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磨砺明志
马家的故事
马应彪出生于1860年12月21日，出生地是广东香山县城附近的沙涌（“涌”见于地名，与“冲”同音，指小河）。
那是一个风雨如晦的岁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耻辱的年份。这一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订《北京条约》。至此，清廷丧权辱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列强瓜分中国亦已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北京条约》把《天津条约》中所规定的对英、法的“赔款”，都增加为800万两，另还加上“恤金”70万两；俄国则夺去了黑龙江以北与乌苏里江以东中国的广大领土，达10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英、法、意三国领土之和。
鸦片烟，则成为“合法的进口商品”。这些条款中，与马应彪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则有这么一条：“准许华工出国到英、法属地或其他外洋地方做工。”而这一条的交换代价，则是开放内地任洋人深入。
这一规定，使外国侵略者在东南沿海掠买华工大批贩卖出洋的非法行为，从此得到“合法”的保障。也可以说，马应彪刚一出生，他的命运便已被决定下来。
这一屈辱的条约签订时，英法侵略军已打进了北京城，咸丰皇帝逃到热河行宫。在这年10月18日，对东方文明骇人听闻的浩劫——火烧圆明园的历史惨剧发生了！
而今，圆明园的断垣残柱，已伫立有一个多世纪了。不难想象，马应彪对自己出生那年发生的一切，皆如刀子一般刻在了心底。而这，也铸造了他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
灾难种下的每每是自强的种子。
那烛天的大火，那被掠夺的珍宝，那聚集有古今艺术瑰宝的壮丽宫殿与园林的毁灭，与东南沿海被“卖猪仔”的华工人权与人的尊严的丧失，同样是一个民族心酸、痛苦的记忆，并具有同等的历史意义。
于是，血与火的印记，烙刻在马应彪出生的年份。
而一个民族尊严的记忆，在这个家族的历史记载中，已延续七百多年了。
沙涌马氏族谱，迄今仍有详尽的记载——纵然到了二十四世传人马应彪，早已家徒四壁，穷困不堪了。
可自幼靠捡猪粪卖钱的马应彪，由于父亲马在明的谆谆教导，记住了马家不凡的传统，“有朝一日，重振昔日的荣光，为这个家族争一口气。”年纪虽小，马应彪的气性却不同一般。
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加上太平天国悲壮地失败，中国农村更陷水深火热之中。史载江南一带，“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连年的水旱灾害，更使得广东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尤其是两广为太平天国的发祥地，清政府“剿杀”未已，疯狂之极，更迫使广大百姓大批逃亡，近者到香港、澳门，远则到南洋、美洲、澳大利亚，以避灭门之祸。
家里已穷得揭不开锅，当局仍横征暴敛，百姓哪怕终日为牛马，也不得温饱。面对面黄肌瘦的妻子李氏、初通人事的儿子应彪，马在明一咬牙，决计“卖猪仔”，远涉重洋，上澳大利亚的悉尼“掘金”。1851年初，那里便宣布发现了金矿。
旧时，穷苦的青壮年男人被拐卖到外洋做苦工的，俗称“卖猪仔”，史书中称为“契约华工”。《辞海》称“契约华工”为“被迫同美洲、东南亚当地雇主（殖民者、种植园主、矿场主等）签订卖身契约从事劳役的劳工”。契约华工制盛行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这只是公开的、冠冕堂皇的说法罢了。事实上，这是一种诱骗与拐卖华工以牟取暴利的罪恶勾当。专门从事买卖契约华工的场所被称为“猪仔馆”，贩运契约华工的船舶被称为“猪仔船”。华工在出洋之后，多从事繁重的体力活，因此被称为“苦力”；此外，还须在一定时期内攒上一笔钱，以偿还“客头”垫付的船费。这船费，事实上仅要五元的话，售价却高达五六十元不等，所以，“客头”作为人口贩子，便从中大发其财。顾名思义，“猪仔”一词，便是将人当作畜类，同运猪一样，把华工塞进拥挤不堪的底层统舱，遇风先抛人后拋货。
凡是被当“猪仔”卖到海外的，能活着抵埠已是万幸，不少就死在船舱或中转站上的牢房里。
这一切，马在明早已听说，心中有数。可到了这一地步，唯有铤而走险，说不定，真能掘出金子回来，世代不再受穷了呢。可惜的是，当他听闻悉尼有金可掘时，那里早已开掘了近三十年，开矿执照也不知已经过多少人手了。
“孩子，我得走了。”临别，马在明将应彪唤至跟前，千叮咛万嘱咐，在家要孝顺母亲，要勤奋读书，要为家分忧……
“我们马家，本是一大望族。切莫辱没了祖宗啊。”马在明给儿子数起了家谱。
“一世祖马公直北，系河南开封府汴梁望族，时为朝廷命官。没料到，皇上为奸臣秦桧花言巧语所蒙蔽，欲与金人议和，直北公挺身而出，与谏议大夫刘节、抗金名将岳飞，犯颜直谏，拒绝与金人和议。结果众所周知，岳飞被十二道金牌召回，殒命风波亭。直北公也被贬谪到当时被视为瘴疠之地的岭南。故我们马家人，皆忠直耿介，爱国爱民，不惧权贵，敢说敢为。这是一世祖直北公给我们树起的楷模，当万世表率。”
“一世祖以下，马家亦出了满门忠烈，仅至五世，便又出了位了不起的人物。”
“爸爸，你快说。”马应彪已听入神了，这已不仅仅是故事，而是血脉所系。
父亲能不细说吗？他是独子，独竹更须成林，须有先人的精神以激励，日后才会卓然于人世而不至于碌碌无为。
