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记忆
踩雷记
朱铭
桃园消夏
1967年1月31日，青岛市的一个支持造反派的副市长王效禹来到济南，宣布夺了中共山东省委的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几位著名的造反派头目都进入“革委会”，人们以为，从此天下太平了。不料，事情并非人们所料，“革命”既没有“形势大好，”也没有“越来越好”，内战还在打来打去，一直打到夏天，人们也越来越弄不清究竟谁是“造反派”，谁是“保皇派”，就只好当起“逍遥派”来。
那时候，我和傅二石、姜一鸾，还有体育老师郭宗琪，都住在山东艺校果园边的一座筒子楼上，闲来无事，铺一张凉席在桃园里，泡上一壶茶，天南海北，云遮雾罩，穷聊一气，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到王效禹吃面条，无所不谈，打发日子而已。二石是讲故事的高手，平淡无奇的凡人小事，到了他的嘴里，添油加醋，出来的味道就非同一般。傅抱石先生是老一辈艺术界的名人，与演艺界交往甚密，所知江青解放前在演艺界的那些荤荤素素的故事不少，饭后茶余，这些陈年旧话就像数说起家里养过的阿狗阿猫一样，二石自然听了不少，这时候难免搬出来卖弄一二。诸如江青艺名蓝苹，演过一两部电影，经常和人争主角，以及和导演金山的桃色新闻等等，和现今小报上登的那些电影明星们的绯闻逸事差不了许多，“臭戏子”嘛，不臭是出不了名的。闲得无聊，姑妄听之而已。却不料就此惹下弥天大祸，我们这“果园四仙”一刹那“祸从天降”也。
记得是1968年的春天，上面提出了“清理阶级队伍”、“抓五一六分子”的口号，一大早，我照例去上班，却看到办公楼的西山墙上，出现了一条触目惊心的大标语：“坚决揪出傅二石反革命小集团骨干分子朱铭、郭宗琪、姜一鸾！”所有的人名，都用血淋淋的红色打上了叉叉。一夜之间出来了一个“反革命小集团”，团长傅二石，团员吾等三人！我顿时懵了，脑子里轰然一声，脚底下像踩着地雷了似的，走也不是，停也不是。
这标语一出来，人人见了我就都如同遇见瘟疫一般，避之唯恐不及。叫你有一种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忽然一脚踩空，掉进下水道里去了的感觉，两眼一抹黑。回到家中这才听说，昨天“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来抄了姜一鸾的家，收去许多书、笔记本、信件，姜一鸾还大叫他的存折也被偷走了。想到也许会抄我的家，我连忙提前处理后事，将许多有价值的业务笔记、来往书信全都付之一炬，在自家的花盆炉子里烧掉了。下午果然来了另一派的“红卫兵”，在我的家里洗劫一番，因为有所准备，来者一无所获。后来才知道，事情的起因就在姜一鸾的日记，这位越南回来的学生仔，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傅二石讲的那些关于江青的无聊故事，他都记到了日记里。当时他正和山师的一位女红卫兵谈恋爱，那位大学生翻开他的日记就看到了这些事，回去之后又告诉了她的“红卫兵”头头，于是联合山东艺校的同一派“红卫兵”，当天晚上就对姜一鸾采取了“革命行动”。姜一鸾是很好对付的，一吓唬就全招了，当然也供出了傅二石和我们。
二石可就惨了，据说昨天晚上被“思想兵”里的几位专管黑帮的凶神恶煞提审了半夜，“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傅二石专案’取得重大突破”。但是，主犯傅二石，却乘看守人员不备，跳窗逃跑了。事后得知，“专案组”实在揍他揍得太狠，如果不跑，只会不明不白地死掉，当时打死一个人，简直就像撒泡尿那么简单。这时“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进校，但“造反派”仍然我行我素，这样的大事，军宣队完全插不上手，被对立着的两派“红卫兵”把持着。记得在第三天，军宣队的一位戴眼镜的南方人，态度和蔼地找我谈话，正式告诉我所谓“傅二石反革命小集团”的罪行，就是指传播那些有关江青的故事，我表示很惊讶，因为那些事，稍有年纪的人都知道呀！那位解放军同志很严肃地对我说：第一，这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问题，不能小看；第二，主犯是傅二石，但是，你们听见之后，不抵制、不揭发，也是错误的；第三，如果再传播，错误就更大。最后说：“至于你们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性质，还要等审查后再定”。稍过了几天，来了一位自称是文教委保卫科长，名叫宋某某的，把我叫到“革委会”去，拍着桌子，瞪着眼睛，拿着厚厚的一本“卷宗”，连吹带吓，比“红卫兵”还要“红卫兵”，要说破案，他早已为我们定了性，只等着拿到“口供”，好去报功领赏就是了。后来才知道，此君是公安厅的一位副厅长带到文化口来的。
头几场雷声响过之后，这件案子似乎又搁下了，不论是“红卫兵”、“军宣队”、保卫科，都再也没有传讯过我们。但是对傅二石可不客气，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上面印着二石的标准像，这张照片是从档案里找到的，器宇轩昂，春风满面，笑嘻嘻的，完全不像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样子。各地的大街小巷、车站码头、男女厕所、电线杆上，到处张贴。可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张“通缉令”充当了二石和他的妻子孙靖华女士的红娘，使他们缔结了千年之好。
再陷囹圄
1968年就这样风风雨雨地过去了，转眼到了1969年，学校里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由革命干部、红卫兵代表、军工宣队三方面人士组成，实际工作都还是军工宣队来做。被结合进去的革命干部，是原人事处长、党委委员汤天德，原来工作一向大胆泼辣，七斗八斗，也变得谨小慎微起来，遇事总是退避三舍。刘少奇打倒了，邓小平认错了，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修改的《党章》，规定原国防部长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原先只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现在又加上了一句：“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一切就这样安排得井井有条，还会出什么问题吗？于是，毛主席对学生们说“要复课闹革命”，王效禹也指示，学校要“下乡搞斗、批、改”。大约在割麦子的季节，我们全校都拉到济南以南约四十五公里、泰山山区里的柳埠公社槲疃大队，一面复课闹革命，一面搞斗、批、改。
槲疃是个大村，但是很穷，小学在村头河边的一所祠堂里，院子里有一棵奇特的大树，这时正开着满树的小白花，村里到处飘着清幽幽的香味，好闻极了。师生们分散住在社员家里，学校自带伙房，自己做饭吃。大约在麦子刚刚割完的时候，某一派红卫兵的领袖，突然把傅二石押解到村里来了，算是逮捕归案，拿来当做搞斗、批、改的“活靶子”。军宣队也号召两派对立的红卫兵组织，要通过共同批判傅二石，团结起来，于是乎联合召开“批斗会”，双方比赛，看谁的嗓门高，谁的叫骂狠，每次都是在一片“砸烂砸碎”呀、“打翻在地”呀、“再踏上一只脚”呀……之类的高呼声中结束。我和几位小班的“红卫兵”，还有军宣队的苏一帆同志，住在村东头的一所空房子里，小将们来去自由，说走就走，经常就是我和老苏看门。傅二石被安排在伙房劳动，每天一大早，就挑起水桶，穿过一条极窄极窄的小胡同，到山坡上去担水，我在速写本上记下了这个场面。由于“小集团”的事情还没有结论，我们不敢相互招呼，当然更不敢向他打听这几个月的逃亡生活。但是，我在槲疃画下的一本速写本上却有他的一页速写，画了几个潦草的头像和坐着的人物。好像是在某次开大会时，一起席地而坐，他拿过去涂鸦两笔留下的，我特地注明“本页作者：傅二石”字样。
在槲疃住到6月19日，麦子收割完毕之后，就不了了之地撤回学校来了。我一入校门，走到直达宿舍的那条大路口，就看见我家屋旁的照壁墙上画着一幅很大很大的油画——毛主席和已经在《党章》里保了险的“接班人”林彪的肖像。我的岳母来帮助我们照料孩子，一家人天天在两位巨人面前，搭上小茶几，坐着小马扎，吃着他老人家给的定量，倒也其乐融融。傅二石住在西楼，到食堂买饭时总要从我家窗前经过，当然和我当右派的时候一样，他也学会看着脚底下的蚂蚁走路了。根据省革委的意见，傅二石暂时在学校里“接受群众监督，劳动改造”。被安排在舞台美术队，去打扫仓库，把那些破破烂烂的灯具、道具都一一擦洗干净，排列整齐，以备排演“样板戏”时好用。理所当然，他也被编入“黑帮”队伍，一日三餐要先唱《黑帮歌》才准许吃饭。这时的“黑帮”队伍，由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分子三部分人组成，走资派不服气，反动权威年纪太大，他们唱歌都不卖力气，常常受到“红卫兵”的呵责。二石的到来，使这种情况大大改观，歌声变得嘹亮起来。但是，在我们听起来，那声音就像屠夫手下已经挨了一刀的猪似的声嘶力竭，叫人听了真是寒心，难道优待俘虏的政策不时兴了吗？管“黑帮”的“红卫兵”还是个娃娃，却完全学习电影里土匪的样子，歪戴着帽子，手里提着鞭子或者皮带，满口脏话粗话地骂人，叫人看了更是寒心：“难道中国就交给这样的人来接班吗？”
