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个概念
概念是思维的基本要素和单位，反映客观事物的一般属性和本质特征。人类在认识过程中，把所感受到的事物的共同点抽象出来加以提炼，就形成了概念。概念与经典是有机整体，概念是经典的细胞和基础。概念组成经典，没有概念就没有经典；经典观照概念，没有经典的理论体系，概念就不可能与所反映的客观事物以及相关概念建立起联系。儒家和道家的基本概念是道仁、义、礼、智、信、孝、忠、廉、耻。
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概念。所有思想家都有意无意地使用过道的概念，孔子对道十分推崇，却没有从本体论的高度加以论证，而是把道纳入伦理道德范围，主要内容是忠恕。“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道”字最早见于金文，原义为道路，引申出规律、原则、道理等哲学内涵。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子是第一个自觉研究本体论的思想家，他把道看作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本原和起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第二十五章》）。老子研究本体论，提出道的概念，表明中华民族在上古时期就具有形而上思维就在探索宇宙万物的根本原理。黑格尔指出：“道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源，中国人把认识道的各种形式看作是最高的学术。……老子的著作，尤其是他的《道德经》，最受世人崇仰。”[11]雅斯贝斯在《大哲学家》一书中将老子列为“原创性形而上学家”。
仁是孔子学说的最高范畴，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概念。在孔子看来，仁的本质是爱人，而爱人要约束自己，“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爱人要遵守礼制，当颜回问仁的具体内容时，孔子回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回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爱人要助人为乐，“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孔子认为，仁是个体道德修养的准则，也是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值得为此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孟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仁的思想，认为仁是人心和人的本性，“恻隐之心，仁也”，把仁和义联系起来，并列为最高道德准则，“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离娄上》）董仲舒则进一步推衍孔孟思想，区分仁与义的不同作用，“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春秋繁露·仁义法》）。宋儒提出“一体之仁”的命题，最为典型的表述是程颢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和程颐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程氏遗书》）。仁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甚大，促成了传统文化由上古向中古的转变，沟通连接了孔子之前与之后的文化血脉，确保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没有中绝和断裂。
义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义在社会上运用广泛，政治统治叫道义，社会交往叫信义，亲友之间叫情义，言行得体叫礼义，江湖习惯叫侠义。人生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与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义是伦理道德评价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概念。“义”字在甲骨文中已出现，繁体字为“義”，与“仪”相通，意指凭借一己之力显现于外的气象和容貌，具有道德性质和功能。义的另一个理解是“义者，宜也”，意指公正、恰当、适宜的道德行为。儒家高度重视义，孔子将其规定为君子品格，“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孟子则把义规定为君子的本性，“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意思是，君子的本性，仁义礼智之根植在他心中，而发出来的神色是纯和温润，它表现于颜面反映于肩背，以至于手足四肢，在手足四肢的动作上，不必言语，别人一目了然。孟子还将义提升到与仁并列的高度，由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为人性善的规定。正是仁义并重的思想，使得孟子不仅继承了孔子衣钵，而且发展了儒家学说，在传统文化发展史上奠定了其亚圣的地位。荀子也对义的概念作出了重要论述强调“仁者爱人，义者循理”（《荀子·议兵》）。循理而行就是适宜的行为，这是义的重要内容和真谛所在。
礼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也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中华民族因此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的实质是别异，就是区分人在社会关系中不同的角色、身份和地位，制定出相应的礼仪规范供人们遵循践行，进而形成和谐的社会关系网和人伦秩序。“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这里的贵贱、长幼、贫富似乎不是人格意义上的不平等，而是社会角色的差别和道德规范的不同要求。礼的主旨是敬让，“恭敬之心，礼也”（《孟子·告子上》）；“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恭敬是“在貌为恭，在心为敬”（《礼记正义·曲礼上》引何胤语），名为两个概念，实为一个内容，那就是敬的感情，即发自内心的尊敬和敬重。辞让亦称退让，“应进而迁曰退，应受而推曰让”（《礼记正义·曲礼上》）。孔子认为辞让既是君子遵礼的表现，又是君子人格的组成部分，“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礼的目的是和谐，“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谐的关键是人人都要学习礼义，践行礼仪，遵守礼制。