于是，父子来到了宋行宫的故址。历数百年风雨剥蚀，此处只余一片断壁残垣矣。没头的蒿草，已从乱石间长出；偶有人点上几炷香火，只见青烟袅袅，惹人以忧古之思。
“年久失修了，而今我辈竟无能为力，当有一日，要发起主修方是。”马在明喃喃自语。
其实，在他走后不久，这一故址，便由族人发起，重修成了“马氏大宗祠”，又名教忠堂。修复之日，马应彪亦没少出力。只是修复后不久，他也走了父亲同一条路，这是后话。
就在这凋残、凄寒的故里，马在明追叙起了五世祖马南宝忠义壮烈的爱国事迹。
“慷慨护皇躬，千古饷军，蓬荜竟为行在所；艰难兴义族，一身殉国，番酋应酹好男儿。”
那是六百年前，金国已自衰败，被元军所灭。元军挟灭金之势南下，宋军拼死抵抗。大战鄂州，死守襄樊，尸横焦山，终不得不步步南撤。宋德祐二年春，临安失守，恭帝被元军掳去，其弟赵昰、赵昺，则与礼部侍郎陆秀夫、都统制张世杰等文武大臣，先退至温州，又退至福州，终同右宰相文天祥所率的大军汇合。
国不可一日无君。五月，在文武大臣的拥戴下，赵昰于福州即位，是为宋端宗。文天祥提师自闽入赣，克复州县多处，引走了元军主力。端宗得以率文武退入广东潮州。没料到，由于重兵压境，文天祥寡不敌众，且战且退，也被迫退入广东，在海丰五坡岭不幸被俘，被囚三年多，后慷慨就义，留下“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千古绝句。
这一来，潮州便岌岌可危了，端宗只好率满门文武，督水师沿海南下，入珠江口。十月，抵磨刀门、虎门，最后，终于经石岐（香山县治，今中山市区所在地）而驶入良字都（包括今中山市南区、石岐等地），也就到了马家所在的沙涌。
端宗入住的地方，正是马家五世祖马南宝的居所。所谓“宋行宫”，便由此得名。
这时，已先行来到岭南的南宋臣民，纷纷前来勤王。为保卫端宗，马南宝派人把守城门，下令知情者严守秘密，勿将端宗来沙涌的消息泄露；又在村前山冈，挖深沟，筑高垒，做好应战准备。
今日由广州驱车至中山市区，不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当时元兵已攻陷广州，离沙涌仅咫尺之遥了。
“时至今日，我们沙涌这里的山地，仍有南门城北门城旧地的称呼，就是那时五世祖南宝公留下的。”马在明不无自豪地对儿子说。
南宝公亲自给皇帝献上了粮食千石，以充当军饷。鉴于他的功劳，端宗召拜其为工部侍郎。
同时，宋宗室赵若举，招募乡民数百，补充王师，受封武翼大夫。另有隆都高绅高添献粟，授为宣义郎。
元兵陷广州之日，马南宝献酒于诸将，称：“痛饮黄龙府，在此行也！”并且高歌一世祖直北公挚友岳飞的《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歌声激烈，穿云裂帛，闻者无不动容。
是年十二月，元军突袭磨刀门，张世杰率师迎战于香山岛，却未能挫灭敌军之凶焰，沙涌告急。
陆秀夫、张世杰等奉帝撤至珠江口东岸，舟退保秀山（即东莞虎头山），南宝公招募乡兵上千之众，护送到香山岛，元兵又迫至硐洲（位于今东莞境内）。左丞相陈宜中以求援为名，远走安南（今越南）占城。
南宝公听到这个消息，恸哭不已：“丞相必不返，国事危矣。”
果然不出所料。纵然第二年都统凌震复广州，端宗却在硇洲（位于今粤西吴川）受惊，得疾而亡。陆秀夫等又拥立卫王昺，号祥兴帝。祥兴二年（1279），宋元海军于崖山决战。宋军开始还能支持，却已没了后援，终于被元军重重围困。张世杰率少数战船奋勇突围，却遇上狂风骤雨，舟覆人溺，宋水师全军覆没，张世杰壮烈殉国。二月，陆秀夫负宋帝昺投海殉国，杨太后亦捧国玺投海。南宋遂亡。
南宝公闻讯，悲泣不食，隐匿不降，愤而作诗，以哭祥兴帝：
翔龙宫殿已蓬飘，此日伤心万国朝。
目击崖门天地改，寸心难与海潮消。
又吟道：
黄屋匡扶事已非，遗黎空自泪沾衣。
众星耿耿沧溟底，恨不同归一少微。
此诗，他以少微星（隐士星）自喻，恨不能与崖门殉国的少帝臣子一同沉于海底。可他仍企盼宋朝奇迹再起。一日，他听说祥兴帝昺并没有死，而是早已同宰相陈宜中去了安南的占城。于是，他又同招讨使黎德及梁起莘一道，起兵运粮，往安南去迎车驾。
不防元军招降梁起莘为都元帅，南宝公与黎德一道，亲加讨伐。然而，敌众我寡，他们又一次失败了。南宝公被俘，叛军屡加劝降，南宝公英勇不屈，终壮烈殉节，时年方三十六岁。后人赋诗以志其忠烈：
沙涌清夜月，曾照故行宫。未抵黄龙府，空悲白雁风。
丹心思蹈海，正气化长虹。若遂崖门志，吾乡有大忠。
此诗为黄佐所作，高度概括了这位抗元志士的一生。
一世祖犯颜直谏，被贬岭南；五世祖受命于危难之中，不惜毁家纾难，国亡与亡。马家代代相传的民族气节，都化在了马应彪满腔的热血之中。年纪小小的他，就已亟盼为国家、为民族而赴汤蹈火。
父亲马在明临行的嘱托，更让他觉得，自己该快快长大，像祖上的英烈一样，干出一番事业来，不致辱没先人。月光下“宋行宫”的废墟，影影绰绰，似有无数的忠魂在奔走呼号，挟来阵阵撼人心魄的海潮风涛；他仿佛看到在血战中仍傲然高扬的宋军的龙旗，看到身负重创仍奋勇杀敌的民族志士，看到与文山公一同吟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容赴义的先祖。一时间，不由得热泪盈眶，不可自已。
淘金梦魇
他也许没有看到父亲马在明是怎样在“卖身契”上画的押，更不知道在香港等候着他父亲的“猪仔馆”会如同黑牢，连小小的天窗都高不可攀，仅为的是透气，自然也不知道运“猪仔”的底层统舱是怎么一回事。可他父亲马在明心里却是明白的，此去，可是九死一生，侥幸活下来，还需支付多年的“赎身费”，才可给家中汇上些钱币，真苦了家中的妻子与独儿。可大丈夫，不出外闯荡，困守家中，“竭一人终岁勤劳之力，往往不能仰事俯蓄”，以致“力难自赎”，不更是绝路一条吗？拼死一搏，还可能有条活路，不拼，则半点希望也没有了。