不久，军宣队换了一次班，炮兵的一位师政委奚俊生同志来任队长。这时，中央成立“五七”艺校，以样板戏为教材，培养新一代“革命文艺工作者”。奚政委征得上级机关的同意，也准备成立“山东省‘五七’艺术学校”。这里的所谓“五七”，是指的毛主席1966年5月7日发表的“最新指示”：“学生也是这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沙家浜》等八个“京剧样板戏”，已经采用管弦乐伴奏，写实的布景灯光，集音乐、美术、戏剧表演于一堂，我们这个学校正好行当齐全，可以立即开张。奚政委用人极其谨慎，生怕把派性带到这个新的集体里来，所以第一批抽调的教师极少，美术老师仅有赵玉琢、李振才、梁敬泗等三四个人，我们这些人都还在老艺校继续搞斗、批、改。
1971年春天，我也调到“五七”艺校，担任色彩课，业务撂得久了，总得认真备备课，妻子也很支持我，让我独自在厨房里开夜车写教案。对门是一位老干部的家，每天晚上总聚集有一大帮人，抽烟的人很多，烟雾和呛人的恶臭一直刮到我这边来，也不知道他们讨论些什么。有一天，大约深夜十一点多钟了，奚政委忽然来到我的小厨房，见我在备课，也没有坐下，站着说了几句。他很严肃地问我一位支持造反派的姓张的老师，“他的业务怎么样？”这人是我的同班同学，我自然不能说他不行，“但是……”不等我开口，他就挡住了我，说：“别的事你不要说了。”大约呆了两三分钟，就离开了我的“书房”。不一会儿，我的那位姓张的同学就推门进来了，原来他也每天到对门来聚会，好像商量着什么大事。他软磨细唠叨、拐弯磨角地对我说起希望调到“五七”艺校教学的事，说是有人从中阻挠，希望老同学无论如何要帮帮忙。我大受感动，不顾组织纪律，把刚才奚政委来征求意见的事都对他说了。你看，我这人傻就傻在这里，这位老同学在对面的屋子里，正劲头十足地起草一个叫做《关于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包庇傅二石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要通过当时的九大中央委员、潍坊柴油机厂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张延成，带到中央去交给江青。这份材料把我们这一伙说成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有纲领、有行动”的，“妄图推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大”集团，而“在一小撮人包庇下，首恶分子傅二石逍遥法外，骨干分子朱铭、姜一鸾、郭宗琪等均获重用”。尤其令人莫名其妙的是，这伙人硬说：包庇我们这“一小撮”的“大保护伞”竟然是与我们毫不相干的解放军长山要塞政委、时任省革委政治部主任的曹普南，还有结合进校革委会的老干部汤天德、杨力“之流”。这份在乌烟瘴气中炮制出来的“材料”，竟然也是由我的这位老同学亲自送给那位“痞子委员”张延成的。他一面准备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同时又拍着我的肩膀，叙起同窗友情来，你说我傻不傻？
又过了一年，初夏的某日，大门外开进来一辆吉普车，在我的南窗下停住，几个公安人员气势汹汹，在“革委会”头头们的带领下，把“反革命分子”傅二石从西楼宿舍里押了出来，走到大路上，面对一大群围观者，戴上手铐，推进车里，一溜烟地带走了。我在家里的南窗上就清清楚楚地看得见这一幕，我想，用不了多久，我也会如此这般被塞进这种吉普车里带走吧。后来我才知道，就是这份在乌烟瘴气中，从我的邻居家里炮制出来的材料，经过张延成的手，被送到了江青的面前。江青气急败坏，批示要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谢富治、于桑等人传阅，“指示”要严厉惩办，和上海文艺界人士被抄家、关押的情形一样。据后来我听林风眠先生的学生陈积厚回忆，在上海，被逮捕的文艺界人士很多，林先生也因此事被关进监狱，他去给先生送内衣，要经过七道门，打开七个锁。林先生此时已经八十多岁，体弱病残，还能砸开七道门跑了么？看来这个卑鄙恶毒的女人，是下决心要把她自认为不光彩的一页，从无情的历史中挖掉，从所有人的记忆中挖掉。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蠢事。她这样的迫害知情人，只能说明，这个女人，在可憎的邪恶之外，又增加了一层可笑的愚昧，一种违背常识、愚蠢透顶的愚昧。
重见天日
二石就这样被逮走了，下面的事，就该拾掇我们这些“骨干分子”了。这一次直接出面的又是那个宋某某，如今已经是文化厅保卫处的处长。他带来一名助手，那小伙子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这家伙一直雄赳赳地站着，拍着桌子，歪着嘴大声喊叫：
“你不要忘了你是个右派，你对无产阶级专政有刻骨仇恨，不惜一切机会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你的面前只有一条道路：老老实实交代问题！”
我很客气的问：
“交待什么问题呢？”
他又发起火来：
“交待什么问题？还要我告诉你吗？”
我更不明白了，央求着：
“您给点个题儿吧。”
他还是不消火，大骂我的态度不好：
“告诉你，把你和傅二石一块抓走，很容易，我们马上可以带你走！”
“那就走吧。”我只得说。
房间的门开得很大，走廊上能听见这里的吵闹声，军宣队的同志走进来，对我说：
“你目前主要的事，就是交代你与傅二石的关系。”
“我和傅二石是同事关系，这还用交代吗？”
“他对你讲过一些有关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事情吗？”
“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事，他能知道吗？”
一直在那里走来走去的那个“处长”急了，又大声喊起来：
“就是关于江青同志的那些谣言！”
这一下才算是点了题，我淡淡地回答：
“那些事我不是四年前就交代了吗？你做的记录，我签的字。”
“还有新的问题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自从那回事儿之后，我听见江青的名字就远远地躲开，从来没有从我嘴里吐出过这两个可怕的字。所以我敢这么斩钉截铁地保证。那家伙有点气急败坏，可又无可奈何，最后只得说：
“那好吧，你把以前说的那些再写一遍，交给我们。”
“对不起，那是四年前的事了，我怎么想得起来？写得不一样又是不老实。材料不是已经交给你们了吗？我承认了的事，决不翻案就是了。”
我还是坚持一字不写，走出了革委会的大门。
没有想到，傅二石一案，还真的成了“惊天大案”。在此期间，二石的母亲罗时慧老太太，为了救儿子一命，来到北京，奔走于廖承志、何香凝门下，并把申诉材料交到了邓颖超手里……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二石的案子被审结，判处徒刑七年，到泰安的一所监狱服刑，他的同班同学邱恩鸿、许仰由都在泰安，想来会给他一些帮助。而我们这些“骨干分子”，也不再有人过问，过着和千千万万老百姓一样的平安日子。
1973年，省公安厅一位副厅长到学校来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宣读中央文件，专门为一个小不点儿的学校下达中央文件，这在山东艺专的校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这个文件是国家公安部、山东省公安厅联合调查组对《傅二石反革命集团》进行调查后，给党中央写的报告，和周恩来总理在这个报告上的批示。调查报告的结论是：
1、傅二石散布有损国家领导人威信的言论，山东省公安厅对其所做的结论是正确的；
2、傅二石的问题属于个人行为，经查证不存在小集团问题；
3、为防止傅二石传播的言论继续扩散，不应再继续扩大追究范围。
周总理批示的意见大意是：请江青、春桥等阅。我同意报告提出的意见，请公安部注意：有关本案的所有材料全部上交公安部六处保存，任何人、任何单位，一律不准留底或复印。
传达完这个文件之后，许多人都哭了，我也哭了。
各奔东西
