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年（壬戌  民国十一年）

三十岁。

在北京大学执教。

一月，应邀在山西讲学，讲“东西人的教育之不同”。先生讲：“大约可以说，中国人的教育偏在情意的一边，例如孝弟之教；洋人的教育偏着知的一边，例如诸自然科学之教。这种教育的不同，盖由于两方文化的路径根本异趣，它只是两方整个文化不同所表现之一端。”这次讲演的讲词发表于《教育》杂志。

先生于太原参观德国人卫西琴（中）主办的“外国文言学校”。先生参观后讲：“其间所有，举不同俗；一事一物，靡不资人省味。顿为惊叹!而窃见先生精神措注于百余学子之身，无微不至，直有欲呕出心肝之概。尤不能不使人起慕起敬，倾心折服!”先生与卫中先生交谈后，结为好友。

春间，先生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合理的人生态度”。主要讲：“一般人把生活的美满全放在物质的享受上，如饮食男女、起居器用、一切感觉上的娱乐。他们以为乐在外边，而总要向外有所取得；两眼东觅西求，如贼如鼠!……贪婪在个人是他的错谬和苦痛，在社会则是种种腐败种种罪恶的病原菌。如果今日贪婪的风气不改，中国民族的前途就无复希望；此可断言者。”“照我说……人生快乐就在生活本身上，而不在有所享受于外。拙著指给大家一条大路，就是改换那求生活美满于外边享受的路子，而回头认取自身活动上的乐趣，各自找个地方去活动。大约一个人都蕴蓄一团力量在内里，要藉着一种活动发挥出来，而后这个人一生才是舒发的、快乐的，也就是合理的。”

先生还在该校讲过“评谢著阳明学派”。先生以谢无量所著《阳明学派》中有许多不妥之处，听其流传，似乎不好。因就谢著加以辩证。注65

与李大钊先生就倡议裁兵运动同访蔡孑民（元培）先生注66，其后聚合于蔡先生家讨论“我们的政治主张”，并在胡适之提出“好政府主义”的时局宣言上签名，参加签名的有十七人。注67

十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第三版，先生在“自序”中讲：“我这本讲录发表后，既有许多悔悟。头一个悔悟，是在本书第四章讲孔家哲学所说‘中庸’是走双的路之一段。……我现在都愿意取消。我兹所痛切悔悟的……以决定语来发表未能自信的见解，这全出于强撑门面之意，欺弄不学的人。孔学是个恳切为己之学；怀强撑门面之意发挥恳切为己之学，这是我现在最痛自悔悟的。……第二个悔悟，是在本书第四章末尾说‘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印度生活是理智运用现量’之一段。这一段话不妥当……我愿意一概取消。”又序中云：“慎独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并未晓得，所说自无是处，现在可以略晓得，今年在山东讲演‘孔家旨趣’，曾经讲到。”

介绍熊十力先生到北京大学执教。先生讲：“熊先生之到北京大学讲唯识论，亦是我介绍的。我在北大哲学系先讲授印度哲学……又添讲佛家唯识学，写有《唯识述义》，先后出有两薄册（京华印书馆印），第三册却未敢付印，盖自觉对于唯识学不全明白。……于是邀熊先生讲。”熊先生于冬天到北京，与先生一起住在地安门吉安所。同住共学的还有当时北京大学学生陈亚三、黄艮庸、朱谦之、王显珠等。注68

写沈著《家庭新论》序。注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