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1.总体框架与基本结构

本成果以理性、自由与实践批判为立论主题，以两个世界（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内在张力和理性、自由与实践批判的历史理念为基本线索和解释框架，通过十章（含导论、八章、余论）的篇幅，从总体上梳理、阐明和描述了从古希腊到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发展、演变和变革，重点考察、研究和阐述了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理念。本成果认为，由柏拉图所最终确立、在中世纪神学形态中得到革新的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与理性、自由的历史理念，在现代哲学特别是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历史哲学的前进发展中发生了深刻的革新与转换，并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即实践批判中得到了彻底的革命性变革。

2.用理念拯救现象：柏拉图与两个世界哲学传统的确立

在古希腊哲学形成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之哲学传统的发展历程中，柏拉图的理念论具有特别重要的哲学地位，它标志着两个世界哲学传统的最终确立。

理念作为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概念，表征着柏拉图哲学的基本特征。柏拉图创立理念论哲学的深刻动机之一，是批判当时盛行的智者派的感觉论的相对论政治哲学。柏拉图试图用正义的理念，去拯救充满危机的混乱的现实世界，他的政治哲学“旨在倡导严整、确定的政治伦理与道德价值，也是为了破除智者派哲学造成的文化危机与价值混乱，这是他力图重振希腊城邦的必要环节”（注：姚介厚：《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二卷（下），凤凰/江苏出版社2005年版，第580页。）。 柏拉图针对当时希腊城邦霸权横行和强权征伐的现实危机，强调正义的伦理原则是合理的城邦国家得以建立的理念根据。即便在发生了从人治到法治的重大转变中，柏拉图依然强调正义的伦理原则、理念之于国家治理的根本性意义。柏拉图基于正义的伦理理念批判和规制现实世界的深层的政治哲学动机，是建构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从而深刻地体现了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之间的巨大张力。

用正义理念规范现实的国家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基本特征。理念与现实的内在张力规定了包括政治哲学在内的柏拉图全部哲学的核心秘密：“柏拉图是一位经世致用型的哲学家。理念论不仅是一种思辨性很强的哲学，也是一种和他的社会理想直接关联、很有现实性的哲学。在《国家篇》中，他针对城邦奴隶制的深重危机，为了挽救危亡中的希腊城邦制度，以理念论为核心，将社会伦理思想与政治哲学融为一体，设计了一个以‘正义’理念为哲学与政治伦理基础的理想城邦国家。理念论是他的理想国家的哲学奠基石。”（注：（注：同上书，第613－614页。黑体为引者加。柏拉图的理念论的理想国家有一系列范畴，这个范畴系列成为构建这一理想国家的基本元素： “智慧、勇敢、自制、正义、善等希腊的传统美德概念已被改造，它们既是城邦伦理的理念或范型，也是培植个人道德人格的理念或范型，既是城邦体制改革的模型或动因，也是个人道德人格塑造的模型或动因，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吻合的。” （（注：同上书，第614页。黑体为引者加。）这里的理念、范型、模型、动因之作为塑造现实的城邦伦理和个人道德人格的理念根源和精神力量，是解读柏拉图成为两个世界之伟大传统奠基者的基本原因所在。） 柏拉图关于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区分开来、并以理念世界主导和规制感性世界的重大意义，不仅表现在他的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上，更是落脚在他关于国家与法的社会政治哲学上：源于理念世界的理性法则是建构法治、政府、国家之现存世界秩序的深刻根基。（注：晚年柏拉图之所以对混合政体倍加推崇，是基于他所力倡的节制和中道的理性伦理原则，同时也是他深刻反思政治实践、总结历史经验的必然产物。柏拉图尤其强调以权力制约权力，为此他提出了诸如选举制、官吏监察制、轮流执政和集体负责以及限任制等一系列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政治主张。柏拉图的混合政体和权力制约观念被亚里士多德所发展，对延续、保存中世纪条件下神学政治理念的理性主义特征，也发挥了值得认真研究的重要作用；柏拉图社会政治理念的深刻价值和重大意义，经由现代的洛克和孟德斯鸠，为最终形成与分权制衡原则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政体理论提供了深厚的哲学思想资源，对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的塑造和建构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参见张桂琳：《西方政治哲学——从古希腊到当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以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的二元分立为典型特征的柏拉图哲学，从根本上确立了以理念世界的正义原则和理想秩序去审察、反思、批判、塑造现存感性世界的精神自由，从而在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之间确立起一种必要张力和内在紧张。（注：“不管是作为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的泰勒斯把世界的本原归为‘水’，还是苏格拉底、柏拉图把‘理念’当做世界的原型，都既是为世界寻找确定性的本源，也是为人自身的存在与生活寻找绝对性的根据。……对本源的觉悟……隐含着对人自身身份的追问。回到本源而与本源共在，也就是人回到自身。……回到自身在根本上也就是回到自在的自由存在。……对本源的追问与觉悟都或强或弱地召唤着对人的自由的觉悟。对本源的守护在根底上也是对自由的守护。因此，对本源，从而对绝对的追问和觉悟，在人类史上是一次最伟大的事件。因为它在根本上意味着人类开始了依靠一种自觉的精神（灵性）力量寻求自立与自由的漫长历程。”（黄裕生：《中世纪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三卷，凤凰/江苏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1页。黑体为引者加。））由于存在着两个世界二元分立的哲学前提和内在紧张，柏拉图才能够从《国家篇》经由《政治家篇》到《法篇》这样一个不断进展的思想之旅中，设计了一幅塑造现存世界的、强调以法治国之根本理政原则的理想蓝图和理性图式。正是由于存在着两个世界的深刻的内在张力和由此而来的精神力量，才孕育了柏拉图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忧患意识。柏拉图提出这种理性主义的政治哲学，就在于试图以统治全宇宙的理性的法律秩序作为振兴衰落的希腊城邦的最重要的途径。

