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区域经济社会治理的要求
区域经济社会治理的总要求是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和“三大战略”，确保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一 区域经济社会治理的新要求
（一）经济社会涉及物质主体的空间布局要与生态格局相适应
每个区域的生态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与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密不可分，在自然生态格局基础上辅以人工措施，即可构建区域完整的生态格局。生态格局也是区域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相对于经济社会领域所涉及的物质主体布局，生态格局的变动性要小得多，改变区域生态格局也要困难得多。在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区域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的今天，确保经济社会涉及的物质主体布局与区域生态格局相适应是区域经济社会治理的新要求。
城镇与乡村居民地布局与生态格局之间的适应性。城镇与乡村的布局通常是在若干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不但留有当时生产力条件和自然条件限制的痕迹，也流淌着文化的印记，更展现着改革开放后大发展的成果。客观地说，很多地区在快速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过程中，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性往往成了人改造自然的独角戏，城镇扩展发展、美丽乡村的新风貌与大量农村地区村落的破败此消彼长。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城镇与乡村的空间布局会呈现新的需求。在新型城镇化规划实施过程中，一定要保证城镇与乡村布局与生态格局相适应，从生态安全格局角度和生态功能完整性角度看，不适合城镇与乡村等居民点布局的区块要予以调整搬迁；从生态系统功能维护角度看，适合于居民点布局的区域可以规划城镇与乡村布局。
道路等基础设施布局与生态格局相适应。在一些地方，区域骨干交通网络已经成为区域绿地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是区域生态格局的重要骨架；在平原农村地区及城市地区，骨干道路网络的生态格局支撑作用十分明显；在生态比较脆弱的地区，道路等基础设施的修建对当地生态会形成阶段性的负面影响。尽管我国架桥打洞技术世界一流，但这些设施在修建过程中对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影响仍需要认真评估论证；高压输电线路、输油输气管线、铁路、高速铁路、调水工程等大型基础设施修建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对区域生态格局产生影响，因此，这些设施的布局选线要充分考虑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要求。
企业（集聚区）布局与生态格局相适应。改革开放初期，各地发展经济的热情导致一些地方曾经出现“镇镇点火，村村冒烟”的景象。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大部分地方产业布局杂乱无章的局面有所改变，但一些较大企业布局不合理的后遗症在建设生态文明和城乡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日益严重，特别是一些大型企业或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的分布与区域整体生态安全的要求相去甚远。对于布局不合理的企业或集聚区，要通过对企业厂区或产业集聚区生态化改造使其逐步与生态格局要求相适应，或者进行企业或产业集聚区的整体搬迁；对于确实无法搬迁的大型企业或产业集聚区，在不影响区域整体生态安全格局的前提下，对局部生态环境框架进行重新设计；对于新布局的大型企业或产业集聚区必须严格执行环评标准，确保企业或产业集聚区布局符合生态格局的要求。
各类景观布局与生态格局相适应。随着区域经济发展，一些地方已经有足够的财力修造各类大型景观工程，如湿地工程、水景观工程、城市公园工程等。有些景观不但生态功能定位准确，景观功能也与周边环境协调一致，让人看着赏心悦目；但也有一些景观工程，景观效果很差，且景观的生态功能定位也不清楚，因此，大型景观布局必须与区域生态格局相适宜。对于已经建成的大型景观，如果与生态格局要求相去甚远，需要对景观进行生态化改造，或者在不影响生态安全格局的前提下对局部生态格局规划进行调整，使生态改造后的大型景观工程符合区域生态格局要求。其他经济社会物质主体的布局也要与生态格局相适应。
（二）经济社会涉及物质主体的规模要与生态环境相适应
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既是一个研究多年、只有概念共识的学术问题，也是一个区域经济社会治理问题。中央深改组2017年5月23日召开的第三十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了经济、人口等布局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重要性和考核监督机制。
区域经济社会涉及物质主体的规模与生态环境相适应，不是限制区域经济发展，而是要求区域经济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不能增加区域生态环境的压力，使区域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能够承担得起经济社会对生态环境的作用力。区域在经济社会正常运行过程中，需要相应的自然资源（如土地空间、水资源、能源资源等）支持，并向环境中排放非自然物（如温室气体、污水、废水、废渣等）；在一定的科学技术水平条件下，区域生态环境对污染物的净化能力是有限的，这就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对资源需求规模和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总量都应该是降低的，这就是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实质。
