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全球大追捕
向大屠杀的罪犯提起诉讼是悼念惨死在纳粹手下的牺牲者的最佳方式。全球闻名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与民间正义人士在追捕纳粹工作上的亲密伙伴，根据其报告，各国为追捕纳粹所采取的行动及其结果分成了五类。大多数国家都或多或少参与到追捕纳粹余孽的行动中，形成了全球大追捕的局面，其中有一些国家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此外，犹太人自己要单独与纳粹算这笔血债，尤为突出的就是世界上最神秘的情报组织摩萨德。
全球追捕纳粹的急先锋
全球闻名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与民间正义人士在追捕纳粹工作上的亲密伙伴，这个机构由马尔文·海尔于1977年在美国洛杉矶发起成立，并以著名“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的名字命名。西蒙·维森塔尔中心是全球追捕纳粹的急先锋，它保存着许多重要的纳粹战犯信息与档案，为无数罪犯的落网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中心的发展和壮大，除了在洛杉矶的总部外，维森塔尔中心在美国各地还有5个办事处，在以色列、法国和加拿大也有分支机构。
维森塔尔中心最主要的功能是作为一个收集纳粹大屠杀档案和资料的文献中心，其宗旨一是对公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纳粹大屠杀和其他有关罪行的教育；二是通过提供收集到的档案、情报和资料，参与对纳粹战犯的追捕。它是一个开放型的民间机构，到1990年时，已先后有38万个美国及国外的家庭以各种方式对中心给予了赞助和支持。
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例如，它曾促使西德政府取消了一些不利于对纳粹战犯起诉和审判的法令，曾施加影响迫使巴拉圭、智利等南美国家政府同意引渡或审判纳粹分子（其中包括“死亡天使”门格勒）。它还向一些西方国家提供证据，揭露隐藏在这些国家的纳粹分子，尤其是那些具有东欧血统的纳粹帮凶。它先后向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提供了大量资料，让数百名藏匿的纳粹分子和帮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使其中一些受到了法律的审判和惩处。
多年来，维森塔尔中心资助出版了一大批有关纳粹大屠杀的书籍、电影和磁带等音像制品。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心制作的一个叫做“第一页”的广播节目，每个星期通过北美的一些主要电台向全世界播出。这个节目主要是通过介绍犹太文化和宗教，以促进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理解和宽容。
维森塔尔中心的另一项主要活动是举办展览。它先后在美、英、法、德、奥地利、前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成功地举办过多次以纳粹大屠杀为主题的展览。维森塔尔中心于1993年在华盛顿开办的永久性的“纳粹大屠杀纪念馆”，是全世界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的纪念馆之一。这个纪念馆运用了大量当时最先进的高科技设备和手段，以及大量的实物和档案、资料，将纳粹大屠杀这一段人类最黑暗的历史真实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它一方面彻底戳穿了那些否认大屠杀的新纳粹分子的谎言，另一方面也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决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
自2001年起，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开始出版年度报告，对其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调査纳粹罪犯、并向他们提起刑事诉讼的工作进行总结。中心这样做是为了引起社会舆论对该问题的注意，以及促使参与该工作的国家政府做出更大的努力，以使大屠杀的罪犯能够得到应有的惩罚。中心一直认为，向大屠杀的罪犯提起诉讼是悼念惨死在纳粹手下的牺牲者的最佳方式。西蒙·维森塔尔本人也不仅一次说过，我们这一代人对大屠杀受难者所承担的义务，就是竭力追究大屠杀罪犯的责任。显然，对这些罪犯进行审判对于加强立法，保障全人类的美好未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根据2001年的报告，所述期间各国为追捕纳粹所采取的行动及其结果，维森塔尔中心将各国分成了A到F五类。
