代发展的前沿，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化过程。无论如何，石家庄迎来并完成了其发展历史中的第一次飞跃。
[1] 本章作者系石家庄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袁丙澍博士。
[2] 见石家庄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sjz.gov.cn/col/1502348297948/2014/09/24/1502355025238.html。
[3] 《直隶省属各地施行市自治制日期及区域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政府公报》（影印本）（第220册），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385—386页。
[4] 《临时执政指令第一千二百七十三号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政府公报》（影印本）（第222册），第530页。
[5] 石家庄市名称变更的情况，详见李惠民《近代石家庄城市名称六次变更始末》，《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6] （清）庆之金等修，（清）赵文濂等纂：《光绪正定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三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页。
[7] （清）俞锡纲修，（清）曹
纂：《光绪获鹿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四册），第87页。
[8] （清）赖于宣修：《康熙藁城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六册），第5页。
[9] 林翰儒纂：《河北省藁城县乡土地理》，《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23页。
[10] 林翰儒纂：《河北省藁城县乡土地理》，《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100页。
[11] 林翰儒纂：《河北省藁城县乡土地理》，《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102页。
[12] 林翰儒纂：《河北省藁城县乡土地理》，《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13页。
[13] 张权本修，李涌泉纂：《民国高邑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七册），第24页。
[14] 张权本修，李涌泉纂：《民国高邑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七册），第29页。
[15] （清）庆之金等修，（清）赵文濂等纂：《光绪正定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三册），第277页。
[16] （清）庆之金等修，（清）赵文濂等纂：《光绪正定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三册），第278页。
[17] 耿之光等修，王重民等纂：《民国重修无极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八册），第380页。
[18] （清）陈詠修：《同治栾城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九册），第553页。
[19] （清）陈詠修：《同治栾城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九册），第554页。
[20] （清）陈詠修：《同治栾城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九册），第553页。
[21] （清）孙传栻修，（清）王景美等纂：《光绪直隶赵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六册），第341页。
[22] （清）孙传栻修，（清）王景美等纂：《光绪直隶赵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六册），第339—340页。
[23] （清）佚名纂修：《赵州乡土志》，《乡土志抄稿本选编》（三），线装书局2002年版，第113页。
[24] 李翰如纂修：《晋县乡土志》，“商之旧业”，1915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数字方志。
[25] 傅国贤纂修：《晋县志料》，“风土志·民生·总括或特殊状况”，1935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数字方志。
[26] 谢道安修：《束鹿县志（五志合刊）》，《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943页。
[27] 谢道安修：《束鹿县志（五志合刊）》，《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1385页。
[28] 谢道安修：《束鹿县志（五志合刊）》，《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948页。
[29] 林翰儒纂：《河北省藁城县乡土地理》，《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105页。
[30] 林翰儒纂：《河北省藁城县乡土地理》，《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23页。
[31] （清）陈詠修：《同治栾城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9册），第553页。
[32] 耿之光等修，王重民等纂：《民国重修无极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八册），第380页。
[33] （清）曹凤来纂修：《光绪无极县续志》，物产志，1893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数字方志。
[34] 耿之光等修，王重民等纂：《民国重修无极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八册），第380页。
[35] （清）佚名纂修：《赵州乡土志》，《乡土志抄稿本选编》（三），第76页。
[36] （清）佚名纂修：《赵州乡土志》，《乡土志抄稿本选编》（三），第112页。
[37] （清）佚名纂修：《赵州乡土志》，《乡土志抄稿本选编》（三），第112页。
[38] 傅国贤纂修：《晋县志料》，“实业志·工业·制造用品”，1935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数字方志。
[39] 傅国贤纂修：《晋县志料》，“实业志·工业·制造用品”，1935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数字方志。
[40] 傅国贤纂修：《晋县志料》，“实业志·工业·制造用品”，1935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数字方志。
[41] 谢道安修：《束鹿县志（五志合刊）》，《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948页。
[42] 谢道安修：《束鹿县志（五志合刊）》，《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1320页。
[43] 谢道安修：《束鹿县志（五志合刊）》，《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1397页。
[44] 王炳熙，任传藻修：《民国续修藁城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6册），第215页。
[45] （清）佚名纂修：《赵州乡土志》，《乡土志抄稿本选编》（三），第113页。
[46] （清）佚名纂修：《赵州乡土志》，《乡土志抄稿本选编》（三），第114页。
[47] 谢道安修：《束鹿县志（五志合刊）》，《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1403页。
[48] 谢道安修：《束鹿县志（五志合刊）》，《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1321页。
[49] 谢道安修：《束鹿县志（五志合刊）》，《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1397页。
[50] （清）雷鹤鸣修，（清）赵文濂纂：《光绪重修新乐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八册），第256页。
[51] （清）张衍寿修，（清）王肇晋纂：《咸丰深泽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七册），第349页。
[52] （清）张衍寿修，（清）王肇晋纂：《咸丰深泽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七册），第423页。
[53] （清）严书勋纂修：《获鹿县乡土志》，《乡土志抄稿本选编》（一），第755页。
[54] （清）严书勋纂修：《获鹿县乡土志》，《乡土志抄稿本选编》（一），第757页。
[55] （清）严书勋纂修：《获鹿县乡土志》，《乡土志抄稿本选编》（一），第756页。
[56] （清）严书勋纂修：《获鹿县乡土志》，《乡土志抄稿本选编》（一），第757页。
[57] （清）严书勋纂修：《获鹿县乡土志》，《乡土志抄稿本选编》（一），第756页。
[58] （清）严书勋纂修：《获鹿县乡土志》，《乡土志抄稿本选编》（一），第757页。