只有大家各守其礼，各安其位，整个社会才能和谐稳定。和谐的前提是学礼，孔子对自己的儿子孔鲤强调：“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论语》的最后一段话还强调学礼知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智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在孔子那里，属于德性范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中庸》）；在孟子那里，属于人性范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智”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先秦时期智与知通用，本义有了解、识别的意思，引申为名词，既有知识的含义，意指人类在实践中探索认识物质世界以及精神世界的成果；又有智慧的含义，意指基于神经器官的一种综合能力，即运用知识、经验、技术解决问题，完成任务和实现目标的能力。围绕智的概念，形成了尚智与反智的不同看法。儒家尚智，把智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强调智是君子人格的一部分。孔子还指出智者与仁者的不同表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道家反智，老子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第十八章》）道家并不是真的反智，而是辩证地看到了智的负面影响，有可能演变为虚假伪善、尔虞我诈和机巧权术。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儒家和道家对待智的不同看法，既相互批判又相互吸纳，才构建了传统的智慧观。
信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其源头来自于孔子。信的本义是言语不虚妄，意指不自欺、不欺人，表里如一、言行合一。与信联系最密切的概念是诚，《说文解字》中信与诚互训，“信，诚也”；“诚，信也”。在先秦儒家中，信并不是最重要的伦理道德概念，而是众多道德条目中的一个。在孔子那里，信是仁的组成部分，两者是纲与目的关系，信服从于仁，仁指导着信，“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孟子明确把仁义礼智规定为人之本性，却没有给信留出位置。到了西汉，董仲舒才将信纳入儒家思想的基本范畴，“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汉书·董仲舒传》）。儒家倡导人伦主要指父子、君臣、夫妇、长幼和朋友关系，孟子指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这些人伦关系是有差异的，最大的差异不在于不同的伦理规范，而在于双方平等与不平等的关系。传统社会实行的是宗法等级制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双方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唯有朋友双方是平等关系的主体。信的本质是平等，是平等的主体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孔子没有给信最高德目的地位，却重视朋友之间的诚信交往，“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
孝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主要象征。黑格尔指出：“中国这个文化大国是纯粹建筑在孝敬这一道德基础之上，国家最为本质的特征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12]孝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概念，儒家以仁为核心构筑起的思想大厦，其基础则是孝，“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孔子把孝纳入仁的范畴，最大贡献是引敬入孝，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亲之情”上升到人文关怀的高度，凸显了孝所具有的人本精神，“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孝养父母是孝的主要内容，而孝养父母可区分为物质奉养和精神奉养两种情况，真正的孝养是物质与精神的有机统一，关键在于敬。敬的主要表现是和颜悦色，“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朱熹解释道：“故事亲之际，惟色为难耳，服劳奉养未足为孝也。旧说，承顺父母之色为难，亦通。”（《四书章句集注》）情自心意、境由心生，子女奉养父母，和颜悦色是表现形式，内心却是敬意和爱恋。
忠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伦理道德规范。“忠”字的构造是上“中”下“心”，即中在心上，中正不斜，其原初含义就是忠诚、忠信，《增韵》释忠为“内尽其心，而不欺也”。儒家全面论证了忠的概念，传统文化中关于忠的思想实际是儒家的思想。但是，儒家之忠内容庞杂，认识不尽一致，前后差别很大。在孔子那里，忠很难说是一个重要概念，只不过是仁的一个德目；《论语》一书论及忠字，大多是忠信或忠恕合并使用，侧重于修身和待人处世方面的内容。《孟子》一书很少论及忠字，偶尔论及，也是属于伦理道德范畴，“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孟子·滕文公上》）。后世儒家将忠与忠君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在孔孟那里，忠君的思想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作为伦理道德规范，忠不仅是君臣关系的行为准则，而且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准则，“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子罕》），更是个人道德品质的基本要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