转眼间到了1975年，美术系来了一位烧不熟、煮不烂的“老革命”，当我们的党支部书记，他曾经在北京荣宝斋当过几天保卫科长，所以每一开口就是“我在中央工作的时候……”此人跟风极紧，对于“阶级斗争”情有独钟，报纸上一提批“右倾翻案风”，他马上嗅出味道来，要在学生中批“白专道路”，要在老师中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大字报、批判栏又在美术系热闹起来。我们这些教业务课的老师又成了批判对象、阶级斗争的活靶子，人人自危。此时，幸亏我们这个“反革命小集团”早已鸟兽散：姜一鸾调到省博物馆画恐龙去了，郭宗琪因为要照顾家庭，调到济宁市体委当教练，傅二石在服刑，唯有俺老朱还是傻模傻样，厮守着儿女，伸着脖子等着挨刀子。君不见，“老革命”三天两头大叫：要“新账老账一起算”。我想，如来佛教给唐僧的紧箍咒，一定也就是这句话，灵得很呢。
这一年的6月，我们家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竟然是个男娃，上有老，下有小，五十九块钱工资养家活口，还敢“捣乱”吗？不久，我参加了省委组织的农业学大寨工作团，下到菏泽地区郓城县程屯公社的杨寨大队，一呆就是一年。农村的贫困出人意料，干群关系紧张，社员们用消极怠工来表示他们的不满，甚至宁可饿肚皮，也不肯为几个村干部白干。头一年冬天，社员要查账，干部要抓牲口啃青，半夜来叫我们到麦地里去捉社员的羊，还要剖开羊肚皮，看胃里有没有青苗。7月，唐山地震，几十万人在防震棚里度过了夏天和秋天，我挂念着远在济南的老老小小，不知道他们能不能住上防震棚。到了9月，忘记是哪一天，毛泽东去世了。忽然中国竟没有了舵手，没有了统帅，没有了领袖，没有了导师，这日子还怎么过呀？不过，就像他老人家自己说过的那样：天照样下雨，地照样长庄稼，女人照样生孩子，娃娃照样长大成人。
天气渐渐冷下来，我在杨寨的第二个冬天又来临了。有一天，我正提着石灰桶在工作组驻地的土墙上写大标语：“你办事，我放心”、“按既定方针办”。工作组长董炳玺同志从公社开会回来，忽然小声对我说：“老朱，不要写了。”进了屋才知道，那些所谓“最新指示”都是假的，“四人帮”倒了，江青完蛋了，邓大人又上台了。我的心情和前几年在空军张庄机场画布景时听说林彪摔死在温都尔罕时一样高兴，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同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齐都报。”那是陈毅元帅最喜欢说的一句古老的中国成语。
1976年12月，我们回到了学校，一切都步上秩序的轨道，按部就班地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1980年，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看到被告席上江青那副无赖的样子，我心里真有一股无名怒火，几乎要爆炸开来。我的“右派”问题，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得到甄别改正。记得第一次谈话后，组织部门起草的意见是，“虽有一定的错误，但不属于敌我矛盾问题”。人家告诉我，这叫“留尾巴”，于是我又去找，负责同志对我说：“说实话，就是有一个问题不好办，有一份检举材料说，你在办公室看报纸时说‘章罗联盟’攻击党的意见很好，现在，‘章罗联盟’还没有平反，所以你‘同情章罗联盟’这一条错误，还是不能改正的。实话给你说，写这份揭发材料的人还在你身边，还和你在一个教研室。”甭说，我得感谢那位到江青那里状告“傅二石反革命集团”的“老同学”了，他二十几年前的这一纸黑状，到今天还牢牢压在我的头顶上。这一回，我感到，就是当一辈子右派也值得，因为我终于认识了一个“人”，也认识了“人”这个动物，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这还不值得吗？
但是，傅二石还是没有回来。算起来他服刑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江青既然倒了，他也该回来了吧？
其实，二石早就回来了，只是为了照顾病弱的老母，他要求回南京生活。这样就到了江苏省画院，汉口路的小楼被改造为傅抱石纪念馆，二石也兼着馆长。住宅又回到傅厚岗6号，院子里又添了一座小楼，原来的菜地就缩小了许多。他一心画他的“傅家山水”，名气越来越高，身体越来越肥，钞票越来越多，房子越住越大，作为曾经的“反革命小集团”团长，恐怕早已把他的喽啰们忘记了吧。
二号人物姜一鸾，改革开放之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云南昆明，在昆明大学任教，后来又回到山东，到了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他比我小一岁，但也已退休，随女儿在北京居住。他的性格很内向，不喜交友，不善辞令，但仍然坚持作画，画了许多不大的风景画，很是精彩。
三号人物郭宗琪，已经在艺术学院任体育教员二十多年，因为妻子在农村，一直过着单身生活，那时候，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的法律差别是一条无法逾越的万丈深沟，1987年，他终于离开济南，调到济宁市体育局工作，我在后来到济宁出差时，曾经在市体育场见过他，当时他是济宁市篮球队的教练。提起“反革命小集团”的事，他非常自豪，他说：敢跟“四人帮”较量较量，能叫周总理也知道咱家的名字，我这一辈子没白活！
也叫周总理知道过名字的小集团四号人物——洒家老朱，是唯一一个还在济南摸爬滚打的老东西，但是也老实多了，见到最近公检法系统出来那么多“英雄人物”，我很庆幸自己没有被那个姓宋的关进去，自己皮肉受苦倒没有什么，可苦了我那相濡以沫的贤妻和天真无邪的儿女们了。我很知足。
大梦初醒
我常常这样说：二石比我天真，我比二石更傻。回忆我们之间近五十年的交往，事事都说明了这一点。可是，二石最大的天真，就在于他始终坚持画他的画，而且越画越好；而我的最大的傻，就在于丢了自己的所长，捡起了自己的所短，又是搞理论，又是当官儿（美其名曰“从政”），煞有介事一般，结果到了老年，成了一个两手空空的大傻蛋——既不是鸡蛋，也不是鹅蛋，自问还不是混蛋。工资够吃，房子够住，子女有业，读书有闲，身体虽然有病，落个善终就好。回想自从1958年上房顶轰麻雀、因为画了一张速写，而被痛批“白专典型”的时候起，五十多年中有三十多年，都是“只专不红”的。到了如今这个年月，狠批白专道路的许多“革命家们”，倒都一门心思“专”起来，到处招摇过市。我这个正统的“白专”分子，倒反而挤到政治堆里来了，身居高位，日理万机，到处奔波，徒有虚名，穷困潦倒，自鸣清高，岂非傻得可以？
2002年5月，我去了一次冀南，在邯郸郊外，有一个叫做“黄粱梦”的小村庄，供奉着吕洞宾和被他超度的那位卢生的塑像，唐人小说《枕中记》、马致远的元曲《邯郸梦》，都写的是这个故事。说卢生上京赶考，在此处住店休息，店主为他去做黄粱饭之际，卢生伏枕而卧，梦中自己得中状元，封为兵部尚书，妻妾成群，家财万贯，权势显赫。不料权臣倾轧，遭奸人陷害，午门斩首，妻子告了御状，改判充军云南，后来平反昭雪，官居宰相，老来还不想死，但是阎王爷却不答应，他遍尝人间生死荣辱，一生不过如此，大叫一声，猛然醒来，锅里的黄粱米饭，尚未煮熟。原来是吕洞宾借梦点化，卢生猛醒，说道：所有的荣华富贵，我在梦中都已经享受过了，还去考什么？于是随吕仙出家修炼去也。老吕点化人的道道，不过“人生如梦”四个字而已。回首我这七十三年跌宕起伏，不是也有几分似梦非梦、似醒非醒的味道吗？如今醒来，还要再往那是非圈子里跳吗？
呜呼，如我辈人等人，还用得着再忙活着去“赶考”吗？哈哈。
·文钞·
面貌册
卢前
在照相术没有普遍流行时，从前的考试还循例要填面貌册。填面貌册就不能跟照相一样的准确。什么面黑、面白，哪里有什么标准？也不过虚应故事罢了，因此常发生笑话。有一个常说的故事，说是胡希吕在江苏任考官，他对面貌册非常认真，怕有顶冒的。有个常熟生员叫沈廷辉，他填有“微须”字样。后来听说胡先生一向训“微”为“无”的，这是照“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朱注：微，无也。沈生一想，只有入场头一天，把那须剃掉。哪知道有个学书和沈相识，早在册上改“微”为“有”了。在唱名时，胡见了沈，说：“这又是个冒充的！册上有须，何以无须？”可怜沈廷辉就这样被斥了。接着又有一生，为着“微须”二字跟胡辩论起来。胡骂他连“微，无也”都不懂，但他反问胡：“孔子微服过宋，是不是脱得精光的呢？”弄得胡无词可答，只得让他照考。这位胡先生咬文嚼字，固属可厌，然而面貌册的办法，究竟不妥。早些年摄影的技巧不甚精工，连到用照相办法，还曾发现过许多毛病的。
——选自《柴室小品》
1969年：一段旧闻背后的新闻
周孜仁
