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根据本书需要，本章对所研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影响因素以及贸易效应，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直接投资两个角度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一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研究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和对外投资实践的快速发展，国内外学者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较多成果，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理论的研究

吴彬和黄韬（1997）提出适用于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二阶段理论”。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过程总是经过“经验获得”和“利润摄取”两个阶段。冼国明和杨锐（1998）构造了学习型FDI模型和策略竞争模型，论证了发展中国家应先向发达国家进行学习型投资，再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水平投资的论点。邢建国（1998）提出了有效资本理论，认为资本过剩和垄断优势理论都不适用于中国，中国OFDI是将资本输出和垄断优势培育合并为一的过程。孙建中（2000）根据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综合优势理论。该理论包括投资动机多极化、差别优势多元化和发展空间多角化三方面的内容。楚建波、胡罡（2003）提出跨国投资门槛论，认为垄断优势不再是FDI的前提，跨国投资门槛的高低决定了FDI的可能性；并根据投资动机的不同，将对外直接投资分为利润导向型、资源开发型和寻求优势型三大类，且投资门槛依次降低。李洪江（2004）提出“三层次理论模型”。该理论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三个层次，不同层次按不同理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张小蒂等（2004）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通过并购型FDI（逆并购）能获得和创造新的竞争优势。肖光顺（2004）提出了企业竞争力动态循环理论，认为国际竞争是一个长期过程，赢得国际竞争所必需的部分竞争力条件，可以在“走出去”之后逐步形成。姜萌萌、庞宁（2006）在双缺口模型的基础上，提出技术缺口概念，认为发展中国家弥补技术缺口不能只靠吸引外资，而应积极地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技术缺口是发展中国家跨国直接投资的动因之一。阎大颖、洪俊杰、任兵（2009）拓展了经典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提出了对企业OFDI决策有重要影响的制度优势，使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更加适用于解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和转型期经济体企业的国际化行为。郑磊（2009）认为逆向FDI^[8]阶段的基本动机就是获取优势条件，包括获取资源优势、技术优势、管理优势、品牌优势等。

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一般动因的研究

Liu（1992）认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六种：发展海外市场；赚取更多外汇；实现企业整体战略目标；刺激出口；赚取更多的投资回报；多样化生产，扩大经营范围。然而，Qiao（1996）和Qi（1999）认为中国政府在跨国经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政治动机是主要的决定因素。Cai（1999），张宗斌、于洪波（2006），邱立成等（2008），许林、柯珍堂（2009）研究认为中国企业OFDI的动因主要是寻求市场、自然资源、技术和管理技能以及金融资本。Deng（2004）认为寻求战略性资产（如品牌和市场网络）和寻求多元化也构成了中国企业OFDI的动因。Erdener和Shapiro（2005）认为，中国家族企业的所有权优势通常不是基于技术和专业知识上的，而是基于关系契约的，这使得中国家族企业能比竞争对手更快地捕捉到商业机会。Poncet（2007）认为，有限的国内需求、外国企业在中国市场带来的竞争压力、中国企业相对落后的研发能力和品牌以及国内供应的不足或价格过高的原材料都推动了中国企业的OFDI，这分别对应着中国企业OFDI的目的在于寻求海外市场、技术、战略性资产或自然资源等。Buckley等人（2007）研究发现，中国企业OFDI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寻求海外市场，但可能并不包括寻找自然资源或战略性资产。Buckley等人（2007）从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出发解释了中国企业OFDI的动因，主要是中国国内不完善的资本市场所带来的低成本资金优势、特殊的华人社会网络所带来的所有权优势以及政府对于经济的强力控制等制度性因素。Cheng和Ma（2008）研究发现，寻求国外市场构成了中国企业OFDI的重要动因。Cheung和Qian（2008）表明中国企业OFDI的目的是寻求海外市场和寻求自然资源。刘绍坚、姜荣春（2009）研究认为中国OFDI飞速发展的动因有三点：一是中国具备开展大规模OFDI的实力，二是中国面临加快推进境外直接投资的现实压力，三是中国政府着力完善境外投资促进体系。衣长军（2010）通过对中国与美日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动因的比较研究认为，学习、演练和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与西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有着本质的不同。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中国海外投资的迅速发展，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作了研究。他们的研究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从投资母国和投资东道国两个视角展开，以投资东道国视角的研究为主。