区域经济规模的需求问题。一段时间内区域经济规模多大是合适的？从区域自身的角度来看，当然是越大越好，有足够的经济规模才可能有足够的财力，有足够的财力才能够保证区域社会和民生各项事业的发展，才能为经济后续发展奠定基础。但是，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区域经济规模越大，需要的经济要素投入越大，对生产环境的负面影响和潜在风险越大，越容易导致区域资源环境承担不了的问题。因此，对于区域而言，一定时段内经济规模很大的前提是经济结构足够合理完善，实现经济总量无限增大并不增加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压力，但从客观上讲这种境况是无法完全实现的。一定的时间段内，区域经济规模有适宜问题，即经济规模需求问题；不同空间尺度上经济规模需求量存在区域差别和等级划分问题，一个省级行政区内，各地市、各区县经济规模实际上存在一个适宜度，超过适宜度必然给当地生态环境带来过载负荷。
城镇乡村规模与生态环境适应。一些地方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农村居民点人口在持续减少，但村镇规模并不见减小，一些村镇在空间上逐步连在了一起。一方面村庄空心化，另一方面村庄空间还在扩展，种种现象说明城镇乡村规模与人口变化脱节，与生态环境要求脱节，实际上农村地区经济条件稍好点的农民在城镇和农村均拥有住房，这无形中增大了城镇和乡村的规模，也是一种空间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浪费。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要将城镇乡村规模降下来，使其与人口规模相适应，与区域生态环境相适应。
区域经济门类规模问题。在县域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每个县域单元在经济发展门类上都力图“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实践证明，县域空间上很难形成地域适宜性的优势产业，也不利于集中资源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因此，区域经济门类并不是越大越全越好，县域层面不一定需要完整的产业门类，大多数地方根本不需要重工业。但财政分灶吃饭的制度安排使得每个地方都想做大自己的税源，使自己有钱花，这是一种不正确的发展观，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最主要的任务是做好公共服务。未来，大型的工业项目、部分工业门类在一个省级行政区内可能只集中在几个城市，甚至一些工业门类有的省级行政区也不一定设置，这样才能保证区域的经济门类规模与区域生态环境相适应。
（三）经济社会组织方式与生态环境相适应
区域经济社会组织方式与生态环境相适应涉及内容很多，其基本的出发点是区域经济社会组织方式有利于生态环境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尽可能减少对区域生态环境有负面影响的因素。区域经济社会组织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生产层面的组织（微观层面），通常由企业或相关单元实施完成；其二是区域层面的社会组织（宏观层面），通常由政府和市场主导完成。两个层面上经济社会组织方式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内涵和着力点有所不同。
微观层面的经济社会组织方式与生态环境相适应。从企业生产与家庭生活等微观层面看，经济社会组织方式与生态环境相适应主要表现在两点。第一，最少资源投入与最多经济产出，企业通过提高工艺水平和科技水平，在生产过程中尽可能减少对自然资源和原料的使用量，以更高质量的产品、更具内涵的服务、更高的经济效益实现生态环境影响最小化；对于家庭生活，通过合理安排饮食结构和消费结构，尽可能减少资源消耗，尽可能少产生垃圾废弃物，降低生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第二，最小能源消耗与最大产出，通过节能、循环化改造，提高企业生产能源利用效率；开展节能普及宣传，促进家庭节能意识，形成全社会节能氛围。
宏观层面的经济社会组织方式与生态环境相适应。从区域整体层面形成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经济社会组织方式。第一，发挥好政府的作用，通过建设与区域生态格局与环境优化需要相适宜的重点基础设施、产业园区等控制性工程，以及通过政府绿色产品采购、绿色生产引导等，引导社会组织方式向环境友好型方向发展。第二，让市场发挥作用，构建统一市场，实现经济要素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通过环境友好标准和市场竞争环境的构建，使市场主导的经济组织方式向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方向发展。
（四）经济社会活动内容与生态环境相适宜
区域经济社会活动既包括企业、家庭主导的经济生产和生活活动，也包括区域非经济主导的各种活动，如矿山开采、污水排放、除草剂大量使用、顺坡耕种、超载放牧、水库网箱养殖、燃放烟花爆竹等。经济社会活动类型多样、参与人员复杂，要实现活动内容与区域生态环境相适应，就要保证各种经济社会活动有利于区域生态环境的维护和优化，当然这需要政府的引导、企业的响应、家庭的配合，需要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努力。
区域的生态环境已基本成形，经济社会活动与之相适应涉及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从区域总体来看，寻找适宜产业并形成适宜的产业结构十分重要，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比较优势。传统经济环境下，各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已经融入生态环境之中，现代经济发展打破了这种原始的、固有的和谐，要建立新的平衡，需要构建合理的区域产业结构。就整体或大区域而言，产业结构优化是有必要的，对于小区域而言，单纯谈产业结构没有实质意义。一些县域，除了农副产品加工及传统工艺的生产外，只要再有几个真正的工业产业门类就够了。从企业角度来看，生产活动与生态环境相适应就是生产各个环节、企业生产相关的各种布局、生产管理设计等方面要与企业所在地的生态环境要求相吻合。从家庭角度看，生活相关的各种活动要尽可能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可以通过垃圾分类、节水、节能、绿色消费等活动来实现。
二 主体功能回归
区域经济社会中各种组成要素的存在和演化发展具有一定规律性，这种规律是区域经济社会赖以存在和稳定发展的基础。规律要维持首先就是要确保各组成要素保持其应有的功能，当某些组成要素发挥的作用或主要功能背离应有的功能时，区域经济社会将不再稳定。这与创新没有关系，把耕地转化成货币不是创新，当耕地的主要功能或者主要耕地的功能回归生产粮食等农产品时，区域经济社会才能够稳定。区域经济社会治理的要求之一就是要把与区域内老百姓衣食住行相关要素的主体功能回归到应有的功能上来。
（一）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高调宣布和承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响亮的号角给买不起房的人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房地产行业回归理性的预期。然而，接下来一段时间全国炒房空间范围在变化，原先集中在一线城市的炒房运动已毫不犹豫地扩展到二线城市，甚至是三、四线城市。自房子商品化之始，鲜有投资房地产而赔钱的，即使房价有阶段性的涨落，但从长期趋势来看，是个稳赚的行当。随着商品房价格的攀升，炒房的经济效益、效率越来越明显，趋利避害是人和资本的天性，炒房能高效率赚钱，当然要炒房了。
