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启示与愿景

任何一种制度既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其相应的弊端，制度的设计者或制度的执行者都是在利弊的衡量和选择中运作所拥有的权力。与传统的刑事司法制度相比，软化了权力运作的刑事和解使得被害人对刑事进程具有了一定的主导权利，从而也使得利弊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通过以上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利弊的分析，在以我国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一贯原则基础上，即既坚持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又保护社会利益的“双保护”原则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可以看出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是利大于弊。但是，在有机的社会体系中，任何一种制度也并非是独立运行，为了使制度的功效得以发挥，也即有利的一面得以彰显，不利的一面得以抑制，除了需自身制度完善之外，还需外界其他制度的配套和社会的参与，甚至外界观念的支持。在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的条件、提出、受理、准备以及和解过程中的具体操作，直至和解协议达成后的处理等等方面，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积累。对刑事和解的监督机制、配套措施以及相关国家机关的规章制度也都有待于进一步的设置和完善。比如在实践中就有很多检察官反映，处理一个刑事和解案件还不如起诉到法院，因为刑事和解尽管社会效果很好，但是受到工作机制、考核制度的影响。一个和解案件通常要接受本院、上级有关部门、人大、纪委多方的检查，仅在向检查方作汇报上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33]本是提高效率的制度由于外在的制约因素而阻滞了其功能的发挥。同时，我们都生活在社会母体之中，脱离社会的制度是没有生命力的。社会是制度设置运作的养分源泉，制度是社会有效运行的秩序保障。也正因为此，社会观念成为制度运行的重要群众基础。比如我国长期形成的“仇富心理”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顽疾对“以钱买刑”历来都是深恶痛绝，而有着“以钱买刑”表象的刑事和解也因此受到人们的一定抵触。但是，无论如何，具有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刑事和解还是契合了当代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符合国家对待未成年犯罪人的基本政策。因此，我们必须尽快将理论内涵予以提升，实践经验予以转化，加强刑事和解的立法，把刑事和解纳入正式的少年司法体系，并且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对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发展以及未成年人犯罪的防控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1]作者简介：骆群，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

[2]向朝阳、马静华：《刑事和解的价值构造及中国模式的构建》，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6期。

[3]苏镜祥、马静华：《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基于中国实践的考察和分析》，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4]叶青、王超：《澳大利亚少年司法新动向》，载《人民检察》2002年第3期。

[5]肖伟：《超越传统模式的局限——对刑事和解引入青少年犯罪治理领域的考察》，载《青年研究》2007年第1期。

[6]《德国刑法典》，徐久生、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页。

[7]徐美君：《未成年罪犯与被害人的和解》，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4期。

[8]程味秋、杨诚编：《联合国人权公约和刑事司法文献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230页。

[9]陈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10]向朝阳、马静华：《刑事和解的价值构造及中国模式的构建》，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6期。

[11]周光权：《论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12]兰耀军：《被害人视野中的刑事和解——一种基于实证的分析》，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2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页。

[13]宋英辉、向燕：《我国刑事和解的正当性解构》，载《河北法学》2008年第5期。

[14]兰耀军：《被害人视野中的刑事和解——一种基于实证的分析》，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2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页。

[15]刘伟：《背景与困境：刑事和解制度的理性考察》，载《河北法学》2007年第5期。

[16]陈学志：《侦查监督工作中运用刑事和解的思考》，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5期。

[17]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18]蒋华林、陈彪：《刑事和解制度悖而不离的价值辩证》，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19]向朝阳、马静华：《刑事和解的价值构造及中国模式的构建》，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6期。

[20]黄京平、甄贞、刘凤岭：《和谐社会勾践中的刑事和解——“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研讨会学术观点综述》，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5期。

[21]冯树梁：《中外预防犯罪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22]陈庆安、王剑波：《刑事和解制度的优劣势再解读》，载《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23]苏力：《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页。

[24]杨兴培：《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构建》，载《法学》2006年第8期。

[25]陈庆安、王剑波：《刑事和解制度的优劣势再解读》，载《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26]徐美君：《未成年罪犯与被害人的和解》，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4期。

[27]宋英辉等：《我国刑事和解实证分析》，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

[28]陈庆安、王剑波：《刑事和解制度的优劣势再解读》，载《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29]高铭暄主编：《新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30]陈大鹏：《刑法平等原则》，载《法律与社会》2006年第11期。

[31]姚建涛：《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分析》，载《学术界》2007年第3期。

[32]武小凤：《刑事和解与刑法正义价值、平等原则的冲突与对接——以“以钱买刑”为核心》，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第14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144页。

[33]张智辉：《刑事和解研究述评》，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