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甲子  民国十三年）

三十二岁。

在北京、山东。

二月，应武昌师大的邀请，到该校讲“孔子人生哲学大要”。主要内容是：（一）什么是孔学；（二）孔学取材问题；（三）孔子人生旨趣。共计十二讲，主要讲了“对本能说之批评”、“习惯”、“气质”、“礼”等。这一讲演记录由上海《时事报》副刊“学灯”从二月二十七日起至四月四日分期分批连载发表。注76

暑假，先生辞去北京大学教席，七年之久的北大教学生活至此结束。先生说：“这七年之间，我从蔡先生和诸同事、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说之不尽。论年龄，蔡先生长我近三十岁，我至多只能算个学生，其他同事也都比我年长。所以我说北京大学培养了我，绝非是谦词。”又说：“在北大一住七年，增长了我内心的争名好胜，是我摆脱出家意念的重要原因之一。”注77

离开北大的原因是对当时学校教育只注意知识传授，不顾及学生的全部人生道路的指引不满，为实践自己对教育的认识和设想，因而辞去北大教席赴山东办学。先生讲：“我们办学意思之发动，原始于民国十年（一九二一），（王鸿一先生）有办曲阜大学之提议。”“在曹州办学意向所归仍在将来的曲阜大学。”“就办学者一面说，则现在办曹校的同人即将来办曲大之同人；就学生一面说，则现在曹州高中有似曲大的预科。”

六月，写《办学意见述略》，内容分四点：第一，曲阜大学之提议及其筹计进行；说明：“办曲阜大学的旨趣是想取东方的——尤其是中国的学术暨文化之各方作一番研讨昭宣的功夫，使它与现代的学术思想能接头，发生一些应有的影响和关系。”第二，我们办学之真动机；说明：“我们的真动机是在自己求友，又与青年为友。……所谓与青年为友一句话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帮着他走路；二、此所云走路不单是知识技能往前走，而实指一个人的全生活。然现在学校的教育则于此两层俱说不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生活，而领着他去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活泼两点，实为根本重要；至于知识的讲习，原自重要，然固后于此。……因为要在全生活上帮着走路，尤非对每个学生有一种真了解——了解他的体质、资禀、性格、脾气、以前的习惯、家庭的环境，乃至他心中此刻的问题思想——而随其所需，随时随地加以指点帮助才行。”“要办教育，便须与学生成为极亲近的朋友而后始能对他有一种了解，始能对他有一些指导。我们办学的真动机，就是因为太没有人给青年帮忙，听着他无路走，而空讲些干燥知识以为教育，看着这种情形，心里实在太痛苦，所以自己出来试办。再具体的申说两句，就是我们看青年学生中大概似不外两种人：一种是堕落不要强的，在学校里就鬼混，毕业后就谋差赚钱挥霍；一种是自知要强的而常不免因人生问题、社会环境而有许多感触，陷于烦闷痛苦。像这两种人，你只对他们讲功课，实在不中用。现在青年在这种情况下，自己走投无路，实在可怜!我们想与他为友，堕落的怎样能引导他不堕落而奋勉；烦闷的怎样能指点他而得安慰有兴致。总而言之，都要他们各自开出一条路子来走；其如何求知识学问，练习作事，不待言而自然都可以行了。论到从堕落引转而不堕落，从烦闷引转而不烦闷；这段起死回生的神功，谁敢轻易说这句话；确实来说我们并未必能帮助得几何。不过鉴于别人全不管，我们极想从此点尽力则是真的。次当说我们自己求友之一义。我们办学一面固是想与青年为友，一面亦是自己求友；一面固是帮青年走路，一面还想得些有心肝的好汉子大家彼此帮助走路。学生固常不出堕落、烦闷两边，便是我们个人何尝能免于此?即不堕落不烦闷了（殆难有此），难道知识学问其他能力亦已完足?人生始终是有所未尽而要往前走的，即始终是有赖师友指点帮助的。照我的意思，一学校的校长和教职员原应当是一班同气类的，彼此互相取益的私交近友，而不应当只是一种官样职务的关系，凑在一起。所谓办教育就是把我们这一朋友（集）团去扩大他的范围——进来一个学生即是这一朋友团内又添得一个新朋友。我们自己走路，同时又引着新进的朋友走路；一学校即是一伙人彼此扶持走路的团体。故而，我们办学实是感于亲师取友的必要，而想聚拢一班朋友同处共学；不独造就学生，还要自己造就自己。”第三点、第四点讲办曹州高中致力点及入学须知。