如何让住房回归其主体属性？人人都知道高房价说明房地产有泡沫，稍明白点的人都知道炒房如同击鼓传花。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乐此不疲地炒房、参与炒房？是预期，对未来房价的预期。预期是怎么来的？预期的基础是以往的经验和对形势的判断，以往的经验是炒房从不赔钱，不但没风险，还是暴利；对形势的判断更是各有各的逻辑，某房地产领域的大佬认为，过一年半左右（2018年初判断）史上最严限购政策将会调整。从生存的角度看，住房的确是刚需，人怎么也不至于像动物一样随便搭个窝就可以生活，并且也不允许随便搭窝啊，那怎么办？接着还贷款呗！如何让住房回归其居住主体属性，逻辑很简单，降低居住成本、扩大炒房持有和交易成本即可。只要政策对路、思想对路、方向对路，在一个本应由供给与需求决定价格的市场中，在一个全国人均家庭住房超过一套、住房普遍过剩的年代里，各地政府有无数的聪明才智把住房还给真正的居住需要者。
（二）粮食蔬菜是用来给人吃的，不是用来储存重金属和农药的
据统计，我国每年用掉410万吨的农药、9600万吨化肥，以及数量惊人的除草剂。以提高农产品产量、提高农产品商品价值、增加农民收入为目的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实际上却带来了农产品生产过剩问题，但出于粮食安全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又不好直接讲出来农产品生产过剩，当然，从某种视角看这也是实情，高质量和安全农产品的数量的确还很不足，所以农产品生产是结构性过剩。一方面是农民把整车的农产品倒入路沟，另一方面有机绿色农产品价格高得像奢侈品，并且即使是用奢侈品的价格也可能买到不安全的农产品。目前，所谓的有机农产品认证在没有底线的金钱诱惑下，在诚信整体缺失的背景下，变得只剩下了标签价值。从区域经济社会治理角度看，要实现粮食蔬菜是用来吃的，不是用来储存重金属和农药的目标，其实并不困难，关键是解决相应的利益分配和再分配问题。
搞清楚区域粮食蔬菜污染情况。区域粮食蔬菜等农产品污染情况包括污染空间差异、污染程度、污染来源等几个方面。农产品的污染来源无非是人为因素、自然因素以及借由自然要素传播人为污染三个方面。人为因素主要是人为使用化肥、农药、抗生素、除草剂等，这些物质直接残留到农产品中；自然因素主要是土壤本底的影响，一些地方土壤本底或地质环境中某些重金属含量超标，通过农作物生产等生态过程进入农产品中；借由自然要素传播的人为污染主要指人类生产生活中的污染物通过流动的水体和大气，经农作物或农畜产品的生产过程进入农产品中。弄清楚农产品污染情况，结合农产品污染抽样信息，区域地质地理环境信息，农药、化肥、激素、除草剂等的使用量，通过地理信息系统（GIS）软件的简单空间叠加分析即可知道农产品污染的空间差异情况、农产品污染的严重程度，以及农产品污染的来源等。这对于各地的农业部门来说也都是小儿科的事情，关键在于有没有做这些事情的动力和机制。
搞清楚区域粮食蔬菜污染机制。农产品污染的原因和途径远比表面上看到的复杂。农产品污染其实是一个被利益绑架了的恶性循环链条，农民要腾出时间进城打工才能有稳定收入，农药生产企业生产出更有针对性的农药、除草剂才能有利润，种子公司培育出更多抗病的、稳产的转基因种子才能赚到钱，维护转基因的人士或团体拼命鼓吹转基因的无害性才能从种子公司和农药企业那里拿到更多的好处。在区域经济社会治理中，让农产品可以安全食用是不能逃避的责任之一。
减少粮食蔬菜污染的途径。总有人在误导，或有意，或无意，如宣传有机农产品产量低、外形不好看和转基因食品无害等，其目的就是维持现有的靠农药、化肥、激素等支撑的农产品生产加工体系。从实际情况看，这一招的确奏效了，全民不但相信了这种宣传，并且很乐意帮助传播。其实，无数农场的实操经验表明当有机种植或养殖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比如，一个农场蔬菜种植或养殖农场规模达到150亩左右时，自我循环的有机生产链条即可形成，生产出的有机蔬菜和畜禽产品的价格完全可以为大多数城市中产阶层所接受，相信会有越来越多关注农产品安全的人看到，并理解、支持这种模式。降低农产品污染程度的直接途径就是降低农药、化肥、除草剂、激素的使用量，这是生产端治理的思路。对于消费端的治理，重点是加大对农产品安全的监测力度，并加大对超标农产品生产者的处罚力度，加大对生产有机农产品企业的补偿力度，利益是永恒的，农药和除草剂不是非用不可。
（三）空气是用来呼吸的，不是用来污染的
雾霾的肆虐和相关疾病的高发使人们逐步认识到干净空气的重要性，治理雾霾的乐观情绪在无情的、持续的雾霾天气面前变成了苦笑和无奈。对于人类而言，空气本是用来呼吸的，现在却成了污染物的容纳地。呼吸有污染的空气和干净的空气差别是巨大的，据说在国内有呼吸道疾病的人到环境优美的发达国家居住一段时间之后一些病就不治而愈了。为什么要污染空气？地方给出的答案很简单，为了发展经济必然污染空气，但污染总要有个度。保障空气能用来呼吸，这是为区域经济社会治理提出的新要求，也是起码的要求。
弄清楚是谁在污染空气。弄清楚是谁在污染空气不是件难事，污染空气的要么是生产中的企业，要么是普通居民。对于企业生产带来的大气污染，通过现有的立体综合环境监测手段，可以轻松发现；通过全民参与的环境监督模式，也可以把相对隐蔽的企业污染源找出来。对于居民生活造成的大气污染，因其主要是使用不清洁能源导致的，也很容易识别出来。
空气污染的机制根源。是不是要发展经济就一定要污染空气？许多发达国家都经历过严重的大气污染，雾都伦敦、洛杉矶的光化学污染事件都是大气污染的经典案例，我们也曾经信誓旦旦地说决不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然而有一段时间，这充满自信的话语在地方利益面前已经变得苍白无力，并被人淡忘了。除了大气污染和污染扩散的物理路径外，实际的空气污染机制是经济利益驱动的机制，对于企业而言，少排放或不排放是要付出巨大经济代价的，净化空气需要巨大的成本；对于个人而言，少排放或不排放大气污染物是要降低生活标准和质量的。空气污染的根本机制是经济利益，个人似乎受生活质量的影响，其本质也是利益，如果没有这些消费，相应的生产企业不就没有利润了吗？
降低污染的措施。目前，几乎所有地方都认为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是矛盾的，标准的说法是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突出，这又是一种误导，为什么就不能发展环境友好的经济呢？湖南“两型社会”试验区取得了不少实际经验，许多经验可以在全社会推广。不是发展经济就要污染环境，而是你的发展污染了环境，就像马云所说的那样，不是实体经济不行了，是你的实体经济不行了。对于区域而言，在环境容量相对固定的情况下，保持空气原有功能的办法就是降低污染物排放强度和频度。有的事情很难理解，明明一个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因为那个行业已经严重产能过剩了，但还是要生产，生产的目的就是要让参与生产的人有事情干，然后，财政还要拿钱去直接或间接补贴这些企业，可笑吗？不可笑，地方保护的力量是很强大的。要降低大气污染程度，让空气用来呼吸，除了技术措施、生活方式改变外，更重要的是从经济机制上予以解决，如果少排放的收益比多排放的收益还大，大凡理性的企业都会选择少排放。