柏拉图对法律权威至高无上的坚定态度，对法律的规范化和形式化的执着追求，对和平与和谐目标的理性追求和哲学证明，都表明了他自觉地从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这一相互关系出发，以理念世界的理想法则塑造现存感性世界的理性精神。柏拉图高度重视法治权威的理性法治观，拒绝在国家管理事务和社会政治生活中不受法律约束的任意和暴政，力求用以正义、理性为深刻根基的法律规范去保障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合理秩序。

3. 康德：自由与自然之间的深刻的内在张力

康德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表达理念与现实之内在张力的典型哲学形态。本成果考察了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与理性自由的历史理念在康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内在关联，并以理性、自由、普遍法治、现代国家和世界历史等核心概念，阐述了康德黑格尔历史理念得以展开的一系列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概念群落和具体的表达形态。

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康德在用理性理念去评价、塑造和创制现实，即在凸显理念与现实之两个世界的深刻的内在张力上，展示了基于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历史理性之本体意义上的自由这一拱心石塑造现实秩序的基本意义，提供了超越经验事实、建立新的经验事实之根据的思想信念，从而表达了自己特有的哲学风格和思想魅力。（注：李泽厚先生多次用“两个世界与一个人生”的解释框架来标识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重大差异。他以康德哲学为例来说明两种哲学的不同特征：康德的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无上崇高，高居感性世界之上，而儒学是以“仁”为本，不离感性却又同等崇高，因此它们是两个世界（天国/人世）与一个人生之分。而中国之所以是“一个世界”，盖因巫术世界观之直接理性化，此乃中国古史及思想史之最大关键。（参见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康德哲学中的自由（本体、理性、道德律令）与自然（现象、经验、因果必然）之截然二分、二律背反，经典而又鲜明地凸显了理念与现实之间的深刻的内在张力，以及以前者规约、塑造、创制后者的深刻而又崇高的观念力量。（注：康德凸显自由与自然、理念与现实之内在张力的深层哲学动机，在于凸显以前者规约、塑造、创制后者的崇高的观念力量，从而最终达到和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康德对启蒙的理解包含着调和自然与自由、尘世王国与道德王国的深刻努力。……理性在社会领域的运用尽管是某种不纯粹的、对抗性的运用，却能够使政治更加合乎于道德，因为政治的公共性原则与道德的普遍性原则是最终一致的。”（（注：张盾、田冠浩：《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154页。）在伦理与政治、自由与历史的历史性的统一中，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还是人们常常批评的那个抽象的、空洞的、苍白的、彼岸的形式主义吗？康德的实践理性与历史理性的内在贯通，康德的理性、自由与普遍法治的有机统一，实际上已经赋予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实在的或实质性的历史规定和现实内容。因此如何看待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仍然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重大问题。）这是康德历史—政治哲学之所以具有巨大生机和深刻魅力的基本原因之一，也是康德历史—政治哲学提供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之一。“康德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都是以其道德哲学为依归的，‘道德王国’是‘尘世王国’的原型、原理，唯有依靠理性的普遍运用，公民和国家间的和平而可靠的联结才是可能的，自由的王国才是可以展望的。康德坚信，到他的时代，理性经过社会和文化的磨砺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力量，终于达到了它的启蒙阶段，要对心灵的自由世界和社会的感官世界实施它的统治。这就是康德看到的启蒙。”（注：（注：张盾、田冠浩：《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页。黑体为引者加。张盾先生在这里所谈到的康德关于道德王国是尘世王国的原型、原理，以及普遍的理性对心灵和感官世界的统治，表达了这样两层含义：一是理念（理性、自由）世界与现象（功利、幸福）世界之间的深刻的内在张力；二是在这种张力下纯粹实践理性对自然感性世界实施统治的实践原则所具有的力量。这是康德整个历史、政治哲学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之一。）

在康德那里，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表征着人的先验的认识能力和意志能力，前者从感性出发经过概念而终于原理，为自然立法，为科学真理奠基；后者作为不受经验制约的超验的主体，从原理出发到概念再到感性，为自由立法，捍卫人的尊严。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是两种不同的先验能力，但又都是同一个纯粹理性，它们追求的是一种不能在经验范围内发现的、超验的和无条件的普遍必然的先验法则。与理论理性相比，实践理性居于优先地位，即（自由）本体统一（自然）现象，认识世界从属于意志世界。（注：参见苗力田、李毓章主编：《西方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47-548页。）

