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客居淇上、宋中与漫游齐鲁等地（734—748）

开元二十一年（733）冬，高适在北游燕赵两年寻找入幕机会未果后，终于失望地离开幽蓟南返。南返后，即在淇上隐居躬耕。《淇上别业》：“依依西山下，别业桑林边……且向世情远，吾今聊自然。”《淇上别刘少府子英》：“近来住淇上，萧条唯空林，又非耕种时，闲散多自任。”虽然诗人真的过了一段隐居躬耕生活，但并不甘心就此隐逸。他始终不忘用世，开始探寻别的入仕门路。走由应制举而入仕的道路，成为诗人当时的一种新选择。

制举是“天子自诏”并亲自临试、用来选拔“非常之才”的一种特别的考试，它与明经、进士等常科考试的不同主要为：制举考试的科目和时间都由皇帝临时下诏决定，而常科考试的科目与时间则都是固定不变的；应制举人一般是各府州长官举荐的知名之士，而应常科人则是经过逐级考试选拔出来的优胜者；制举一般只试策，其内容与时事政治密切相关，而常科考试的内容则不这样；常科及第后尚须经吏部考试合格方能授官，而制举一经登第，一般就能立即授官，而且所授官位，优于进士及第者。所以，制举比起常科，是一条较快速的入仕之途。“耻预常科”的高适，选择此途乃顺理成章之事。

开元二十三年乙亥（735）正月，唐玄宗下诏：“其或才有王霸之略，学究天人之际，智勇堪将帅之选，政能当牧宰之举者，五品以下清官及军将、都督、刺史各举一人；孝悌力田，乡闾推挽者，本州刺史长官各以名闻。”（《册府元龟》卷六四五）据此可知开元二十三年有制举。高适《酬秘书弟兼寄幕下诸公》诗序云：“乙亥岁，适征诣长安。”知高适曾于本年被征召到长安，应制科试。但未中第，在那里滞留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他久居的宋州。

从这时候开始直到天宝八载（749），高适大部分时间居于宋州（睢阳郡），但其间曾几度外出漫游：开元末游相州，作有《题尉迟将军新庙》诗；天宝三载（744），与李白、杜甫共游汴州、宋州，《新唐书·杜甫传》说：“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杜甫在《遣怀》诗中追忆说：“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在汴州），怀古视平芜。”在《昔游》诗中也说：“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在宋州）。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清霜大泽冻，禽兽有余哀。”此时三人皆不遇（李白已被赐金放还），在一起登临怀古，射猎赋诗，慷慨酣饮，订下了终生之交；同年秋末“东征”，自宋州首途，经灵璧、泗县、淮阴等地，至襄贲（今江苏涟水）而返；四载秋，游东平郡（治今山东东平西北），有《东平路中遇大水》等诗；五载至济南郡，与北海太守李邕相会。这段期间诗人的坎坷遭遇和漫游生活，对他的思想及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个时期诗人求仕再次失败，生活在“姑不隐而不仕”（《东征赋》）之中渡过。他读书、躬耕，“隐迹博徒”（《河岳英灵集》卷上），“屠沽亦与群”（李颀《赠高三十五》），亲自参加劳动，广泛接触下层百姓，从而得以了解更多的社会实际；他漫游、结交、干谒，这样既能加快自己作品的流布，提高自己的社会声誉，为未来的入仕打造阶梯，又能增广阅历，扩大视野，丰富创作的题材。这期间，政治上的长期失意使诗人感到愤慨、不平，往往慷慨悲歌，但他对美好的前途又始终充满着希望和自信，如说：“公侯皆我辈，动用在谋略”（《和崔二少府登楚丘城作》）；“且见壮心在，莫嗟携手迟”（《宋中别周梁李三子》）；“不叹携手稀，恒思着鞭速。终当拂羽翰，轻举随鸿鹄”（《酬鸿胪裴主簿雨后睢阳北楼见赠之作》）。正因为这样，其诗于悲歌之中，往往寓有壮健之气，情调并不显得低沉。

高适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更趋于成熟。前一个时期诗人北游燕赵，创作了《塞上》、《蓟门五首》等不少优秀的边塞诗，这一时期诗人虽离开边地，却将前一时期积累的边塞生活体验为基础，创作了他边塞诗中最杰出的代表作《燕歌行》。这首诗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标志着高适的边塞诗创作达到了新的更高的水平。从诗歌的体裁方面来看，前一时期高适写的五古最多，七古次之，近体诗则写得很少；而这一时期五古的数量仍然最多，五律次之，七古又次之，表现出近体的写作有所加强、古近各体均衡发展的趋向。除五律外，这一时期写的五言排律、七律，数量都有所增加，质量也有所提高。七古在高诗中数量不算最多，但为高适所最擅长，这在他前一时期的创作中已经表现出来，到了这一时期，七古创作仍具旺盛势头，而且名篇佳作《燕歌行》、《古大梁行》等的出现，似可证明他的七古创作质量又有了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