（四）水是用来饮用的，不是用来纳污的
要实现水是用来饮用的，不是用来纳污的，需要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搞清楚饮用水都是从哪里来的。这其实是个简单的技术问题。通常情况下饮用水来源于当地的地表水（河流、湖泊等取水）、地下水（深井取水）、外来的商品水。从区域经济社会保障角度来看，饮用水主要通过前两种方式保障。如果区域居民的饮用水来源于地表，那只要搞清楚取水地点的河流水或湖泊水是否超标即可断定区域饮用水水质了；饮用水来源于地下的，只要定时检测地下水污染状况也就可以弄清楚水质了；对于饮用水来源比较分散的农村地区，通过定期抽样调查也可以弄清楚饮用水污染状况。
搞清楚所有污水排放单位的污水到哪里去了。这也是个简单的技术问题。污水主要有生产和生活污水两种，污水的形成过程就是往相对洁净的水中掺杂污染物的过程。一般而言，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生活污水，有企业存在的地方就有污水产生的可能。对于企业而言，形成污水的途径主要是生产过程中直接形成污水，以及生产过程中相关物质排放到环境中对水体造成污染。无论何种途径形成的污水，处理方式也无非是净化处理后排放、直接排放。从技术上讲，只要有排放，就一定有污水的去处，要么进入地下、要么进入河流湖泊、要么进入土壤然后再进入地下、要么进入污水处理厂然后再进入河流湖泊或地下等，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可以追踪到污水去哪儿了，这对环境部门和水利部门来说是很容易的事，关键在于有没有做这件事的动力和保障条件。
减少污水排放的主要思路。要保障水是用来饮用的，不是用来纳污的，就要对水体污染者采取措施，杜绝水体污染或降低水体污染的程度，其具体要求有：①能不污染就不污染水体；②实在要污染的话也要尽可能减少污染量和污染程度，企业通过技术升级改造可以减少水消耗，降低污水排放；③减少污水进入水体循环系统的数量，通过工程措施减少污水进入自然水体系统的数量；④公共部门采取措施降低污水的数量和污染程度，如修建污水处理设施和污水收集设施，避免污水直排。无论对于生产性污水还是生活性污水，降低排放量或降低其污染程度都是需要成本的，这种成本要么由政府来承担、要么由企业或家庭承担，或者共同承担，在趋利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污水处理必须是强制性的，排污许可证制度是这种强制性制度的一种。
三 正确的时间和地点
所谓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就是保证区域经济社会各种要素出现在该出现的地方、出现在该出现的时间。从时空角度看，区域经济社会治理中面临的一切问题都是空间、时间错位导致的，所以治理的本质就是要让各种要素回归正确的时间和地点。
（一）经济体系中的正确时间和地点
区域经济体系中各要素出现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需要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实现。政府力量通过基础设施和规则的构建引导经济体系各要素出现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市场力量以利益为核心把经济体系各要素在合适的时间驱动到合适的位置；政府力量更多是在宏观上对经济体系各要素产生作用，市场力量主要在微观层面上发挥作用，并通过微观层面的集聚效应形成宏观趋势和潮流。
区域经济体系中各要素正确时间和地点判断。首先要明确区域经济体系的要素有哪些。区域经济体系要素可以分为有形要素和无形要素，前者指空间有形可见的物质要素，如道路、土地、厂房、原料、资金、员工、产品等；后者指经济体系运行中没有空间形态的要素，如政策措施、市场竞争环境、营商环境等。对于有形要素，所谓正确的时间和地点，是指在满足区域经济体系科学合理运行顺畅、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顺畅等要求的情况下，各种要素应该出现的时间和地点，如企业与道路基础设施的组合关系中，企业开工生产了，连接企业与交通网络的道路就应该具备了，对企业运转来说，道路的出现就是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如果企业开工了，相应的连接道路还没有通车，那么这家企业就很难正常生产；一个工业园区已经有企业入驻，但相应的水电等基础设施还没有就位，那么水电等基础设施就没有出现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一个企业其他各方面的条件都具备了，产品也很有市场前景，但生产需要的资金没有着落，那么资金就没有出现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区域经济体系涉及内容很多，具体事务的正确时间和地点需要专门研究。
怎么保证经济体系各要素出现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这是区域经济体系治理的核心目标和任务。要保证区域经济体系宏观和微观层面的运行顺畅，既要保障区域经济体系中单个要素出现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也要统筹协调使经济体系各要素整体出现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现实中往往存在这样的情况，从单一要素理解是合理的时间和地点，但从多要素总体角度来分析，单一要素的正确时间和地点就不是最好的时间和地点了。所以从治理工作逻辑上看，首先要保证整体的正确时间和地点，然后再保证各要素的正确时间和地点，比如建设一个产业园区，既涉及园区土地、配套基础设施、管理措施、入驻企业总体进度等总体性问题，也涉及入驻企业的具体问题。园区各经济要素整体上有正确时间和地点的要求，在此框架下，再考虑企业生产各经济要素的正确时间和地点要求。
（二）社会体系中的正确时间和地点
由于区域社会体系中多数要素具有公益性和公共服务特征，社会体系要素出现的空间和时间往往是政府主导、市场辅助。游客在外地旅游或在城市游览中，感觉走累了应该有个休息的地方，果然就有个休闲的长凳，于是人们就觉得这个景区或城市的公共服务做得比较到位，这就是公共服务设施出现在了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区域社会体系中各要素的正确时间和地点不是虚无缥缈的，它由各种具体的环节、事物构成；区域社会体系治理就是要围绕这些具体的事物和环境开展工作，保证区域社会体系各要素出现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