康德实践理性的道德法则所宣示的绝对命令，鲜明地凸显了自由与自然、本体与现象亦即理念与现实之二律背反的深刻而巨大的内在张力：绝对命令之为绝对命令，在于它是任何人都普遍具有的无条件的、必然的、先验的指挥行为的一种强制的、必须无条件服从的客观力量。绝对命令之所以具有这种力量，在于它不是来自经验而是来自纯粹理性。绝对命令作为人必须服从的最高原则，要求人的行为不掺杂任何欲望、情感、利益、效果的考虑，它必须是无任何功利地为义务本身而尽义务。康德所提出的三条先验的道德原则，即普遍的立法原理、人是目的、意志自由，作为不容置疑的绝对命令，最终都围绕着自由这一核心观念展开，都以人的意志自由为前提、基础和根据，自由是作为目的而存在的一切有理性者的本质。每个人都应该将他自己和别人不是当作工具而是目的来看待，是一切有理性者都必须服从的共同的客观规律，而由此所产生的由一切有理性者所组成的系统就是目的国：每一个人都是绝对自由的国度。（注：值得注意的是，以自由理念为核心法则的康德哲学，竟反映和表达在19世纪关于工人运动的理论中：“柯亨便认为，康德是德国社会主义的真正创始人，康德的绝对命令只能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剥削消除了，人就不再是工具，而是目的。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也认为，社会民主党是实现康德伦理学的政党，社会主义是伦理理想，剥削当作伦理的恶来憎恨。以阿德勒（M.Adler）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则宣传康德哲学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来源，认为社会主义‘首先是伦理的必要性’，它的经济规划是道德律令的表现，从而要求从康德式的信仰中去吸取革命的力量。第二国际的主要代表之一伯恩斯坦说：‘必须有一个康德……对传统的教义进行批判’，‘伦理因素有比以前更为广阔的独立活动的余地’，‘我实际上并不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要取决于它的“内在的经济必然性” ……我认为给社会主义提供纯粹唯物主义的论证，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引自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修订第六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74-375页。黑体为引者加。））

先验与经验之间的矛盾，亦即道德与历史、本体与现象的矛盾，展示和表达了康德基于理性的道德命令去干预、规约包括历史在内的经验的现象世界的深刻哲学动机。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在康德哲学的这些特定的概念系统中达到了它的独特而又深刻的境界。康德哲学中的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无论在伦理领域还是在历史领域，都鲜明而有力地凸显了人类的道德尊严和道德力量。（注：“康德的物自体使主观性与客观性处于分裂和对抗之中，康德的解决就是用主观性压制客观性，用形式压制内容，用应当压制现实，其后果是使哲学完全退入内省领域而丧失干预现实的能力。”（（注：张盾、田冠浩：《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30页。）康德在这里凸显的是理念（应当）与现实（经验世界）的关系，亦即本体高于现象、道德高于历史之两个世界的矛盾关系和深刻张力。这种矛盾和张力本身就是力量，就显示着自由理念的崇高和道德力量的尊严。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康德实际上是在本体与现象、道德与历史之间搭建了相互沟通的桥梁，大自然的隐秘计划是在经验的人类历史中得以进行和实现的。）

4.用理念建筑现实：两个世界内在张力的和解形态

黑格尔历史哲学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就在于它自觉地表达了理念与现实的和解，强调用理念建筑现实。这里的理念，就是黑格尔所自觉表达的理性、自由与现代国家的现代原则。

理念与现实的深刻的内在张力作为西方哲学的深厚传统和基本特征，以最自觉的典型形态集大成式地体现在黑格尔的全部哲学中。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的相互关系在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中得到了系统更新和逻辑自觉，具有与以往哲学相比更加丰富、更加鲜明的时代内容和表达形态。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与理性自由的历史理念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在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中得到了深度挖掘和自觉表达。通过精神、理性、自由、世界精神、现代国家、世界历史等所组成的概念群体和范畴列队，黑格尔建构了规模宏大、系统严密的历史—政治哲学体系，形成了历史—政治哲学的核心主题和基本原则，阐述了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与理性自由的历史理念得以展开的具体的、历史的哲学形态。

这个具体的、历史的哲学形态，就是黑格尔所自觉表达的“用理念建筑现实” 的伟大的现代原则、实践理念和解释框架。历史性地阐释和发挥这个原则、理念和框架，既是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自觉担负的历史使命，也是它的基本贡献之一。与康德执着于主观性与客观性、应当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不同，“黑格尔认为哲学必须同内省倾向决裂，重新恢复干预社会现实的能力，为此必须重建在康德哲学中失落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注：（注：张盾、田冠浩：《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30-31页。）。黑格尔哲学的基本目标是“用理念建筑现实”，实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从历史看，理性与现实的同一性这个思想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决非仅仅得自哲学思辨。根据洛维特的研究，黑格尔哲学思考的最初动机就是一种‘世界历史感’。……而所有这一切都归因于黑格尔是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产儿，在黑格尔看来，法国革命表现的原则就是‘思想应当统治现实’。正是在那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帮助下，黑格尔才幸运地提出了理性和现实同一这一深刻思想。”（注：（注：同上书，第33页。黑体为引者加。）黑格尔强调，“哲学与经验的一致至少可以看成是考验哲学真理的外在的试金石。同样也可以说，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认思想与经验的一致，并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注：［德］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版，第43页。黑体为引者加。）由此可见，“理性与现实的和解”不仅是现代日耳曼世界即现代世界历史自身的客观法则，而且是黑格尔理解和阐释世界历史的哲学原则。