况且，近百年来，“华工仍多私自出洋者”，漂洋过海去谋生路，已成了香山县乃至珠江三角洲男人们的主要出路。尤其是太平天国失败后这么些年，往南洋逃亡的更不计其数。
马在明一咬牙，走！
船在珠江水网中颠簸。
那么一条小船，怎能载这么多的人，又如何过风恶浪险的珠江口？
岸上留下的老人、妇女与孩子，已在呼天抢地了。在不少人来说，这无疑是生离死别了。
马应彪揩干了眼泪，一直目送载着父亲的漂流船消失在茫茫水面上。
也许，这时他已经作了打算。也许，他自己也没料到，过不了几年，自己也得走上同样一条茫茫的漂流之路。
由非洲贩卖黑奴至北美的史实，今人从西方大量的典籍与文学作品中早已有所耳闻。个中情景之阴森惨厉、毫无人道，令人发指，以至被史家叫做“贩卖人类血肉”的血腥贸易。相当一部分人，在被囚底舱时就已无法支持，奄奄一息，甚至未及断气，便已被扔进大海。
华工的遭遇，比黑奴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的死亡率甚至远远高于当年的黑奴。到中国运苦力的外国船，都在香港改建成夹层的统舱。这样，中国苦力呼吸的空间就更少了，而船舱装的苦力则可多一两倍。统舱还专门加装舱门铁栅，以防苦力忍受不住冲上甲板。根据西方史家的统计，华工在海上的死亡率，最多时高达45%，也就是接近一半。
华工比黑奴更不如。黑奴作为主人的财产与工具，一旦折磨死了，主人还得再花钱去买，所以，对黑奴的压榨再甚，还得考虑自身的利益不至于受损，一死，就赔本了，得让他们再活下来卖力气。华工则不然。华工只是契约期间为主人劳动的奴隶，所以，契约期内完全榨取掉华工血汗，契约将满，你死活我就可以不管了，死了更好。
也就是马应彪出生的那一年，英国的《威斯敏斯特评论》就已指出：
契约华工劳役一听主人之便，华工虽至劳死，亦非所顾，较之黑奴又下等矣。盖黑人乃永久之役，主人常恐其积劳致疾，有误其工，故待之较优。若华工则因期限有定，如不严加逼责，必致期满尚有余力。故在八年内，力求其食用少而出力多，倘能于一年内竞八年之功，则其身虽殁亦可弗恤。
这是西人自己的评述，可见华工之惨烈，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难怪，“中国苦力”一词，在十八、十九世纪要取代“黑奴”，而成为一个历史的共名。其间，渗透有多少华工的血泪啊！
应彪的父亲马在明，就是在这种状况下，被当作“猪仔”运到澳大利亚。当他还留下一口气，在澳大利亚登岸时，他都诧异自己居然还活在人世。异国的风光，更使他有恍如隔世之感。
“我还活着吗？”从水中的倒影中，他只见到一具干枯了的皮包骨的躯体，几个月前在香山的自己早消失了。此刻，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连自己也认不出来。
身边的人，尚认识的已没有几个了。尤其是同乡。
多少个恐怖的日子——底舱里，你无法分辨出白天黑夜，只听几声哀号，就可以听到笨重的物体拖出去的钝响声。而后，则是舱门“砰”的一声关上。很快，就可以听到有什么被扔进大海的水响。
这是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可听到的。显然是病死或病重的劳工被“处理”掉了。假如风狂浪险，劳工船在巨浪中颠簸，底舱里则是不绝的哀号与呻吟，自己也昏昏然不知所终，一旦清醒过来，身边是必已少了好一些劳工，这是抛人不拋货的呀。他们的命运，就不用问了。
他庆幸自己还活着，凭借自己的毅力，也凭借原来在中国业已经受的磨炼。即便头痛呕吐，他也尽量不发出呻吟，以免就此被“客头”拖出去扔去喂鱼。
活下去，这是需要勇气的。也许，妻子与独儿的思念，给了他这一份勇气。
不知挨了多少个昼夜，他总算挨到了头。虽然还有好些年的“赎身”期，可活着抵埠，这已是第一个胜利。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坚持到最后。
“快走，小心看鞭子。”有人在他身后催促，是同船活下来的劳工。回头，果然看见“客头”扬起了皮鞭，正气势汹汹地扑来。
这畜生，一开船脸就变了。当初，为把劳工哄上船，脸上堆满了笑。
鞭影一晃，马在明心中咯噔一下。等待自己的，会有比大洋上更险恶的命运吗？
等待马在明的，除开数年的“赎身”期外，绝不是黄灿灿的金子，而是随时可能坍塌的淘金坑与矿穴——中国人只能在白人业已放弃的，或已采掘殆尽，或十分危险，或含金量极低的矿穴内淘采。
种族的歧视虽不是一开始便有的，但无端的忌恨却每每教华工料所未及。
其实，华工对于所挣的微薄工资珍惜，是因为它们来之不易。一日，马在明领了一笔薪水，小心翼翼扎在腰带上，不知怎的，就被一群白人围上了。
“走，上赌馆去。”
“来，我们去喝个痛快。”
马在明挣扎出来，说：“我还得还赎金。”
另外的华工也称：“我们在中国还有妻子儿女。”
这本来是再正当不过的理由了，没料到，白人一听，便来了火：
“吝啬鬼！中国乞丐！”
“把我们的钱弄走到中国去，不行！”
话不投机，竟大打出手。体弱的中国人自不是对手，被打个头破血流。待从血泊中爬起来，再摸身上，早已分文不存了。原来，华工太勤俭了，积攒了钱，都设法送回老家，而不是上赌馆酒店花个精光，这便让白人看不惯。
可恨的是，连当局也认为“便宜了华工”，竟相继立法，限制华工登岸，并强行征收华工人头税——每人十英镑。这在当年可是个大数。
剥削，层层而至。不妨照录一段戊戌变法的主要发动者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的记载：
吾昔在澳洲，闻吾华工每一人至其地者，率须费七八百金，其船位之价不过百金耳，何以余费之巨至于如是？盖因坤士兰、域多利两省限吨位，每船率仅能载四五人。而欲往者之数，殆十倍之而未已，故必须报名候补。候补或至五六年不得，故竟以多金贿赂船行之司事。甲以三四百得一位，乙以五六百夺之，丙又以七八百夺之，故遂至以七八百为定金。其事殆与官场之捐尽先班者同矣。寻常西人以三百金得头等船位，而我华人乃以七八百金得三等船位，可叹。