[59] （清）严书勋纂修：《获鹿县乡土志》，《乡土志抄稿本选编》（一），第758页。
[60] 王自尊修，李林奎等纂：《民国元氏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九册），第315页。
[61] （清）胡岳纂修：《光绪元氏县志》，物产，1875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数字方志。
[62] 王自尊修，李林奎等纂：《民国元氏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九册），第317页。
[63] 王自尊修，李林奎等纂：《民国元氏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九册），第317页。
[64] （清）秦兆阶纂修：《赞皇县乡土志》，《乡土志抄稿本选编》（二），第467页。
[65] （清）周晋堃等修：《光绪续修赞皇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九册），第180页。
[66] （清）秦兆阶纂修：《赞皇县乡土志》，《乡土志抄稿本选编》（二），第475页。
[67] （清）秦兆阶纂修：《赞皇县乡土志》，《乡土志抄稿本选编》（二），第472页。
[68] （清）秦兆阶纂修：《赞皇县乡土志》，《乡土志抄稿本选编》（二），第467页。
[69] （清）秦兆阶纂修：《赞皇县乡土志》，《乡土志抄稿本选编》（二），第475页。
[70] （清）秦兆阶纂修：《赞皇县乡土志》，《乡土志抄稿本选编》（二），第471页。
[71] （清）秦兆阶纂修：《赞皇县乡土志》，《乡土志抄稿本选编》（二），第472页。
[72] （清）秦兆阶纂修：《赞皇县乡土志》，《乡土志抄稿本选编》（二），第474页。
[73] 金润璧修，张林等编辑：《河北省平山县志料集》，《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48页。
[74] 金润璧修，张林等编辑：《河北省平山县志料集》，《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48页。
[75] 金润璧修，张林等编辑：《河北省平山县志料集》，《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48页。
[76] 金润璧修，张林等编辑：《河北省平山县志料集》，《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48页。
[77] 金润璧修，张林等编辑：《河北省平山县志料集》，《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50页。
[78] 金润璧修，张林等编辑：《河北省平山县志料集》，《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50页。
[79] 金润璧修，张林等编辑：《河北省平山县志料集》，《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48页。
[80] 金润璧修，张林等编辑：《河北省平山县志料集》，《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50页。
[81] （清）陆陇其原本，（清）刘赓年续纂修：《同治灵寿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五册），第15页。
[82] 王用舟纂修：《井陉县志料》第十编，风土，1934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数字方志。
[83] 王用舟纂修：《井陉县志料》，序，1934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数字方志。
[84] 王用舟纂修：《井陉县志料》第十编，风土·民生，1934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数字方志。
[85] 王用舟纂修：《井陉县志料》第十编，风土·民生，1934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数字方志。
[86] 王用舟纂修：《井陉县志料》第十编，实业·农家副业，1934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数字方志。
[87] 王用舟纂修：《井陉县志料》第十编，风土·民生·衣，1934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数字方志。
[88] 王用舟纂修：《井陉县志料》第十编，风土·民生·衣，1934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数字方志。
[89] 王用舟纂修：《井陉县志料》第六编，实业·工商合业，1934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数字方志。
[90] 王用舟纂修：《井陉县志料》第六编，实业·工商合业，1934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数字方志。
[9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矿务档》，“直隶矿务”，《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0年，第568页。
[9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矿务档》，“直隶矿务”，《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第568—571页。
[9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矿务档》，“直隶矿务”，《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第586—591页。
[94]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第490页。
[9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矿务档》，“直隶矿务”，《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第634页。
[96]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86页。
[97]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08页。
[98]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15页。
[99] 石家庄市纺织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石家庄市纺织工业志（1912—1990）》，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46页。
[100] 详见石家庄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石家庄市志》（第1卷），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第429页。
[101] 陈铁安：《解放前石家庄的电信通讯》，《石家庄文史资料》（第十一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石家庄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第195页。
[102] 戴建兵：《传统府县社会经济环境史料（1912—1949）——以石家庄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103] 戴建兵：《传统府县社会经济环境史料（1912—1949）——以石家庄为中心》，第12页。
[104] 详见《宣统二年运输规则草案》第六条、第十二条的规定，交通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近代交通史全编·路政编》（第18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页。
[105] 交通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近代交通史全编·路政编》（第18册），“运输·法规·运输总则”条载：“清光绪三十二年闰十月，邮传部初成立”，事实上光绪三十二年（1906）并无闰十月，疑似此处有笔误，笔者特请读者注意。
[106] 交通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近代交通史全编·路政编》（第19册），第550页。
[107] 李惠民：《近代石家庄城市化研究（1901—1949）》，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6页。
[108] 戴建兵：《传统府县社会经济环境史料（1912—1949）——以石家庄为中心》，第17—18页。
[109] 杨俊科：《石家庄早期的转运业》，《石家庄文史资料》（第五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石家庄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第92—93页。
[110] 苑书义、任恒俊、董丛林：《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一书中，将直隶划分成6个经济区域：以保定为中心的冀中经济区；以大名为中心的冀南经济区；以宣化为中心的冀西北经济区；以承德为中心的冀东北经济区；以天津为中心的冀东南经济区；以卢龙为中心的冀东经济区。石家庄所依托的铁路枢纽地位，其辐射和带动能力不仅将河北地区既有的经济结构打破，也必然打破华北地区传统的经济区域的界限。
[111] 方尔庄：《河北通史（清朝）》（下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