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德太子（572—621）和佛教的兴起

飞鸟时期可以说是因廐户皇子的生平事迹闻名，太子以法名圣德传世，是一位认真的学者，也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同时，他对文化艺术活动的热心提倡更为往后的日本文化奠下不朽的根基。在艺术方面，此期的文化交流主要是和朝鲜半岛，而不是中国，尤其是和北方的高句丽及西南方的百济最频繁。

圣德太子诞生之时，皇室接到来自朝鲜的献纳金铜佛像已经有二十年了，是新的信仰开始萌芽推动的时机，太子正是生长于此文化信仰酝酿发酵的转变期。当时，开佛教信仰之先的苏我氏正饱受保守派的压力，其中最大的压力来自掌管神道仪式的中臣氏和军事首领物部氏，他们烧毁了苏我氏建造的寺庙，并且将佛像丢到难波（大阪市的古名）运河中。592年，苏我马子（死于626年）操纵他的侄女推古女皇（592—628年在位）即位，并推举此时十九岁的圣德太子为摄政王，在日本史的舞台上初次崭露头角，这是苏我氏最伟大的功业。推古女皇时期，文化活动开始兴盛，渐渐普及到贵族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层面。

圣德太子是一位非常热心的佛教学者，在皇室内，他演讲佛经，并为《维摩经》《胜鬘经》和《法华经》写批注。607年，他派遣学者到中国（隋朝）研习佛教，并下令编纂第一本日本史（今佚）;604年，他发布著名的宪法十七条，条款中反映了中国儒教君臣制度的直接影响，即强调道德和皇帝的“王”的专权。他借用儒学的道德观念、阴阳五行学说的自然规律理论阐明王权、君主制度的合法性，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并重整日本原来割据各地的氏族群，使国家力量更集中、更强大。

太子的宫殿建于斑鸠宫，俯视大和河，流向邻近的难波，是通往朝鲜的要道。在宫殿的旁边，太子建了一座佛寺，名为若草寺；苏我马子于596年兴建另一座佛寺，名唤法兴寺。两座佛寺的架构皆模仿当时百济式样，朝南的门接近内门，藏经阁、塔楼和讲经堂皆在北面，位于佛寺主体之外。到了614年，也就是距离第一座佛像传入日本半个多世纪之时，日本已有46座佛寺，有1385名正式的和尚与尼姑了。

圣德死后，苏我氏为了掌权，逮捕圣德的儿子，进一步杀害或逼迫其家人自杀，并于643年烧毁斑鸠宫，670年再烧掉若草寺。然而，圣德所造成的传奇、注重学术和强调道德伦理的观念已深植贵族和神职人员心中，故被烧毁的寺庙很快在701年重建，新寺名唤法隆寺，位于若草寺旧址的西北边（图2-3）。以前佛寺的平面布置仿自大陆长方形墙内有寺庙的架构，以直线构图为主，由三个基本建筑体——中门、宝塔（内藏佛的舍利子）和金堂（内藏主佛像）组成，三者以直线排列，呈南北走向，面对南方。信徒朝拜时，从南向北进拜，由一圣地走向另一处，依直线方向进行。后来，重建的佛寺改成东西走向，中门位于最南端，稍向西的方位，宝塔建于西方，金堂在东边，两者和中门的距离一样，此举使得信徒一进入中门就面对两侧的宝塔和金堂。至此，以前信徒依直线朝拜的路径改为侧弯的路线，这是佛寺建筑日本化的最大特点之一，后来的佛寺也一直延续这种构造。这种直线排列的佛寺建筑比较接近早期佛教信仰之真义。从现存敦煌莫高窟的北朝洞窟建筑中，我们发现大多数洞窟呈长方形，窟前部分作人字披顶，靠后部有中心柱，柱的四面有浅佛龛。中心柱的建筑源自中亚、印度的中心塔样式，早期的信徒一进佛寺就能看见藏有神圣舍利子的中心塔，内心立刻燃起亲近、崇敬之情，进而绕着中心塔，以逆时针方向绕走，一方面观看柱面的内龛佛像，静观体会深奥的佛理，另一方面借着身体直接和塔柱的接触，以吸收佛之精神与智慧，达到精神升华和物质治疗的双重功效。这种宗教性的朝拜之旅，深具礼佛参拜、净化心灵之功能，也是早期佛寺建筑存在的最重要目的。后来，佛教逐渐世俗化、政治化，佛寺建筑也由原来的单纯中心柱架构演变成东西向展开的复杂组合体结构，成为统治阶层中央集权的象征。

图2-3 法隆寺伽蓝鸟瞰图，西边（左侧）宝塔，东边金堂，7世纪末8世纪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