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际话语权的构成要素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逐渐走上了国际舞台。争夺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不仅是中国应对少数西方国家主导国际秩序的一种诉求，更是中国维护国家正当利益及其在国际事务中承担责任的迫切需要。据此，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方法，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决定。因此，解析国际话语权及其构成要素，则是我们在争夺国际话语权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理论问题。
国际话语权是在话语权的基础上形成的。由前述内容可知，话语权有双重含义：从字面来看，它指“话语权利”和“话语权力”——前者指发声权利，后者指控制舆论的能力；从本质来看，话语背后所体现的是权力关系，因而话语权就是指“话语权力”。由话语权的定义可以得出：国际话语权也应该具有双重内涵。从字面来看，国际话语权是指在国际社会中发声的权利和决定舆论的权力。具体来说，它主要是指主权国家的官方机构或非官方组织、群体从国家利益出发，在国际社会中就国家事务和相关国际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从本质层面来看，国际话语权就是指国际话语权力，包括国际事务（事件）定义权、国际规则制定权，以及对是非曲直的评议权和裁判权。[61]因此，在国际社会中，掌握了话语权就意味着在国际关系中取得优势地位和赢得主导权，意味着可以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设置话语议题、制定话语规则，甚至可以否定其他表述和看法的合法性。
一套话语体系在国际社会中是否具有一定的威信并得到认同，即是否具有“话语权力”，主要取决于国家主体的实力与形象、话语体系本身的要素及其特点、话语体系的语境及其效果，以及话语传播的方式和技巧。这几个方面正是国际话语权的构成要素。
一 国家的实力与形象
国际话语权的话语施行者是主权国家的官方机构或非官方组织或群体，因此主权国家的实力及其展现出来的国家形象，是构成国际话语权的最基本要素。
国家的实力主要分为硬实力（hard power）和软实力（soft power）两个方面。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硬实力是指通过惩罚的威胁或回报的承诺迫使他者去做本来他不想做的事情的能力”，“软实力是通过让他人做他人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这是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迫获得预期目标的能力”。[62]通俗地说，硬实力就是指在国际务中的强制性能力，往往指一个国家的显性支配力，包括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科技力量等方面；软实力则是指隐性的支配力，是一个国家的无形影响力，主要通过价值观的吸引力、文化的感染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表现出来。
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实力的强弱直接决定话语权的强弱。因此，要提升国际话语权，就要增强国家的实力，首先是硬实力。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是获取话语权必备的物质基础。综观20世纪的世界历史，影响国际关系格局变化的根本因素，就是国家的实力，其中硬实力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国家间的竞争主要围绕着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等硬实力展开；“冷战”时期，国际竞争主要体现在经济、科技等硬实力竞争上；“冷战”时期结束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发生了变化：除了硬实力外，软实力也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一部分。可见，强大的硬实力是增强国际话语权的最基本的条件。以欧美为主体的西方国家之所以在国际社会中占据着主流和强势地位，甚至拥有话语霸权，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们的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因此，硬实力强，则话语权就可能强。拥有强大的硬实力从而在国际社会中具有一定影响的主权国家所发出的声音，其他国家不得不听。
国际话语权的强弱与硬实力密切相关，但并非总是如影相随。“冷战”时期结束以后，软实力与硬实力共同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从而成为影响国际话语权的另一重要因素。不仅因为话语权本身就是软实力的组成部分，而且还因为软实力有着与硬实力不一样的作用方式。与硬实力的强制性作用不同，软实力强调与人们合作而不是强迫他们服从别国的意志。因此，在国际博弈中，虽然以经济等为支撑的硬实力非常重要，但作为以柔性处理问题的力量，软实力因具有影响、说服、同化、凝聚的功能，从而受到重视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虽然经济实力并不出众，但是赢得了举世瞩目的话语权。比如，20世纪50年代，我们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社会所推崇，至今仍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至今仍被西方奉为国际政治的经典理论；20世纪70 年代，中国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确立了在中美苏“大三角”中的发言权。由此可见，硬实力的上升是增强国际话语权的一个积极因素，但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并不仅取决于硬实力一个方面。不管人们意识到与否，软实力作为综合国力的一部分，对提升国际话语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并且随着人们对其作用认识的加强，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因此，如果说强大的硬实力因其强制性作用使得拥有这一实力的国家主体发出的声音别国不得不听的话，那么软实力因为其自身释放出来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则使得别国不能不听。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党的十七大创造性地提出了“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63]的战略要求。