A类，取得巨大成效的国家。这些国家对追查纳粹战犯表现出十分积极的态度，并采取了各种明智的措施追踪涉嫌犯有战争罪的纳粹分子，努力保证案件调査工作和对罪犯的刑事处罚工作能够获得最佳的效果。唯一被划分在此类的国家是美国。
B类，实施了对案件进行调査、对罪犯提起诉讼的工作，并取得了中等水平成功的国家。此类国家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对案件进行调査，对纳粹战犯提起刑事诉讼，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被评为B类的国家有德国、加拿大和波兰。
C类，取得很小成功的国家。被划到C类的国家迫切需要采取附加措施。此类别包括在报告所述期间仅登记了一例判决案件或者仅提交了一条引渡要求的国家，很明显，它们没有将足够的努力用于査明和惩罚纳粹战犯。此类别的国家有立陶宛、法国、意大利。
D类：采取措施不足和没有任何工作成效的国家。此类国家尽管在口头上同意采取极有限的措施对纳粹所犯下的罪行进行调査，但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成果。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早就终止了试图追究罪犯责任的努力。这些国家只有在改变对该问题所奉行的方针政策的情况下才能取得实际的成果。D类别的代表国家有英国、奥地利、澳大利亚等。
F类：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的国家。原则上，此类国家拒绝采取任何措施对涉嫌犯有战争罪的罪犯进行调査，就更不用说对他们进行惩罚了，尽管有明显的证据可以证明在这些国家的境内就生活着此类罪犯。叙利亚、瑞典、巴西等国家被归为此类。
这份报告的诞生，给正义人士以鼓舞，也给那些成效不高的国家和政府以压力。从报告中可以看出，虽然仍有一些国家停留在无作为的层面上，大多数国家都或多或少参与到追捕纳粹余孽的行动中，形成了全球大追捕的局面，其中有一些国家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世界上最成功的追捕纳粹逃犯的机构”
美国是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对各国追捕纳粹工作进行评级时，唯一被评为A类的国家。但美国也并非一开始就对追捕纳粹这件事情这么上心，甚至一度还包庇了不少战犯。
二战结束后，除了南美，美国也是前纳粹战犯们梦寐以求的避难“天堂”。因为在南美，这些在逃的前纳粹分子不仅要注意观察政治动向，以求保全自己，还要为衣食生计操心，时时提心吊胆。而在美国这个作为西方自由世界龙头老大的国度里，他们不仅物质生活有保障，而且无须时时观察政治风云，无论是民主党上台还是共和党上台，都不会动他们一根毫毛。因此，要说庇护前纳粹战犯的“天堂”，美国才真正是他们理想的“天堂”。
战后初期的欧洲，到处一片混乱。战争使无数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尤其是刚从集中营、战俘营里出来的幸存者们，更是一无所有。而此时欧洲大陆的经济已经完全崩溃，严重依赖于美国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放宽了它长期以来实行的移民控制政策，允许部分欧洲难民进入美国。从1945年到1952年，大约有40万欧洲移民进入美国，许多纳粹分子就是趁这一机会来到美国的。其中以1948到1949年之间的人数较多。
不少纳粹战犯能到美国来，还与冷战的开始有密切关系。美国战后通过的《战争难民法案》，规定了不允许“纳粹、法西斯和共产分子”移居美国，但到1950年这个法案修改后，关于“纳粹和法西斯分子”的字样就没有了，只规定禁止“共产分子”移居美国。
美国当局是有意这样做的。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国内的反共势头高涨。为了达到反共目的，美国不但不排斥纳粹分子，而且还有意识地从前纳粹分子中网罗反共人才。从科学家、工程师，到特工、间谍、情报官员，只要对反共有用，美国都愿意吸收。有人甚至夸张地说，此时如果希特勒活着，大概也可以移民到美国来。
当然，也有人对此提出过异议，但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反响。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底，除了极少数名声实在太臭、影响太大的纳粹分子或纳粹帮凶外，美国基本上没有对进入美国的前纳粹战犯进行过任何调查和起诉。这里说的极少数的情况，包括战争期间为第三帝国提供了大量金钱和物资的尼古拉·马拉克萨、克罗地亚前内政部长安德列·阿图科维奇，以及被称为“犹太牢头”的约纳斯·列维等几个人。即便就是这几个人，尽管当时受到了调查，后来也没有受到惩处，他们的案子基本上都不了了之。