深厚而巨大的世界历史感是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的基本特征。黑格尔用理念建筑现实的一个深刻的哲学动机，就是用精神的普遍性原则去规约自然的特殊性冲动。从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说，世界精神的本质在于自由，而自由精神、自由意识的进展作为世界历史的内在本质和深层逻辑，是普遍性的自由对特殊性的自然的克服、超越和扬弃，是自由原则从有限性到普遍性的确立和发展的过程。黑格尔之所以把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东方世界排除在世界历史的局外，是因为他认为东方世界依然处于自然性原则的统治之下，精神依然汩没在自然之中。

在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的视野中，理念与现实的和解只有在现代日耳曼世界才成为可能。作为世界精神本质的自由的理念，在实现自身于世界历史的漫长历程中，始终处于与现实的紧张、矛盾和分裂的深刻的内在张力中：在东方世界，自由还沉睡、掩埋在自然之中；在古希腊罗马世界，由于奴隶制的存在，自由也仅仅是少数人的自由，普遍自由的理念与现实依然处于分立状态；只有在现代日耳曼世界，由于精神终于意识到基督教的普遍性自由的理念和原则，“用理念建筑现实”才作为一个伟大的现代原则而得到确立，理念与现实才在逻辑上与历史上达到了和解与统一。自觉地理解这种和解与统一，是黑格尔本人高度自觉地担负的一种哲学使命。

从法哲学、政治哲学角度来说，黑格尔用理念建筑现实的又一个深刻的哲学动机，是以理性国家的普遍性去规约、塑造和提升市民社会的特殊性，让普遍性成为特殊性的真理和故乡。黑格尔之所以强调现代理性国家高于市民社会，之所以强调市民社会的个人成为国家的成员是最高义务，根本原因就在于，现代日耳曼世界的理性国家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客观自由与主观自由的统一，理性国家是市民社会的真理形态。“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近代是自然与精神的矛盾充分发展的时代，传统伦理共同体的直接统一性丧失之后，近代对人性的理解回到自然的起点上，表现为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原则：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私利当作目的，其他一切都是虚无。正因此，黑格尔把自然当作了反思近代政治哲学的起点，市民社会就它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来说，‘它在自身中还保持着自然的，亦即任性的特殊性，换句话说，保持着自然状态的残余’。但与此同时，近代主观性的无限反思却将普遍性理解为市民社会的真正基础和最后目的，正是在客观与主观统一的意义上，市民社会被黑格尔反思为最能体现伦理之创制本意的一种制度安排。”（注：张盾、田冠浩：《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页。黑体为引者加。）“既然市民社会作为特殊性的领域和私人利益的战场存在着普遍性的深层结构，而普遍性又是以私利与公共善之间积极的肯定关系的方式起作用，那么市民社会两大构成原则的差别和联系可以在两个相对应的方向上展开。……黑格尔实现的伟大综合是，真正的伦理既拥有思想的纯形式又包含特殊内容于自身，所以是‘概念与实在的同一’；真正的普遍性是以特殊性为对立面、同时又让特殊性返回到自身的普遍性……这样的普遍性是对特殊性的解放，让特殊性的内容不再以自然冲动的形式而是以义务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义务中个人得到解放而自由。”（注：张盾、田冠浩：《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172页。黑体为引者加。）张盾先生在这里所说的“伟大综合”“概念与实在的同一”，实际上就是黑格尔在其历史—政治哲学中自觉地追求、阐释和展示的自由理念与现实世界之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的和解与统一。这就是黑格尔所实现的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深刻贯通。

“用理念建筑现实”“理念与现实的和解”作为一个历史性的重大哲学论断，表达了黑格尔关于哲学使命的高度自觉和伟大抱负。黑格尔提出这一重大论断的深刻的哲学动机、真实意图和基本秘密，并不是向现实的普鲁士国家的妥协和投降。库尔珀的分析和评论是公允的和客观的：“黑格尔相当仔细地勾勒出了这种合理国家的制度轮廓……他独特的制度提议却并非是任何特殊欧洲国家的结构的回声。诚然，他曾受到他那个时代的普鲁士政府的影响……但他绝不是任何一个体系的辩护士。”（注：［美］库尔珀：《纯粹现代性批判——黑格尔、海德格尔及其以后》，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74页。）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高举的是自由精神的旗帜，是用自由的原则和理念去规约、塑造和建筑现实的世界秩序，去建立作为普遍性与特殊性、客观自由与主观自由相统一的现代理性国家。黑格尔在理念与现实的内在张力、和解与统一中，清醒而自觉地表达了这一伟大的现代原则落实于现代世界的基本意义。

以康德、黑格尔哲学为卓越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根本特征之一，是以德国人特有的思辨智慧和思想创造，凸显了人类用理念原则去审察、规约、塑造和创制现实秩序的思想趋向和精神力量，并以思辨哲学的深刻概念和规范语言做了史无前例的系统推论和逻辑表达。他们在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在精神、理性、自由、权利、普遍法治，在绝对精神、绝对理念、世界精神、理性国家、世界历史等等由思辨哲学的概念家族所组成的理念世界中，展示了人类精神所具有的探析世界奥秘、创制理想社会秩序的青春活力和思想生机，展示了人类所特有的用理性理念变革旧世界、建筑新世界的深刻而巨大的精神力量。

5. 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张力：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多重的内在张力

