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消费升级：选择和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一）问题

1.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导致消费总量偏低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存在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各阶层收入差距过大、财富过度集中的问题。

一是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低。从宏观层面上看，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部门间进行初次分配，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居民所获收入的占比越来越低，增长速度也远远低于另两者。从占比来看，1992—2015年，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获得的比重已经由34.1%扩大到53%，居民则由65.9%下降到47%。另外，从名义增长率上看，2000—2015年，全国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10.36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了13.5倍，而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只分别增长了3.97倍和4.07倍，可见，在初次分配中政府的财政收入和企业的运营收入增长过快，占比过高，对居民的劳动收入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这有利于政府和企业扩大公共投资和产业投资，但不利于城乡居民扩大消费。

二是居民内部收入分配不公平。2015年我国的基尼系数达到史上最低值0.462，但仍然超过了0.4的警戒线，处于收入差距过大的国家的行列（见图3—2）。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占城镇人口20%的最低收入户与占城镇人口20%的高收入户的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3.6倍扩大到了2015年的5.32倍，占农村居民20%的高收入户与占农村居民20%的低收入户的收入差距由6.47倍扩大到了8.43倍，2015年占全国居民20%的高收入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4544元，占全国居民20%的低收入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221元，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的收入差距是9.45倍。众所周知，只能购买生活必需品的低收入者消费意愿强烈，边际消费倾向高达90%以上，而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不足50%。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后，更倾向于将多余的钱用于储蓄或者投资而非消费，而低收入人群有消费意愿却消费能力不足。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社会保障水平低导致居民不敢消费

我国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仅为10%左右（见表3—1），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比如，2011年，德国为56.566%，美国为45.459%，日本为55.07%，韩国也有29.762%（见图3—3）。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年鉴2014》。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年鉴2014》。

社会保障水平低意味着低收入人群可能缺失本应获得的社会补助，因而实际可支配收入减少，消费能力降低。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对自身未来收入的不确定（如失业或降职带来的收入降低），或者是对意外支出（如生病等）的顾虑都会提高居民心理上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预防性储蓄，减少即期消费。因此，社会保障水平低，尤其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的不足会强化居民对未来收入或支出的不确定性的预期，从而减少消费。

3.劳动力就业困难影响消费

工资收入是中等及低收入者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就业是影响大部分居民消费预期和消费支出的关键因素。然而，近年来，我国失业人数不断增加（见图3—4），总量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并存。一是经济增速放缓导致总量失业。我国的人口基数庞大，每年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为1000万～2000万人，但劳动需求量却因为经济增长的放缓而减少，因此导致了总量失业。二是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劳动力供需错配。我国正处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传统产业不断收缩，新兴产业不断扩张。这直接导致了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化，很大一部分低学历、低技术的劳动者被甩出就业队伍，而高新技术产业又在为招揽高技术、高素质人才犯愁。三是缺乏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造成信息不对称。我国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网络和用人信息库，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不高，致使一些失业者求职无门，用人者招人无路，加剧了结构性失业现象。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4.国内消费需求“外流”趋势明显

当前，居民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出现了到境外大量采购日常用品的现象，造成国内消费需求外流。2015年我国居民出境超过1.2亿人次，境外消费达到1.5万亿元，其中至少一半用于购物，而且购买的商品层次呈下移态势，从以往的高档奢侈品转向性价比高的日用消费品，国内供给体系和产品品质明显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二）引导消费方向

1.挖掘传统产业消费潜能

传统消费指的是以“衣、食、住”为代表的生存型消费。近几年，我国居民的传统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呈缓慢下降趋势。2015年，传统消费占比为65.9%，比2013年下降了1.9个百分点。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传统消费没有发展空间，传统消费仍然占据了约2/3的消费市场，是中低收入阶层尤其是农村居民的主要消费方式。为了充分挖掘传统消费市场的潜能，保持传统消费的稳定增长，一方面要增强中低收入群体的购买能力，释放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潜能；另一方面要着力提高传统消费市场的供给质量，引导高收入群体的传统消费，防止消费“外逃”。

