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作尉封丘与从戎河西（749—755）

天宝八载（749），高适已年近半百，仍入仕无门，窘迫已极。这时候，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正任睢阳郡太守，他赏识高适的才华，进献高适的诗集给唐玄宗，并推荐他应制举有道科；高适的知交颜真卿，此时亦予以援手，他为高适的诗集作四言诗数百字，并作序称扬张九皋荐贤的美意和高适的才华，“遍呈当代群英”（高适《奉寄平原颜太守》序）。于是本年六月，高适便被征召入京，考有道科中第，授陈留郡（汴州）封丘县尉。封丘尉的品秩不过从九品上，几经挫折，多历年所，高适才得到这样一个微职，自然不会感到满意；但此一微职毕竟来之不易，加上家贫、生活窘困（其《平台夜遇李景参有别》说：“家贫羡尔有微禄，欲往从之何所之？”），所以他还是在本年秋天取道洛阳到封丘上任。过洛阳时，诗人李颀作《赠别高三十五》诗送行：“小县情未惬，折腰君莫辞。吾观圣人意，不久召京师。”劝高适安于卑位，并以不久会召为京官的话相慰勉。然而朋友的劝慰并不能消除高适到任后的烦恼：“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封丘县》）“揣摩惭黠吏，栖隐谢愚公。”（《封丘作》）加上县尉的卑职同心高志远的期望相距毕竟太大，所以高适到任后没有多久，便产生了去职的念头。

天宝十载（751）冬，高适奉命出了一趟官差：自封丘送新兵赴清夷军。清夷军是范阳节度（即幽州节度，天宝元年更名）所统九军之一，屯驻于今河北怀来东南。这是高适第二次赴幽州，一到那里，不禁勾起他首次游幽蓟希求入幕而无门的隐痛；然而此番赴幽州，仍然不是从戎入幕，同样不能立功边地，所以此时的诗人，有着满腹安边之志难酬的牢骚，这只有借写诗来倾吐了。在送兵时写的诗中，高适还对当时幽州边地的内幕作了揭露。天宝十载秋，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诬称契丹酋长准备叛唐，发三镇兵共六万出击，结果大败，士卒伤亡殆尽。高适送兵期间作的《赠别王十七管记》描写了这次战争：“星高汉将骄，月盛胡兵锐。沙深冷陉断，雪暗辽阳闭。亦谓扫欃枪，旋惊陷蜂虿。归旌告东捷，斗骑转西败。遥飞绝漠书，已筑长安第。画龙俱在叶，宠鹤先归卫。”诗中无情地揭露了安禄山妄启边衅、骄矜轻敌、惨败后又谎传“捷报”的丑行，也辛辣地讽刺了唐玄宗对败将安禄山的备极恩宠。又《答侯少府》：“北使经大寒，关山饶苦辛。边兵若刍狗，战骨成埃尘。行矣勿复言，归欤伤我神。”对安禄山之视边兵若刍狗，随意将他们驱赶到战场上去送死以邀取荣宠，诗人感到无限悲痛。送兵期间在边地的所见所闻，令高适感到愤慨和失望，并促使他下定去职的决心。在完成送兵的任务之后，高适于十一载（752）春南返封丘，接着便毅然辞去了封丘尉的职务。

高适是一个功名心极强、不甘寂寞的人，弃了微官并不意味着他想靠隐居躬耕度过余生。辞官后不久，高适就又到长安寻找新的出仕机会。十一载秋，他曾在长安与诗人杜甫、岑参、储光羲、薛据共登慈恩寺塔，各赋诗一首。五人在当时都以诗名世，他们的共游同赋是诗歌史上的一件盛事。十二载（753）四月，高适仍在长安，作有颂美征南诏战争的《李云南征蛮诗》。大约就在这前后，高适受到哥舒翰幕府判官田梁丘的举荐，被哥舒翰辟为幕府掌书记，并于这年五、六月间，由长安出发赴河西。

哥舒翰是突骑施哥舒部落的后裔，天宝六载开始任陇右节度使。他任此职期间，屡破吐蕃，消除了边患，当时的民谣《哥舒歌》这样称赞他：“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天宝十二载五月，他又因收复九曲之功，加河西节度使。史书还说哥舒翰“好读《左氏春秋传》及《汉书》，疏财重气”，曾力救被诬陷的上司王忠嗣，时人“义而壮之”（《旧唐书·哥舒翰传》）。高适这次赴河西，一方面因为入幕的宿愿终于实现，另一方面由于所追随的主帅是好读书、重义气和颇有军事才干的哥舒翰，所以精神面貌与前两次出塞时大不相同。他自以为遇上了知己：“浅才登一命，孤剑通万里。岂不思故乡，从来感知己。”（《登陇》）立功扬名的愿望不难实现，因此情绪是甚为昂扬和振奋的。

自天宝十二载赴河西至十四载冬安史之乱爆发，高适一直任河西、陇右节度使幕府掌书记。这期间他创作了不少边塞诗，这些诗大都洋溢着高昂、明朗、欢快的情调，同前两次出塞时的作品颇不一样。前两次出塞时的作品，既有豪迈雄壮的一面，又有悲歌慷慨的一面，形成了悲壮的特点；而这次出塞期间的诗歌，则以豪壮为主要特色。这种不同与作者身份、地位的变化有很大关系。作者这次是以幕僚的身份出塞的，热切希望跟随府主立功边疆，所以作品多表现从军出塞、征战立功的豪情。但作为为府主所辟署、与府主共升沉的幕僚，对府主又具有一定的依附性，这不免给高适这次出塞时的创作，带来某些局限。其表现是：在诗中盲目颂扬府主战功，甚至歌颂残杀；前两次出塞时的作品，往往同情士卒疾苦，喊出他们的呼声，而这次出塞时的诗歌，在这方面却不见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