区域社会体系中正确时间和地点评价标准。区域社会体系要素涉及内容十分庞杂，如何判断区域社会体系中各要素是否出现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呢？从区域总体角度看，如果社会体系各要素、各环节、各过程运行与相互衔接协调高效，则可以说该区域社会体系各要素出现的时间和地点比较正确。如教育系统中，该上学的学生有合适的学校（距离不太远、费用合适等），教育事业整体发展良好，可以说该地区的教育系统中各要素出现在了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同样，各类患者均能找到合适的医疗机构（距离、费用、交通等合适），可以说该区域医疗系统中各要素出现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如果一个区域的教育系统、城乡系统、医疗系统、社会保障系统、科技系统等系统协调配合顺畅，那么可以说该地区社会系统各要素出现的时间和地点比较正确。从微观层面看，企业、家庭、其他机构等内部社会体系要素出现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可以保证企业、家庭、机构等这些社会基本组织单元社会组织运作正常，如企业在需要招工时刚好能招收到合适的员工，家庭需要某项公共服务时刚好社区可以提供，机构想提供某项公益服务时刚好就近有服务对象，等等。区域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社会体系要素的正确时间和地点共同构成了区域社会体系的正确时间和地点。
如何保证社会体系中正确的时间和地点。从区域宏观层面看，由政府主导的社会体系要素必须从总体需求和未来发展的角度统筹协调安排，使相应的要素出现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如区域内道路、铁路、机场等大型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时，必须与区域整体的城镇分布、产业布局、区域未来发展趋势等相适应，使这些基础设施刚好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人们生活等的需要，现实中一些地方特别是在行政区交界处经常有断头路的出现，这说明连接路没有出现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再如城市郊区建立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居住区，那么社区规划建设时就应该考虑学校、医院、市政设施的配套需求，居住区建成时相应的配套服务刚好跟上，这就是统筹协调下社会体系要素出现在正确时间和地点。在微观层面上，社会体系要素出现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需要政府和市场共同努力。对于企业而言，社会体系要素既要企业自身通过市场手段来保证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如招工、给员工上保险等需要通过市场手段及时办理，也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配套环境，如面向社会的就业培训可以大大提高企业所招员工的素质，实施高级员工个税补贴返还措施可以协助企业吸引高端人才，适时减免企业税收对于企业发展壮大也是十分有利的。对于家庭而言，适时的贫困救助可以达到雪中送炭的效果，可以使家庭渡过难关。
四 公平和效率并重
公平和效率是区域经济社会治理绕不开的话题。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经济社会治理围绕着公平和效率问题进行了无数次的尝试、进行了无数次的争论和反思。人们虽然对公平和效率形成了一些基本的认识，但远没有到达成共识的程度，甚至一些时段两者都有走向极端的倾向。公平与效率有太多的解释方法，从理论层面、表面现象和真实情况三个方面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公平与效率有很大差异。中国的区域差异很大，各地的公平和效率虽然整体框架是一致的，但在实操过程中仍有表面现象与真实情况的差别。
（一）区域经济社会治理中的公平
区域经济社会治理中公平的内涵。从过程角度看，区域经济社会治理中的公平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参与的机会公平，所谓机会公平指合法的机构或个人在参与区域经济社会治理活动时享有均等的机会；其二是执行过程的公平，所谓过程公平指在经济社会治理活动具体执行过程中，对参与者不能有歧视和偏袒；其三是执行结果的公平，所谓执行结果公平指经济社会治理活动达到了公平的效果。如果是普惠性项目，涉及区域的人员或机构都应该有机会参与；如果是竞争性项目，涉及区域的人员都有均等的参与竞争机会，涉及区域内的企业等机构都有参与竞争的机会。公平首先是分配领域的事情，这是“公平”一词被广泛使用的领域；公平也是生产领域的事情，两个企业基础条件一样，一个可以拿到政府大量的各种名目的补贴，而另一个企业则拿不到任何补贴，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区域经济社会治理中公平的评价。要评价区域经济社会治理中的公平一定要从理论公平、表面公平、实际公平三个层面着手。理论公平是制度设计层面的事情，即从制度安排上体现公平。表面公平是指以媒体宣传或形式化的东西展现出来的公平。实际公平是最为真实的公平，评价起来有一定难度，但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要评判实际公平也是可以实现的，现阶段开展的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就设计出一套完整的评估方法，对扶贫的真实性和公平性进行评估，效果还是不错的，其他各领域的公平评估都可以设计出科学合理的评估方法。抛开具体的、事务层面的公平，从总体上看公平就是不能以牺牲区域整体利益来保障部分人的利益，不能以牺牲大多数人的权利来保障部分人的权利；不能以牺牲一批人的利益来保障另一批人的利益，也不能以牺牲一部分人的权利来保障另一部分人的权利。
区域经济社会治理中公平的实现思路。公平是每个人的追求，也是地方政府的追求。对于如何做到公平，还要看是真想做到公平还是想做到真公平，想做的是形式公平还是实质公平。对于理论层面和表现层面的公平，相信每个地方都能做到，一些地方还是个中高手。要做到真公平，逻辑上也是不复杂的事情。对于分配领域的公平，只要坚持分蛋糕的人最后取蛋糕，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条原则几乎适用于利益分配的各个环节、过程、层面和场合。不公平的根源就在于有分配权的人有私心，或者参与分配决策的人有私心。至于不了解真实情况等，这是责任和方法问题，不是根本问题。对于生产领域的公平，只要坚持依法保护和保护合法，就可以很轻松解决大多数问题，依法保护就是保护参与生产的企业或组织参与的公平机会，保护合法就是要保护参与生产的企业或组织的合法所得。保护合法隐含对不合法行为的打击，并且通过对不合法行为的打击，使违法者今后再没有进入生产领域的机会。
（二）区域经济社会治理中的效率