1969年，我被“截留”云南保山专区的“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莫名其妙搞了八个月的新闻工作（何谓“截留”，本文下面还有说明）。那是全民大说假话的年代，新闻领域更是假话大行其道的集散地。如今四十年过去，当时新闻人用真诚的谎言或无可奈何的、违心的谎言炮制的大量新闻，都成了老掉牙的旧闻，而那些当时没有可能成为新闻的真实故事，依然久留忆中，挥之难去。忽然想起电视台有一档节目叫《新闻调查》的，主题词是：“新闻背后的新闻”，这就套用现成格式，把本文称做“旧闻背后的新闻”吧。
保山，古称永昌府。昆明西去，过楚雄彝区，过大理苍山，翻越哀牢山地的万重野岭，再过澜沧江，方能艰难抵达。古地理志称：其地“东距省治一千三百四十五里”，够荒远了。直到上世纪60年代的1969年初，我东辞昆明，乘火车，换汽车，夜宿晓行，也用了整整四天工夫才到。古人说“日近长安远”，在此边山野地搞新闻，体会尤为深刻。
本文一开头说我被“截留”，皆因笔者本系电机专业大学毕业，不幸“文革”误入歧途，办过两三年小报，犯了些不算太小的“政治错误”，遂被发配边疆接受“再教育”。按分配计划，该是去国境一线某小厂当工人，没承想野地边山，人才匮乏，刚到专区机关报到，酷爱人才的军代表，死活把我这有政治前科、对上层建筑避之若瘟疾者强留在了新闻组。在做过一番毫无意义的抗辩之后，我只能无可奈何表态，说权当临时帮忙，干一段时间，你们还是让我到工厂接受“再教育”去吧！
他们同意了。
先安排搞“记录新闻”。从内地来此，我第一次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有“记录新闻”一说。干这活儿有点像猫头鹰，总是昼伏夜出。待到夜深人静，人走光了，我就独自呆小屋里，对着一老掉牙的电子管收音机，一呆就大半夜。播音员像三天没吃过饱饭，有气无力，老半天念完一个句子，还要来一个“逗号”、“句号”、“冒号”什么的。语调特像反特故事片里“美国之音”的女播音。我的感觉呢，自然就特像偷听敌台了。夜半更深，逐字逐句把新闻记录下来，整理清楚了，第二天一早就呈交领导，让他们去“传达不过夜”——事实上，我很快知道了，夜半深更记录的这些“新闻”，内容大都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新闻，肯定是通过中央台晚上八点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相当于现在CCTV的“新闻联播”）“一竿子插到底”的。那时没电视，但电线杆子到处挂满大喇叭。北京一吆喝，边地小城便满世界轰轰烈烈。实际情况如下：如果当天晚上有“最新最高指示”、或者“两报一刊”社论、或者别的什么重要新闻要宣布了，远在昆明的省革委新闻组早早便会电话通知我们，我们自然又忙不迭层层往下通知：各农村公社、各厂矿企业、居民委员会……等等，确保无一遗漏，各色人等晚饭后必须到指定地点集中，严阵以待，收听“重要广播”并组织学习讨论之，气氛之紧张，不亚于国难当头，吹角连营。我的记忆中，最为紧张的一次是“九大”开幕当夜，这边厢组织听广播，开大会，游行庆祝；那边厢《新保山报》的编辑、工人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报社刚成立，地点设在地区党校，设备什么的都没完全就位。领导惟恐误事，定要我从庆祝会场赶去现场督促。入得院门，但闻一派鼎沸，树上、檐前、走廊，到处乱拉电线电灯，嘈杂杂一阵通明。拣字、排字、打版、开机印刷……所有人等均在挑灯夜战。如果本工序有活好干，就忙不迭干；还没轮到自己工序，就去其他岗位看热闹——这场景很容易让人想起大跃进年代之大炼钢铁。特别需要介绍一下“打版”，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印象颇深。先把铅字拣好、排好，校对无误，四面用金属箍箍紧，再由技工往上面一层层覆以耐高温绵纸，一边覆一边用带长把的毛刷敲打，务使绵纸严丝合缝紧贴铅字，待纸膜烘干了，再小心取下来——就制成了所谓“纸型”，接下来在纸型上倒入熔融铅水，制成铅版，就可以上机开印了。此工序传承古法，土则土矣，但蛮管用，那时候抢印新闻传单，都用这办法折腾。工人高举毛刷打板，一招一式，极似秋收时节农民兄弟打场，举手投足间，趣味良多。看热闹的闲人也特别踊跃。
“最新最高指示”和“两报一刊”社论总是三天两头来一回，省新闻组给我们的告知电话也就特别勤。打电话的通常是一位姓管的女同志，声音特悦耳。接听她电话虽说挺享受，又总免不了心中发毛：因为只要一听悦耳女声，当天晚上大家就甭想睡觉，等着折腾吧！更让人头疼的是，每月月初，非常敬业的管女士都会按时给我们寄来一张统计表，对上月各地、市、州在《云南日报》所发稿件数量、版位、头条还是末条，毫不留情地逐一排序——有点像班主任按考分高低向家长公布小学生成绩，哥儿们一见排序表心里准添堵。我至今记得清楚：云南省十七个地、市、州中间，比咱们保山还偏远、还落后、还小不点儿的怒江傈栗族自治州，回回名列榜首！而保山，文化渊源之乡——远在大明年代，杨慎杨状元就已来此地吟风弄月——偏偏回回“赶鸭子”！不倒数一就倒数二。搞得新闻组员一个个灰头土脸。
新闻组的顶头上司、军代表叫武建生，来自山西的军人，部队职务是宣传科长，所以大家都喜欢管他叫科长而不叫组长。武科长营养极好，脸蛋儿永远红通通的。他随解放大军南下云南，在边疆几十年不挪窝，可依旧乡音不改。最为脍炙人口的山西土音，就是他宣讲毛泽东的伟大教导“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云南人怎么听怎么像是：“棕绳变袜子，袜子变棕绳。”武科长待人客气，红通通的脸永远微笑着，可每次见了管女士的排序表，表情立马晴转阴。接着就会不厌其烦地给我们大讲新闻工作的初级常识，什么“新闻五要素”：何时、何人、何事、何地、何因；还有“导语”、“眉题”、“正题”、“副题”、“消息”、“通讯”、“特写”、“报告文学”之区别什么的，等等。他尤其喜欢介绍解放军新闻工作的先进经验，告诉我们如何抓典型，如何挖先进典型的思想，如何找闪光语言和警句。他还特别多次以沈阳军区推出雷锋事迹作为经典案例，告诉我们新闻报道工作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连发”——所谓“连发”，他说，就是典型事迹刊出后，要有“社论”、“评论”、“学习体会”、“座谈会”、“回忆录”、还要有文艺作品一古脑儿跟上：戏剧、快板书、枪杆诗、三句半……这些全配套了，你就成功了。每次说到此，他本来发红的脸，越发两颊飞红。
武科长心目中的最高境界对咱们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眼前的问题是，保山新闻组连应酬性质的“豆腐块”要想上《云南日报》好版位都磕磕碰碰，甚至起码的发稿数量都保证不了，遑论“连发”？举例说吧，“最新最高指示”来了。我们首先得去参加大会、游行，作现场采访，还要选择几个典型单位去参加座谈会，又作些现场采访，这才能回机关咬笔杆儿写稿——这轮工作结束，至少大半夜；接着还得挂长途电话发稿——在此需特别说明，当时通讯极端落后，向邮电局的值班小姐申请了长途，需等很久时间方可接通，获准对话。这时就轮到我当“美国之音”播音员了，慢慢吞吞地让《云南日报》夜班编辑当“猫头鹰”，做一回“记录新闻员”。须知，每次我们电话发稿，其他地、州的新闻工作者也在抢着发稿啊！就像中国每年“春运”，流量高峰，信道不能不拥挤，时间不能不让你等。其实等就等吧，也没啥了不起。反正已经困得不行，乘机得以小睡——只是新闻的即时性就大大打了折扣。
实事求是地说，作为工科学生，我对于运筹学是蛮精通的。既然挂电话到通话有一段时间差，后来遇了上述情况，为争分夺秒，我在联播节目开始后的第一时间就提前向邮电局挂号，然后抓紧动手写稿。就像春运高峰还没开始，咱们抢先就把车票预定了，打个提前量。待电话通了，稿也差不多写好。有时电话通了，稿还没完，就临时瞎掰，反正都是些大话、套话、空话，多说几回已顺溜得张嘴就来——到此为止，自觉新闻套路已被我摸得一清二楚。
事情还没有解决。虽说夜没有少熬，稿也没少发，可兄弟州、市的稿子数量和版位依旧总是抢我们前面。平心而论，人家稿子的质量确实比我们高：每次学习“最新最高指示”和“两报一刊”社论，人家新闻消息里的工人、农民，一谈学习体会，民族特色的闪光语言总是一串接一串，有板有眼。我就纳闷了，他们那搭儿的老百姓（首先是先进典型）莫非先天语言天赋？莫非真的一个个满腹绝妙好词，出口成章？我开始怀疑其中有诈。
正正巧，我偶然发现地区机关有一小图书馆，“文革”前的藏书多极了。我以工作需要为由被特许入内，一看，不禁大喜过望。书架上除了《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世界级封、资、修“大毒草”，重要的是，还有许多我原来没听过的、云南特色的名歌、长诗，如《线秀》、《俄并与桑洛》、《召树屯与兰木诺娜》、《玉龙第三国》、《望夫云》、《麻葛》等等。这些情歌、长诗总少不了男男女女，两情缱惓、哥哥向妹妹表忠心、妹妹向哥哥表深情之类，少不了孔雀毛、象脚鼓、攀枝花、山麻雀之类背景资料，极富民族特色。我欣喜若狂，马上誊抄若干，把男女间的山盟海誓改写成对伟大领袖的耿耿忠心，同时还将若干歌段改写为能结合时政、结合思想改造之类的“红段子”，以备不时之需。下面，兹从当年笔记本上摘抄几段以飨读者：