2.释放新兴产业消费潜能

新兴消费大多属于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我国2015年的新兴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31.7%，比2013年提高了1.9个百分点，呈稳步上升的增长趋势，有望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促进旅游、教育、医疗、养老、市政、交通、通信等消费增长点提速发展，一是要加快建设消费型社会，增加公共服务和产品的有效供给，扩大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利用好新兴消费客体多元化的特点，如利用互联网消费便捷、快速的特点，促进“互联网+”消费快速增长。二是关注居民的休闲需求，支持发展旅游度假型消费，大力发展大众文化体育事业、产业和健康消费。培育发展网球、高尔夫、赛车等中高档消费业态。三是以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促进消费向多样化、个性化发展，推动生活消费方式由生存型、传统型、物质型向发展型、现代型、服务型转变，引导消费朝智能、绿色、健康、安全的方向转变。

3.加大公共投资引导消费需求

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拉动效应，能从消费和投资两方面带来经济增长。加大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的公共投资，不仅能直接扩大有效投资需求，而且有助于完善城乡公共设施，提高居民的“安全感”和即期消费欲望，释放消费潜力。具体来说，有三个切入点：一是从投资力度看，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削减行政管理费，加大对医疗、教育、交通、住房、社保等的公共投入，实现公共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目标。二是从投资地区看，要支持跨边境、跨省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加快健全与城镇化进程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公共投资力度，重点向水电路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倾斜，改善消费环境和消费条件。三是从投资领域看，要努力加大对文化体育场馆和社区公共体育设施的投资，鼓励居民的文体和健康消费，加大互联网基础设施投资，完善信息消费基础条件，加大旅游基础设施投资，提高居民旅游度假休闲消费的便利程度。

（三）瞄准两个消费群体

1.增强中低收入群体的创收能力，激发该群体的消费潜能

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体有较强的消费意愿，这些意愿转化为现实消费的最大制约因素是收入水平过低。因此，一是要通过减轻企业负担，为中低收入者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劳动收入是中低收入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政府可以从就业岗位的供给侧——企业——入手，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降低企业的产品成本。企业在利润增加之后一般会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就业机会增加。二是要建立就业培训机构，帮助更多的中低收入者提高工作技能。中低收入者中很多人在接受培训以后，工作能力会增强，从而可以更快地找到匹配的就业岗位，稳定的工作会带来稳定的收入，从而促进其消费。三是要激发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潜能。切实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保、教育、住房问题，保障其基本权益，解决其后顾之忧，从而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预防性储蓄，激发其消费欲望，让中低收入群体愿意花钱、敢于花钱，能够放心花钱。四是要增加适合中低收入群体的金融服务。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适合该群体的金融产品，有选择地向这部分群体提供贷款和其他资金支持。

2.把握消费升级方向，培育满足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点

高收入群体拥有大量资金，但由于目前国内一些产品的质量和安全状况堪忧，这部分群体普遍不愿意在国内消费，而选择在国外消费，所以，对于此类群体，工作重点在于将这部分消费从国外吸引到国内。一是要推进供给侧改革，提供适合于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品或服务。高收入群体注重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政府应加快消费结构的调整，引导某些产业的过剩资源流向社会真正需要的产业或行业，提高产品质量，保证产品安全。二是要引导消费结构升级，创造新的消费热点。要开发新的消费产品，如科技含量高、环保节能的商品。另外，对服务的要求较高，在服务业方面提供新的消费热点也是促进该群体在国内消费的途径之一。三是要加强消费环境建设，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保障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权益。

（四）创造消费条件

1.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强居民消费能力。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加快实施以家庭收入为基础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进一步降低个税负担。进一步落实相关税收减免政策，促进创新创业，扩大社会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拓宽直接投资渠道，进一步落实《物权法》相关规定，促进居民财产性收入稳步提高。

2.改善消费环境

加快改善消费环境，促使居民放心消费。制定、完善消费品质量和技术标准体系，提高消费品的质量和安全水平，强化政府对消费品的质量和安全监管，确保居民放心消费。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加大处罚力度，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积极发展消费金融，扩大消费需求，大力支持农村互联网建设和电子商务发展，改善农村消费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