华人之往澳洲者，其目的地率在乌修威（雪梨市者，乌修威之首府也），以千金之税不易纳也，故由吨位以过域多利或坤士兰，然后复由彼两省间道以潜入乌修威境（两省皆乌修威之邻境），谓之偷过界。偷过界被拿获者，除照征税百镑外，仍加罚五十镑，无资可罚则下狱一年，狱满仍逐出境。
人头税由十镑上升为一百镑时，那些排华的魁首，还到处演讲煽动：
“我们是自由人，他们是奴隶！”
“我们是基督徒，他们是不信神的人！”
“我们是不列颠人，他们是蒙古人！”
就这样，单独个别的殴打事件，终于酿成了大规模的暴行。大批的华工被驱赶，被伤害，有的甚至被打死。马在明有多少次死里逃生，恐怕他自己也难以数清了。尽管这样，白人的报纸，仍针对中国人的节俭，这么宣称：“所有各阶级一致公认中国佬正在把我们应当传给同种人的遗产全都吞噬光了。”
悲剧仍在继续，纵然在白种人当中，仍有正义的呼声。还是1871年，邻国新西兰议会曾选派一个委员会调查中国人的问题，面对事实，他们做出了合理的结论：
中国人是勤劳节俭的。他们……对于当地社会的道德和安全并不产生什么特别的危害。他们不像是会引入什么特别易于传染的疾病。他们能很好地适应体力劳动、轻便的工作和农业生产。
中国人……的目的几乎全是为了淘金。他们只占用欧洲掘金人认为继续采掘不能回本的矿穴，他们使在这些废矿里淘沙采金变成有利的事业。
不必再援引了。可怜的中国苦力，连采白人遗弃下的废矿穴的权利，都遭到了剥夺与敌视。这个委员会的结论，则成为官方最后一次用善意对待中国人的一纸空文。以后，连空文也没了。
紧接着的是一系列的排华立法。
每一个废矿穴，都有一到十个华工的冤魂在里面呻吟着。马在明也把鲜血淌在了这些矿穴里。但他仍顽强地活着，不仅还掉了全部用来“赎身”以还给“客头”的钱，并且暗中积攒起一小笔、一小笔的便士。
如同所有中国华工的幻梦一样，攒上个一两百英镑，便可以返回中国，就能在故土安家立业了。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远非当日卖身时所想象的快捷。
他思念在故国的亲人，每夜，都面对着北方，聆听海涛拍岸的喧响。妻子一个人，含辛茹苦，要把儿子带大，该是多么不容易。好在儿子懂事，能为母亲分忧了。
一晃，便七八年过去了。那是个连日历也挂不起的岁月，可每个日子都刻下锥心的痛苦，屈辱的记忆：
张三的辫子给白人揪断了！
李四被白人逼着吃了大粪！
王五被工头踢成了残疾！
陈六被土人抓走，吊在树上风干后被做成腊肉。
一入夜，都不得不庆幸自己又活了下来。
对于那些拿了一两百英镑，再熬过几十天夜航回到中国的人来说，他们或许永远不会对后辈说起这些心酸的往事，顶多，在子女们欢笑之余，独自一人侧过身去暗暗落泪。于是，重蹈覆辙的仍纷至沓来，都以为可以挖到金山。年复一年，中国人就是在这种虚幻的自我安慰中延续着自己的生命，如同灯蛾扑火。
但在火的余烬中，新一代的生命却蓬蓬勃勃地激扬了起来，终将烧毁这种虚幻。一代一代人的血，毕竟会滋长出一个伟大的生命来！
马在明并没有白白地在澳大利亚卖命吃苦。他同与他先后到达澳大利亚的华工们，不仅开拓了一片新的大陆，也给古老的中国带去一丝微弱的世纪之光。它告诉中国人，不可以照过去的模式浑浑噩噩地活下去了。
没想到在苦苦的思念中，业已长大成人的儿子马应彪，有一日，竟会在异国出现在父亲的面前，就在这片渗透了华工血泪的新大陆上。
捡猪屎的少年
天色未明，马应彪早已急急地起了床，提上工具，匆匆地出了门。一出门，便教一股寒气逼得退后一步，浑身直打颤。他赶紧蹦跳了几下，上了路，好让身子尽快暖和过来。之所以这么早出门，是怕昨日路上留下的猪粪，被一早来往的车辆与行人践踏，不好再拾起了。他拾了猪粪，送到县城石岐的猪屎围卖掉，多少能有几个小钱，可以赡养母亲与年迈的外婆。
他抱住双肩，在料峭的寒风中往前摸索着，凭借一点微光，去发现地上的猪粪，及时拾起，置入箩中。至于猪粪的臭气，他早已习惯，也麻木了。凡是发现一堆，欣喜还来不及，哪顾得上嫌臭呢？
他没能读几年书，家中太穷，供不起，父亲“卖猪仔”到澳大利亚的头几年，自然是分文无归，家中还得靠他呢。后来在他的自述中，关于受教育一段，只有一句话：“居受困之乡，略习南方国语。”“略习”，也就是只有很少的机会学习国语，认识的字自然不多。
少年拾粪的记忆在他一生中从来不曾淡忘。他记得当日的寒风，寂寥、斑驳的道路；记得路人的白眼、冷笑，自己因穷而受的屈辱；也记得猪屎围收买粪肥者的刁钻狡猾，压秤压价，为几分微利而煞费苦心。当然，这更锤炼了他一颗坚忍、刚毅的心。由于天黑，磕磕碰碰，栽个筋斗，甚至摔下沟堑，都成了家常便饭。傍晚穿过竹林时，经常能听到“沙沙”声，很像风吹动竹叶发出的声音。旧时传言，这是“撒沙鬼”在作怪。马应彪偏不信邪，终于弄清楚，你愈怕、愈跑，脚后跟扬起的沙就愈多，所谓的“撒沙鬼”只是人的心理作用。
就这么支撑到二十岁。那时，中法战争已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家中的困窘，也日渐严重。还像过去那样过活，只怕连自己也养不活了。
不知是母亲捎了口信到澳大利亚，还是父亲在那边亦有心思，一日，在一名南洋客走了之后，母亲李氏把应彪叫到了身边：“孩子，同你商量件事。”
应彪是个孝子，应道：“母亲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吧。”
“唉，你已经二十，是个大人了，不能老守在妈的身边，做娘边崽，没出息。”
“儿子愿好好侍奉母亲，可是，如今谋生无门，田瘠收薄，我心焦如焚，对不起母亲大人……”
“不能这么说，你已尽心尽力了。我也不应该把你留在身边。是男子汉，当出去闯个天下，方可成得了大器。”
“妈的意思？”
母亲从怀中掏出了三十五元：“这是刚才那南洋客留下的，说是你父亲托他带回来的，让你拿上，当作盘缠，上澳大利亚悉尼去找他，你们父子在一起，好有个照应，也能多积攒一点，早早回来……”