团结类——“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团结向前进，革命无不胜”；
阶级斗争类——“石头不能做枕头，山官不能交朋友”、“阶级敌人的心比绿牙蛇还毒，比孔雀屎还臭”。
还有，要讲究“无产阶级专政”了，就来点“权权权，命相连。没有权，苦黄连；有了权，蜜样甜；红色江山永不变，幸福生活万万年”；
要“斗私批修”，好咧，就来“资产阶级私字不挖到痛处，无产阶级公字就扎不到深处”。
要谈忠于毛主席，段子就更多了：“只要有忠于毛主席的心，就能打开万家锁”、“心往忠字上想，劲往忠字上使，血往忠字上流，命往忠字上献”。
……
总而言之，有了那些“封资修”巨著垫底，我确信自己再写起文章来，定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应付裕如。
下一次中央台发布最新最高指示，我马上采取全新战术。根本犯不着参加什么大会，也犯不着傻乎乎地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打电话、问人数。区区保山小城，就这么些草民百姓，每次参加游行的人数能变哪儿去？加加减减就得了，何必打电话，多此一举？浪费时间又浪费钞票。保山地盘不过巴掌大，除了电影院广场，庆祝大会还能挪哪儿去？游行也不可能往大山上爬。至于工厂、公社开座谈会，谁谁谁说了些什么？这个程序也完全可以免掉。反正就那几句空话套话，不如自己编起来利索，把笔记本上准备好的“红段子”随便挑几句改改，体会发言保证确有水准。具体谁说的？则采用模糊战法，每次就来个“他们说”、“他们唱道”，或者“有一个傣族老米涛（大妈）说什么什么”、“有一个小卜冒（小伙子）打起了象脚鼓，唱了什么什么”，至于言者歌者姓甚名谁，谁有功夫调查去？
规律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掌握了规律并按规律办事，事情果然屡战告捷，“保山专区报道组”的发稿名次迅速提升。我的记忆里，短短时间，在管女士的排行榜上，我们的数量和版位已多次冲顶。
那时写文章都不兴个人署名，统一署“保山地区报道组”。也没稿费，稿酬就是毛泽东像章。每发一篇文稿，不论长短，都发像章一枚以资鼓励。保山交通不便，《云南日报》总是积累了许多才统一寄来，一次一大包。开始，收到“金光闪闪”的领袖像章，大家稀奇得很，数量一多就不当回事了：全堆在抽屉里，弃之如废纸，也不上锁，反正搞不清哪枚头像是谁的稿件所获，谁爱拿谁拿。只有一回，我发了一篇稿，收到的稿酬是明确属于我的：四大本《毛主席论世界革命》，封面红得耀眼，还过了塑。所以获得这样的奖赏，是因为文章发在了《人民日报》。遗憾的是，我对那篇文章现在已了无记忆。但有一点毫无疑义：这篇新闻表明保山专区新闻“冲出云南，走向全国”，实现了零的突破。四大本红彤彤的《毛主席论世界革命》，我全送给了专区革委会的军代表，狠狠拍了一马屁。
保山专区新闻组的哥儿们从此你追我赶，继续向北京发起冲刺，而且屡屡得手。熊学忠（当年报道组的同事，后来担任了省委党校副校长）的一则长篇通讯《红日高照崩龙山》（注：崩龙族现已改称德昂族），写梁河县百姓如何“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长篇报道，竟然被中央台的海外版采用，书面文本还印在中国新闻社一个什么杂志上，再次给保山新闻组全体组员极大激励。
对于采写八股新闻，我们自觉已日臻化境。《云南日报》的“豆腐块”失去往日的吸引力。我们应该来点大的了，照笑嘻嘻的武科长说法，我们该多来“长篇通讯”、甚至“报告文学”什么了。我又开始在“封资修”图书馆寻找资源，把大堆书籍搬来挑挑拣拣：什么《大路朝阳》、什么《小丫扛大旗》、什么《红桃是怎么开的》……全是“文革”前大腕的名篇佳什，且不管反动不反动，咱们反正已尝到甜头，只管“拿来主义”。还有，那年月“革命熔炉火最红，毛泽东时代出英雄”，先进典型像雨后的蘑菇疯长，所有条件都已成熟——我们确信，保山专区新闻组大展宏图，指日可待。
机会果然等来了。我查阅了当年的笔记本，时间是7月25日，专区革委会分管政工的军代表赵新华副主任正式向我们宣布，为迎接全省首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简称学代会）”，专区首届“学代会”筹备工作正式启动。他宣布：这次大会“是贯彻落实‘九大’精神的大会，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会，是誓师的大会，战斗的大会，是用活典型、活事迹教育群众的重要措施。是关系到我区二百万人民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大事”。说了这一通套话以后，他危言耸听地告诫各位秀才，说“会开得好不好，很大程度在于材料工作搞得好不好”。
接下来，武科长进行具体部署。笔记有如下记录：
“任务。分两步：到各县研究选定典型，这是第一步。要求选得准，事迹要过硬。主题紧跟九大精神，紧跟全国大好形势。在8月10日前完成。每县呆三天左右。第二步：回专区汇报情况，帮助加工整理典型材料、重点的材料。负责人回专区汇报，留二人在下面整理加工，大约二十天左右完成。”
从7月25到8月10日，前后共十五天时间，要跑那么远的路，“帮助加工整理”这么典型材料，任务确实艰巨，我却丝毫不在乎（事实上，我早就跃跃欲试）。根据分工，笔者负责三个边境一线的县镇：畹町、瑞丽和陇川，我遂再次运用运筹学知识，将日程做了如下安排：从保山直奔畹町（一天半），在当地把材料看了，挑出二至三份基础好的，向当地新闻人员交代修改意见（一天），接着去瑞丽（半天），也是把材料看了，挑出二至三份基础好的，向当地新闻组交代修改意见（一天）；马上又赶陇川（半天）。到陇川就不急着走了，看过材料，向当地新闻组交代修改意见（一天），然后挑出几份基础好的，直接通知典型本人来到县城接受采访，或者亲自赶去现场当面采访，亲自操刀修改或者推翻重来，写好了，再回瑞丽，如法炮制，亲自操刀，完了，又回畹町，把所有材料搞完，最后直接回保山。时间紧，我的状态却高度兴奋，写作效率空前高涨。比如那天在畹町把座谈会开完，时已中午1点。当时每天只有一班过路班车，早过了，我和同伴当即决定步行向瑞丽奔。边疆地区政府机关时兴吃两顿饭，早餐10点钟吃的，开完座谈会，能量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肚子开始咕咕叫，但我俩毫不迟疑，马上动身。从畹町到瑞丽距离二十七公里，以疲惫之躯走完全程，一路没水喝，没饭吃，快到瑞丽时，小县城的炊烟已缕缕在望，二人竟然倒在路边，动弹不得。顺便说一句，正是那次徒步经历，我第一次发现边疆的郊原到处长满含羞草，躺在地上，信手一抹，昂立在霞光的细碎叶儿便会纷纷合起，垂下头去，趁我们不注意，又默不作声地张开细叶，将柔软的身肢重新举向满天霓霞。这一发现让我像小孩子兴致盎然。直到天已黑尽，这才抖落浑身草叶，继续上路。同行的是中国人民大学高材生、后来当了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广播电视局长的胡乎亭。他比我年长许多，忠实地跟我东奔西跑却毫无怨言。倒在地上那一会儿，我曾暗想，说不准我们也该成为典型的——这话我不敢对他说，因为他是个右派。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我们确实没功夫想自己。太多典型向我们扑面而来，如满盘珍馐，消化不及呢。笔记本上记录的，计有：
彭老嫫，阿昌族典型。县革委会委员。主要观点：“过去边疆受刘少奇影响，革命抓不好，生产抓不好。解放军给我们带来红彤彤的红宝书，好容易才得到了红色政权，我们不掌权咋行？”、“全世界人民饿肚子，等于我们在饿肚子，全世界人民受剥削，就等于我们受剥削”。
梅迪，景颇族老太太。盲人。能全文背诵“老三篇”、“九大新党章”。主要事迹是：“跑了946里行程（按：不知道当时怎么统计出如此精确数据。）、四十一个大队、单位，讲用，背诵。她说，我一个人学好了，好像见到了毛主席。但是很多人还不知道，我不去宣传，对不起毛主席”、“眼睛瞎没关系，思想不能瞎”、“有人说，你只能背，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也不知道，还去，你不害羞我们害羞。我说，我去背、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不懂，慢慢会懂。”
上面这些都是少数民族典型。下一个是革命干部典型：任本立。三十九岁。笔记没记录身份，好像是“南下干部”，某民族贸易公司原当权派，属“三结合”对象。笔记记录：“进城后，革命意志消退，公司情况复杂，怕困难，不想得罪人，想舒舒服服休息休息了”，“史主任（按：好像是军代表）说我本质好，要加强改造，对敌人不能手软。”
知识青年典型就更多了，昆明的、北京的都有。必须说明的是：回到专区经过平衡，因全国其他地方来的知青各县都有，唯北京知青全集中在陇川，所以京城代表必须在该地遴选。选来选去，我敲定了两个：马燕凌和葛云彦，一女一男。他俩父母都是京城胡同的普通草民，俩年轻人做事本份，见人就谦恭一笑，给人印象极好。