1.投资东道国视角的影响因素

（1）东道国市场规模。它是影响OFDI的显著因素，但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项本武（2005、2009）研究发现，东道国市场规模对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有显著的负影响。张新乐等（2007）也表明中国的对外投资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负相关。刘风根（2009）的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受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影响显著，两者负相关，即东道国市场的规模越大，中国对其的投资越少。但Cheung和Qian（2008）研究发现，市场规模更大的东道国吸引了中国企业的OFDI。而田毕飞、邱艳琪（2010）研究发现，市场规模因素对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区位选择存在一定的影响，但影响不显著。陈恩和王方方（2011）研究认为，东道国市场潜力和发展水平也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赵春明、吕洋（2011）的实证研究结论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与东道国GDP呈正相关。

（2）东道国的税收政策。对该因素的研究结果不太一致，如Newlon（1987）、Krugman（1992）等研究认为，东道国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各种优惠的税收政策对外资投入量起到了很重要的解释作用。但brewer（1991）、Wei（2000）等研究认为，东道国的倾斜性税收政策并没有对外资进入起到作用。

（3）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等制度和体制的规范性和合法性。大多数研究表明投资环境是吸引外资进入的重要影响因素，如Hall和Jones（1999），Goberman和Shaprio（2002）等。项本武（2005）指出，东道国的国家治理基础建设，即政治、法律、制度环境是重要的影响因素。阎大颖、洪俊杰、任兵（2009）的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的对外开放对生产型投资的影响更明显。黄保东（2010）认为东道国的政府管制和文化障碍是中国对其投资的主要负面因素。田毕飞、邱艳琪（2010）的研究表明，东道国的经济开放度、经济发展类型等因素与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区位选择存在正相关。但Buckley等人（2007）研究发现：政治风险更高的东道国也吸引了更多的中国OFDI，这与以往基于西方企业OFDI的发现截然相反。他们认为可能的原因包括中国企业并非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强化了中国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中国的意识形态影响了企业对东道国的选择，中国企业善于在高风险的环境下运营，中国企业愿意在一些被西方国家回避的国家投资以及中国企业可能缺乏合理评估风险的技能等。

（4）东道国的汇率。大多数研究表明，汇率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但实证结果并不一致。如周晔（2005）认为汇率是OFDI重要的决定因素。项本武（2005、2009）经实证研究，发现中国OFDI与东道国的汇率高度正相关。但张新乐等（2007）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对外投资与东道国的汇率负相关。赵春明、吕洋（2011）对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与东道国货币汇率呈负相关。

（5）自然资源禀赋。大多数研究认为它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Cheung和Qian（2008）研究发现：自然资源禀赋更加丰裕的东道国吸引了中国企业OFDI。Kolstad和Wiig（2009）通过研究发现，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和自然禀赋状况共同影响了中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中，自然资源禀赋更好的东道国所吸引的中国企业OFDI会更多。阎大颖、洪俊杰、任兵（2009）的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对资源型投资的影响更明显。但Buckley等人（2007）研究发现：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和专利注册状况对中国企业OFDI没有影响。

（6）工资水平或人均国民收入，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工资水平与中国对其投资呈负相关，如Cheung和Qian（2008），刘风根（2009），田毕飞、邱艳琪（2010）。项本武（2005）研究表明东道国工资水平对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有显著的负影响，但他本人2009年的研究发现：东道国工资水平对中国在东道国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对东道国人均国民收入这一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差别很大。项本武（2005）研究表明，中国OFDI与东道国的人均国民收入高度负相关。但张新乐等（2007）研究发现，中国的对外投资与东道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正相关。

（7）与中国文化相似性更强的东道国能够吸引更多中国企业的OFDI。如Buckley等人（2007），Cheung和Qian（2008）研究发现：与中国接壤或与中国地理距离更近、文化相似性更高的东道国会吸引更多中国企业的OFDI。这说明信息成本、物流成本和沟通成本是中国企业OFDI所考虑的重要因素。田毕飞、邱艳琪（2010）发现，东道国与中国文化的相似性与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区位选择存在正相关。

2.投资母国视角的影响因素

（1）经济发展水平。遵循邓宁的国际投资发展路径理论，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一国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对外投资则处于相应的发展阶段。如Andreff（2002）、刘红忠（2001）、高敏雪和李颖俊（2004）、邱立成和于李娜（2005）、涂万春和陈奉先（2006）验证了中国FDI符合“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认为中国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个阶段。董玉玲（2009）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2005年以前处于第二阶段，2005年以后开始向第三阶段过渡。