马克思历史理论基于实践批判的基本观念，即作为社会批判理论与行动—实践哲学，作为透视、揭露资本的本质和秘密的资本哲学，对理性、自由、普遍法治和现代国家的基本内涵和阶级基础进行了彻底的实践批判和历史论证。在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的经济学—哲学批判中，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与劳动的深刻对立，在历史与逻辑的具体的统一的系统阐释中，以不容辩驳的经济学—哲学批判的逻辑证明了：理性将不再是资本赢得利润进行无限扩张的精神工具；自由也必须超越资产阶级所规定的阶级局限，并变革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以普遍法治为表达形态的现代国家的狭隘的阶级性质，只有在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社会革命中，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确立中才能得到根本性变革。因此，对现代资产阶级的理性、自由、普遍法治、国家本质的实践的和历史的批判，就成为马克思历史理论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现存秩序、争取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和人类彻底解放的精神旗帜。

这里必须强调指出，尽管马克思严厉批判了黑格尔哲学关于“理念与现实已经和解”的历史理念，尽管马克思哲学具有不同于以往所有哲学的根本特征和阶级性格，但两个世界的基本理念与内在张力仍然以独特的内容和方式存在于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批判的精神内核之中：在物化、异化与自由个性之间，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在资本主义的现存秩序与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之间，以及在现代资产阶级越出国界开辟世界市场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之间，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紧张、矛盾和对立，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必将不断地开辟着扬弃所有这些矛盾的现实的合理的发展道路。

（1）《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历史理论之多重内在张力的一个证明。

马克思历史理论是一个由多重的内在张力构成的思想体系，这一理论特性最集中地体现在《共产党宣言》这一篇幅不大的经典文献中。

A.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

在《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资产者和无产者”中，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强调的是“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所加的注释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论述了历史上罗马和中世纪时期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式及其后果，并着重全面系统地阐明了现代社会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产生、特点和本质。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资产阶级时代的特点“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注：同上书，第32页。）。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剖析了现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得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注：同上书，第38页。）。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两大阶级斗争的历史及其性质，强调“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注：同上书，第40页。）。

工人阶级的联合斗争伴随着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加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注：同上书，第41页。）因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注：同上书，第42页。）。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两大阶级对立的深刻经济根源，强调“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 。现代社会的生产力与所有制关系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它的历史性的终结：“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注：同上书，第43页。）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强有力的、普遍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所凸显和展示的关于现代世界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结论。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总是如影随形，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内在的紧张、矛盾和对立，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突出而鲜明的表达。在考察现代世界阶级对立关系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同时又客观地、历史性地阐明了现代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历史使命：“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航海业、工场手工业之于封建社会的革命性作用，蒸汽机、机器之于工业革命的推动作用，大工业之于世界市场的产生，世界市场又反过来推动商业、航海业和交通业的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工业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资产阶级对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的摧毁，对生产工具、生产关系乃至全部社会关系的不停顿的革命，以及由此而来的资产阶级奔走全球、消灭古老的民族工业，在使未开化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过程中，形成了“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注：同上书，第36页。），“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同上书，第35页。）。马克思恩格斯以大量的笔墨、文字和篇幅，以现代大工业为主导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分析框架，深刻地揭示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共产党宣言》中的世界历史思想，在整个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是最具生机的大放光彩的经典篇章。

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一方面又历史地、客观地肯定了现代资产阶级摧毁封建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开辟世界历史的巨大功绩和革命作用。这两个维度在同一文本中的展开和发挥，构成了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深刻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注：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内在紧张，在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表达为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内在紧张。包括世界历史理论在内的整个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深刻的内在紧张，是马克思在1850年代透视和阐释英国之于中国和印度之历史使命的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的解释框架。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如果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阶级观点与历史观点相比处于绝对优势地位，那么在1850年代关于东方世界的观察、思考和评论中，即在关于英国之于中国和印度的历史使命的论述和阐发中，马克思的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关系却正好反过来，即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相比处于绝对优势甚至压倒地位。笔者把这一现象表述为历史优先、压倒伦理，伦理为历史让路的解释范式。这是马克思与黑格尔在面对现代西方的资产阶级世界时存在重大分歧，而在理解东方世界时却存在着惊人一致，即把东方世界理解、规定和解释为没有历史的基本原因之一。这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也是马克思与黑格尔在（世界）历史理论之相互关系问题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值得特别关注和深入研究。） 但这一内在的紧张、矛盾和对立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却一直未能得到理解、阐释和表达。这是我们理解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之成功、教训和失败不可不深入挖掘的一个重要视角和解释框架。（注：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最杰出代表，其对《共产党宣言》的理解，无论对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共产党宣言》的理解史还是中国的革命实践，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大影响。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过，《共产党宣言》读了至少上百遍。每一次读都有新的体会，新的收获。在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书后，“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黑体为引者加。）讲此话时的毛泽东正在领导中国革命，时代语境决定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现代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文字，不可能或者说很难引起毛泽东的特别注意。因此包含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内在张力，就在这种情况下被历史地忽视、略过了。这是毛泽东之所以能够理解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生存地位和苦难命运，并终生为之奋斗的最重要的思想动机之一，也是他之所以能够把工人阶级特别是农民阶级发动、宣传、组织、团结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下的最重要的理论原因之一。毛泽东在建国后一直突出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并在暮年最终发动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解决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斗争，目的仍然在于防止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回到革命胜利之前的历史状态中。这一重大历史悲剧当然可以从多视角多维度加以透视和解析，而缺乏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深刻的内在张力这一思考维度和理解框架，从而忽视现代资产阶级的客观历史作用，当是毛泽东极度凸显国内国际的阶级斗争、没有实行向世界的全面开放政策的基本原因之一。）