云云。
所有这些由我亲自操刀的典型材料之中，必须特别一提的，是何高问——畹町镇胜利公社向阳大队第二生产队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正因为他，保山专区在全省新闻界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也从此让我结束了八个月的新闻生涯，彻底改变了我个人的生命轨迹。
何高问的事迹材料我是到达畹町镇的第一时间就看见了。新闻组把一大堆材料送来招待所——虽说边地文少风采，但工作使然，即便嚼白蜡啃骨头，总得硬着头皮全数读完吧。也不知咋地，读到何老贫农的材料，我突然来了灵感。原因不为别的，原来接触过的所有典型，一个个绝对活蹦乱跳，活在凡间，而该何偏偏已驾鹤仙逝，这算是该材料一奇。其二，何的死法很有戏剧性：据说头天下午在生产队“珍珠矮”试验田开现场会，会完了怎么就不见回家。镇政府急忙发动群众连夜寻人，结果第二天天明时分，才发现他已倒在田间溘然长逝——看到这儿，我莫名其妙想起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永远地睡着了。”
我确实真正地感动了，遂通知镇新闻组同仁，要他们重点抓抓这个典型。至于如何加工改写，我一一面授机宜，然后和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材生、原右派分子胡乎亭冒着边疆酷热，忍饥挨饿，步行赶去瑞丽了。
等我把陇川、瑞丽二县的材料全部搞完，返回畹町，再看修改过的材料，和我的期望值仍相去甚远，只好亲自操刀，跑现场，找当事人一一查证。别的事迹好说，警句、闪光语言也好办，爱咋瞎掰咋瞎掰，反正人死无对证。最麻烦的是那个酷似马克思的死法，竟然一人一个口径，连何的亲属也不例外。太太一个说法，女儿一个说法，参加救治的人又一个说法。有的说，他确实死在田里了；有的说，不对，他是在医院死的；还有的说，何大爹是抬在担架上断的气……七嘴八舌，我被弄晕了。无可奈何，只好来个文字游戏，既给读者保留当场死亡的感觉（无此感觉，人家说的“文眼”就没了，画龙点不了睛），又来模糊打法，对具体死地不留精确把柄——这篇文章后来被报纸炒得沸沸扬扬，还选进云南省中学语文课本，遗憾的是，我现在手上已经没有这个文本——现凭记忆，把最后定稿忆写如下：
第二天早上，东方欲晓，红霞满天，出工的社员们路过“珍珠矮”试验田，这才看见：何大爹正安详地坐在水田里，手握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背靠新垒的田埂，面向东方喷薄欲出的朝阳。
当大家把他抬回家的时候，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看了这段描写，你搞得清楚先进典型死在哪儿？肯定搞不清楚。他可以当场死，也可以在医院死，还可以在路上死——反正大家“把他抬回家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对不？人死了不抬回家还能干什么？
回到专区，文章首先就打动了武科长，武马上通知《新保山报》全文刊登。头版全版。文章刊出那天正好我在机关值班，果然收到不少动情者来电，对文章大加褒奖。
后来事情越闹越大。
十月初，我乘胜出击，去到德宏遮放区拱瓦山采访又一个景颇族“活学活用”的著名盲人何米瓦。半夜里突然接到长途电话，要我以最快速度赶去昆明，我不敢怠慢，半夜下山，步行、坐拖拉机、换汽车，当日赶县城，第二天赶保山，再次日坐飞机急飞昆明。我不知什么命运在昆明等待，但确信该是好事情。这是我有生之年第一次坐飞机。是一架载运军用物资的小型货机，没座位，只横放着两条长木凳。飞机飞得很低。八个月前，我坐汽车用四天功夫艰难走过的重岩叠嶂、蜿蜒的江流和稀疏的村落，在天空下面都变成了微缩模型。我突然感到：生活多么奇妙啊！
到达昆明当晚，《云南日报》的几位领导就集体接见了我，宣布要把这篇通讯作为重头文章发表，还要组织系列宣传活动；第二天，省革委会新闻组组长李长明也接见了我——在边疆，我曾多次听过他有关新闻工作的重要指示传达，只知道他叫李科长——第一次谋面，这位来自北方的军人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他的激情奔放如一个孩子，而自信得像一位不成熟的领袖。他对何高问一文的评价更是斩钉截铁，他向我宣布：这个典型和杨水才相比，不差！其境界，甚至还要高得多！杨水才是当时河南新闻界捧出的超一流明星，正红透中华半边天。杨的名言是“小车不倒只管推”。
事情至此，我已经弄明白了：武科长梦寐以求的“连发”好梦，不经意间已訇然降临。好事来得太突然，把我有点儿吓坏了，忙向李科长老老实实解释我的全部采写经过，请求说：让我把文中的各项事实再落实一下吧！干练精明的部队科长说：可以，但必须快，发稿计划和宣传计划已经确定，时间不等人。我连夜把文中事实分解为四十多个条目，列了一张表，电话通知畹町新闻组，要他们迅速落实，并在我寄回的书面文本上加盖公章予以确认。畹町很快回电，说所有事实确认无误，只对两个细节予以说明：一，文章说何高问年轻时为资本家钻矿洞挖煤炭，应更正为“挖玉石”；二，文中说“山路上、喇叭里……人们四面呼唤着他的名字”，他们确认：大家只用嘴巴喊过，没用喇叭。我将确认信息正式报告报社领导，领导说：算啦，小问题，不改啦，照原样发！
就这样，文章出来了。《云南日报》头版全版，通栏标题《向阳山上一青松》。好像还有一个副标题：“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何高问”。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运动在云南就此拉开帷幕，接下来，连篇累牍地学习文章、吹捧文章狂轰滥炸——所有这些资料，我通通没有保留，非常偶然的是，不久前整理故纸，找到侥幸留下的一本小册子，“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宣传组”1969年12月印发的《学习材料》第21期。小册子共22页，使我能大体回忆起当时的热闹。小册子共收入如下内容：
《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追认何高问同志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的决定》。时间：1969年12月12日；
连环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何高问》。这套连环画有幸让我找到当初我越俎代庖为死者编造的闪光语言：“吃过苦籽果的人，最晓得蜜糖甜；挨过风雪冻的人，最懂得太阳温暖”、“紧跟毛主席闹革命我只有一个死心眼”、“阶级敌人就在身边，我不能放下枪杆子”、“看见姐姐兄弟有困难，我心不安”、“宣传毛泽东思想，我的劲头使不完”、“我人老心不老，要同你们一道把毛泽东思想传遍边疆！”
接下来是《云南日报》根据上述瞎编的豪言壮语撰写的各行各业署名文章。
还有，保山专区，专门搞了一个巡回展览，画满何高问“英雄事迹”的连环画和写满何高问“闪光语言”的展板，被运去保山专区十县一镇，走村串寨，广为宣传。
作为这场闹剧的始作俑者，我几乎完全与此绝缘——因为正是这篇文章让我彻底地离开了保山边疆，也彻底离开了新闻界这个谎言集散地。本文一开始就说了，“文革”经历曾让我对政治非常厌倦，被军代表“截留”专区革委机关，最初我确是很勉强的，后来渐渐得知分配内地的我的同窗们日子比我糟得多，不少都在当伙夫、修铁路、挑泥巴、干杂活……他们对我的特殊际遇非常羡慕，虚荣心重又让我忘记了曾经有过的政治恐惧症，心安理得地接受了现实，心安理得地参与了全社会的谎言大竞赛。当我终于开始了在省会的新生活，记得我在给女朋友——她是《新保山报》的排字工——的信中公然这样说过：我会像山鹰一样展翅飞翔的。
闹剧伊始，全省轰动，当时云南的党政军一把手谭甫仁的贴身秘书甫汉很快找到了我，小做谈话之后，第二天便让组织部门给我送来一封公函，要我立即到“昆明军区八号楼”报到。当时，我正和保山专区的秀才们一道，住在省委幼儿园空置的屋里撰写全省“学代会”的典型材料。公函送到的时候，武科长也正好在场，拆开公函，大家全傻了眼。我问他们：
“八号楼是什么地方啊？”
“你不知道呀？云南的中南海！”大家向我祝贺：“你高升啦！”接下来，又转过去冲武科长玩笑：“你不是天天要树雄心、立壮志，要我们‘连发’吗？瞧！这下可好了，连人也一起给发走啦！”
武科长只能无可奈何地笑笑，对我说：“你去吧！那个地方要你，我们还有什么办法？”
当我第一次走进戒备森严的八号楼，我想不起是高兴？无奈？还是恐惧？总之，我就此结束了荒唐的新闻生涯，而当年政治场的险恶，事实上让我走上了另一条更加荒唐的不归之路。