（2）母国的汇率水平。母国货币升值时，货币购买力相应增加，对外投资变得更加有利，因而会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如Froot和Stain（1991），Gross和Trevino（1996），周晔（2005），项本武（2005），黄友星（2011）等，张炜、李淑霞、张兴（2009）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下降会导致OFDI的增加，但影响较弱。黄静波、张安民（2009）的实证研究表明：汇率变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小一些。但项本武（2009）研究发现：双边汇率对中国在东道国的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影响。

（3）与东道国的贸易密切程度。多数研究显示，贸易与投资之间是互补关系，如Grossman和Helpman（1989），Gross和Trevino（1996），Leichenko和Erikson（1997），周晔（2005），黄友星（2011）等，项本武（2005、2009），张新乐等（2007），黄静波、张安民（2009），刘风根（2009），张炜、李淑霞、张兴（2009）等学者的研究结果都表明，中国的对外投资与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是显著正相关的。

（4）政府支持等制度因素。Poncet（2007）指出，那些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双边投资协议或其他类似合作协议的东道国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OFDI，反映了政府扶助和支持是中国企业选择OFDI区位时的重要考虑因素。Gugler和Boie（2008）从政策鼓励和资金支持等方面研究了中国企业OFDI中政府的推动性作用。阎大颖、洪俊杰、任兵（2009）的研究结果表明，本国政府的支持、海外华裔关系资源及自有资金的来源（融资能力）是成功实施OFDI的特定优势。黄保东（2010）认为中国企业OFDI所面对的资产约束、中国政府的金融支持和审批限制等资源和制度因素都会影响中国企业关于合资或独资方式的选择。但黄静波、张安民（2009）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经济自由度和出口遇到的贸易壁垒对OFDI都没有明显的影响，经济制度的变化对企业“走出去”影响也不显著。

（5）企业自身因素。如Deng（2003）认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是分析中国OFDI决定因素的适用框架。阎大颖、洪俊杰、任兵（2009）认为投资企业自身规模是中国企业OFDI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黄保东（2010）认为中国企业OFDI所利用的资产类型、所面对的资产约束、全球战略、获取技术和品牌的投资动机以及企业战略因素也是中国企业OFDI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

此外，黄静波、张安民（2009）认为GDP、能源需求和制造业RCA指数，张炜、李淑霞、张兴（2009）认为平均工资增长因素，贺书锋、郭羽诞（2009）等人认为政治因素，也是决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Cheung和Qian（2008）认为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推动了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的OFDI。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贸易效应

大多数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有显著的互补效应（创造效应），但进口效应结论不一致。张如庆（2005）的研究结论是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是不能证明中国进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有长期均衡关系。项本武（2006）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创造型的，但对进口具有替代效应，即中国OFDI促进中国向东道国的出口，而抑制从东道国的进口，并且出口效应和进口效应在区域间也表现出差异。刘龚、张宗斌（2007）采用ECM实证分析方法表明：在短期内，中国OFDI对出口存在替代效应；从长期看，中国OFDI对出口有互补效应。杨亚南（2007）得出结论：中国OFDI和出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且是互补关系。王英、刘思峰（2007）的结论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出口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并且OFDI流量每增加1%，出口额会增加0.131%；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对出口存在推动效应，对外直接投资的积累对于出口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大。张应武（2007）运用引力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互补效应，其中对出口的影响尤为显著。胡迪锋（2008）通过研究得出结论：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和进口创造型的，且出口创造效应较大，进口创造效应较小。谭亮、万丽娟（2010）分析得出中国OFDI与出口、进口在短期存在替代效应，在长期存在互补效应。杨震宁、贾怀勤（2010）研究表明：在长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存在创造效应，并且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贸易增长的Granger原因，投资与出口的关系为双向互补关系。

部分学者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影响不显著。蔡锐和刘泉（2004）基于小岛清的“边际产业理论”，运用岭回归方法，对1990～1999年中国OFDI贸易效应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进口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作用不大，与出口的关系则不显著；中国对非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进口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出口有一定影响。张如庆（2005）综合运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多种方法，对1982～2002年中国OFDI和进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表明进出口是OFDI变化的原因，而OFDI不是进出口变化的原因，对贸易的替代或促进作用不明显。陈石清、王宏江、徐静珍（2005）通过实证研究后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OFDI与出口没有明显的关系。陈石清（2006）的研究结论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中国OFDI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且两者之间也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项本武（2009）的检验结果显示，中国OFDI与中国出口和进口均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对短期的出口及进口的抑制（调节）作用并不显著。

