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1]
历史研究的复杂之处，不单在于解释、重建、还原历史场景材料的难得与缺失，还在于参与历史的主体——人，本身的复杂性。人类个体已经如此复杂多变，更遑论集合成群体后的思想与行为。因此，历史学研究突破单一学科的界限，实现跨学科的联合，已然成为现代史学研究的趋势。研究者们也为此构建、创设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和解释体系，或成一家之言，或引领一时的潮流。对文化史研究而言，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Nikolai Danievsky）对于文明类型划分，提出的“文化·历史类型”论；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提出的“文化的起源、生长、衰老与死亡”论；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的“文化式样”论；菲利普·巴格比，在厘清“文明”“文化”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周边文明”论；进而，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其皇皇巨著《历史研究》中所呈现了为后来者熟知的“文明形态学”（或“文化形态学”）[2]。理所当然地，关于“文明（文化）”的研究也引起了其他领域研究者的关注，尤其是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出版，使“文明冲突”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对照引人注目，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国内学界对“文化史”研究的兴趣，拉近了读者与“文化史”研究著作之间的距离，当然，也对今后的“文化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文明冲突”理论，或“文化冲突”理论也不是解决相关历史研究难题的“灵丹妙药”，从巴格比对汤因比——或他人对巴格比的批判中都可见一斑。[3]“文明形态学”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终极原因”的再次思考，是在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回归思潮下应运而生的产物。这种回归并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对西方历史哲学研究转向的深化，可以视作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领域开始……从如何认识历史转向如何研究历史”，“由过去注重本体论的探讨转变成注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的阶段性的总结和成果，而汤因比是其中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人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对避免“宿命论”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应该看到，“文明形态学”依然没能摆脱“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窠臼，对于历史发展的原动力的解释还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程度。[4]同时，“文明生态学”依旧是“西方中心论”的体系延伸，其视角存在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排他的倾向，这无疑会加剧不同种文化的“冲突”。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也正在于发扬其优秀之处，更加深刻地体会其中的中国智慧。
但是，不管我们对“文明形态学”分类方法、普适性，甚至方法论提出如何的质疑，仍旧不能掩盖该学说带给我们的触动、思考的价值。第一，以文化为视角进行历史研究，可以容纳更为广泛的领域。在“文化”的统领之下，跨越国家、民族的界限，建立更高层次的历史观。第二，“文明生态史”学，关于文化“起源、生长、衰老、死亡”的历史进程，不但警醒研究者其“盛极必衰”的历史发展规律，而且也要求研究者探讨如何保持“文化”长盛不衰的机制和方法。其现实意义不言而喻。第三，“文明史观”虽然“高大上”，但其研究内容的很大部分却具体而细微，换言之，与现实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研究对象俯拾皆是，这也有助于历史学科更加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展现其学科的活力，增强民族认同和文化自信，为社会的繁荣发展提供助力。
文化史研究内容包罗万象，很多侧面都可能会穷尽研究者一生而看不到终点，更遑论有无数的侧面、视角等待人们去做更加深入的研究。即使是“文明生态学”研究之集大成者汤因比，也没有对其著作中所列举的每一个文明都进行深入的研究和了解。由此可见，文化史研究的难度所在。因此，文化史研究需要多学科的每一位研究者的添砖加瓦，最终才有可能汇聚成一个丰富多彩的整体。而本书无疑是整体研究中的一小片绿叶而已，囿于作者能力所限，衷心期待学界方家的指正。
中华文明在“文明生态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无论是在巴格比的“大文明—周边文明”体系中，还是在汤因比的“独立文明—卫星文明”体系中，皆是如此。尤其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汤因比以文化为中心的“挑战—应战”模式与费正清以西方价值观为中心的“冲击—反应”模式相比，前者显然较之后者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的历史发展呈现两个突出的特征：变和新。首先，“变”。固然面临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局势、社会性质、民族存亡处于危机之中。随之继起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似乎远远没有起到“扶大厦于将倾”的效果，清王朝依旧走向了末路。但是，支撑国家、民族、社会的核心——文化的因应，却远非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层面那样不堪一击。文化层面的“应战”为中国带来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辛亥革命、马克思主义。从变法，到改良，再到革命，过程虽然艰辛，充满了流血与牺牲，但时至今日中华民族依旧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中国一直处于变局之中，前期是迫于外力，后来是自我更新。这一变化过程，恰恰证明了华夏文明（中国文化）保持繁荣的能力和强大的生命力。这也是当今中国坚持“文化自信”的重要原因。其次，“新”。在民族危亡、文化消失的重压下，从开始的新鲜、新奇，到新技术、新思想、新观念、新教育充斥社会，中国人完全处于一种全新的生活之中。新的生活方式，也就意味着新的文化。这就是中国对外来文化作出的回应。回顾中国近代史，先辈们已经用行动昭示后人如何应对挑战。石家庄作为伴随中国近代化历程而成长的城市，其区域文化的变迁，是中国文化发展历史中不可或缺的链条，自然也能够起到“以小见大”的历史研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