几十年过去了，我依旧不知道该如何准确地评价这些旧事。实事求是地说，那年代的中国百姓，因为对某种虚妄理想的忠诚、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愚昧甚至疯狂——这些，我压根儿也不愿意多加责怪，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毕竟是真诚而单纯的呀！他们并没有半点儿现今人们习以为常的功利。对于虚假新闻中那些显然经过夸张的“英雄事迹”，再去说三道四，也毫无意义。至于我个人，问题恰恰在于：因为当时特殊的政治功利，让一篇莫名其妙的文章在云南制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神话。它之所以轰动，完全因为主人公特殊的死——如果没有这个，整篇文章的影响力很可能失去了支撑——恰恰在这一点上，我表现得极不负责。
需要补充的是：事情过了两年，首倡“活学活用”的造神推手、被正式写进“九大新党章”的钦定接班人摔死外蒙北漠，全中国接着马上开始了一场对林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判运动，“林彪反动的虚假新闻路线”也被列其中。昆明再次集中全省秀才召开大会。这一回，《向阳山上一青松》作为反面典型，难逃其咎。听说，众人对文中“闪闪发光”的语言和事迹并不感兴趣，他们的仇恨果然全部集中在：何高问酷似马克思的死法，是真的吗？
我已成局外人，无缘赴会。有参会朋友私下来告诉我这些消息，我反而表现得非常先知先觉，我说，请他们再仔细看看原文吧！我什么时候说何高问死在田里啦？没有啊！我只说“当大家把他抬回家的时候，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听说他们还真回去仔细看了，都说也是。
二战中我在中国的经历
黄十九
黄十九，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的长孙。1932年生于北京。出生时正值蔡廷锴将军率十九路军在上海奋勇抵抗日军侵略，黄炎培即以军队番号“十九”为其命名。黄十九在中国生活到十四岁，其父去世后，随母移民美国。他有英文名字，但一直保留着“十九”这个中文名字。他在美国Duke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为资深的飞机设计师。2004年病逝于得克萨斯州。时年七十二岁。
——编者
我的家人催我写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和怎样来到美国，已经有很久了。为这，他们还给了我一个磁带录音机。可是对着机器讲话，我总是觉得很别扭，最后还是决定把我在中国的经历写出来。
早期的日子
我1932年生在北京。我的父亲黄方刚是中国人，母亲微华兰（Viola Misner Huang）是美国人。我记得30年代我们的生活曾经非常好。妈妈带着三个儿子、五个佣人，还教着书。1937年，母亲带着我们三个（三岁的海川、一岁的岷江和五岁的我）回美国北卡来罗纳的艾士威里（Ashville）探望我们的外祖母密斯纳尔（Misner Picket）夫人。本来我们是计划在美国住一年的，可是那年7月日本侵入中国，于是不得不改变计划提前返回中国。我们四个人在1937年12月回到中国。先在香港下船，然后从香港飞到四川成都。由于日本人的侵略，从1939年起我们的家境开始变得非常困难。
这张地图中黑线所圈的区域，为日本人1941年侵占中国的计划。区域A那时已经基本全被占领了，包括在1937年12月到1938年1月被屠城的南京。父亲大概是预感到日本人会干出什么样的事，早在1933年就领我们迁到四川。我们在成都住到1939或1940年，然后搬到乐山县，在那里一直住到1946年。成都和乐山没标在这张地图里，它们位于重庆（战时中国的首都）西面一百多英里的地方。
“日本鬼子”这个词今天用来可能不很合适，但是对我来说，他们还是“日本鬼子”，因为他们从没有为他们在1931—1945年中的暴行向中国或美国道歉。“日本鬼子”今天教他们下一代二战历史时，光提美国扔原子弹，他们仍然在祭拜像东条这样的战犯，他们没有什么忏悔，仅仅是后悔被打败了。当然，我的痛恨不包括美籍日裔，他们也是美国人，像我一样。
1939或1940年我父亲转到武汉大学教哲学，我们从成都迁到乐山。为了躲避日本人，这所大学的师生从武汉跋涉了一千多里来到乐山。从1940到1943年，乐山被日本人轰炸过两次，但是城里唯一的工业——生产降落伞的工厂却没有被炸到。空袭炸死了很多人，连树上都挂满了人的腿和胳膊。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我们一点抵抗能力也没有，整个乐山城没有任何防空武器。多亏父亲，我们每次都能及时地离开，步行三十分钟，躲进防空洞里。那时，中国的空袭警报系统用一串红灯笼来报警。挂一个红灯笼，表示日本飞机起飞了，有一小时左右的时间隐蔽；挂两个灯笼，表示还有半小时；挂三个，就只剩了十五分钟；灯笼没了，便表示警报已过去。1942年后，为了骚扰成都附近的美军，许多空袭都在夜里进行。美国兵叫执行这种袭扰任务的飞行员叫“洗衣机查理”。自从1945年有了“黑寡妇”P-61，“洗衣机查理”就经常被打下来。后来，我去新津机场时还见到过日本飞机的残骸。
那时，中国的货币一文不值，爸爸一个月只能得到大约七十五磅的大米。由于经济恶化带来的营养不良，爸爸的身体垮了下来。加之日本人发动的战争使得父亲有病没条件治疗，1944年1月17日，他不幸死于心脏病，年仅四十三岁。不用说，这对妈妈和我们的家庭是个重大的打击。
1944年那年我十二岁。有天刚从学校回到家，一个军警急匆匆地来找我，要我跟他到县政府去。说是有几个被吓坏的美国飞行员在那里，不跟他们对话。我同他一起出来往县政府走去。这个军警说，听说我会讲英语才来找我的（我们一直是在家里说英语，在外面说中国话）。到了县政府，见到四个美国飞行员在那里静静地坐着，他们只告诉中国官员自己的名字、军衔和编号，因为他们以为自己是落在日本占领区里面了。我走近一个飞行员，举起右手说：“嗨，我叫狄克黄。我的妈妈是美国人。”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脸上闪出的那副惊喜：“让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去见你妈妈。”
我们一起来到我家。原来他们驾驶的B-29在空中爆炸了，八名乘员生还，落在离乐山三十英里的地方。其中两人受重伤不能走，另外两个留下陪着，其余四人走到了乐山。新津机场已经知道有飞机失事，并派出救援，但第二天才能到达。当他们进了家门看到我妈妈后（我妈有部分德国血统），四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她给他们倒茶，拿出吃的东西。我的两个弟弟，海川和岷江，也出来和他们见了面。等到要给他们安排旅馆住时，十九岁的副驾驶员却不想离开，他觉得和我们在一起更安全一些。我帮另外三位找了一个地方休息，这个副驾驶员就在我们的沙发上睡了一夜。这天妈妈很兴奋，她打算为这些美国军人搞一个接待所。
第二天，来了两辆救护车和其他车辆。八个生还的飞行员全都获救了。看到这么多美国士兵在场，我高兴极了。心想这下可有人狠狠教训日本鬼子了。来的军人里有个新津医疗队的少校，叫米勒，马里兰人。1954年我去印第安纳州伊万斯威尔（Evansvill）时见过他。他的儿子正值我在中国时的岁数（十二岁），他很感兴趣地听他爸爸和我在中国的故事。
母亲的接待所
妈妈是这样说的：“战争中，黄先生去世后，我搞了一个接待所（应美国在中国新津空军基地指挥官的要求）作为盟军军人娱乐中心和休息场所……”
我们搬到了新家（OUR HOUSE，地区医院）。这里原来是那些离开中国寻找更安全地方的神甫的房子。地方很大，一个有五六张床的客人房屋，院子里有池塘、防空洞。一个两层楼的主屋，里面有可住四个保姆的地方。所有的床都是内有弹簧的床垫，这也是我们新家里最受欢迎的东西，因为在空军基地里也没有这样的床垫。他们都喜欢在这些床上躺着不起来。这个接待所的名声在新津机场渐渐传开，客人们带着他们两星期的咖啡、奶油、罐头食品、K配给和C配给来这里休息。我的弟弟和我都喜欢配给食品，这些美国大兵会边摇头边继续给我们。有了各种各样的罐头后，妈妈就上街买些牛肉（实际都是水牛）做给他们吃。为了买到想要的牛肉，有时她不得不多买一些连带的肉回来。总之她做的都是最好的嫩牛肉、新鲜面包、烤马铃薯和各种蔬菜，饭后还有一个蛋糕或馅饼。这样的饭食使得妈妈在美国兵里出了名，我们的日子也好过起来。有些大兵去他们的废物堆里找出零件给我做了两辆自行车（一辆自行车只有一个轮有胎）和一些其他的东西，包括短波收音机。
为Stinson L-5开临时跑道
1944年的一天，我和一个同学回家时，看到一个美国军官在与小贩讨价还价买白缎子。我的同学要我去显示一下我可以说英语，于是我上前介绍了自己，告诉欧班克少校我的妈妈是个美国人，我会帮他讲个好价钱，放心让我来说就是了。我对这位小贩说他要的价钱太过分了，应该想一想这些美国人是来帮我们打日本人的。经过例行的讨价还价之后，小贩说他得养家，总不能白给嘛。十五分钟后谈妥了一个价钱（比原来要价的一半还少点），欧班克少校很高兴。