在国家软实力中，国家形象尤为重要。良好的国家形象有助于主权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美国政治学家布丁（Boulding，K.E.）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它的认知的结合；它是一系列信息输入和输出产生的结果，是一个结构十分明确的信息资本”[64]。通俗地说，国家形象就是指“国家的内部要素与外显形态的总和，是社会公众通过一定中介形成的对一个国家的总体印象、认知、认同与评价，是社会公众对国家的主观认识，反映了社会公众对一个国家的认同、喜好和支持的程度”[65]。正面的国家形象往往使人们以自愿、包容、悦纳的方式对待该国及其民众；反之，负面的国家形象则往往会使外界对该国及其民众易于产生敌对性或排他性的印象。可见，国家形象不仅影响着本国的综合国力，而且直接影响着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从而影响着本国的国际话语权。因此，国家的“一个必需而又重要的任务就是努力使别人心目中关于自己的社会地位的形象即使不超过，至少也要真实地代表实际情况”[66]，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国家形象已经成为国家间博弈的重要变量，“影响到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参与程度以及凭借自身实力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能力”[67]。基于这一认识，大多数国家越来越重视调整、完善或重塑国家形象，以提升本国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国家形象对当代中国来说是最为根本的问题，假如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那么许多其他困惑和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68]，其中包括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问题。长期以来，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文化交流和国际传播能力的制约，再加上国家之间利益的博弈，中国的国家形象在国际上总体评价不高，甚至还存在着严重歪曲中国形象的负面言论，如“中国威胁论”等。因此，从多方面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是中国长期追求的目标。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们在这方面意识的增强，中国在营造良好的国际形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仅就在美国所做的宣传工作来看，无论是“中国文化节”亮相华盛顿，还是姚明在NBA，中国文化在美国所受到的欢迎是令人鼓舞和期待的。
二 话语体系的要素及其特点
在国际话语实践中，话语施行者是以一定的话语体系为载体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并与话语对象进行交流的，因此，话语体系的要素及其特点也是构成国际话语权的要素之一。
由本章第一节内容可知，话语体系主要由概念体系、逻辑结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基本结论五个要素构成。概念体系是科学认识的结果，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逻辑结构是构成话语体系的一系列判断的秩序，是贯穿话语体系内部的隐性结构，决定着话语体系的外在表达和效果；思维方式决定着话语主体思维的方向、路径和结果，制约着人们的认识、观念、行为及效果；价值观念体现了话语实践中话语双方的利益与需求；基本结论是话语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由概念组成并在实践基础上反映现实的最终结果。在国际话语实践中，话语施行者所使用的概念是否科学，话语体系的逻辑结构是否严密，思维方式是否合理，价值观念和基本结论是否能得到认同，直接影响着话语权的形成及其效果。
此外，上述话语体系本身的五个基本要素还凸显了其真理性、价值性和实践性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是国际话语权的构成要素。
真理性也就是思想的客观性体现了客体对人的活动的制约性。思想的客观性问题主要包含两个基本层次：在其表层上，是指人们活动中所形成的概念、范畴、命题，以及由它们的逻辑联结所构成的理论体系，即规定是否客观地表述了对象的共性、本质、必然和规律的问题；在其深层上，则指由思维形式、思维范畴、思维规则、思维方法所构成的思维运动，即思维运演的逻辑是否描述了事物内在的运动规律的问题。[69]真理性问题是人类实践的合乎规律性的理论保证，因而关系人类实践的成败。要取得实践的成功，人们必须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性。由概念体系、逻辑结构、思维方式等要素构成的话语体系的真理性特点，即是指其概念体系和逻辑结构是否客观地表述了对象的共性和本质，是否抓住了事物内在的规律，它直接决定了话语的效果乃至成败。因此，话语主体在话语实践中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总是试图在形成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把握事物的内在本质及其客观规律。话语体系的真理性问题体现了客体尺度的要求，表明客体对话语主体的制约性，因而人们必须以尊重客观事物所固有的属性和原则为前提来形成相应的话语体系。具体地说，人们总是要根据对信息的真理性认识，加以选择，并创造特定的概念进行传播。然而，选择追求什么样的真理，怎样追求真理，如何对待真理，都与人们所要实现的目的密切相关，这就是话语体系的价值性特点。