廉是一个政治伦理概念，与公共权力相联系，与腐败相对立。没有公共权力，就没有腐败，也就没有廉洁的问题。廉的实质是“无取”，“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孟子·离娄下》）。廉与财物相关，无取就是官员不取不义之财。在儒家看来，官员能否做到廉洁无取，关键在于能否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孔子告诫官员，“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强调见利思义，“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论语·子张》）。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官员掌握的是公共权力，负责的是公共事务，联系的是公共大众，绕不开公与私的关系。宋儒陆九渊把公私关系与善恶关系相联系，“为善为公，心之正也；为恶为私，心之邪也。为善为公，则有和协辑睦之风，是之谓福。为恶为私，则有乖争陵犯之风，是之谓祸（《陆九渊集·赠金溪砌街者》）。正确处理理与欲的关系，理是指人生而具有的内在本性，欲是指感物而动的欲望。先秦儒家不否认人的欲望，“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好色，人之所欲也；富贵，人之所欲也，但不能放纵自己，而要以理制欲，“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
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概念，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耻的原始含义是羞耻、惭愧，以及由此产生的羞耻心和知耻感。耻的观念和行为产生于殷商时期，真正形成耻感文化却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和儒家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耻的问题。法家强调法治，主要是利用人们的耻感心理进行信赏必罚，具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商鞅指出：“夫刑者所以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故其国刑不可恶而爵禄不足务也，此亡国之兆也。”（《商君书·算地》）儒家强调德治，把耻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进行论证阐述，从而构建起传统的耻感文化。孔子认为，只有以德和礼治理天下，才能使人民知耻，进而心悦诚服，自觉遵守礼法制度达到天下大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儒家看来，耻的前提条件是人要有良心。所谓良心，指被社会普遍认可并内化于心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儒家高度重视良心，“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孟子·告子上》）。朱熹注释：“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四书章句集注》）良心的内容就是仁义礼智，没有良心的人就是禽兽，“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羞恶之心就是耻，耻是区别人与禽兽的一个标志。良心是人先天就具有的善性，也需要后天学习、培养和挖掘，所以人要坚持修身，通过修身培育良心，明辨是非，知晓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别。
先秦的文化天空有着孔子和老子两颗最亮的星宿，他们交相辉映、光焰万丈，泽被华夏、绵绵不绝。先秦的文化海洋宽广无垠，儒、道经典是港湾和码头，没有港湾和码头，就不能起锚远航、走向大海；就躲避不了狂风急浪，得不到补充给养，难以奔向更为广阔和深远的大海。国学溯源，必须溯源经典，那就是《老子》和“四书”。经典的价值不仅在实用，而且在文化。经典具有权威性和范例性，是先贤圣哲独特世界观的展示和不可重复的创造，积淀着丰厚的文化和人性内涵。溯源经典，意味着文化旅行，能够认识国学的概念和范畴，读懂道、仁、义、礼、智、信、孝、忠、廉、耻，探寻国学的思路，品味国学的逻辑预设和理论框架，领略先贤圣哲的睿智和风范，从而更好地理解把握国学义理和传统文化的精髓。经典具有标志性和象征性，是一个民族普遍认同的文化基因和价值符号。溯源经典，意味着文化寻根，旨在找回失落的精神家园，更多地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坚守中华民族“诗意的栖居地”，为个体找到赖以生存的群体抚慰和心灵归宿。经典具有永恒性和稳固性，是经过历史选择的最有价值的书，提出了人类精神生活的根本问题，凝聚着对人生命运的终极关怀和眷顾。溯源经典，意味着文化享受，体悟真善美的丰厚意蕴。每一部经典都是关于真、善、美的学问，围绕着人的主题，展示出自然的奥秘、人性的光辉和生活的美丽。溯源经典，实际是在读人生、读社会、读智慧，说到底，是在读文化。美国学者马尔库塞说得好：“肯定的文化在根本上是理想主义的。对孤立的个体的需求来说，它反映了普遍的人性；对肉体的痛苦来说，它反映着灵魂的美；对于外在的束缚来说，它反映着内在的自由；对赤裸裸的唯我论来说，它反映着美德王国的义务。”[13]
[1] 〔德〕卡尔·雅斯贝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2] 杨伯峻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62页。
[3] 郭沫若著：《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54页。
[4] 胡适著：《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5] 林语堂著：《信仰之旅》，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页。
[6] 林语堂著，郝志东、沈益洪译：《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
[7] 林语堂著，郝志东、沈益洪译：《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
[8] 林语堂著，郝志东、沈益洪译：《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页。
[9] 张中行：《不合时宜》，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10] 〔阿根廷〕…博尔赫斯著，王永年等译：《探讨别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273页。
[11] 〔德〕黑格尔著，王道时译：《历史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79页。
[12]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65页。
[13]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李小兵译：《审美之维—马尔库塞美学论著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