妈妈的接待所开业后，这个少校一直住在我们这里。后来我们了解到他留在乐山的原因。他的Stinson L-5飞机出了故障，不得不紧急迫降在乐山的沙洲上，落地时螺旋桨损坏了。他已经报告了基地，在等零件和维修人员到乐山来。L-5是用来给偏远的分队递运补给和邮件的。少校说，他是去乐山西北二十英里的一个航标站送邮件，返回新津的途中，L-5引擎出了故障，使他不得不降在沙洲。由于沙洲有很多石头，在降落时飞机向前栽了跟头，把螺旋桨搞坏了。他认为只要把石头拣去，他就可以从沙洲起飞。L-5只需要三百五十英尺（一百二十米）的起飞跑道，但他必须躲闪开在爬升路线上的那个有名的大佛（八百二十英尺高）。当机械师带着零件来到后，我们雇了几个工人和一条船，渡河来到沙洲上。少校指给我起飞路线，然后他和机械师换螺旋桨，我就告诉工人怎样清理石头。发动机很顺利地启动了，等引擎升到正常运转的温度时，欧班克少校挥手示意再见，开大油门滑行起飞。飞机离开地面后，立即向右转去，毫无困难地躲过了大佛。
苹果排和“蜜桶”（Honey Buckets）
听到欧班克少校说在乐山西北二十英里处驻扎着一个航标站后，妈妈就做了些蛋糕和苹果排让我给航标站的军人们送去。我有自行车，骑这段距离也没有问题。峨眉山是佛教圣地，在一万英尺高的山上有个金顶的庙宇。峨嵋山和邻近高山的高度使这里成为建立航标站理想的地点。带着妈妈做的苹果排，我骑到航标站。那里的四个大兵见到我时高兴极了，因为从没有想到在中国这样偏远的地方能吃到苹果排。他们工作生活在三个半圆拱形的活动房里。一个放发电机组，一个放通讯设备，另一个是他们吃住的所在。发电机组那个活动房外，还有个简易厕所。
我第一次去航标站是1945年初。后来去过几次，差不多每六星期去一次。有一次我去时，其中一个很婉转地问我是否能下山替他们雇几个人来清理厕所的粪便。我说没问题，交给我好了。于是我下山找了几个村民来。他们先去厕所看了看，然后我就和他们开始了一番讨价还价。几个大兵不停地对我说：“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吧。”我告诉他们这是在中国做交易的方法，耐心点，我们会达成交易的。又谈了一会儿，价钱讲定了。村民用他们常用的粪桶，我们谑称其为“蜜桶”，把粪都挑走了。最后，和我讲好价钱的那位交给我几百元钱（那时几百元在重庆街上也就是吃点茶点）。当我把钱给那几个大兵时，他们都吃惊了。他们从不知道粪便在中国是有价值的肥料，不但不用花钱雇人挑走，还可以卖钱。
搜寻C-46失事遗体
1945年六七月间，两辆吉普和一辆越野车开到我们乐山家门前。
他们来自四川重庆，是美军中国战区第五搜寻救护队（USF CT，APO908）的。领队的是王上尉（David K.C. Wong）。他们给出个地名，要寻找几天前在那里坠毁的一架C-46。这个地名我听说过，但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于是我去县政府问这个地方在哪里，有多远。他们告诉我，那里开车过去要一天，徒步翻山过去要一天半。乐山的官员们说，他们会通知那边的官员派人下山来接我们，并带我们去坠机地点。
第二天早上我们出发了，下午两点到达山下。有好几个官员在那里等我们。我给王上尉当翻译，尽管他是夏威夷来的亚裔美国人。地方领头的官员说我们可以到他家去住一晚，明天他带我们去坠机的地方。同时他让他的手下替我们看好吉普和越野车。谢过他后，我们迈开双腿向山上爬去。几小时后我们到了这个官员的家，他的房子像是一个中国“宫殿”。主人指给我们睡处后，就请我们吃晚饭。晚饭是桌丰盛的宴席，甚至包括熊掌。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吃过熊掌，却永远也忘不掉那鲜嫩的味道。
第二天中午，我们来到失事地点。这架C-46不幸撞到山上，其实只要再飞高一百英尺她就可以安全飞过山了。飞机上载的是汽油和弹药，失事后的大火和爆炸使得中国人很容易找到这里，并派了两个兵看护着现场。四具遗体都被烧得很厉害。有叠没烧掉的钞票从一具遗体的口袋里露出来，但没有人把这些钱拿走，这个给了我很深的印象。王上尉安排了几个民工把遗体搬到越野车上。两天后回到了乐山。见到死去的美国人，我很难过。我希望战争能拖到自己长大，这样我就可以亲手去杀死几个日本鬼子。
访问新津基地
1945年8月，几个妈妈很信任的美国兵邀请我跟他们去新津机场玩玩。在那里我看到那个1942年晚上被P-61击落的“洗衣机查理”，他们带我去靶场教我怎样打手枪和卡宾枪。让我登上许多飞机参观，只是不能上B-29，因为那时她还属于保密的。我也见到维修机场跑道的民工在修跑道。
在那里，我们从新闻里听到美国在广岛投了一颗原子弹。1945年9月2日，战争结束了。我又高兴又失望。高兴的是这场屠杀终于停止了，失望的是我这个非正式的翻译将不再需要了。我赶回乐山，妈妈已经开始计划带我们回美国去了。最后一批来接待所的美军官兵是在1945年10月，大多数的来访者都在我们的签到簿上签了名。
回到美国
妈妈决定尽快把我们带回美国。她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带着几份美国军人出的她为美军服务过的证明，先去了上海。大多数美国军人都在那里，这样比较容易打通上层。我们三个兄弟被暂时安排在重庆爷爷（黄炎培——编按）家，在那里等飞机去上海，那时乘民用飞机要排两年以上的队。我们很高兴住在爷爷家，他那时正忙着调解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他的厨子和佣人们对我们都很好。厨子是四川人，我们看着他做那些辣辣的菜，真好吃。
有一天，我用弹弓打着了一只鸟，高兴地冲进爷爷的书房想给他看我的战利品。一打开门，我就知道自己来的不是时候。他正在和两个人谈话，我鞠了一躬就退出来。这时爷爷叫住我，要我见见毛伯伯和周伯伯。我对他们俩各鞠了一躬后，退了出来。
1946年2月的一个早上，我们被一个美国水手叫醒。他帮我们收拾好东西，告诉我们要坐里德福将军的飞机去上海。我们穿好衣服带上东西，水手开车送我们来到机场，登上一架C-54飞机。不消说我们都兴奋极了。我有点担心妈妈会不高兴，因为我们走得仓促，都没有时间洗洗干净。将军没在这里上飞机，他是在南京上飞机飞上海。到了南京，妈妈和路孃孃来接我们，再带我们去上海。很扫兴，我们没有见到将军，但很高兴见到妈妈和孃孃。
我们在上海住到1946年的6月15日，然后上了海军陆战队的Swallow号，一条改装后征用的船。这是战后第一艘允许搭运妇女和儿童的船。航程要经三十天，因为要在韩国的仁川接些乘客。而接近日本的时候，船上一个陆军上校病重，船不得不靠上横滨，以让上校及时得到治疗。
1946年7月15日，我们终于到了旧金山。在整个航行中，船上男女乘客都是分开的。妈妈和所有的女乘客在一起，我们三个则和男乘客在一起。床铺是上中下三层，我们都睡在上铺。吃饭的时候，我们总是和妈妈坐在一个桌上。一路上吃了很多热狗、汉堡包和炸薯条，我们都很喜欢。白天我会看人赌骰子，学会了一些玩骰子的行话。通过了海关和移民局的检查，在去旅店的路上，我看到一个红色的大箱子上写着“Coca Cola”就问妈妈那是什么。妈妈取出一个十分的铜板塞进一个缝口。不一会儿，刚当刚当出来了一个装满深褐色液体的绿瓶子。她用红箱子边挂的一个瓶起子打开瓶盖，让我喝了一口。“哇”我叫了出来，这是我第一次喝可乐，立刻就喜欢上了。两个弟弟也都爱上可乐。第二天，妈妈带我们去旧金山城里一个大玩具店。我们一个个都疯了似的，因为从1940年以后我们一直没有见过玩具。我们坐上到北卡拉磊（Raleigh）的火车，四天后到达。一路上我们见识到了美国美丽壮阔的山河。我心想，一定要成为一个美国的公民。
（黄后乐译）
·文钞·
记颜世镕
卢前
所谓“圣裔”，民国以后还是延续清代的办法，有衍圣公之封。国民党政府改变名称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不但对孔氏，孟、曾、颜三家也有奉祀官，孔氏是特任官待遇，孟、曾、颜三家照简任官待遇。曾参虽曾做生意，后裔经商的本领反在孟子后裔之下，四家的经济状况，以孟为最，那个孟庆棠已经死了，他的儿子年纪还小，现在追孔氏后裔的足迹窜到台湾去了，曾家也去了，只颜家的颜世镕现在南京。世镕的窘况过于乃祖，一箪食一瓢饮的箪瓢都光了，早些年他是一位瘾君子，每天抽的白面不少，到南方来以后，饭都没得吃谈不上白面了。前几天，南京当局对于难民有点救济，每人发几个馒头，这位颜“奉祀官”穿着他仅有的一件布棉袍前往领食，却被难友们指责；吓得他第二天换件破棉袄穿着去，才算弄得馒头到手。他虽然已五十来岁，他却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少妻，前房丢了一位女儿，在南京已嫁给一个卖高箩的同乡。客中当然连那“陋巷”的破屋也没有，经常靠老乡们维持他的生活，他对于颜子的“祀”自然也无从“奉”了。颜子生前处这样的环境是“不改其乐”的，而世镕却为着衣食“不堪其忧”，这一个高大的个子，如今早已憔悴不堪，沦落到乞丐的地步了。
——选自《柴室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