尼古拉·马拉克萨是罗马尼亚人，战前就是著名实业家，被称为“中欧的钢铁和机器大王”。战争期间，他在德国元帅戈林的亲自允许下得以继续生产和经营，为德国提供了大量急需的战争物资。另外，他不但是罗马尼亚亲纳粹的安东尼斯库傀儡政府的支持者，而且还是罗马尼亚法西斯组织“铁卫团”的成员。战后，尽管罗马尼亚共产党政府并没有对他采取什么措施，但他在将一部分资金转移到纽约的银行后，自己也伺机逃到了美国。当马拉克萨的情况被查清之后，美国有关部门曾打算将他驱逐出境，但他四处活动一番后，案子就被搁置了下来。马拉克萨依然舒舒服服地生活在美国，直到1963年病亡。
安德列·阿图科维奇罪行被查清后，美国当局因不想将他引渡给共产党执政的南斯拉夫，一直让他生活在美国。
“犹太牢头”约纳斯·列维的情况更令人气愤。列维本人是波兰犹太人，但却是一个十足的恶棍。他被抓进集中营后认贼作父，卖身求荣，干起了帮助纳粹管理犹太同胞的工作。据幸存者揭露说，列维对犹太同胞的毒打和折磨比德国人还厉害。战后他也趁乱混进了美国，后来被人指认出来。尽管美国司法当局对他进行了调查，并确认他有罪，但因这些罪行不是在美国领土上犯下的而无法对他进行惩处。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司法部曾一度打算将列维引渡给波兰，但又因波兰是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而作罢。
美国对前纳粹战犯的这种庇护态度，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才有所改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1962年以色列对艾希曼的处死。这件事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使许多人开始正视前纳粹审判的问题。他们对美国当局允许在逃纳粹分子进入美国，并逍遥自在地生活的做法提出了疑问。1974年一位犹太女众议员向美国司法当局提出了质询，并向国会和新闻界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她的呼吁得到了许多人的响应。在此压力下，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关于调查和起诉前纳粹战犯的法案，该法案后来被称为《霍尔兹曼修正案》（以该众议员的名字命名）。
1979年初，美国司法部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即“特别调查处”（简称OSI），对在逃战犯进行调查和起诉。这个调查处没有刑事管辖权，但具有民事和移民管辖权。如果该处发现某人是通过非法或者欺骗手段取得美国国籍，就可以立案，并通过法院剥夺其美国国籍；还可以进一步通过移民法院将该当事人驱逐出境。由于前纳粹案件都是些“陈年老账”，因此主要的调查手段就是查阅世界各地的历史档案。
“特别调查处”成立后，先后对数百起指控在逃战犯的案件进行了调查，并对其中的近百个案子提出了起诉。“特别调査处”移交给法庭的每个案件至少要经过7个步骤。首先，由于该嫌疑人在进入美国境内时隐瞒了自己的纳粹历史，法庭判决剥夺其国籍或取消其在美国的居住权。嫌疑人可以对该法庭判决提起上诉，法庭做出二审判决。接下来，在某一司法辖区，通常为居住地的移民法院对是否将此人驱逐出境召开听证会。然后移民上诉法院，其后是美国上诉法院，最后是美国高等法院对上诉进行审理。
由于美国法律规定，犯罪必须在美国领土上发生才属于可受到美国法律惩处的范围，所以对于那些前纳粹分子，即使铁证如山，最多也只是采取非法手段、隐匿身份骗取美国国籍等罪名，法院判决剥夺其美国国籍，驱逐出境或者是引渡给其他国家而已。美国法律还规定被判处驱逐出境者有权前往任何国家，只要该国政府愿意接收他入境。如果该国政府拒绝其入境，美国政府可将此人驱逐至其来美前的居住国，或者根据两国政府间的相关协议，将此人驱逐至其犯下罪行的国家。最后一个阶段历时最长，因为很多国家以种种原因拒绝接受纳粹战犯。由于整个过程要历时多年，很多原纳粹分子在美国度过了余生，却还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还有些人则直接逃往第三国。
但不管怎么说，美国毕竟是世界上第一个正式立法起诉和审判纳粹战犯的国家。到1999年底，美国一共剥夺了60名前纳粹分子的美国国籍，并将其中的53人驱逐出境。在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审判和驱逐的纳粹战犯比全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的总人数还要多。著名的赫尔米娜·赖安案、费奥多·费多仁柯案和安德烈·阿图科维奇案都是在美国司法部“特别调查处”的协助下成功受审的。