B.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冲突

与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密切相关，马克思恩格斯在透视、剖析现代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国家机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合乎逻辑地展示了现代社会中所存在着的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冲突。

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即“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宣布共产党人的根本任务是“消灭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黑体为引者加。）马克思恩格斯通过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卓越运用，剖析了现代社会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真实关系，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在自由与个性问题上的虚假本质，从而凸显了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的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紧张、矛盾和冲突。这一论战是在揭示财产的阶级本质、揭示资本与劳动的深刻对立、从而揭示自由个性的虚假本质的语境和逻辑中展开的：资产阶级“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黑体为引者加。）。马克思恩格斯断然拒绝这种批判，强调雇佣劳动决不会为无产者创造出财产，“这种劳动所创造的是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现今的这种财产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中运动的”（注：同上书，第45-46页。黑体为引者加。）。从资本的角度来说，“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注：同上书，第46页。黑体为引者加。）。从雇佣劳动的角度来说，它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我们决不打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可怜的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注：同上书，第46页。黑体为引者加。）。 资产阶级社会的劳动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之所以存在着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仅仅是增殖的手段，而后者则是为了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生活本身：“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注：同上书，第46页。黑体为引者加。）

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资产阶级所理解的个性“不外是资产者、资产阶级私有者” （注：同上书，第47页。）的个性。共产党人通过消灭私有制所消灭的，只是“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注：同上书，第47页。）黑体为引者加。 。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的自由贸易、自由买卖，只有对于中世纪来说才有意义，对于共产主义来说则毫无意义。因此，“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注：同上书，第45页。）。“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在揭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深刻对立的所有制根源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深入揭示了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和物质生活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暴露了资产阶级试图利用利己观念来维护他们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并把这种暂时性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的诡计。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和勾画了社会革命的基本政治步骤和一系列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措施，并热烈地展望和描绘了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伴随着旧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对立的消失，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历史性的矛盾和分裂也将彻底结束：“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注：同上书，第53页。黑体为引者加。） 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分裂之彻底扬弃，亦即从对立走向统一，只有在共产主义运动消灭了现存状况之后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最终变成现实：“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同上书，第53页。黑体为引者加。） 马克思恩格斯以个人自由为核心原则的联合体这一历史远景为根本理念，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与劳动对立条件下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矛盾和深刻冲突，从而凸显了以真正的个体自由为基本原则的共产主义的理念世界与资产阶级的现存世界之两个世界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冲突。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创作《共产党宣言》这一伟大作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之所在，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制这一经典文献的深刻的思想动机和理论动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的热烈展望，与对现存资产阶级世界的激烈批判之间，形成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内在张力。与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西方哲学中所存在着的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相比，特别是与康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相比，存在于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之所以充满了特别突出、极度鲜明的批判的革命的性质和特征，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张力，常常是以内在的紧张、矛盾、对立和冲突的面貌来出场、展示和表达的。马克思之所以不同于康德黑格尔，在于康德黑格尔依然站在现代资产阶级的基本立场和总体框架之内，强调理性、自由与普遍法治，强调现代理性国家对于市民社会的规约、扬弃和超越，强调理念与现实的调解，没有或缺乏普遍的彻底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从而没有揭示出现代世界普遍存在的矛盾、对立和冲突。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哲学立场和哲学原则。

C.民族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

和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密切相关，马克思恩格斯还探析和阐释了民族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以及这种紧张、矛盾和对立得到真正解决的社会历史条件。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与阶级相互关系的如下论述值得注意：（1）由于现代的工业劳动和资本压迫，英、法、美、德的“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 （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黑体为引者加。）。（2）“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 （注：同上书，第44页。黑体为引者加。）。（3）“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 （注：同上书，第50页。黑体为引者加。）。（4）“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 （注：同上书，第50页。黑体为引者加。）。（5）“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注：同上书，第50页。黑体为引者加。） 。（6）“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注：同上书，第50页。黑体为引者加。）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注：同上书，第50页。黑体为引者加。）。由此可见，在民族与阶级的相互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把阶级观点置于绝对优先地位，表现了强大的阶级观点，即强调阶级之间的矛盾、对立、斗争及其结果，是影响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真正的决定性因素，阶级矛盾、对立、斗争的消除与消灭，是民族的矛盾、对立、斗争得到解决的根本途径和最终根源。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以最坚定的信念和强烈的激情，用大写的字体强调和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的基本原因之一。（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与阶级相互关系问题的观点曾对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这里我们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政治案例：在几乎整个一生中都在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毛泽东，竟有值得注意的阶级观点不再强大而有所退却的两个时期，一个是抗日战争时期强调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借助于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相互转化的辩证法，把民族矛盾的重要性置于阶级矛盾之上，并把它作为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一个是面对苏联陈兵百万于中苏边境，以及苏联咄咄逼人的世界扩张，晚年毛泽东从国家战略安全出发，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试图倡导在世界范围内建立面对霸权主义的世界统一战线。在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出现严重分裂之后，阿尔巴尼亚官方曾严厉地批判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是抹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观点的修正主义。