母亲竟说不下去，哽咽住了。
应彪接过了钱，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半天，却问了一句不该问的话：“那……要我什么时候走？”
母亲竟放声哭了出来：“这就走吧，何必一日复一日在这里受穷。”
应彪才知道自己说错了，“不，不，我得在妈身边多待上些日子。”
他没说完，已泪流满面，母子竟哭作了一团。
可总归得走。
父命不可违是一回事，家中的处境，也不容他再耽搁了。应彪设法多积攒一点钱留下，可连短工也很难找了。三十五元当盘缠都不够，更无法匀出一点来。
离别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母亲那日忽地不见了，急得外婆团团转，应彪也蒙了。这个时刻，她能上哪儿去呢？好在邻居一语点醒，该不是上庙里烧香许愿去了？
应彪拔腿就跑。跑到庙里，在黑压压一群下跪叩拜的人中，他一眼就找见自己的母亲。
母亲点燃了三炷香在跟前，口中念念有词，分外地虔诚。
应彪知道，母亲是求菩萨保佑他此番漂洋过海，当一帆风顺，早日与父亲团聚，并且能够攒上一笔钱。毕竟只有一个独子呀，这一走，当母亲的能不心疼吗？
应彪也去点了三炷香，默默地来到母亲身边，跪下了。
他也在许愿：愿早日发达回家，教母亲余生不再受穷，合家团圆，光宗耀祖……
母亲觉得耳边的声音很熟悉，一侧头，竟是自己的儿子也来了，不觉一下子泪水满面。
佛门重地，不可太感情外露，她默默地许了一个又一个愿：“愿我这孝顺的儿子，在菩萨的庇护下，能逢凶化吉，早去早回，不辱没先人，到时衣锦还乡。愿我这善良的儿子，不受坏人的欺负，走正道，办大事。愿……”
庙中香客许愿还愿的声音，如涌动的大潮，让人觉得脚下的大地也在摇晃。马应彪觉得有点头昏，他忍住泪，搀起了母亲：“妈，您的心愿我都明白，我不会有事的，我一定能平安回来，心想事成。有妈在给我念佛，无有不成之事。”
两母子就这么搀扶着，离开了香烟缭绕的庙堂。
涌边，愁云惨雾笼罩着这南国水乡，连清澈的水面上也一片浑浊，倒映的是一团团灰黑色的阴影。涌边的树木不时飘落下几片残叶，随流水缓缓地逝去。
前来接客的船只，都靠在了水边的小码头上，已经有人在催促了：上船啰！
外婆蹒跚地走在一旁，半语全无；母亲在耳边不绝叮嘱，却也已不知所云。马应彪只是机械地点着头，不时抬起让泪水弄得模糊的双眼，看看慈祥的外婆与母亲，好把她们的面容更深地、更深地记在心中。
此去，便是海角天涯。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身上的衣襟，上面凹凸的缝线，还是母亲昨夜留下的。一遍又一遍，为的是更结实一些，经得起海上的颠簸；也为的是儿子少受点罪，万一破了，就该皮肉受苦了。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应彪在学国语时，老师便口授过这首古诗。此际，一下子涌上了心头。
“该上船了。”母亲喑哑了。
应彪兀地跪下了，放声大哭起来：“妈，二十年养育之恩，为儿铭记在心。此行大海茫茫，天各一方，万勿为儿操心。儿当自重、自强、自立！”
母亲含泪道：“有这话，妈就放心了。”
马应彪指天发誓：“此去，为儿必挣回二千两银子回来修复祖祠，让母亲大人安度余年。有天作证，决不食言。”
母亲与外婆大恸。两人拉起了应彪：“你的心我们都明白了，我们并不求大富大贵，只求你们父子相安无事，他日平安归乡便是了。快上船吧。”
马应彪一边揩泪，一边回头看两位亲人，一步一步向码头下的船头走去。
一声汽笛，家乡在薄薄的雾霭中渐渐远去，母亲与外婆的慈容仍依稀可辨，船尾激起的浪花，翻飞为白色的羽翼，催促着船只疾行。
慢一点，让我多看故乡几眼，那桥，那屋，那树，还有宋行宫的遗址。马应彪的心被什么扯住了一样。泪水无声地覆盖了他的脸，他只觉肝肠寸断。
马应彪此行，同父亲马在明被“卖猪仔”上澳大利亚不一样，是用自己的钱买的船票，不至于一下子便失去了人身自由。父亲托人带回的三十五元，为的是免去儿子当“猪仔”的悲惨命运，儿子不可以像父亲那般不幸了。
但三十五元顶不了什么用。
如同前文中梁启超《新大陆游记》中所写，华工到澳大利亚，花上个七八百元才只能得个三等船位。那么，三十五元买到的是怎么样的舱位，就不难揣测了。其待遇，恐怕比“猪仔”好不了多少。只好在不是乘的猪仔船。
大海茫茫，一路上的巨浪、狂风，大自然的暴戾，照旧是躲不开的。而手头上的钱，买了船票后亦所剩无几，只好省吃节用。数天下来，不呕吐了，人一样瘦成皮包骨。终于在漫长的航程之后，船抵达了澳大利亚。
三十五元虽说免了海上受的罪，可却带来了登岸之后更大的风险。因为华工的目的地，唯有上新南威尔士州的首府悉尼，别处均无金可淘，更何况马应彪的父亲也在悉尼等他去呢。但如果船直接抵达悉尼登岸的话，当局对华工征收的人头税，已经超过千元。对于路费才花得起三十五元的马应彪，又如何缴纳得起？
好在华工们都有自己的“黑道”。
这就是先到新南威尔士州的邻州上岸，而后设法偷越西州的边境，进入悉尼。这样，就没人征税了。
可这得铤而走险。如果被抓住了，除征收一百英镑过境税外，还得加罚五十英镑，无钱可罚的，得在黑牢里关满整整一年。狱满之后，仍驱逐出新南威尔士州境。
纵然如此，这条路，比直接在悉尼抵埠交上千元税金还是要便宜得多，一年后驱逐出境，还可以再冒一次险，不见得每次都被抓住。所以，绝大多数华工，都选择了这条路。马应彪也别无选择。
如果说，人们称“猪仔船”为海上“浮动地狱”，那么，从昆士兰州到新南威尔士州的征途，那便是一座陆地的巨大地狱了。
那是千古蛮荒的土地，加上连年淫雨不绝，几乎没有一条可以称得上为“路”的通道。遍是沼泽，遍是陷阱，又处处是山脉、河流，要走过去，无异于上刀山下火海。而且路途漫漫，上千里地，如果坚持不住，必抛尸荒野。而这还是在别人的土地上。