赫尔米娜·赖安是第一个被从美国引渡到他国受审的纳粹战犯。赫尔米娜·赖安原名赫尔米娜·勃劳恩斯坦纳，二战期间她先后在拉文斯布奈克集中营和马达内克—卢布林卡死亡集中营中担任女看守，对犯人任意打骂折磨。1949年她因在拉文斯布奈克集中营迫害和虐待犯人被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她与美国士兵卢塞尔·赖安结婚，改用夫姓，并隐瞒自己过去的经历申请移居美国、加入美国国籍。1968年8月，美国有关部门对她进行调查后，认为她是以欺骗方式获得的美国国籍。她经过一番申辩后，主动提出放弃自己的美国国籍，条件是当局不要将她驱逐出美国。这一要求得到了同意，于是她继续留在了美国。
1973年，联邦德国提出要求将赫尔米娜·赖安引渡到德国受审，理由是她作为卢布林卡集中营的看守，犯有屠杀罪。赫尔米娜·赖安知道，她只要一离开美国就完了，于是拼命活动，企图逃脱被引渡的命运。她提出了种种理由，如：她是奥地利人而不是德国人，她原来已在奥地利服过刑；卢布林卡集中营不在联邦德国境内，德国的引渡要求带有政治目的等等。但这些理由被法庭一一驳回。1973年8月7日，赫尔米娜·赖安被从美国引渡到了联邦德国。1975年11月她与另外9名原集中营看守一起在杜塞尔多夫地区法院开始受审。1981年，她被认定参与了对数百名囚犯的屠杀，被判处终身监禁。
费奥多·费多仁柯在二战期间辗转几个集中营做看守，对关押在其中的犹太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战后他逃到美国，还在美国重新结了婚，有了孩子。当美国移民局盯上他要剥夺他的美国国籍并驱逐出境的时候，他坚持他是被迫从事看守工作，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法院起初竟真的作出了有利于费多仁柯的判决，认为他确实是被迫为德国人服务，到美国之后努力工作，无任何犯罪记录，不应该剥夺他的美国国籍。眼看对费多仁柯的起诉就要失败，美国移民局将案子移交给“特别调查处”，在《霍尔兹曼修正案》和“特别调查处”提供的有力证据下，费多仁柯最终得到剥夺国籍驱逐出境的判决。
费多仁柯案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例作为纳粹战犯被剥夺了美国国籍的案子，正是在此后，美国才相继剥夺了几十名前纳粹分子的国籍。因此，有人称此案的判决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判决”。
安德烈·阿图科维奇是战后逃到美国的职位最高的纳粹战犯。他1899年出生在南斯拉夫的黑塞哥维那，二战期间曾任亲纳粹克罗地亚傀儡政府的内政部长，在克罗地亚建立集中营杀害犹太人。战后他躲到美国。“特别调查处”成立后调查到阿图科维奇的身上，1984年南斯拉夫驻美使馆要求引渡阿图科维奇。阿图科维奇声称自己已经是80多岁的人，年老体弱无法接受审判，想借此逃脱惩处。但在“特别调查处”的医生证明下，法官相信阿图科维奇足够健康，将阿图科维奇引渡到南斯拉夫。这个恶魔逃亡了39年终于被送回了自己的祖国，并被枪决。
20世纪80年代，前苏联司法机构对“特别调查处”追捕法办在美纳粹战犯的工作给予巨大援助。如果刚开始美国司法部的工作人员还在担心，前苏联政府会将追捕美国纳粹分子用于实现自己的目的，但是在共同工作后，他们确信，苏方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那些纳粹战犯受到法律的惩处。对于苏联人来说，追捕纳粹分子，不仅仅是对过去事情的清算，它具有现实意义。
1976年，美国司法机构请求苏方提供司法援助。根据双方签订的非正式协议，1980年至1985年间，前苏联总检察院搜集并转交给美国司法部“特别调查处”两万多份有关152名隐藏在美国的嫌疑犯的证据。同时106名美国司法人员来到前苏联，对“特别调查处”调査的32起案件的212名证人进行了取证。1984年在前苏联总检察院，美国司法部时任副部长理查德、“特别调査处”时任主任谢尔等美国司法人员和相关抓捕人员与苏方人员就此类案件开展合作问题进行了讨论。这种合作对于当时的苏美关系而言是很罕见的。
美国司法部“特别调查处”的工作受到全球的赞扬，它被称为“世界上最成功的追捕纳粹逃犯的机构”和“追捕纳粹战犯最得力的机构”。全世界犹太人大会宣称，“在纠正历史的不公正方面，没有任何一个联邦政府机构做得比‘特别调查处’要多”。
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改变
在美国“特别调查处”和美国司法部的影响下，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也一改消极态度，先后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起诉和审判在本国抓获的纳粹分子，对纳粹分子形成了全球追捕的网络。
1998年12月，英国伦敦，英国最高法院第12庭开始审理前纳粹分子安东尼·沙沃纽克案件。
被告席上的安东尼·沙沃纽克已77岁，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满头白发，腰躬背驼，耳聋眼花，行走吃力，总是拄着一根拐杖。他的这副模样令人不由得产生一种怜悯之心，很难将他与一名凶恶的杀人犯联系起来。根据起诉的材料，沙沃纽克原籍是白俄罗斯的多马奇沃，后移居英国，退休前是英国铁路公司的一个检票员。
