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进取与幽怨的双重心态

汉初文学没有独立的地位，间或有帝王诏贤良文学之举，其“文学”亦泛指经世之学，故辞章之士多以经世之学为尚，他们的文章才华皆托附帝国的政治与命运。注2缘此，汉初文人始终存在着进取与幽怨的心态矛盾：因其进取，表现出一种激切的悲壮之情；因其幽怨，又表现出一种感伤的凄恻之情。

注2：朱熹《楚辞集注》盛赞贾谊文词“于西京为最高”，其《惜誓》“瑰异奇伟”，《鸟》《吊屈》“尤精”。然总论其人，则云：“有经世之才，文章盖其余事耳。”

汉初黄老“无为”政治“持以道德，辅以仁义”，提倡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亲族血缘的伦理道德观念，同时减免赋税，发展生产，休生养息，取得了社会稳定、经济恢复、民心夷和的成效。对此，汉初文章之士是从接受和倡导两方面对待黄老之学，并为社会政治服务的。他们讴歌社会安定，期待经济繁荣，将希望寄托在一种偏于理想的盛世图景之中。但是，当这种盛世图景遭到人为的毁坏和现实的嘲弄，他们又出于历史的负重感和现实的责任感，转讴歌为批判，表现出刚正不阿的直谏精神。这种由进取心态而产生的补衮意识，在汉初作家笔下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首先，通过对秦王朝暴政的抨击，由历史反讽现实，陈词激切，宏肆动人。贾山所谓“昔者秦政力并万国，富有天下，破六国以为郡县，筑长城以为关塞……然而兵破于陈涉，地夺于刘氏者，何也？秦王贪狼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至言》）。是假秦论汉，突出“暴虐”二字，寓示教训。同样，贾谊斥秦政之“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亦针对现实，旨归仁义，表现其直谏精神。其二，通过对帝王奢侈行为的针砭直谏，以显示其质朴为美的思想。陆贾以为“圣人贵宽而世人贱众，五谷养性而弃之于地，珠玉无用而宝之于身。故舜弃黄金于崭岩之山，禹捐珠玉于五湖之渊，将以杜淫邪之欲，绝琦玮之情”（《新语·术事》）；刘安所谓“圣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乱情，不谋而当，不言而信，不虑而得，不为而成”（《淮南子·原道训》），皆以反奢归朴为美。其三，通过对上古盛世与先贤圣哲的企仰，喻指现实。这在贾山《至言》有关“古之贤君”的一段论述，刘安《淮南子·览冥训》有关“昔者黄帝治天下而力牧”的一段构想中十分明显。在这里，企仰之心并不仅是一种理想的回归和自我的隐遁，而是以进取心态对现实的一种隐谏。

如果说汉初作家对社会政治的颂扬与补衮（直谏）是出于进取心态的两个方面，那么，幽怨心态的产生又缘于补衮意识的消退与转化。换言之，正是进取心态支配下行为的受挫与蹈虚，才转向发抒自我情感的痛苦消释：幽怨感伤。再以贾谊为例。他以“不遇”垂名，后世对其原因虽有多种解释，然其文章之幽怨情怀，却正由其少年进取而来，不遇只是进取与幽怨的中介。因其不遇的身世，贾谊才有“意不自得，及度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因以自喻”（《汉书》本传）之举；因其不遇压抑着进取心，贾谊才有《吊屈原赋》中“呜呼哀哉，逢时不祥”，“贤圣逆曳”，“方正倒植”的悲世之愤；因其不遇带来的心理转换，贾谊才有如《鸟赋》中那般的遭谗离尤，伤情幽怨，如《惜誓》中那般的超举游仙，淡然自乐。而从贾谊的不遇透视汉初文士的幽怨心态，又可概括为三方面：一是士子不遇的悲哀。这种悲哀虽是我国文学思想中一永恒主题，甚至处于汉代政治、文化盛期的文士亦难免此忧，但在汉初社会有为与无为之矛盾中，这种悲哀情感在文学中表现得尤为凄切。二是生命无常的悲哀。这同样是我国文人共有的一种情感，然其在汉初的出现，又具特定时代意义，这便是黄老之学的自然观通过社会贫乏、人生坎坷的折变在文士心间的投影。严忌《哀时命》之返真求静，贾谊《鸟赋》之旨归老庄，比较集中地揭示了这一点。三是离群异俗的思想。《隋书·经籍志》载：“汉时，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自是相传，道家众矣。下士为之，不推其本，苟以异俗为高，狂狷为尚，迂诞谲怪而失其真。”此从现象上阐述了时风“异俗”与汉初黄老的关系。然其表现于文学思想，又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汉初文学依附政治，故文士对黄老多求治国之“本”，而与民间“下士”黄老道家之风不同，此亦其异俗高蹈意识不强烈之因；其二，在文士社会政治责任感受挫后，必然引起他们对黄老之“本”之“真”有所怀疑，因此在不遇的逆境中自然产生“异俗”情怀，由幽怨心态引发出高蹈之思，这又与“下士”黄老道家思想吻合，此亦汉代隐逸文学出现之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