区域经济社会治理中的效率。区域经济社会治理中的效率有几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时间成本角度的效率，在单位时间内完成事项的数量和质量，或者办完经济社会领域中的某件事情需要的时间，同样的事情完成的时间越短、质量越高，效率也就越高，反之就是低效率，这也是通常理解的效率。现实中，低效率的事情很多，如修一条断头路要修好多年、纠正一个错误需要十几年等。其二是资金和资源成本角度的效率，即完成经济社会领域中的某件事项所需要的资金、人力及其他资源成本。显然，完成同样事情需要的人手越多、需要的资金越多、占用的公共或其他资源越多，那效率就越低。其三是生态成本角度的效率，即完成经济社会治理领域的一项事务所付出的生态代价，付出的生态代价越大，效率也就越低。这方面的成本可能在一些地方还没有纳入决策考虑范畴，但随着生态环境约束的趋紧，生态环境成本越来越成为效率决策出发点之一，其重点不但是做成某件事情所要付出的生态成本，如修一条公路对区域生态环境有多大的影响，而且要考虑修复修路所影响的生态环境所需要的时间问题。
区域经济社会治理中效率的评价。根据区域经济社会治理中效率的内涵，评价经济社会治理效率需要从时间效率、资本与资源效率、生态效率三个方面来展开。依据政府权力清单、公共服务事项清单、政务公开法律法规等，可以对区域经济社会治理的各项事务进行清单化描述，在清单化描述的过程中，不但可以把区域经济社会治理任务说清楚，还可以把政府业务部门之间的业务交叉、多头管理问题厘清，为提高区域治理能力奠定基础。对于时间效率的评价相对容易，把所有的区域经济社会治理任务完成时间与要求时间对比即可得出效率信息，当然评价时必须把任务完成质量考虑在内。对于资本与资源效率评价，把办理具体治理任务所消耗的资金与资源，同设定的资本与资源标准对比即可得到效率，所用资本与资源高于标准要求的，则评定为效率低；所用资本与资源低于标准要求的，评定为效率高。对于生态效率评价，对区域生态影响越小、生态修复时间周期越短与成本越低，表示生态效率越高。
区域经济社会治理中效率的保障思路。如何保证区域经济社会治理中的高效率？首先需要搞清楚效率的驱动因素是什么。一般而言，驱动经济社会治理效率的主要因素是利益、责任和考核；政府主导完成的任务的主要驱动因素是职责、考核和附带利益，如果某些具体治理任务是某个部门的职责，适当的考核措施（包括经济奖罚）则可以是效率提高，如果考核不力则可能导致相关人员的不作为，致使效率低下。附带的利益驱动也有很多，如经济手段的考核（如不按时完成扣奖金甚至工资），部门或相关方有经济利益在其中，当然如果涉及腐败问题则另当别论。对于市场主导的治理任务（如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的任务），驱动因素是经济，如果高效率有高收益、低效率有经济损失，自然就会有高效率；搞清楚效率的驱动因素后，如何保障高效率就可以对症下药了。为保证效率，应把所有的区域经济社会治理任务以清单方式列出时间要求，作为办事的最低效率要求；高效率有经济和职务等方面的奖励和优厚条件，低效率有经济处罚或职务上的处罚。事情是由人来办理的，把关键人物看好了，经济社会治理的效率自然就会高。
（三）如何协调区域经济社会治理中的公平与效率
公平和效率是相互约束的。一般情况下，公平做得好，需要的时间、资金与资源多，效率就会偏低。从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当区域处在经济相对落后的状态时，核心任务是快速发展经济，在公平和效率这对矛盾中，往往是效率占主导位置，常以牺牲公平换取高效率。当区域经济较为发达时，对公平的要求会提高、对效率的要求自然也就会相对降低，往往会以牺牲效率的方式提高公平程度。公平与效率不是完全对立的，也没有绝对公平和绝对效率。对于经济社会处于一定发展阶段的区域而言，公平和效率可以相互协调、和谐相处；对于区域经济社会治理服务对象而言，公平和效率都是不可缺少的，离开效率的公平将是痛苦的，离开公平的效率也将毫无意义。公平和效率虽然有矛盾、相互约束，但这种矛盾和约束是可以调和的，在区域经济社会治理中完全可以做到兼顾公平和效率。
在区域经济社会治理中协调公平和效率。公平和效率的协调需要从总体协调和具体事务协调两个层面开展。总体层面协调是指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存在的问题、总体情况，确定公平和效率协调的基调，是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抑或是公平和效率并重。目前，我国东部大部分地区已经到了公平高于效率的阶段，西部部分地区仍处在效率高于公平的阶段。对于具体事务层面的协调，要根据具体事务的性质、涉及人口的多少、完成任务所需要资金与资源等情况，具体确定公平和效率的优先级别，对于不公平总体影响更大的事务，处理中公平的优先级要高于效率；对于效率低对总体影响更大的事务，处理中效率的优先级要高于公平。当然，具体事务处理中公平与效率的协调要以区域总体的公平与效率协调为基础。协调好公平与效率，要坚持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权利可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和权利的原则，这对于任何区域而言都不是件轻松的事情，但从大局着眼、从长远着眼、从子孙后代着眼、从全体人民的利益着眼，在协调公平与效率中牺牲少部分人利益的做法是值得的。
五 人的幸福感管理
幸福感写在每个人的脸上。虚假的笑容、职业机械式的笑容表达不出个人的幸福感。群体的幸福感表现在邻里的融洽和互信中。区域整体的人的幸福感则写在区域文化中，写在区域诚信体系中。个人的幸福感来源于一些名利的事情，群体人的幸福感来源于对未来的美好预期，区域整体的人的幸福感则来源于区域未来的确定性。
（一）幸福感的内涵与作用
幸福的实质是幸福预期的被满足程度，满足程度越高，幸福感越强烈；幸福感是单个人的心理过程，也是群体人的社会心理过程和表现。幸福感就像一个盛水的水桶，水桶越满幸福感越强。幸福感的核心有两个因素，即水桶的容量大小，以及注入水桶中水的多少。水桶容量和注入水桶中水的数量的组合关系决定了幸福感的高低。水桶容量小，不用注入太多的水，水就可能溢出来，表示当事人幸福感十足；水桶容量大，即使注入很多水水桶仍未注满，则当事人幸福感不高。所以，要让人获得幸福感，需要从水桶容量和注入水量两个方面着手。
幸福感的作用。幸福感的作用可以从个人、家庭、企业等组织机构、区域经济、区域社会等几个方面来考察。对于个人而言，幸福感对身体健康、就业、创造能力等方面都有正向促进作用，个人幸福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对于家庭而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幸福和谐可以促进社会文明和社会稳定。对于企业等组织机构而言，集体的幸福感可以大大增加企业的创造和创新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对于区域经济而言，幸福感使经济发展变得有意义，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区域适宜经济发展的基础，产能过剩和物资短缺条件下，都不会有太多的幸福感。对于区域社会而言，幸福感是最基础的东西，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根据表现形式，幸福感分为个人的幸福感与社会全体的幸福感，其影响因素有一定差异。个人幸福感影响因素可能包括收入、住房、婚姻、医疗、教育、就业、家庭、文化、传统、习俗、周围人、社会总体等，在这诸多的影响因素中，每一种因素的作用强度、起作用的时间、持续的时间等不是固定不变的。显然，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是有差异的，每种因素如何对幸福感产生影响是件很复杂的心理和社会过程。影响社会全体的幸福感因素可能包括文化、传统、总体生活水平等，集体的幸福感与群体中每一个个体的幸福感有关，也有一些属于群体性质的作用过程。俗话说知足常乐，乐是幸福感的一种最直接的表现形式。经验表明，影响区域整体幸福感的基础因素是物质生活水平，在区域达到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平之前，多数人为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存要素犯难时，群体的幸福感无从谈起；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影响区域整体幸福感的就是精神财富了，可能具体表现为区域特色文化、传统习俗等。