但华工们没有犹豫，马应彪没有犹豫。登岸后，没有休息，便上了这条危机四伏的征途。
多少个被大雨淋得身上没有半根干纱的日子，可口中还在叨念：“下吧，下吧，这样就不至于被抓住罚款，老天这是为我们作掩护。”却也有好几位同路人，终于倒在了林莽中，或被急流所冲走。大家唯有默默叨念着他们的名字，以便日后给他们的家人送个信息。
他们互相搀扶，互相激励。他们夜以继日，不敢有半点松懈。临近边境，只能在黑夜行动了，在丛莽激流中摸索着前进。偶尔听到零星枪声，也不知是哪位兄弟倒了霉。一有动静，便往隐蔽处扑，甚至扒来断枝乱叶把自己盖起来，屏住呼吸，听“橐橐”的脚步声从不远处响过，继而消失。
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月黑风高，不时传来兽嗥，分外凄厉与恐怖，更逼人发疯。
也不知是怎样越过了边境。这就是被称为澳大利亚第一州的新南威尔士州。1823年，便有一名叫贝利恩的政府测量员报告过，在州内巴瑟斯特以东十五里的鱼河，发现了金沙。1839至1842年，有人在境内不同地方发现了金矿。但是，直到1851年，一个在澳大利亚的英国人哈格里夫斯，才正式在悉尼附近勘探掘金。澳大利亚大规模的掘金史便自此开始了。
只是，到马应彪抵达悉尼时，淘金热已是明日黄花了。乡人传这里是“新金山”（其实是误传，新金山在墨尔本），可这里能掘到的金子已所剩无几。
淘金梦成空
马应彪刚到，自然不知道这一切，还沉浸在与父亲马在明重逢的喜悦当中。
父亲见他一路辛劳，形销骨立的样子，便劝他：先歇上些日子，调理调理，再从长计议吧。
马应彪十分诧异，父亲为何只字不提掘金的事？“不，我马上到金矿去，我要趁身强力壮，多掘一些，我还给母亲立了誓，不挣个两千银就不回去。”
“不用着急，去也白去。我说了从长计议嘛。”
“为什么？”
父亲长叹了一口气：“我也没去掘金了。地面上的碎金块已经大部分掘尽采净。往后，只能往地底下去挖了，费工费时，还很危险。不久前一个矿坑采空，塌了顶，几名华工埋在了里面。我看，你来，不必再干这行啦。”
“那我能干什么？就这行才能积蓄点金子回去。”
“从长计议吧，从长计议，别老守住旧的想法，现在情况都变了。”马应彪脑子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在香山，还没动身，打的便是掘金的主意；海上颠簸那么久，也就靠采金梦支撑着，才坚持了下来；偷越州境，九死一生，如果不是当日给母亲的誓言，有朝一日给家中携回金子，那就寸步难行了。不，我决不能改变主意，再难，别说掘地三尺，就是三丈、三十丈，我也一定要把金子采回去。
他没有听父亲的劝阻：“我是立了誓，许了愿的，决不食言，一定要采到金子。”父亲到底没劝得住他，没过几天，他便偷偷同一道来到悉尼的年轻人，头戴尖顶圆形大斗笠，肩挑简单的行囊及采金用的锄头、铁铲、畚箕，成群结队地翻山越岭，深入荒凉的山区，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为自己的命运搏一搏。
几乎与他同年抵达澳大利亚的一名华工谭仕沛，在古稀之年，曾请人代笔，追记下当年情境，留下一部《阅历遗训》。其中有一段，真实地记载了当日去淘金的情形。书中说到他们到达澳大利亚时：
顿失所望，据悉传闻失实，误听伪言，金既难求，且也水土不合，因而致病者比比然也。沿途所见华人，鹄形菜色，非贫则病，愁叹之声不绝于耳。先进者不歌来暮，反切去思，后进者能不聆言心忧？然既已来此，姑往探之。
这一心思，与马应彪违父命，坚持去采金，该是一致的。《阅历遗训》又写道：
乃置锄焉，备铲焉，举凡器用食品，或负之，或担之，左提右挈……结侣入山，鱼贯而行。比到十六米时，夕阳西下，因而止息。露宿风餐，其苦可知。越二日戒途，凌晨遄征，人步亦步，人趋亦趋。既不敢离群而索居，亦不敢独行踽踽，恐失援而为野人所算，剽食堪虞。所以载驰载驱，汗流气喘而不敢自由止息者，我是之故也。及到二十米逢水即止，群焉卸担，提汲执炊，各行其是。憩息二天，爰又启行。履巉岩，越崎岖，及到廿六米，疲困已极，举步难移，人困怀止息。又歇三天，行至四十米，滂沱大雨，坑水盛涨，欲济无舟，徒兴望洋之叹。栉风沐雨，淋漓尽致。守望水涸，而糇粮已尽。我迫转回谷仓，以解粮食。及水涸首途，至五十二米止宿。屈计行程，已届一月。
还没抵达采金之地，人已经折磨得奄奄一息了，但还得走下去，不然，何以复见家乡父老兄弟？淘金人的辛苦，唯有自己咽下去。
而更为凶险的，还在后头：
至七十二米，名曰大山脚，亦云殆矣。在此息处，此有次大山焉，高插云霄，不知其几千万仞，纡徐而上，迤斜而下，惫桎难堪。询诸行旅，曰此为八十二米。或轻弃其行李者有人，或作阮籍之泣者有人，手胼足胝，肩破血流，血衣胶固，牢不可脱，强为更衣，痛不可耐。呜呼，无辜而受肉刑，不禁抚肩而太息。暂停数天而又行矣，至九十六米而栖止。
此间，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浑身是没一处好肉了，可决无退路可言。也只有中国人，才忍受得住这种非人的遭遇。
及至一百米，已越三月，乃始淘沙，绝不见金，戚然忧之。适郭良兄道出其间，不吝指教，始晓开采，而所采又属无多，每日不过一二分金，仅是糊口而已。乃时数恨人，命途多舛，脚生石疽，不良于行。闻道石疽用火炙石，石热脚踏其上，血活即愈。吾如法试之，果有奇效。然尚未疾愈，同侣远徙，不得不追随而往。至百二米欲止，又闻百三米金苗极旺，群趋若鹜，载奔载骤。及至百三米，时已六月，择地而采，每日可得六七分。而父与弟相继而病，呻吟枕席，焦虑万分。
无疑，年轻的马应彪，同这位谭仕沛一样，也经历过如此一段艰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他又淘到多少金子呢？
更有甚者，其间，英国殖民者把国内囚犯大批押送到了这片新大陆上来，扔下就不管了。这些人，可谓杀人不眨眼。对有色人种，他们更是从骨子里带着歧视，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作人。不少来自中国的掘金人，惨遭他们的毒手。