人的实践活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和需要而不断进行选择的过程，因而必然凝聚着人们的价值追求，话语活动也是如此。话语体系的形成、运用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其价值性特点。在社会实践中，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总要和自己之外的个体或群体进行沟通和交流。而为了实现有效的沟通和交流，人们需在对信息认识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符号、语词等传播方式，从而产生了最初的话语及话语体系。在具体的话语实践中，人们为了满足自己某方面的需求和利益，总会选择和形成相应的话语体系；当在特定的话语情境中运用这一话语体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话语施行者会根据受话者的特点调整或选择一种适合于对方的言说方式；根据话语效果，话语主体在具体的话语情境之后会不断完善话语体系本身。总之，价值性特点体现了话语实践中话语主体的利益诉求，话语主体的思维、思想和行动都以保证自己的需要和利益的满足为根本尺度。在国际社会中也是如此。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国家主体一方面要壮大自己的实力、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以争夺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国家还要根据受话者的特点，选择适合对方特点的话语表达方式和传播技巧，以增强话语本身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除真理性和价值性之外，话语体系还具有实践性特征。马克思认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70]。因此，作为社会交往方式的一种，话语体系也具有实践性特征。首先，话语体系的产生源于实践需要。无论是从话语体系的产生历史来看，还是从特定话语体系的形成来看，话语体系都是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为了传递信息的需要而产生的，并且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在长期的采集、狩猎等生产实践中，为了便于彼此之间传递信息，逐渐形成了语言、文字等简单的话语形式；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也会不断发展和完善话语及话语体系。对于特定的话语体系来说，它也是基于人们交往、宣传等实践需要而产生、发展和完善的。另外，任何话语体系都是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话语体系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的标准。在一定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下，话语体系中的概念体系是否科学、逻辑结构是否严密、基本结论是否正确，包括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本身的优劣与否，都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人们总是在不断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中完善相应的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的要素及其特点是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们科学与否也会直接影响国际话语权的形成及其效果。当今美国之所以拥有强大的话语权，除了超强的实力外，还因为其话语的创新性和逻辑性。由于类似的原因，在某些领域或某些问题上，甚至一些实力较小的国家也会拥有较强的话语权。例如，在国际气候变化问题上北欧国家甚至比许多大国更加理直气壮。这些现象说明，话语权的强弱对实力以外的其他因素，尤其是作为交际载体的话语体系的依赖性。因此，完善话语体系的各个要素，以提升话语质量，是争夺国际话语权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话语质量的提高，除了与话语体系本身的要素及其特点有关之外，还与和话语体系相关的其他因素有关，这就是话语体系所处的语境及其效果。
三 话语体系的语境及其效果
话语体系总是发生在特定的语境中并产生相应的效果的，因此与话语体系相关的语境及其效果也是构成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部分。在国际话语实践中，发话者如何恰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受话者如何准确地理解对方的意思，以及话语活动将产生怎样的效果，主要依赖于他们在对话时对所处语境的认识和掌握。
话语体系的语境（context）就是话语环境，即话语交际的具体环境。中国学者陈望道先生认为，语境的构成因素与政治立场、世界观、实践经验、自然社会知识、见解识力、逻辑因明、语言文字、读听者的理解力和感受力等有关，可将之概括为“何故”“何事”“何人”“何地”“何时”“何如”六个方面。[71]后来，熊学亮教授将这六个因素分为两个大的方面，即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语言语境是指对话双方对语音、词汇、语法知识和语言上下文的了解和掌握；非语言语境指话语实践发生时的实际情况（包括时机、场合等）和话语参与者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文化、社会和政治背景等方面。中国学者对语境的理解与西方学者的观点基本一致。例如，荷兰语言学家冯·戴伊克认为，语境由语言环境（上下文）、发生言语行为时的实际情况、参与者的文化社会和政治背景构成。[72] 由此可见，在话语交往过程中，发话者不仅要就相关的话语内容和受话者的文化等背景，选择合适的语音、词汇、语法知识、表达方式，以及表达手段等语言语境，还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场合等非语言环境。恰当的语境不仅有助于发话者有效地表述自己的观点，而且有助于吸引受话者，帮助他们确定指称、消除含糊以更好地理解话语，从而达到理想的话语效果。
基于语境在话语交际中的重要作用，在国际范围内，话语交际也要注意语境问题。由于不同国家的人不仅在语言习惯、文化、社会和政治背景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而且还有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区别，因而在争夺国际话语权的话语活动中尤其要注重选择恰当的语境。近年来，虽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的文化交流、交融的趋势不断加大，但是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所凸显的问题依然存在。因此，在尊重和理解他国文化、社会和政治等背景的基础上，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选择合适的话语内容、表述方式和表达手段，对于提升本国话语权来说非常重要，否则不仅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由于误解会适得其反。正如莱斯特·皮尔逊（Lester Pearson）早在20世纪50年代所说的，人类正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73]。