据指控，沙沃纽克手上沾满了犹太人的鲜血。1942年纳粹占领期间，他主动为德国人服务，在多马奇沃充当为德国人服务的警察。他不但在当地到处搜捕犹太人，而且亲手杀死了许多犹太人。在1942年9月的一次集体屠杀中，多马奇沃镇的2900多名犹太人全部被杀死。此后，沙沃纽克又积极搜查漏网的犹太人，抓到后便将他们处死。据证人说，有一次沙沃纽克抓到三个犹太人后，命令他们各挖一个大坑，然后站在他们身后用手枪向头部开枪，将他们一一击毙，使他们倒在自己挖的坑中。还有一次，他让15名被抓获的犹太妇女脱光衣服，排成一行，从后面用冲锋枪将她们全部打死，然后再用土掩埋掉。
法庭上前来旁听的人不算很多，派员前来报道此案的新闻机构也没有原先估计的那么踊跃。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人对半个世纪前的历史早已生疏了，不仅一般的年轻听众对此案的背景没有多少了解，就是连以中年人为主的陪审团也对案件的许多情况不熟悉。因此，开庭后第一次被请来的证人并不是与案件直接有关的人员，而是一位研究纳粹大屠杀的学者布朗宁教授。第一次听证就像上历史课一样，由这位教授讲述希特勒为什么要屠杀犹太人。包括一些记者在内的年轻人就像听天方夜谭一样对他所讲的内容感到新奇。一个老记者感叹地写道：“想不到审判竟会是以这种讲课的方式开始的。”
经过4个月的庭审和辩护，最后沙沃纽克终于被确认杀死了18名犹太人。1999年4月，法庭宣布判处他两次终身监禁，此时他已78岁了。
在很长一个时期里，英国一直没有关于起诉和审判前纳粹战犯的法律，因此即使已有确凿的证据，司法机关也不知应该如何办，最多往往是按一般的刑事谋杀案来审理。直到1991年，在英国犹太人的强烈要求下，在各方面的压力和美国的影响下，英国国会经过多次辩论，才制定了一个专门针对前战争罪犯的法案。即使是这样一个法案，在英国通过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许多议员都认为英国并没有必要像美国或者加拿大一样制定这样的法律，因为战后进入英国的中东欧移民并不很多。英国时任首相爱德华甚至认为，找几个老人来进行这种表演式的审判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不管怎么说，英国毕竟还是有了这样一个法律。而且与美国不同的是，英国的法律规定，即使犯罪的原发生地不在英国，英国对该罪犯也具有司法管辖权。
同一时期，英国工党政府也下令警方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战犯调查处。从1991年到2000年初，共有376起纳粹案件在英国战犯调查处被立案调查，取证调查费耗去了近千万英镑。尽管最后正式起诉和定罪的战犯并不多，但英国的纳粹追捕工作渐渐开始步入正轨。
除美国和英国外，对欧洲难民一度敞开移民大门的还有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说，当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纳粹战犯的态度就是“打开大门，闭上眼睛”。谁也说不清到底有多少纳粹分子逃到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称：大部分纳粹战犯都是在1946到1951年间逃到加、澳两国的，在此期间，进入加拿大的纳粹战犯和纳粹帮凶约有3000人；去到澳大利亚的纳粹分子约有1000多人。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时，这些纳粹分子中大约还有一半人仍然活着，而且生活得很不错。
加、澳两国战后不仅故意网开一面，把这些纳粹分子放进自己的国家，而且多年来这两个国家的历届政府对当地犹太社团和有关人士要求追查纳粹战犯的呼声一直置之不理。维森塔尔中心曾列出过一个218人的名单，交给加拿大政府的有关部门，希望政府对他们进行调查和起诉。该中心称这些人都是货真价实的纳粹分子，因为他们都是党卫队成员，其中不乏血债累累的杀人凶手。同样，苏联政府也向加拿大政府提交过一个类似的名单。
然而，追查纳粹分子的斗争在加拿大却遇到了强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东欧移民集团，其中最强大的是乌克兰裔居民。加拿大有60万乌克兰裔居民，由于调查名单上的纳粹战犯多数是乌克兰人，所以他们便认为这种所谓追捕纳粹战犯的运动实际上是针对乌克兰裔居民的种族歧视运动。他们称，乌克兰裔居民并不反对将加拿大的纳粹战犯绳之以法，但坚决反对这种点名式的搜捕。他们举行抗议示威，利用包括议会政治在内的种种手段，阻碍对纳粹战犯的调查和起诉。而坚决要求追查纳粹分子的主要集团是加拿大的36万犹太人。他们在人数上虽然没有乌克兰人多，但在社会中的影响却相当大。于是，纳粹战犯问题便成了加拿大乌、犹两大集团族群斗争的焦点。
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以及美、英等国的影响下，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才开始采取行动。