先生的《办学意见述略》实际是教育改革的一个设想。从办曹州高中之后，在四十年代创办勉仁中学、勉仁书院、勉仁文学院，都是在“聚拢一班朋友同处共学，不独造就学生，还要自己造就自己”。实践“办学应是亲师取友”原则，因而师生感情深厚。

曹州有恢复重华书院之议，先生为之写《重华书院简章》，讲该院旨趣“在集同志，各自认定较为专门之一项学问，或一现实问题，分途研究，冀于固有文化有所发挥，立国前途有所规划，同时并指导学生研究，期以造就专门人才”。重华书院恢复之事终未实现。注78

其时，北大的陈亚三、黄艮庸，四川高节的王平叔、钟伯良、张俶知，北师大的徐名鸿等先生，随先生到曹州，共同办学、读书、讲学。熊十力先生也参加了办学，任导师。

夏季，泰戈尔访华，将离北京时，徐志摩先生约先生去同泰戈尔谈谈。先生与徐先生到时，正值泰戈尔与杨丙辰谈宗教问题。杨丙辰先生以儒家为宗教，而泰戈尔则说不是的。当时徐志摩指着先生介绍说：“梁先生是孔子之徒。”泰戈尔说：“我早知道了，很愿听梁先生谈谈儒家道理。”先生就泰戈尔的谈话而作了辨明。先生考虑到泰戈尔为什么不认儒家是宗教呢?他以为宗教是在人类生命的深处有其根据的，所以能够影响人。尤其是伟大的宗教，其根于人类生命者愈深不可拔，其影响更大；空间上传播得很广，时间上亦传播得很久远，不会被推倒。然而他看儒家似不是这样。仿佛孔子在人伦的方面和人生各项事情上，讲究得很妥当周到；如父应慈，子应孝，朋友应有信义，以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等等，好像一个法典，规定得很完全。这些规定，自然都很妥当，都四平八稳的；可是不免离生命就远了。因为这些规定，要照顾各方，要得乎其中；顾外则遗内，求中则离根。因此泰戈尔判定儒家不算宗教；而很奇怪儒家为什么能在人类社会上与其他各大宗教都有同样长久伟大势力!先生当时答泰戈尔说：“孔子不是宗教是对的；但孔子的道理却不尽在伦理纲常中。伦理纲常是社会一面。论语上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所有这一层一层的内容，我们虽不十分明白，但可以看出他是说的自己生活，并未说到社会。又如孔子称赞其门弟子颜回的两点：‘不迁怒，不贰过。’也都是说其个人本身的事情，未曾说到外面。无论自己为学或教人，其着重之点，岂不明白吗?为何单从伦理纲常那外面粗的地方来看孔子呢?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孔子不一定要四平八稳，得乎其中。你看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志气很大，很豪放，不顾外面；狷者狷介，有所不为，对里面很认真；好像各趋一偏，两者相反，都不妥当。然而孔子却认为可以要得；因中庸不可能，则还是这个好。其所以可取，即在其生命真处发出来，没有什么敷衍牵就。反之，孔子所最不高兴的是乡愿，如谓‘乡愿德之贼也’，又说：‘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唯乡愿乎!’乡愿是什么?即是他没有他自己生命的真力量，而在社会上四面八方却都应付得很好，人家都称他是好人。孟子指点得最明白：‘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汗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那就是外面难说不妥当，可惜内里缺乏真的。狂狷虽偏，偏虽不好，然而真的就好。——这是孔孟学派的真精神真态度。”泰戈尔听先生说过之后，很高兴地说：“我长这样大没有听人说过儒家这道理；现在听了梁先生的话，心里才明白。”注79

是年暑假，先生在北京为曹州高中招生，李渊庭应试，得名列榜首。当时李渊庭只有十八岁，而今已年过八旬。从考上曹州高中至今已逾六十多年，在这大半个世纪里，有五十多年随侍先生左右。李渊庭讲：“我有今日，得益于良师益友之提挈、教诲者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