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国家与社会框架下的传播优化策略

一 深化文化建设，树立文化自信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人们之所以与文化他者进行交往，除了生存的现实需求外，更深层次的动机来自于文化的自我诉求。人们往往要对自己的文化进行自我求证、自我修改、自我充实、自我发展。如果我们感到一种异质文化对自己无关紧要，那么这种异质文化就不可能进入到我们的文化视野。可以看出，文化的对外传播必须建立在一种对自我文化的自觉性和对于文化的自信基础上。

“文化自觉”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次提出的，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要进行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目的是为了应对全球一体化的形势发展，从而提出了解决人与人关系的方法。文化自觉不是文化保守主义，也不是搞文化对垒或文化冲突，更不是奉行文化独尊，而是搞文化交流、文化共处、文化促进等。费老用16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来高度概括“文化自觉”历程。[129]不同于费老文化社会学的角度，云杉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文化自觉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130]文化自觉的提升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是对文化意义、文化地位、文化作用的深度认同，二是对文化建设、文化发展、文化进步的责任担当。只有建立在文化自觉基础上的对外文化传播，才能有方向，才不至于在对外传播中迷失文化本真。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是党中央第一次提出“三个自信”。2014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首次将文化自信和“三个自信”作为一个整体集中提出来，指出在坚定“三个自信”的同时，“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2014年1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与澳门师生座谈时又特别强调，文化自信是“三个自信”的基础。[131]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132]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抵御西方敌对势力文化渗透文化屏障的思想堡垒。自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各国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等领域的冲突与碰撞不可避免，随着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渗透，越来越多地对我国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外来异质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碰撞将会愈演愈烈，严重影响我国文化主体地位和国民价值观念，造成思想上的多元化与文化自信的缺失。[133]文化自信必须建立在文化自觉基础上，建立在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既有助于克服文化独尊和盲目文化自傲，也有助于克服文化自卑和文化盲从。纵观西方文化大国，没有哪个国家不是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进行对外文化传播，换句话说，文化自信提供了对外文化传播的原动力。

文化自信的构建关键在于处理好两对关系：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在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关系处理中，首先，要引导人民熟知传统文化的由来，明了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发展水平、发展特色，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地位，进而实现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敬畏。[134]同时必须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元共生的复杂整体，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对精华要继承，对糟粕要剔除，还必须善于继承，勇于创新，敢于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敢于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135]其次，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满足，从当代文化能感知中华文化的价值和魅力，文化自信才有生成的可能；如果人民对当代文化发展现状失望，对当代文化缺乏认同感，也就难有文化自信的发生。[136]对于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首先要有对世界历史文化、异域民族文化、各国文明成果的包容借鉴。对外来文化采取包容、借鉴、吸收的态度，是对自身文化充满自信的另层表达。其次，要有辩证取舍的态度。开放包容不是盲目崇外，学习借鉴也不是照抄照搬。再次，要有转化再造的能力。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不应当是单纯的“物理嫁接”，而是有机的“化学反应”，目的是为了转化再造、丰富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最后，在平等交流中提升文化水平。文化交流是促进文化发展的力量，也是文化自信生成的条件。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文化交流，有利于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也有利于消除狭隘的文化心理。从这点上看，文化自信与对外文化传播是相辅相成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推动力量。

这些原则运用在不同的活动形式中具有不同的体现。中国已经举办了奥运会、世博会等大型盛会，2022年还将举办冬奥会，这些大型盛会是对外文化传播的绝佳机会，因此需要举全国之力去争取并举办。举办过程中，如何运用并传播中国元素是重点。所谓中国元素，是今天中国人所信守的，符合中国文化认同的一切元素，目的是让全世界分享人类共同的文化、优秀的文明成果。运用中国元素的根本之道是打造以中国文化价值为根基的品牌，给足自己传统文化自信心。我们的高雅文化需要让西方人同样当作高雅文化来看待，而不是仅仅满足一种猎奇的心态。如果中国产品自身缺少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就无法理解并传递这种价值，明确自身的文化定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消除一部分人“外国的月亮更圆”的思想误区，不是靠一味纠正态度，灌输“外国文化并不是都完美的”之类劝说信息，而是要靠让国人真正理解我们传统文化的精髓，看到我们的文化优势，真正理解中国元素的意义。同时也可以消除一部分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刻板误解。

总结而言，我们应该对当前东西方文化传播不平衡的状态，进行理性判断和文化层面的自省[137]，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加强对优质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当代文化的积累，在文化建设和传播中生成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有效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同时需要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市场参与的机制，充分发挥多主体的优势，这些在后文详述。