加拿大政府于1985年2月成立了一个“纳粹战犯调查委员会”，并拨给了100万加元的经费。一年多后，这个委员会向政府提交了一份被称为《德斯赫纳斯报告》的调查报告。该报告称确实有不少纳粹分子在加拿大，建议尽快通过立法对这些纳粹分子进行审判。1987年2月，加议会通过了审判纳粹战犯的立法，并在1988年进行了第一桩纳粹案的审判。自此，加拿大也不再是纳粹战犯的避难“天堂”。
在追查纳粹战犯问题上，澳大利亚比加拿大态度还消极，行动也更迟缓。它也是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才开始有所动作。1986年，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电台播放了一个叫做《在澳大利亚的纳粹》的节目，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情况，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纷纷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将在澳大利亚的纳粹分子彻底查清并绳之以法。迫于此压力，澳大利亚政府到1987年才勉强成立了一个“特别调查处”，开始追查在澳的纳粹战犯。到1988年，澳大利亚“特别调查处”向政府提交了一份有500个人的纳粹战犯嫌疑名单。但过了4年之后，到1992年时，这个500人的名单上只有4人被正式调查起诉，而澳大利亚“特别调查处”却被当局以经费困难为由解散了。
以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都遭到驱逐的“过街老鼠”、前拉脱维亚秘密警察头目康拉德·卡里吉斯的情况为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澳大利亚在追查纳粹战犯问题上的态度。卡里吉斯早在1950年便来到澳大利亚，1957年成为澳大利亚公民。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作为一名在逃的纳粹分子，他竟在1950年被澳大利亚移民局聘为一个移民和安置中心的负责人。他在那里干了3年多，参加了许多新移民的安置和吸收工作，给不少纳粹同伙移居澳大利亚帮了大忙。卡里吉斯为他们出具假证明，办理身份卡和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
后来卡里吉斯以墨尔本为基地做起了房地产生意，在美国佛罗里达等地购置了豪华别墅。他自1959年起主要居住在美国，在那里一直生活了35年，直到1994年身份暴露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卡里吉斯回到澳大利亚后，不断遭到当地的犹太人和反纳粹人士的抗议和声讨，于是没过多久，他又搬到了加拿大居住。1997年，加拿大政府也宣布将他驱逐出境，这个老纳粹于是逃到了英国，生活在一个条件优越的养老院里。1998年初，英国也开始采取行动，准备对他进行起诉。最后，这个不受欢迎的“过街老鼠”在澳大利亚当局的许可下，又回到了他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老家。
尽管许多澳大利亚人对此提出了抗议，一些犹太人甚至在机场举行了示威。但澳大利亚当局仍以证据不足为由没有对卡里吉斯采取相应的行动，反而还派出警察对卡里吉斯的住宅加以保护，以防止抗议者和记者对他进行“骚扰”。澳大利亚犹太人协会愤怒地说，澳大利亚已经成了最后的“纳粹天堂”。
直到1995年以后，加拿大、澳大利亚两国才都加快了追查和起诉纳粹战犯的速度。然而，时间已经太晚了，无论是那些在大屠杀中双手沾满鲜血的纳粹分子，还是那些侥幸逃生的大屠杀幸存者，都已经越来越少了。
虽然法律能够通过时间来不断完善，但已被扭曲的历史却不可能再通过时间来矫正了。严酷的现实给更多的国家以警醒，在抓捕纳粹的工作上，所有国家都全力加速，纳粹战犯们已无处可逃。
摩萨德在行动
除了上述各国之外，犹太人自己要单独与纳粹算这笔血债，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世界上最神秘的情报组织摩萨德。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东北非地区掀起了风起云涌的独立浪潮，像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约旦、黎巴嫩以及摩洛哥、突尼斯等纷纷摆脱了英、法、意、西等国的殖民统治，先后获得了独立。在这些国家中存在着对前宗主国的对立情绪，而对德、意等前法西斯国家却抱有一种说不明道不清的感觉。