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不同产业行业的贸易效应

学者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不同产业或行业的贸易效应的研究是近几年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成果并不多，但有限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非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是互补效应，即对非制造业的投资促进中国的出口；但对制造业的投资研究结论不一致，有的认为是互补关系，有的认为是替代关系，有的认为互补与替代关系并存。

王宏江、徐静珍（2005）实证研究后得出结论：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对外投资对出口的影响不同。各种商务服务类投资有利于带动相关出口；以获取自然资源为目的的OFDI能带动中间产品和服务出口，并且能提升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和档次；而制造业的OFDI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同类产品的出口，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技术的出口，提升总体出口档次。肖海霞（2009）的研究认为：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肯定为出口服务，进而带动出口；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能够带动相关设备、制成品、技术和劳务的出口；生产加工型企业投资的贸易效应情况各异，轻工行业投资与出口很可能是替代关系，机械加工投资有明显的出口带动作用，纺织服装行业投资对出口的影响是扩大和替代兼而有之。陈传兴、杨雅婷（2009）运用物理学中的灰色系统理论研究认为，中国OFDI与对外贸易总体呈正相关性，其中采矿业、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的正相关性较大。俞毅、万炼（2009）基于VAR模型分析框架的研究结果表明：进出口商品结构与OFDI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中初级产品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分别与OFDI存在相互替代效应，初级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出口分别与OFDI存在相互补充效应。

二 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

（一）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直接投资动因的研究

随着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经贸合作的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实践的快速发展、国际竞争的加剧以及国家能源战略的需求，关于中国对上合组织区域性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方面的研究也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程云洁（2009）认为新疆企业面向中亚市场“走出去”的动因主要是提升产业经营利益、规避贸易壁垒、开拓市场和获取自然资源。王峰峦（2010）认为资源寻求、市场寻求、贸易壁垒规避、地缘与政治是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上海合作组织现任秘书长М.Иманалиев（2011）认为，上海合作组织的职能除确保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外，发展经济合作是该组织工作最重要的方向之一，尤其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时，采取了鼓励开展更加密切的地区经贸和投资合作的措施，上合组织框架内的有关协议得到了及时的、分阶段的落实，法律基础和运行机制也不断巩固和完善^[9]。学者А.Рашид认为，上合组织发展的新目标应反映其成员国对实现共同经济繁荣的愿望。因此，在共同发展中，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应优先援助和推动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帮助这些国家改善投资环境，进而推动社会经济进步，是实现区域经济合作目标，最终降低中亚社会紧张程度、稳定区域局势的决定性因素。可见，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直接投资的动因还包括扩大国际影响、推动社会经济进步和改善国际关系等政治和文化动因。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可以归纳为：发展经济合作，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产业结构调整，规避贸易壁垒，获取更多的战略资源，改善国际关系等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动因。

（二）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中国对该地区的投资增长很快，但占比很小，与中国所具备的地理优势、人文优势、技术优势等很不相称，这引起了国内学者对影响因素的关注。目前，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直接投资来自东道国方面的制约因素，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1.社会和政府方面的社会环境制约

学者王也琪（2003）认为外国石油公司进入俄罗斯遇到的问题，一方面是外国公司承担的风险很大，致使投资者非常谨慎；另一方面是俄罗斯的税收制度、法律基础、项目审批制度、配套基础设施等不利于外国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赵常庆（2004）认为中国走向中亚国家的不利因素主要是某些国家社会秩序较差，当然也有中国方面的因素。李钢、刘华芹（2004）认为上合组织各成员国所面临的投资障碍非常突出，主要体现在投资的社会政治环境、投资的政策法规与监管环境、相互投资领域等方面。社会政治环境的不稳定性加大了投资风险，而政策法规的不断调整、不稳定和不完善以及监管环境现存的障碍，严重制约了区域内各成员国的相互投资。陈小沁（2008）认为，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能源合作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内部的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的制约，如俄罗斯对中国的疑虑、中俄的能源利益差别等。宋艳梅（2008）的调查结果显示，官僚和腐败是外资进入俄罗斯的最大障碍。姜龙和白莉莉（2009）认为，俄罗斯对外国直接投资的负面理解、自身整体经济不稳定、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缺少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错误的投资促进战略等因素是造成俄罗斯吸引中国直接投资的主要障碍。许云霞（2010）认为，中亚国家的投资政策与环境是主要制约因素。王跃生、杨力（2010）认为，俄罗斯投资环境中存在的最严重问题是腐败、行政效率低下、获得信贷难度大、货物进出口程序复杂以及税率较高。