二 加强组织间联动，明确定位

国家主管文化工作的最高部门是中国文化部，文化部的职责之一是指导、管理对外文化交流和对外文化宣传工作，组织拟定对外及对港澳台的文化交流政策，指导驻外使（领）馆及驻港澳文化机构的工作，代表国家签订中外文化合作协定，组织实施大型对外文化交流活动[138]。文化部下设的对外文化联络局（港澳台办公室）主要负责并执行文化部的以上职责。与对外文化传播工作紧密相关的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中国数字文化集团、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等都是文化部的直属单位。而在世界五大洲，都有文化部的驻外文化机构，例如亚洲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文化处。此外，文化部还主管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中国世界民族文化交流促进会、中华文化促进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等社会组织。

在对外文化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还有孔子学院、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孔子学院是国家汉办的直属机构，而国家汉办是中国教育部直属事业单位，致力于为世界各国提供汉语言文化的教学资源和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海外汉语学习者的需求。中国文化中心是相对独立的文化机构，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海外设立文化中心，迄今为止，已经设立了35个中国文化中心。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于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是国家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窗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协委员会的领导人担任主席。

从国家对外文化传播的机构设置上，应该加强组织间的整合，推动组织间的合作，提高国家文化资源的利用效率。目前的文化机构分布于文化部、国家汉办以及一些独立的国家文化机构，一个对外文化传播的项目，如果能够多机构合作，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例如2017年11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主办的“水墨聚焦·唐卡艺术展”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开幕，活动以展览为主，如果能够联合法国中国文化中心以及孔子学院共同举办，不但可以扩大参与的人群，也能够丰富活动形式。此外，对外文化组织机构应该明确定位，打造自身优势和特色，形成整体的传播效力。孔子学院、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以及各社会组织的功能定位存在很多重合的地方，例如孔子学院的职能包括面向社会各界人士，开展汉语教学；提供中国教育、文化、经济及社会等信息咨询，而中国文化中心也提到教学培训方面的职能，组织语言、文化艺术、体育健身等各类培训项目以及实施各类短期培训计划，以及信息服务职能，内设图书馆，向驻在国公众提供涉华信息，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发展和当代社会生活。德国的对外文化传播组织定位经验十分值得借鉴：在海外文化传播中，四大机构分工明确，各有侧重。歌德学院以语言推广和文化交流为重点；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以促进德国高等教育交流和国际化为己任；洪堡基金会在促进德国的学术交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对外文化关系学会则将对外文化政策研究作为重要任务。四大机构从事的文化交流内容侧重不同，但都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确保对外文化传播的效率和质量。凭借极高的专业性和人才优势，四大机构在德国的对外文化传播中发挥着政府好助手的作用。

三 提升文化传播层次，深化文化外交

将文化传播上升到国家层面上，就形成了文化外交。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扎实开展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前中国文化部部长孙家正认为文化外交的实质是与世界各国人民建立心灵沟通和情感交流，需要在沟通了解的基础上达到理解和尊重，而且文化外交已经成为我国继经济、政治外交之后的第三大支柱。有学者认为，所谓文化外交，是政府或非政府组织以教育文化项目交流、人员往来、艺术表演与展示以及文化产品贸易等手段为促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构建和提升本国国际形象与软实力的一种有效的外交形式[139]。文化外交的各类活动，都在传播着本国的文化符号和价值观。

文化外交的形式有很多种，包括政府之间签订国家文化交流的项目，组建、倡导建立或者加入国际性的文化组织，各国间缔结文化条约，开展各类国际公共关系活动等。在信息化交流快速发展的今天，除了一般的文化交流项目外，文学、影视作品的交换、文字或语言的输出、技术和人员之间的交流以及文化信息服务等活动和形式也构成了新型文化外交的趋势。深化文化外交的目的在于传输本国文化和价值观，帮助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并逐渐培植国际公共舆论，增强本国文化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法国的文化外交在世界范围看都是成功的，其文化外交特色在于政府支持民间文化机构和文化组织开展各类对外文化传播活动，而且这些机构大多以协会的形式存在，特色是灵活的组织方式和较强的组织能力。主要包括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法语的法语联盟、主要对法国哲学、政治等思想进行传播的法国思想传播协会和以艺术推广和文化活动举办为目标的法国艺术活动协会。这些协会和组织在传播法国思想、语言、文化和价值观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英国的文化外交经历了官方向半官方，传统外交方式向多元化转变。20世纪30年代，英国文化协会和英国广播公司的成立推动了英国的文化外交，而且为了保持自身独立性，英国文化协会拒绝英国信息部将其纳入其中。在经费上，英国的半官方机构和民间非国家行为体主要依靠政府的资助，以及政府的减免税和退税政策，既能持续运作，又能避免过度市场化的影响。