中国在1978年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党治国战略、进入全面改革开放时期以后，在民族与阶级关系的观点和政策问题上做了重大调整。1980年代以前，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得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大都有代表团常驻北京，在中国设有广播电台并得到经济支援，众多高级干部及其子女在中国受训或学习。邓小平1978年11月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后，逐步调整了外交政策，并逐渐退出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和游击队的支持。当李光耀谈及中国必须停止革命输出时，邓小平当时所做的让李光耀感到惊讶的肯定性的反应，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政治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政府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不再搞革命输出，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格局，成为中国真正走向世界的一个重大的外交政策调整，也是中国走向世界过程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上的革命性变革。）

马克思历史理论之所以始终充满着巨大的生机，之所以始终充满着战斗的青春，之所以始终凸显出无与伦比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一个以现存世界与未来世界之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为内在灵魂和统领原则，同时又始终贯穿着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的紧张、矛盾和冲突，始终贯穿着资本与劳动、历史与伦理、历史与自然、民族与阶级等由多重内在紧张构成的理论结构和思想体系。

（2）马克思资本概念的三个维度所构成的深刻的内在张力。

马克思历史理论作为一个包含着多重的内在张力、具有多种解释框架的思想体系，在马克思的资本哲学中得到了鲜明而深刻的展示。

资本是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主题，是马克思历史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概念，它在马克思哲学—经济学批判的基本逻辑和总体框架中，至少包含着三个基本的维度或方面：一是关于资本的形成史（时间维度）的考察，这是从整个人类史来看的、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资本概念。在这一维度和意义上，马克思强调资本的诞生和自由工人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包含着一部世界史。二是关于资本“越出国界”、进行殖民主义的世界性扩张（空间维度）的考察，这是克服自然崇拜、克服地方性发展和旧的生产方式、克服民族的界限和偏见、创造世界市场和世界文学的资本概念。这两个维度或方面，即关于资本的生成史的历史时间维度，关于资产阶级（资本）越出国界、开辟世界历史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即资本的客观历史作用的世界空间维度，马克思没有专门著作加以系统的、严密的论述和展开，而是体现、散见、表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一系列前《资本论》的著作文本以及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大量政论、时评中。三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资本与劳动对立意义上的作为批判对象的否定性的资本概念。这一维度或方面体现在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特别是《资本论》这一卷帙浩繁的巨著所展开、所表达的理论语境中。《资本论》通过使用从抽象到具体、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实证分析与理论推论相结合、人体解剖和猴体解剖的辩证法等一系列科学方法所进行的系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使这一维度或方面得到了最大篇幅和文字规模的系统严密的阐释和表达。

马克思在探索、解剖、阐释资本概念所包含着的三个维度（方面）的过程中，形成并深刻地阐明了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总体说来，马克思关于资本问题的历史观点，亦即关于资本的文明面即伟大作用的历史分析，主要体现在1844—1858年的一系列著作和手稿中。尽管马克思在这些著作和手稿中依然以资本批判即资本与劳动对立的阶级观点、阶级分析为重心，但在资本诞生史、资本殖民扩张史的分析和阐释上，也用了大量的笔墨、文字和篇幅，并由此成为马克思历史理论特别是世界历史理论中大放光彩的思想篇章。我们把马克思关于资本诞生、资本殖民扩张之客观历史后果即世界历史性意义的精彩论述和基本观念，称为历史观点。

马克思关于资本问题的阶级观点，虽然一以贯之地存在于马克思整个一生的著作中，但它的最集中最系统的表达，是在已经出版的《资本论》诸卷特别是《资本论》第1卷中。尽管已经出版的三卷《资本论》中依然留有关于资本诞生史、资本殖民扩张史的分析和阐释，例如《资本论》第1卷的第25章“现代殖民理论”，但恰恰在这一我们本应期待关于一个殖民扩张问题的篇幅可观、意蕴精深的最后一章中，马克思却并没有为我们展示出他关于殖民问题的世界历史意义的系统分析，马克思安排和写作这一章的目的，依然是通过批判韦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来展示殖民地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状况即现代阶级关系的产生问题。与此前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相比，马克思关于资本诞生史和殖民扩张史的那些关于历史观点的大放光彩的深刻论断，在《资本论》第1卷中都已经被大大精简和删除了。（注：张盾先生敏锐地注意到《资本论》第1卷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关于资本的历史观点问题上存在着篇幅上的重大区别：“历史研究的内容在后来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中大大压缩。”张盾、田冠浩：《黑格尔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277页。黑体为引者加。） 这一重要区别说明，在马克思不同时期的不同文本中，关于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内在张力并非一成不变的均衡结构，论域、问题、重心、语境不同，构成这一内在张力的两个方面的地位、作用和特征，甚至篇幅、文字和语气等等，都会显示出不容忽视的重要差异。）

马克思之所以在正式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中大大收窄、压缩了关于资本的客观历史作用的肯定性评价的文字，基本原因当在于通过凸显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把论述和阐发的重心放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的基本主题上来，并以此自觉地去培育、塑造现代无产阶级批判和改变现代世界的阶级意识。我们把马克思重在揭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从而通过揭示剩余价值的来源即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来培育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一基本的阐释维度，称为阶级观点。