一个个矿坑被这些罪犯所强占。一个个采金的中国人，暴尸荒野。不少中国人，都被迫放弃了掘金这一行当，另觅生路了。偶有坚持下来的，除开担惊受怕外，金子本身也已采不出什么了。
如谭仕沛所云：“时已五年，吾见采金同海底捞月，又顾而之他。”谭先生先在酒店当佣工，继而菜园养猪，垦荒种蔗，伐木开林，最后开起商店。也许，这正是众多华人在澳大利亚走的一条路。
马应彪在矿场上见所淘之金不足以糊口，几经拼搏，终于找机会离开了。来自中国的淘金人也日见减少，纷纷转业干上别的行当。当时，英国政府令充军至澳大利亚的囚犯自给自养，停止了军粮接济，无疑加剧了这一危机。
白手起家
马应彪在沙涌本就是种菜的好手，回到父亲身边，便自行去开荒。澳大利亚地广人稀，不少生荒地都没人开发，马应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把一片片荒地，规整为一块块的菜田，拥有了自己的菜园子。
由于从中国带来的菜种品类众多，加上土地本身也比较肥沃，很快便有了收成，除自家食用外，大部分可以外销。这些时鲜蔬菜，不仅深得当地华人的欢迎，也受到白人的喜爱，这一自产自销，则颇有收益。
但马应彪不懂英文。在市场上，西人没有中国人讨价还价的耐心，问上一句，不知所云，掉头就走了。马应彪因此失去很多的生意。
这天，一名西人站在他的菜担儿旁，叽里咕噜说了几句。马应彪一个字也听不明白，只好打上手势，说明是多少钱。谁知那西人却瞪大了眼，一脸怒火，径直走了。马应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旁边一名菜贩这才告诉他，人家问这是什么菜、味道怎样、如何烹调，显然是很感兴趣，没想你手势一打，他以为你说只卖给中国人而不卖给他，所以怒气冲冲地走了。马应彪苦笑了一阵。
是呀，在澳大利亚谋生，如果不懂英语的话，生活是很难过的，因为中国人毕竟是少数，你不面向人口占多数的本地人，生意怎么也没法做起来的。
“不行，我得学英语。”马应彪下了决心。
是日，他找了一名会几句简单英语的菜贩，让他用英语教上几句话：“我来给你当佣，不要工资。”
那菜贩蒙了：“你这是疯了，学这话干吗？”
“我不要工资，只是让他们帮我学习英语，学会后，我便离开。”
菜贩说：“这何苦呢？”
不学好英语便做不大生意，得从长远着想才行。
菜贩终于被说服了，教他用英文说“我来给你当佣，不要工资，只学英文”。
马应彪口中念念有词，终于把这几句念得顺口了。
第二天，他便来到一个英国人的店铺里，拍拍门，打打手势，而后，便把学来的那句话原封不动“贩”了出去。
英国人又一次瞪大了眼睛：“你说的可当真？”
马应彪连连点头。
西人办事历来痛快，不假思索，便道：“很好很好。”
马应彪便在这店铺里干起来。当然，不能上柜台，只是听吩咐，连手势加口语，给搬送货物，结算数字什么的。
这段时间，马应彪尤其留心于生意场上的用语，尤其是接待顾客的交易术语。由于刻苦用心，仅三个月，他已经基本上掌握了日常用语，可以与西人自由对话了。于是，他便同店主告辞，回去经营自己的蔬菜档。
他迈出了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关键性的一步。由于能在市场上与西人对话，马应彪在中国同行中显得分外突出。
他把自己种的蔬菜拉到市场上，用英语标上名称、价格，并用英文向顾客做介绍，每每说得顾客眉开眼笑，产生了兴趣。这一来，他的菜很快就卖光了。他打道回府之际，别人的还没能卖掉多少。
几天下来，中国的菜农都看呆了。
“马先生，今天我这一车菜就交你卖好了。我们只管回去种菜，多开一点荒地，这边就拜托你了。赢利，我们商量个数，彼此分成。”那些不会说英语的菜贩，开始走上门来，同他商量。
开始是在市场上，他卖完自己的一份，便被请去帮别人卖。卖完一家又一家，大家也都很公平地给他一份红利。无形中，他的收益也就多了起来。
以后，其他菜贩也不等他卖完，一车运到他的摊位上，说：
“马先生，我们的菜运来了，全托付你销售，改日再结账好了。”
“马先生，菜留下了，我们这就回去种地，多种一些。”
马应彪竟应接不暇了。各色蔬菜，更丰富了他的摊档，生意也就愈来愈旺了。
除开蔬菜，各色水果也送上来了，委托他代卖。
“我们不妨照西人一样，签个合约，你们送来，我按批量价，一次性把钱付给你们。卖好卖差，卖多卖少，也就由我一个人担责任，赚了亏了，以后都是我的事。”
自然皆大欢喜。菜贩、果贩都省了事，而且收入也有了保证，何乐而不为。
生意做大了，也不必一天天跑市场了。于是，马应彪决计由行商改为坐商，不再那么辛苦地赶着马车去运蔬菜，更不用自己下地去种菜了。
这样，当与自己联系的农户达到一定数量后，他决定自己开一个蔬菜店与水果店。
不久，他便在玛丽街上自办了一个店子，让菜农、果农直接把产品送到店上，由他直接出售。
1890年左右，在新南威尔士州从事淘金业的华工只剩一千多人了，而从事园艺与畜牧业及其他农业的，则上升到约七千来人。流动贩卖果菜的小商贩有三百多人，属于坐商的店主也有三百人。随着时间推移，果菜贩商是上升得最快的。
可见，马应彪审时度势，及时把握住了当时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发展的趋势，从而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致富之路。
久而久之，光收购零售，也就不适应当地经济的发展了。开始，马应彪只是在玛丽街38号租地存菜过夜，第二天一早再把菜拉出去卖。后来索性租店出售，坐商即由此开始。历经近百年，马应彪的后人在1980年左右访问澳大利亚时，这个旧店仍存在。
这该是他一生事业的起步。
取信于人