文化外交的前提是寻求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对共同文化价值的认同，二是对民族核心价值的认同。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有共同的基本价值，例如人权，已经被写入了中国的宪法，表明中国对于普世基本价值的认同。文化外交中既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也要包含可以与世界共享、对话和共同承认的价值，并且共同承担对于世界文明发展的责任。关于民族核心价值的认同，包括对于中国世代相传的仁义、民本、公正、诚信、尊严等价值的肯定，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断传承的风节与礼俗的肯定。文化外交应该寻求的效果是：一方面透过同一文化圈内对于共同价值的理解和肯定，实现圈内文化的凝聚力，另一方面透过在外的文化诊释、交流、比较，找到中华文化与异文化之间契合、连通、可分享的内容，从而实现文化的认同与融合[140]。

深化文化外交需要改革管理模式，既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也要充分发挥民间的主观能动性；需要对相关部门包括外交部、文化部等的资源进行整合，加大资金支持，以提高对外文化活动的效率和在国际文化事务中的参与度。从传播层面上看，需要整合对外交流的渠道，拓宽交流的平台。文化外交作为公共外交的一种，应该遵循公共外交的技巧和原则，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名誉教授约瑟夫·奈认为公共外交有三个层面，并且认为这三个层面都离不开政府间的直接信息交流和长期的文化关系。第一个层面是政府间日常的信息沟通和交流，例如重要节日互发贺电；第二层面是政府为达到某些既定的目标和区域或全球性政策而进行的战略沟通，例如建立跨国的经济贸易区；第三个层面是通过展会、会议、交换活动、媒体使得国家间或者关键人物之间保持持久关系，例如达沃斯世界论坛，以上这三个层面都能在树立国家良好形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41]。

文化外交首先要利用好目前的文化交流渠道。国家层面的活动包括各类展会、会议和大型活动，主要包含两个类别，一类是综合性的展会和活动，例如世博会；一类是专门性展会，例如体育主题的奥运会、亚运会，图书主题的上海书展、北京书展，以文化为主题的中法文化年、中俄文化年。在综合性展会中，应该注意本地文化元素的有机融入；而在专门性的活动中，更应该选择合适的符号和合适的表达方式，让受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四 讲好中国故事，丰富表达形式

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涉及“建构”与“解构”两个独立、相联但不一定因果相成的过程。对于中国来说，要建立新形象，树立新信念；对于西方来讲，则是要打破旧印象，拆除旧观念。“建构”的部分，可以控制和努力；但“解构”的部分，往往艰难漫长、无法掌控。因此在传播端，必须转变思维，把故事的形式和讲法放在重要的位置。

文化传播应该以文化交流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增强文化影响力为首要诉求。目前中国的文化传播过分强调地方主义，强调主动地“走出去”和送出去，“送”的目的，却不在于发展自身文化，而是增加国家文化乃至延伸至政治经济的影响力，尤其在目前西方文化处于强势，中国文化相对弱势的形势下。从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看，在汉唐时期的文化处于先进地位，因此文化传播其实是将外邦中华化。现在的中华文化地位比不上汉唐时期，因此文化传播应该注重文化交流，在将自己送出去的同时，考虑接受者的需求。文化之所以能顺利传播，关键不是传播者做了什么，而应该是接受者需要什么，只有接受者主动发现传来文化的好处，才会慕而习之。从佛教进入中国的历史来看，佛教能够传播到中国并生根发芽，正是迎合了当时中国人的精神需求，佛教中的唯实、因果等禅理，也与中国人的精神需求和选择有关。因此，一味单向的文化输出，不是真正的文化传播[142]。

突出人文视角。在传统西方理论背景下，人的主体地位并未置于第一位，人的利益也不是国家行为的首要出发点。但是人的存在事实、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多元化愿望与需求是人类社会的思想、行为、制度体系的起点，同时也是原因与归宿[143]。所以，国际社会在寻求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应该更充分考虑人的需求、在文化传播原则上更关注人民、在文化传播内容上更体现人的主体地位，在具体的文化传播过程中不能拘泥于现有文化规则或是将国家之间政治力量的角逐或军事力量的平衡纳为主要考察范畴，而是应该更多地从人的幸福与可持续发展出发去进行传播。