随着犹太人大量地移居巴勒斯坦地区，这块前英国委任统治地的形势愈益紧张，犹太新移民与当地阿拉伯原住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不断加深加剧。阿拉伯人认为，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侵犯了他们世代在这块圣地上居住的权利。同时，他们还认为，这种局面的形成，完全是英美等大国支持的结果。1947年11月，在美英等国的操纵下，联合国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引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强烈抗议，阿以冲突也进一步激化，并开始演变成小规模的武装对抗。阿拉伯人知道，欧洲大部分国家，尤其是纳粹德国对犹太人似乎有着一种天生的厌恶与排斥。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矛盾的现实使他们意识到，那些反犹、排犹分子、纳粹党人也许正是自己的天然盟友，这些人中有许多是科技专家或军事与情报能手，可以联合他们对付共同的敌人——犹太人。这样，纳粹逃亡者拥向中东地区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
在与以色列的对抗中，埃及总是站在最前列。埃及领导人为了争夺自己在阿拉伯世界中的领袖地位，在未来对以战争中打败对手，几乎是倾其所有来发展军事工业，增强军事实力。但埃及缺乏这方面的人才，于是，他们便把目光转向以色列人昔日的仇敌——纳粹德国。埃及人向他们伸出了友谊之手，前纳粹科学家、秘密警察和军官们争先恐后地拥入这块抗击以色列的“圣地”。在整个中东地区，隐藏在埃及的德国纳粹分子是最多的，也是最受优待的。
威廉·美赛施米特，原是第三帝国最主要的战斗机设计师。费尔南德·布兰德纳教授，原是德国容克式飞机工厂的总工程师。他们俩分别带着几百名德国的技术工程师来到尼罗河畔。在两位科学家的带领下，埃及导弹工厂的德国专家们夜以继日地工作。1962年，埃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展示了两种中程地对地导弹。纳赛尔在仪式上豪气十足地向他的敌人宣布：“先生们，现在，我们有能力打击贝鲁特以南的任何一个目标了。”
以色列人神经紧张地注视着这一切，摩萨德特工头子伊赛尔·哈雷尔更是心急如焚。
摩萨德，全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主要负责以色列境外的各种秘密活动。在世界著名的情报机构中，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和前苏联的克格勃的规模和活动能力无疑位居榜首，领尽风骚。但他们的特工在谈及以色列的摩萨德时，无不肃然起敬。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摩萨德到底有多少特工、每年花多少钱，但它搜集情报能力之强、效率之高和能量之大绝不在美、苏两大情报机构之下。以色列本来就是一个谜一样的国家，摩萨德更是披上了神秘的面纱，乃至被神化，仿佛世界上没有它摸不清的情况和办不到的事情。
以色列是一个弹丸之国，人口和主要设施大都集中在城市，一旦遭受导弹攻击，损失将极为惨重。因此面对埃及生产的中程地对地导弹，伊赛尔·哈雷尔认为这是纳粹分子通过阿拉伯人向犹太民族发起的又一次战争。哈雷尔毫不犹豫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哈雷尔亲自跑到欧洲，对联邦德国特工首脑莱茵哈特·格伦施加巨大压力，强烈谴责德国政府纵容纳粹分子对以色列人新的迫害、要求格伦采取措施。同时，哈雷尔向欧洲各国舆论界和以色列国内报界透露了大量纳粹分子在埃及活动的情况。各家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了这些秘密，并特别揭露那个曾经在达豪和拉文斯布吕克纳粹集中营领导过毒气试验的党卫队上校，现在正在埃及领导着化学武器的试验，他研制的毒气曾经造成了数百万犹太人的死亡。
以色列的这场宣传攻势，引起了世人的巨大反响，联邦德国时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不得不对在埃及工作的德国科学家发出号召，要求他们返回德国，并同时许诺，德国的大公司将为他们提供稳定的职业。可是，除了少数人离开之外，大部分专家仍决定留在埃及，因为这里生活舒适，他们住豪华别墅，有成群的仆人，而且不用交收入所得税。
这一次，哈雷尔又决定采取更为大胆的超乎人们想象的行动，就像当初万里擒拿艾希曼一样令人大跌眼镜。
1962年9月，在开罗，导弹研制小组重要成员海茵茨·克鲁格突然失踪，而且再也没有回来。导弹设计师沃尔夫冈·皮尔茨收到一封恐吓信，他的秘书汉内洛拉在拆信时，内装的炸弹爆炸，汉内洛拉身负重伤。同样，一个来自欧洲寄给卡姆尔·阿扎兹将军的包裹突然爆炸，5名德国工程师当场死亡。另外，还有5名替埃及人卖命的德国人在开罗市中心因“意外事件”而死于非命。在德国，这些纳粹分子的亲人和挚友也频频收到威胁，要求他们通知在埃及的造孽者赶快回家，否则连同他们都要一起遭殃。这使得在开罗的老纳粹们害怕了，他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他们和亲友的生命在时刻受到威胁。
