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研究(第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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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中国入世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

中国入世以来,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与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与中国在国际经济法律秩序和法律规则中的话语权密切相关。大体上,这些年间的国际经济格局变化以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2001~2008年,国际经济格局是中国入世前国际经济格局的延续。但也出现了若干变化,以至对国际经济法律秩序和法律规则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也有中国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中国也有了行使其话语权的机会。影响这一时期国际经济格局的要素大体上有以下几点。

第一,美国9·11事件的发生。9·11事件虽然是政治恐怖主义事件,但是纽约世界贸易中心被撞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安全成本的上升、IT泡沫的破灭等都是其给国际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国内产业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出现了实体经济空洞化,在所谓“金融创新”下资本和金融运作成为其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导致了经济虚拟化。[15]金融泡沫的破灭成为对国际经济的主要威胁。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已经从过去的创造转变成具有一定的破坏要素。这蕴含着美国和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的风险,其对国际经济法律秩序和法律规则的垄断性话语权开始受到质疑。

第二,“金砖四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16]中国、印度、土耳其、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采用以出口贸易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在国际经济中崭露头角,成为全球性产业转移的目标国。其国际经济地位得到提高。特别是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如果这一环节出了问题,也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这些国家中很多实行新重商主义政策,[17]外汇储备急剧增长,成为影响国际金融法规则的一个要素,以至于出现了IMF、世界银行的投票权调整的课题。

第三,资源和能源在国际产业结构中地位的加强。由于中国等国成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实行产业转移的接受国,国际投资大量涌入,带动了这些国家的就业和生产活性化。这从根本上改变了长达二十余年的资源和能源的需求和价格的低迷状态,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资源价格开始直线上涨,给若干资源大国带来巨大的财富。它们就是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中东产油国。[18]这不但加强了这些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在国际经济法律秩序和法律规则形成中的话语权,也导致大量通过资源的出口获得资金流向国际金融市场现象的出现,促进了国际资本和金融的投机成分。

然而,中国才是国际经济格局的最大变数。上述三点变化中,中国都是主角。在美国和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中,中国成为主要的中低端产业接受者,开始被称为“世界工厂”。[19]中国的产品逐渐占据发达国家的柜台,中国从中也获得巨大的贸易顺差,其外汇储备成为天文数字。[20]同时,中国成为全球资源的最大进口国之一。对资源的“中国特需”使得国际资源市场走出了长期低迷,改变了国际财富的流向。中国的新重商主义政策使得中国有足够的资金去购买这一切的资源。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其国际经济政策中必须要认真考虑的因素。中国的GDP和国际贸易总额的世界排名从2001年的第七位上升到2008年的第三位,外汇储备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多年,终于进入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时代。

中国的这一变化必然反映在这一时期的国际经济法律秩序和法律规则形成中。经过数年的过渡,中国已经适应了WTO规则,并作为有影响力的正式成员在WTO多哈回合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不但可以在WTO的规则形成过程中表达、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因为中国的加盟,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实力,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得到了强化。特别是中国对国际经济法及其规则的研究和实践的丰富,使得中国在WTO以及其他国际经济领域中具有可以与美欧相抗衡的提案能力,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能兼顾。在WTO多哈回合农业谈判中的“绿屋会议”中,美国、欧盟、加拿大、中国、印度和巴西构成六方成员,而正是中国和印度作为一方与美国在农产品保障措施出现门槛上的分歧,才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事关发展中国家农业安全的要求没有得到实现。中国在IMF、世界银行的地位进一步上升,有望获得投票权再分配的最大份额。在世界海关组织等职能性国际经济组织中,中国已经成为其规则形成的主要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