（二）幸福预期管理
幸福预期的产生。幸福预期是个复杂的心理和社会过程。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群体，幸福预期来源都包括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外部来源的幸福预期主要是指由外部事物引起的当事人或集体的幸福预期；内部来源的幸福预期是指由个人或集体自身形成的幸福预期。在个人或集体成长的不同阶段，外部与内部来源的幸福预期所起的作用是有差别的。通常在个体或集体成长的初期，外部来源的幸福预期所占分量较大，如家长许诺孩子如果期末考试理想，就带孩子出国旅游一次，这个孩子可能很长时间内都会被这种幸福预期包围着；对于一个经常出国的成年人来说，出国旅游可能不会带来特别的幸福预期。当一个人或一个集体成长到一定阶段时，幸福预期更多是来源于自身。幸福预期管理的实质就是针对不同的个体及集体的特征予以幸福预期干预，使个体或集体获得更好的幸福预期体验，从而间接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幸福预期的外部塑造。区域经济社会治理中的幸福预期外部塑造跟宗教信仰、不良活动中的洗脑有着本质的差别。通过具体的措施或行动使个人或集体形成新的幸福预期，如对于许多地方的贫困户而言，国家的精准扶贫措施可以形成贫困户按期脱贫的预期，会形成家庭对未来美好生活的预期。北京市每年承诺的若干件实事，对相关区域的老百姓来说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幸福预期。
幸福预期的内部塑造。个人或集体的幸福预期要靠个人或集体的真实体验来实现。来源于外部的幸福预期干预会通过适当的机制转化为个人或集体的内部幸福预期。个人或集体的幸福预期具有明显的特性化特征，每个人或集体都有自身形成幸福预期的机制、理由、门槛，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幸福预期指数。不同物质水平和精神水准的个人或集体的幸福预期可能有天壤之别，经济拮据的个人或集体很难理解富裕人群的内部幸福预期。幸福预期的内部塑造比外部塑造难度更大。从区域经济社会治理角度来看，政府或市场不能直接对个人或集体的幸福预期进行内部塑造，否则就成了不正当的洗脑行为。幸福预期的内部塑造往往是通过对个人或集体幸福预期的外部干预来间接实现的，社会和大众心理学就此已做过大量的研究，其可以作为区域经济社会治理的方法来促进区域幸福预期的形成和发展。
（三）幸福预期的满足
从终极目标来看，区域经济社会治理过程就是不断提升区域居民幸福感的过程。尽管幸福指数不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标，甚至很多地方还没有把幸福指数当成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但经济社会治理领域所做的一切最终就是为人服务的，对服务效果的评判，幸福感是最好的指标之一。
幸福预期的合理化。区域经济社会治理中的幸福预期一定是满足个人或集体合理性的幸福预期。什么是合理性的幸福预期，这就要考虑法律法规、整体利益，违法就是违法，不能因为违法的人多了就不违法了，法不责众是对法律的践踏。当然，如果很多人都冒着违法的风险做事情，区域经济社会治理组织者就要考虑某些法律法规是否合适、是否需要修改等问题，但在法律法规修改以前，不能因为参与违法的人多了就变得合法了。
幸福预期的正向满足。所谓幸福预期的正向满足是指区域经济社会治理组织者按照当事人的诉求，通过相应的政策措施使个人或集体的幸福预期得到满足的过程。从实际的幸福预期满足过程看，其可以分为主动满足和被动满足两种情况。主动满足主要是区域经济社会组织者主动塑造幸福预期，并予以直接满足的行为，如取消农业税就是个主动满足过程，种地的人当时并没有强烈的取消农业税的幸福预期。被动满足主要是指区域经济社会组织者被动满足个人或集体幸福预期的过程，如许多地方的农民一直有强烈的生二胎的预期，“全面二孩”政策刚好就满足了这种预期。正向满足的本质就是根据个人或集体的幸福预期或主动或被动地给予满足，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对个人或集体的幸福预期本身进行太多的干预。幸福预期有一定的自然膨胀特征，得陇望蜀是一种正常的心理过程，所以在坚持幸福预期正向满足的同时，需要对幸福预期予以调控。
个人或集体的幸福预期自然膨胀性决定了在区域经济社会治理中一定要适当降低幸福预期。降低幸福预期是个艰难的过程，对于个人或集体，由简到繁易，由繁到简难，但对区域经济社会治理整体而言，组织者要做正确的事情，而不是只做简单好做的事情。降低幸福预期主要是降低不合理的、增长过快的幸福预期，区域经济社会整体的资源有限性决定了区域产出的有限性，这就决定了可分配资源的有限性，在确保物质财富增长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之外，还要通过对区域居民幸福预期的合理塑造确保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降低幸福预期管控中，一定要分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责任问题，有限财力的政府只能做财力允许的事情，不切实际的讨好个人或集体以求稳定的方法是不可持续的。
六 筑牢区域经济社会治理基础
区域经济社会治理的实现需要有牢靠的基础。除基本的政治制度外，从治理可操作的角度看，诚信体系、文化体系和体制机制是任何区域经济社会治理中不可忽视的基础。
（一）区域诚信体系建设
区域经济社会治理中的诚信问题。2017年5月26日，中国政法大学等发布的《中国诚信建设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商业欺诈、合同违法、制假售假、偷逃骗税、学术不端等诚信缺失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经济社会持续有序健康稳定发展的顽症。据测算，我国企业每年因不诚信导致的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全社会因不诚信导致的经济损失和由不诚信增加的社会成本更为巨大。[2]2017年7月1日起，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调了征信中心服务收费标准，这虽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信用问题，但至少是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小步。