由于对安全的顾虑和对法令的考虑，这些前纳粹科学家们不得不纷纷离开埃及，返回了他们在德国的老家。而其他纳粹分子或转入隐秘活动，或又逃往其他地方。到1967年，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离开了埃及这块令他们迷恋的避难地。
此外，摩萨德还一直密切与各方抓捕纳粹战犯的组织机构合作，对那些在逃的纳粹分子进行抓捕，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著名的纳粹恶魔艾希曼就是在摩萨德特工的努力下抓获的，这个恶魔最后被判处绞刑。
在全球追捕纳粹的行动中，有些国家一直走在前面，另一些国家或许在初期表现并不尽如人意，但随着对纳粹罪恶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它们也加快了抓捕的步伐。对于那些心存侥幸的纳粹分子来说，这世上已无他们的“天堂”。
（参考资料：《全球大追捕》羊城晚报出版社2002年7月、《纳粹猎人：全球追捕纳粹战犯纪实》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年9月等；作者：刘亚明、李华、肖宪、B·格拉乔夫等）
链接 为摩萨德工作的纳粹奥托·斯科尔兹内
1962年，中东形势紧张。铁腕人物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的主要大国，与以色列对峙，双方都虎视眈眈。
奥托·斯科尔兹内颇有传奇色彩，二战期间他是德国党卫军特种部队的领导人，最有名的战绩是1943年9月在一座山顶空降，成功营救了被囚禁在那里的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1944年10月，他突袭布达佩斯城堡山，阻止匈牙利政府向苏联投降；1944年底，他又组织了让会说英语的德国兵伪装为美军，在美军后方制造混乱的“狮鹫行动”。二战之后，斯科尔兹内参与老纳粹的不少秘密组织与活动，比如帮助战犯逃往南美。吸引摩萨德注意的是，斯科尔兹内在以色列敌国埃及的秘密活动。
1953年，斯科尔兹内来到埃及，担任军事顾问。除了作为军事顾问训练埃及正规军之外，他还对一些阿拉伯志愿者作了特种作战的训练。在1953至1954年间，斯科尔兹内帮助埃及军方筹划了通过加沙地带渗透进入以色列的计划。随后斯科尔兹内继续为埃及新任领导人纳赛尔服务。
上世纪50年代在埃及活动的德国专家一共有五十多人。当时的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知道有一批德国人（其中不少是纳粹分子）在为埃及服务，这影响了西德与以色列的关系。于是阿登纳颁布法令，禁止德国人为外国军队服务（除了法国外籍军团）。但从法律上，西德官方其实拿这些人没有办法。并且，苏联也在致力于影响中东，如果德国人不为埃及提供服务，那么苏联就可能会抢占先机，这是西德不愿意看到的。军火商哈桑·萨义德·卡米尔为埃及招募到很多德国科学家，其中大部分都是二战期间为纳粹政府工作过的老专家。有了世界一流专家的帮助，埃及的导弹项目风生水起，1962年7月成功试射了一枚导弹，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和广泛关注。
对于埃及的导弹研发，以色列忧心忡忡。后来摩萨德搞到德国科学家沃尔夫冈·皮尔茨写的文件，其中说德国专家在埃及的研发基地正在制造900枚导弹。摩萨德领导人伊塞尔·哈雷尔对斯科尔兹内产生了兴趣。
斯科尔兹内为摩萨德工作的惊人故事，直到1989年才由以色列安全与情报期刊《马塔拉》披露出来。
有的研究者认为斯科尔兹内当时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在为摩萨德工作，但2010年以色列历史学家汤姆·塞格夫的《纳粹猎手西蒙·维森塔尔传记》中说，斯科尔兹内向维森塔尔表示愿意帮助他，条件是维森塔尔将他的名字从战犯名单中去掉。维森塔尔拒绝了，但斯科尔兹内最后还是帮助了他。
2016年，以色列作家和记者约西·摩尔曼（Yossi Melman）和美国记者丹·拉维夫（Dan Ra-viv）披露了更多信息。根据他们的研究，斯科尔兹内的确为摩萨德工作过，他于1962年9月刺杀了为埃及服务的德国商人海因茨·克卢格。克卢格是慕尼黑一家公司的经理，而该公司实际上是埃及官方的“幌子”，在欧洲为埃及提供与导弹有关的设备。斯科尔兹内用邮件炸弹炸死了埃及研发基地的5名工作人员，他还向以色列提供了为埃及服务的德国科学家名单，以及秘密向埃及出售军械的欧洲公司的名单。
斯科尔兹内从未解释过自己为何愿意为以色列工作，也许是为了寻求冒险和刺激，也许是为了保证自己不会被摩萨德刺杀。他后来于1975年7月在西班牙死于癌症，诸多前纳粹德国官员、军人和新纳粹分子参加了他的葬礼。当时恐怕没有人想到，他居然为纳粹的死敌摩萨德工作过。
（责任编辑：王文彩；参考资料：《欧洲最危险的男人》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11年7月；作者：陆大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