这种思想尤其适合在媒体报道中，因为很多新闻都有可以以一种人文的视角来深层挖掘的内涵。从前文提到的社会传播理论来看，文化根本上是一种“手段性现实”，为满足人类需要而存在，其所取的方式却远胜于一切对环境的直接适应。换句话说，文化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其意义蕴含在特殊的语境中。人文关怀是全世界普遍理解并接受的原则，它关乎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最容易引起共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恻隐之心”等都反映了关怀之心。因此，如果能在新闻实践中洞察出新闻背后独特的社会文化价值，就能够引发读者的关注，进而增强媒体的传播力，最后达到对外文化传播的效果。举例来说，媒体报道中国杂技团演出时，一般都会从杂技艺术的高超、现场观看的人数、杂技团演出的场次和地区角度来展开，是否可以尝试换一个视角，讲述杂技团里的某一个小女孩训练、成长的故事，让海外观众在欣赏杂技的同时，了解杂技背后的艰辛，以及杂技人对杂技精神的传承。

采用人性化传播原则。在互联网时代，国家进行对外文化传播，必须以“对话”的思维，而非“灌输”或“宣传”的传统理念来进行。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组织拟人化，以“人”的视角进行对话。在传统大众媒体时代，政府、官方媒体都习惯了命令式、宣传式、教育式或者说服式等方式的信息推送，例如官方的公开发言、公开的媒体采访、撰写新闻稿等，这些方式并非不重要，只是在对外文化传播中不适合。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中国的“国家形象宣传片”的变化，以往中国的国家形象宣传片更像是一部历史或经济发展史纪录片，承载了无数的耀人成绩，却显得“冷冰冰”，而2017年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完全用各界“中国人”来代表中国形象，效果却异常好，但笔者认为，这种转变还需要深入，真正地让“人”来发声，才能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二是组织“讲人话”，像人一样发表观点。在以往的传播中，各种“官话”“套话”充斥字里行间，但对外文化传播面对的不是熟悉国内社会环境的国人，而是广大海外受众，如果还是以这一套说辞，就会引起海外受众的反感。正如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所言：媒体应该“进一步增强读者意识，多些‘说话’，少些说教；多些平等交流，少些居高临下；多些真实体会，少些不痛不痒；多些深入实际，少些闭门造车。要把想传播的信息，想表达的观点融入娓娓道来的笔触中，融入巧妙的谋篇叙事中，让报道活起来”[144]。三是淡化“功利”色彩，回归沟通本质。通俗而言，广告就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一种沟通方式，只不过这种沟通是不对称的，而且是带着销售的目的，因此很多消费者会对广告反感。同样的道理，如果中国在对外文化传播过程中，总是赋予一些小的文化活动如演出、展览，过多的外交或政治诉求，反而会适得其反。回归沟通的本质，意味着回到经典的跨文化传播视角：跨文化传播也可以称作跨文化交流，它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发生的信息传播与文化交往活动。虽然文化背景、社会背景不同，但人们可以跨越语言障碍进行平等交流沟通。在交流过程中，让国外受众自然而然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感受到中国这个国家的可爱之处。

注重“他者”视角。所谓“他者”，是一个哲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与“自我”“本体”共同存在。但从学术发展脉络看，西方的哲学传统是以“本体论”为特征的，“本体”占据主导地位，而“他者”长期被忽视甚至掩盖。随着现象学的兴起，“他者”才开始被注意，并被诠释：他者即差异，他者与自我相伴而生[145]。在文化多元共存的今天，美国持有的却是一种文化上的“他者”改造观：一切文化，只要与美国文化理念不符，都需要被改造，美国可以通过强制、软化、消费主义等手段，让异域文化与自身保持一致。美国的文化观是建立在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全球影响力至上，根植于美国的宗教观念。而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崇尚“和而不同”的文化原则，早在汉唐之际就对世界各国文化吸收、借鉴。因此，中国的对外文化传播，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对外宣传”的层面，而应该“从自我中心走向他者伦理[146]”，具体而言，应该遵循客观的传播态度，正当的传播手段和双向的传播方式。举例来说，媒体应该站在客观的角度上进行事件解读，而不是一味地偏向某一方，过度偏倚的态度会让媒体形象受损，进而造成受众流失；一切海外活动都可以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反过来，文化传播必须选用合规、合法、合理的渠道，避免像美国在阿拉伯国家设立“萨瓦电台”这样极端的方式；此外，传播是双向的活动，受众的反馈甚至比主动的信息传播更重要，适当地让受众通过媒体发声，因为他们对本地读者的语言习惯、信息需求、阅读习惯以及心理期待有更准确的认识，而且言论上少了很多约束，更容易受到读者信赖，让当地群众看到自己人的观点和视角，并且让多种观点碰撞，会有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