诚信的本质问题。诚信和不诚信的具体表现形式很多，诚信的实质就是信守某些约定，这种约定可能是基于道德、人情、文化、传统、法律的，也可能只是个人或集体的口头承诺。诚信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太平盛世的景象，更是诚信的表现。诚信是道德、文化与法律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对由于失信带来的经济利益、精神安慰、身体安逸等方面“好处”的抗拒。对个人而言，诚信是一种基本素质；对集体而言，诚信是一种文化和共同价值观。一个人或一个集体失信的主要原因是失信的成本或代价过低，而守信的成本和代价太高。从诚信的社会效应来看，失信的社会效应远大于守信的社会效应，“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诚信为什么是区域经济社会治理的基础。诚信的社会里大家比的是创造能力，不诚信的社会里大家比的是投机取巧能力。诚信对于个人可能是个小事，但对于区域经济社会整体而言，诚信则是区域发展的基础，如果一个饭店老板或厨师没有诚信，派两个监督员来时刻监督也不能保证有安全卫生的菜肴出锅，即使派监督员能保证饭店饭菜卫生安全的话，那社会成本和代价也太大了，根本无法实现。如何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相关部门、机构和智库的精英们都在研究这个问题，相信会有合适的办法解决社会诚信问题。
（二）文化体系建设
文化在区域经济社会治理中的内涵。中国是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承的大国，是个不折不扣的文化大国。文化之所以成为区域经济社会治理的基础，是因为文化从根本上左右着经济社会治理中各种事项的指导思想和走向。金钱文化主导的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经济利益，口号标语等形式文化主导下的一切行为的目标是形式大于内容。区域经济社会治理要想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构建有更丰富内涵的文化体系。
文化在区域经济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文化的作用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文化本身就是区域经济社会治理的内容和服务对象之一，把文化体系建设好了就意味着对区域经济社会的贡献。其次，文化体系通过对经济要素运作的影响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如金钱文化至上时，企业在开矿时就会只开采最赚钱的矿体，价值低的会被舍弃掉；政府修路时会优先修收费公路，不收费公路的修建会往后放。再次，文化体系通过对政策措施的影响左右区域社会体系中的许多事务，如金钱文化主导下，没有利益的事情就不会优先安排，公共事业投入就不会到位；形式文化占上风时，财政的钱就会投放到形象工程上，而真正的民生项目就会以各种名义被拖延或者缺斤少两。最后，文化通过左右经济社会行为进而对区域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如金钱文化至上必然导致以或明或暗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政府部门也会在税收等利益面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过来，如果区域文化体系包含形式文化、金钱文化以外更多内容时，则其中必然包含更多的人文关怀、更多的生态文明、更多的相互尊重、更多的诚信等，区域经济社会治理中文化的作用将会更强大。
构建与区域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相适宜的文化体系。目前，形式文化、实操文化、金钱文化共同构成许多区域的文化内涵，这与区域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伟大目标是不适应的。文化体系建设要实现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崇尚的与实际的统一。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一定有共同的东西，那就是文化与文化体系。区域文化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世界是发展变化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和环境也在不断变化，区域文化体系的精髓在于适应这种变化，通过文化自信和发扬光大，在国家文化大背景下长出区域特色文化。
（三）体制机制建设
体制机制在区域经济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表现。体制机制是区域经济社会治理的基础之一。体制机制从根本上影响区域经济体系、社会体系、生态环境中各种要素、事物运转方式和效果。体制机制就像生产产品的车床，有什么功能、规模、等次、运作机制的车床，自然就会生产出什么样的产品。区域经济社会中各种要素的组合形式都是体制机制的产物，区域经济社会中的一切表象和内涵都有体制机制的烙印，区域经济社会中的一切问题或多或少都有体制机制的影子。就像中等收入陷阱，其实质不完全是一个经济和财富问题，而是一个体制机制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受到体制机制的约束，体制机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但改体制机制可能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并可能导致放弃改革并掉进收入陷阱中。
体制机制建设的路径选择。显然，区域经济社会运行的根本体制是由国家确定的，不是区域层面能够改动的。区域层面进行体制机制建设的工作主要是围绕具体操作层面的体制机制开展的。建设的思路第一是要有突破，比如，广东省一些地方在吸纳外来人才时可以不要档案、户口等常规人事调动需要的资料，从而吸引到一大批体制内的优秀人才到当地工作，其使用的是人才的才能，而不是人的户口、档案，这一个简单化、实质化的处理方法，就可以建设灵活的用人体制机制。第二是要利用科技力量推动体制机制的改革，如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已经大大改变了原有的政府业务运作方式，进而改变了资源管理、政府监管、政府服务等方面运作的体制机制，即用科学技术倒逼区域体制机制的改革。第三是体制机制建设一定要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相适应，对于特定区域而言，其他地方的体制机制可以拿来，但最终需要转换成适应本地需要的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