对于中国来说，要提升国际话语权，在语境方面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比如说，在表述方式上，由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分歧，西方人总是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具有明显的偏见。中国要提升话语权首先必须转换话语方式，用世界听得懂的话语使西方人明白真相。另外，针对不同的话语对象，根据他们不同的需求选择合适的话语内容。可在这方面，我们以前做得还不够。例如，当我们向古巴客人介绍中国美丽的山水风光时，古巴人却更想了解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怎么养活这么多人口的；当我们向拉美国家介绍我们的和平外交政策时，他们却更想了解我们是如何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如何引进外资、如何发展经济特区的。[74]类似的问题很多。可见，针对特定的对象，我们之前没有注意选择相应的信息进行传递，这是话语传播实践中的大忌。我们说的话，人家连听的兴趣都没有，怎么谈得上掌握话语的主动权？
不同的语境，会产生不同的话语效果。话语效果也是国际话语权的组成部分。话语效果又称话语反馈，是指话语所表达的立场、观点和主张等获得的某种结果。[75]话语效果一般有两种表现：一种是话语没有得到任何实际上的反应，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另一种是话语在某种程度上被关注或得到相应互动，从而取得一定的效果。前者涉及话语权实现的可能性，后者则涉及话语权的强弱。从话语反馈的结果可以看出：没有得到任何实际反应的话语，就说明没有掌握任何话语权，虽然声音是发出去了，但是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力；得到一定反应的话语不管其程度是强还是弱，都说明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并争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话语所反映出来的实际效果是各国在话语交际中争夺话语权的过程，更是检验话语体系的过程。根据话语效果，要么继续原来的话语体系，要么调整，或者彻底改变之。
在语境之外，影响话语效果并且是国际话语权的有机构成部分的，还有话语传播的方式和技巧。
四 话语传播的方式和技巧
任何话语权的实现都需要凭借一定的载体或平台将话语传播出去，这就是话语传播的方式，即话语平台。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话语平台日益增多，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在现代社会中有多种平台可以利用。
中国学者梁凯音以国际视野，将话语平台分为公众媒介（传播媒体、出版物、互联网）、国际会议（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国际交流合作和援助计划、官方互访活动、民意机构（议会）、民间特别活动六种形式。[76]这些平台都是各国争夺话语权的重要渠道。能否灵活地掌控和运用这些话语平台，会直接影响各国话语权的获取。
就美国来说，它之所以在国际上拥有超强的话语权甚至是话语霸权，与其对媒体等话语平台的重视不无关系。众所周知，话语传播的方式虽然很多，但大众媒体因为便捷等优势一直是主要渠道。在大众传媒中，若国际的信息传媒资源分配不均会直接导致国际话语权的失衡。美国的话语霸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大众传媒在世界上一直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据统计，美国控制了全球90%的新闻和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美联社遍布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订户达到2万家，每天有15亿人会接触到它所发布的新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时代》《新闻周刊》是全球影响最大的报刊。另外，CNN是覆盖世界100多个国家的电视台直播网站。[77]
当然，在国际社会中要赢得话语权，只有强大的传播平台还不够，还要掌握灵活的传播技巧。传播技巧就是有效熟练地灵活运用传播原理、知识和技术所表现出来的具体而又特殊的传播技能或方法，它由结构形式、表达方式、修辞手法和各种符号有机组合而成。[78]它既可以美化与包装传播内容，也可以绕开传播障碍，使传播者灵活、巧妙地将信息送入受众的感官，深入他们的大脑，从而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因此，国际话语的传播要想取得良好的效果，也必须学会掌握并灵活地运用各种传播技巧。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在话语实践中不断总结，将当代传播学中通用的传播技巧和国际话语自身的特点有机地结合起来。具体地说，就是在话语互动过程中，围绕话语内容，针对受话者的不同特点和要求，不仅要灵活地运用传播学中的组构技巧、论证技巧、鼓动技巧、传递技巧等，还要就国际话语中由于语言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转换表达方式。就语言差异这一方面来看，对于中国而言，我们若想在国际社会争夺话语权必须首先要克服这一障碍。针对此问题，美国学者艾凯特（Aikate）曾指出，许多中国媒体的稿件并不适合英语传播，因为“中国媒体英文稿件的中式英语现象比较普遍，读者对许多‘特色’表述难以理解，而且中英文稿件报道的角度有着很大的差别……” [79]因此，如果做不到对“中国故事”进行“国际表达”，国际社会就难以理解和接受，就更不用说争夺话语权了。
作为国际话语权的组成部分，话语传播的方式和技巧会直接影响其效果乃至成败。因此，在话语传播的过程中，就传播方式来看，我们既要与时俱进地灵活运用最新的传播方式，也要将之与传统的传播方式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传统方式的优势，做到各种平台互相补充、协调发展；既要重视国家层面的传播平台，也要重视民间组织、智库，乃至民众个人等传播渠道，将国家层面的主导性传播和各层次的非官方传播平台有机地结合，发挥各自特长。在传播技巧方面，既要重视国际话语自身的特点，又要遵循当代传播学的基本原理；既要灵活运用各种传播技巧，又要注意各种技巧内部的结构形式、表达方式、修辞手法和各种符号等要素的有机结合。总之，灵活掌控和运用多种话语平台和传播技巧，是有效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