2.经济因素的制约

赵常庆（2004）认为，中国走向中亚国家经济方面的不利因素主要是各国大企业的竞争，中亚国家经济实力不强、市场容量有限、市场运作不规范。刘华芹（2008）认为，上合组织区域内投资发展的障碍主要是区域内资金供需不平衡、区域内金融合作机制以及成员国的投资环境。陈小沁（2008）认为，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能源合作在经济方面的不确定性制约因素主要是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较大差距和成员国间的贸易障碍等。学者Yi Feng、Yi Sun和Joshua C.Walton（2009）通过数据分析认为，对俄罗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进入壁垒，如有政府制度限制、税收限制、消费者认知、产业发展水平、劳工素质以及区域经济环境和发展等方面的障碍。姜龙和白莉莉（2009）认为，俄罗斯市场规模小是俄罗斯吸引中国直接投资的主要障碍之一。

（三）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研究

关于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方面的研究，目前仅见到王峰峦（2010）采用协整理论分析1993～2009年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每增加1%，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出口相应增加0.2132%，中国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相应增加0.1461%。进而指出，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直接投资是出口创造型和进口创造型，说明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其进出口是互补关系。

三 文献评价

（一）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相关问题研究的评价

通过对国内外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影响因素以及贸易效应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现有研究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局限。

第一，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以阶段论和层次论为核心，强调学习型投资，基本上都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中国FDI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一般动因的研究角度多样，且主要结论比较一致。但上述研究对象大多数是发达国家，对转型国家、新兴经济国家以及非洲的落后国家的研究极少。

第二，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从东道国角度的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结论不一致，从投资母国（及中国）角度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如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等制度因素。

第三，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方面的研究，由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使用的分析数据等存在差异，对贸易和投资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不一，尚未形成一般性的结论。大多数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有显著的互补效应（创造效应），但进口效应结论不一致。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不同产业或行业的贸易效应的研究成果较少，结论也不一致。另外，理论验证过程中使用的数据和模型显得单一和简化，没有发现更深层面的研究结论。

（二）对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直接投资相关研究的评价

相关文献综述表明，目前国内学者在国家宏观层面对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总体和总量研究上，还没有对问题的局部和个量进行充分研究，缺乏对重要或重点区域更具针对性的系统研究和分析。而专门针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直接投资方面的研究论文还很少见，且存在诸多研究局限。

第一，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FDI理论和实践研究视角分散，缺乏系统的理论整合。国内外学者主要针对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投资的动机、领域、结构和特点以及投资环境、投资便利化和政策支持等问题进行了一般性研究，而且研究视角比较分散，缺乏系统的理论整合，没有形成统一的分析模式和方法体系。因此，系统和统一的研究亟待拓展。

第二，针对上合组织个别重点成员国FDI的研究比较多，但是从上海合作组织整体视角进行系统研究的还很鲜见。目前，国内对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主要侧重于研究中国在这些国家以石油天然气为主的能源、交通等领域的投资和经贸合作，以及对投资环境和政策方面的介绍，对直接投资系统的研究和策略分析研究非常缺乏。而且，能够从研究结论和过程中抽象概念和提炼理论的研究较为缺乏，仅仅对个别国家进行研究很难提出和验证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和理论发现。若不从整体视角出发，仅仅研究单个国家FDI的动因、风险、障碍和政策等问题，还是不能为政府在区域政策、外交政策和投资促进政策等方面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即使能够提出，其意见和建议也是片面的、缺乏系统的。

第三，由于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直接投资具有特殊性，现有的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理论都无法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除了在能源、服务等领域具有获得资源、市场和利益等一般动因之外（外向性资源连接），还具有维护区域政治稳定、促进区域国家间外交与合作、促进区域和平发展等政治动因或维护国家利益等特殊动因，需要在理论上给予合理解释。

第四，在研究方法上，目前对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直接投资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浅层面的一般定性研究，缺乏深度；而通过实际数据进行理论验证和研究假设拓展的实证研究几乎没有。即使是对影响因素这一国际早已广泛使用实证研究的问题，目前也只局限于定性研究。

此外，针对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直接投资贸易效应方面的研究也很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