随着蔬菜水果业的兴起，区区一小店，显然已不能满足需求了。正在这时，悉尼新建一个禾秆市场，这无疑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但是，要购下市场上街角的旺处，殊非容易，光凭他一个人的积蓄，还差一大截。但如果失去这个机会，今后要发展就更难了。
马应彪当机立断，在悉尼的香山同乡中奔走，设法说服他们拿出一笔钱来，把街角最大的店面盘下来。皇天不负苦心人，他的奔走没有白费，在筹集到上千英镑后，终于如愿以偿。
由于是他出面组织，再加上他的资金最多，平时也是他主持事务且懂英语，所以，大家也就推举他为司理——这是广东同乡的叫法，也就相当于经理之职。
1890年，马应彪联合马焕彪、马永灿、蔡兴等合作开设了永生公司，主营蔬菜、水果批发。随着业务逐渐扩展，又开办了永泰分店。后来永生果栏、永泰果栏与同乡郭乐开设的永安果栏联合，成立生安泰果栏，实现规模经营，几乎垄断了悉尼的蔬菜和水果市场。
与此同时，马应彪也一举成了当地“蕉王”。
原来，这几家果栏的货源，除了当地自取的一部分外，主要来自两个地方。一个是新几内亚附近的岛屿雅达顿，另一个是斐济群岛，相去都有一两千海里之遥。这些地方，都以盛产香蕉著称。
由于生安泰的实力不菲，来往于雅达顿和斐济的焦油帆船，无论是单帆还是双帆，都包得起，后来，连汽轮也包下了。果栏同贩运商订立了代销合同，运来水果，全由三家果栏包销。马应彪颇有生意头脑，经营得法，及时把握住了市场的供需，所以赢利甚丰。当然，要走到这一步也不容易，至少也经历了两个很大的风险。
一是由悉尼到雅达顿和斐济，往返需两三个月，如遇上台风什么的，就很危险。为掌握与开拓货源，马应彪亦亲自去过斐济群岛看货与采购，一路上历尽风浪。但进价一磅仅2—5便士，到达澳大利亚则可达4—7便士，甚至高达8—10便士，路上吃了苦头，回报却还是巨大的，不管怎么也值。
这还不算什么。马应彪考虑到路遥人力不支，一旦翻船，损失巨大，于是动了念头，要在澳大利亚北部靠南回归线一带，种植香蕉，因为纬度差不多，气温适于香蕉生长。主意已定，便亲自带头上昆士兰州（位于新南威尔士州北）垦荒种植香蕉。
然而，这番努力，几乎付诸流水。
由于土质、气候诸方面因素，大部分的蕉林全枯萎或坏死了，最后，仅剩下一种长佛手形的蕉长了出来，可收获也很不理想，只好彻底放弃这一种植计划。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马应彪并未气馁，反而把精力全部投入生意中。一个小小的挫折，更激发他争取更大成功的锐志。
果栏的业务范围也更广泛了。
作为中国人，又面对相当多的海外乡亲，大家都对自己国家的产品有一种亲切感。他决计大量进国货，进土产。
山东花生、澳门炮仗、广东糖姜、香港蚝油，还有核桃、荔枝干、土酒、大米、咸鱼、生油……都源源不断进了生安泰。
由于华人的推介，连当地的澳大利亚人，也对核桃、花生、荔枝干之类有很大兴趣，货到之后，竟十分抢手。生意也由零售转为了批发。
为了满足顾客的需要，马应彪还亲自动手，用机器炉试炒花生。
炒花生也是一门手艺，所谓易学难精，但不管怎样，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他的花生也炒出名来了。“蕉王”之后，他又得到一个“花生王”的美称。
一时间，三家果栏的水果生意、国货土产生意，都名噪一时，影响从悉尼扩大到了墨尔本等地。
马应彪的信誉由此鹊起，生意也为之兴隆，在短短几年间，三家果栏的发展，不可不谓惊人。
信誉是无价之宝。当时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大都是矿工、园丁、小商、小贩、匠人等等，攒几个钱，都是为了汇到国内，赡养家口。在悉尼，华侨均散居在郊外不同地方，又没有华商银行，华侨要存款汇款，诸多不便。那时，辛勤劳动，挣得几个血汗钱，人好歹有了一点积蓄，总希望找个机会带回国内去。平日，只好在家中挖个地窖，深藏起来，可这实在不方便；万一被外人得知，抢走了、偷走了，全部心血也就完了，所以更不放心。存外国银行，言语不通犹罢，人家对华侨的规定又十分严苛，手续更为烦琐，而且不时又发生排华事件，钱存在人家手上，更是忧心忡忡。这一来，有的华侨就提出，你们有实力，有信誉，我们把钱寄存在你们这里放得下心，我们也不想要什么利息了。华侨们都信得过这三家公司，于是催生出存款、汇款等业务。
先是与人方便，久而久之，马应彪便觉得，不妨自己创立一个金山庄，代华侨存款，并利用进国货土产之便，为华侨汇寄养家的款子，收一点“汇水”，何乐而不为。于是，他便打出了金山庄号，代华人汇兑与存款。
正是信誉，给生安泰带来了又一次大发展的良机。有了存款资金，马应彪可以把它作为公司扩大经营的资本，于是，业务更多，生意愈大。生意愈有信用，存款也就日益增加，形成良性循环。华侨除开汇兑外，家中的余钱多存放在金山庄。这样既方便、安全，还可以得到一点利息。
于是，少则十几英镑，多则几百英镑，虽说零星分散，可悉尼四郊华侨甚众，合起来，数量就可观了。有如此数量的金融资本，也就能投资干更大的实业。
经此数年，马应彪的视野拓宽了许多。也许在当日，他本人尚未完全了解他这些商业活动所具备的历史意义。在国内，由于列强入侵、利权外放，官僚绅商资本已日暮途穷。正是这时，以马应彪为代表的民族资本，在中国逐步上升，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经济构成，也为辛亥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有人称他这一“有限责任公司”的创立，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无烟金矿。其实，这远远不足以概括它的历史意义与经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