尊重文化多样性，了解文化禁忌。正如中国的外交上强调求同存异，在文化传播中也要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尤其是需要避开当地文化的禁忌。在现行的文化传播理念下，国际文化传播具有等级秩序，表现为以英语为母语的发达国家在文化传播的等级关系中处于优先地位，而占世界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这种状态的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文化传播的自由发展。在对文化传播途径寻求的过程中，等级秩序无法回避也不能在短时间内消除，但新的等级秩序应该建立在道德约束的基础上，必须注重各主体之间和谐交流机制的构建。

文化禁忌是某个民族或国家文化中禁忌的一些事物，包括符号、行为和言语等。它暗含了该民族对某种意象的忌讳，是文化发展的浓缩物。想要了解文化禁忌，必须对当地文化有长远性和全局性的把握。2018年春晚备受争议的小品《同喜同乐》，本是希望传达中非友好、中国慷慨援助的精神，却适得其反，被批为“中国救世主”思维陷阱。小品背后的主旋律是，作为“一带一路”的倡导者，中国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投资了数十亿美元，推动当地的基础设施开发和建设。然而小品在表演形式上触犯了两个致命的种族禁忌，一个是扮黑脸，即演员娄乃鸣打扮成非洲大妈，早在19世纪中叶美国便流行白人用木炭把脸涂黑，扮黑脸进行滑稽戏表演，后来经过民权运动抗争，这种表演被禁止；二是让黑人演员扮演猴子，这是对黑人直接侮辱的表现，缘由是乌拉圭足球运动员苏亚雷斯曾经将黑人运动员比喻成猴子，因此事件被国际足联禁赛了很长时间。需要说明的是，节目组并非刻意进行侮辱，背后隐含的是一种傲慢和无知。以一种自以为合适以及能够被理解的方式来表达，而忽略了当地的文化禁忌，导致效果适得其反。

在国内每一谈及文化传播，必言展会、文艺活动等形式，殊不知文化的表达形式有千万种，讲故事的方式也各有不同，每个国家都应该找到独特的表达形式。

好莱坞是美国故事的贩卖机，通过每年成百上千的影视娱乐作品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向全球传播美国文化。不论是好莱坞见长的动作片、科幻片，还是一般的剧情片，好莱坞的电影都在坚持并且宣扬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自由、独立、平等、勇敢、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美国至上，等等。从经济效益来看，美国好莱坞影视出口的收入居美国出口业的第二位，仅次于高科技产业。美国有好莱坞，印度则有宝莱坞，印度同样是借助宝莱坞的电影产业向全球输出国家文化和思想。最突出的是歌舞，虽然歌舞是对印度电影的“刻板印象”之一，但在缺乏好莱坞那样的多元化类型和模式的背景下，瞄准一个特色无疑是明智之举，何况印度本身就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印度电影在我国的流行是从2010年的《初恋这件小事》，后来的《三傻大闹宝莱坞》逐渐风靡，近期的《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更是引发了刷屏狂潮。更有趣的是东南亚国家泰国，在泰剧、泰国电影都没有多大起色之后，泰国独辟蹊径，选择了走心广告作为文化传播的突破口，被网友称为“神一样的存在”。从广告专业角度来看，泰国广告夸张、无厘头，也没有太多技法，主打“感情牌”，但语言通俗易懂，容易触动人心，并打破语言障碍，挑动全球感情神经。普通观众在领略泰国的脑洞智慧和幽默元素时，也无意识地接受着泰国的文化和本土品牌，乃至泰国的国际形象得到提升。

中国的文化故事不一定要走电影、电视剧或者广告的路径，但不能忽视这些表达形式的强大力量。近几年来，中国出产的电视剧，例如《甄嬛传》《媳妇的美好时代》《咱们结婚吧》《琅琊榜》《兰陵王》《芈月传》等在日韩、美国、非洲等地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欢迎，我们在欣喜中国的电视产业兴起的同时，更应该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去思考这些作为文本的电视剧内容。这些电视剧以古装剧为主，展示的是君臣关系、后宫故事以及权谋斗争，现代的则以夫妻关系或者婆媳关系为主，这些都恰好符合在前文中提到的国外对中国的印象：历史悠久的，强势的，神秘的。这些电视剧在国外的播出不仅不利于中国现代国家形象和现代化文化的传播，反而会固化中国的国际印象偏见。电影方面，从最早期的《霸王别姬》《菊豆》《卧虎藏龙》《英雄》，到《天注定》《盲井》，也都聚焦于某一个小点，没有形成中国电影特色，也没有明确的文化诉求。因此，在探索多种文化表达形式的同时，必须有核心的文化和价值观支撑，形成系统性、主题性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