马克思在作为实践批判的哲学—经济学批判中，在揭示资本与劳动的深刻对立的过程中，内在地包含着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张力。马克思以资本的概念、法则和逻辑为核心主线逐步形成和建构起来的、包括世界历史理论在内的全部历史理论，之所以充满着巨大的生机和魅力，最根本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在资本概念三个维度之间的内在贯通、相互支撑和协同作战中所共同形成的具有多重的复合结构和深刻的内在张力。马克思通过这种多重的内在张力所表达出来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冲突，为我们考察、解释和规定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提供了特别深刻的透视视角和非常有力的解释框架。

关于资本概念的第三个维度，即马克思关于资本哲学—经济学批判中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无论是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所占的篇幅和比例中，还是在后继者关于马克思哲学—经济学批判即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理解史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总体图景中，都曾长期占据着压倒一切的地位。而马克思考察资本的前两个维度，即资本的形成史（时间）和扩张史（空间）的维度，作为马克思历史地肯定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历史观点，却在战争与革命时代、在传统社会主义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意识形态语境下，被遮蔽、淹没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崇山峻岭和汪洋大海中。马克思历史理论中所包含的、原本就存在着的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张力被割裂为抽象对立和绝对对峙。这是关于马克思历史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史、阐释史中需要再探讨和再反思的重大问题之一。

6.历史与世界历史转变中的中国和印度：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个案考察

资本追求普遍性的内在本性，必然推动着它从国内走向世界，把整个地球作为它获取财富和剩余价值的战场。而由此产生的殖民扩张的世界历史性后果，在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的写作计划中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设计的关于资本研究和写作的路线图，虽然是在谈论他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计划和篇章布局，但这里的“篇章布局”却向我们描述和阐明了资本扩张史即世界历史的基本的演化逻辑和发展形态。马克思从逻辑上规划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路径，是按照资本的生成和发展、越出国界的殖民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危机和消亡的基本逻辑来考虑、安排和构架的。

英国对中国和印度的殖民和侵略，由此进入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视野和框架中。工业革命后迅速发展、崛起和强大的英国加紧了对东方世界的侵略，导致中国和印度相继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引起马克思恩格斯的特别关注。因此，关于东方社会的殖民问题，无论在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布局和写作计划中，还是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特定视角来看，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揭示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发生在现代世界大地上波澜壮阔的历史潮流，是我们考察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历史命运所应当依据的总体性背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深刻揭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实际进程和基本规律，是人类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经典的哲学确证，为我们考察现代世界这一变革历程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解释框架。马克思于1850—1860年代曾给予中国和印度问题特别关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数十篇关于中国和印度的论文和时评，这些论文和时评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解释框架中地位独特，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应当特别关注的、具有极大代表性的典型个案。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出发深入考察近现代中国和印度所发生的历史变革，把它置放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总体性的广阔背景中，来探索和揭示作为民族历史的中国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历史轨迹和变革逻辑，不仅有助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深化，而且是我们深入考察近现代中国历史变革的一个独特而有益的视角。

马克思关于西方现代机器大工业瓦解和破坏东方传统社会结构，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历史与伦理之内在矛盾和巨大冲突的世界历史理论，极其鲜明而又深刻地体现在马克思关于中国和印度问题的考察、研究和阐述中。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和世界历史理论的视野出发，在考察和研究中国与印度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和一般社会状况的基础上，通过透视英国之于中国与印度的双重的历史使命，剖析了在实现这一使命的过程中所蕴含着的历史与伦理、历史与自然之间的二律背反和内在紧张，揭示了现代资产阶级（资本）的绝对统治所具有的深刻的内在矛盾，从而历史性地展示了由现代资产阶级自身所产生的伟大的社会革命所必然带来的人类解放的社会历史远景。

7. 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张力：世界社会主义史的一个考察

解析包括世界历史理论在内的马克思历史理论，挖掘、表达包含在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关于资本批判、世界历史与自由个性（人类解放）三者有机统一的内在逻辑，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研究的重大问题。马克思在他的实践批判即哲学—经济学批判中，在探索和展开资本、历史与自由三者内在统一的深刻的理论逻辑和伟大的思想创造中，形成了包括现存世界与未来世界、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在内的一系列深刻的、多重的内在张力的思想体系。贯穿在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以及在这一内在张力统摄下所展示出来的一系列复杂的张力结构，为我们深入考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就与经验、问题与教训，提供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解释框架和方法论视角。

重新审视西方历史哲学关于两个世界以及理性、自由与普遍法治的基本理念，我们就可以看到，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学界把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与理性自由的历史理念简单地、缺乏分析地批判为唯心主义，并不加边界地、过度地把唯心主义与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无条件地联系在一起，是导致对马克思实践哲学之批判向度的极度夸张和教条主义运用，从而对追求自由与民主、法治与正义、市场与繁荣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严重消极作用的观念的、理论的基本原因之一。因此基于对马克思著作文本的深入考察，阐释马克思历史理论中所内蕴着的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内在张力，并以这一基本观点为透视和解读视角，历史地考察、梳理和阐释马克思历史理论所内含的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及其表现形态，就成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考察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以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紧张、对峙和统一为透视视角、基本线索和解释框架，从历史观和思维方式之变革与转换的角度，历史地、批判性地反思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把马克思实践哲学之批判向度推向极端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教条主义，是反思和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推进世界社会主义健康发展所应担负的哲学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