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宋明時期的學術主流習稱“理學”，清儒稱之爲“宋學”，而自我標榜當朝的主流思潮爲“漢學”。一般認爲“宋學”重内聖而輕外王，長於義理而短於制度。這印象未必合乎事實，卻足以影響學者的研究取向。時下研究朱熹（字元晦，號晦菴，謚文，1130—1200）之學者雖多，難免也有偏重其“理學”而輕忽其“禮學”的傾向。

朱熹晚年頗關注禮學，有意重修“禮書”，因而纂修《儀禮經傳通解》。此書於宋寧宗嘉定十年（1217）刊行三十七卷本，其中《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與《邦國禮》四卷，朱子生前已有定本；至於《王朝禮》十四卷僅有稿本，尚未删定。纂修“禮書”時，朱子常與大弟子兼女壻黄榦（字直卿，號勉齋，1152—1221）商榷，病殁前夕，猶致書叮囑，期許黄氏續成《喪禮》和《祭禮》。嘉定十三年（1220），黄氏不負所託，修成《喪禮》十五卷；至於《祭禮》，則“規模已定”，大致區分門類、訂立綱目，依序纂録文獻，唯搜羅未周，尚待編次，因而邀同門楊復（字志仁，號信齋，?—1237）助纂，交付書稿使詳讀之，不幸次年即告病逝。楊氏事大師兄黄榦如師，在黄氏鄭重託付下，先依其書稿整理成十三卷本《祭禮》，是爲黄氏《祭禮》；其後，又重新删修，詳加考訂，積十餘年之力，終於在理宗紹定四年（1231）完成十四卷本的《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以下簡稱《祭禮》）^[1]。

楊復作爲朱熹禮學的繼承者，不僅續成其遺作，《祭禮》在某些方面還具有填補其空缺的價值，關於“明堂”的討論就是一例。朱子晚年推動《儀禮經傳通解》之纂修工程，生前與時賢或弟子有不少涉及禮意節文之討論，然而，關於“明堂”論述不多，《朱子語類》卷九十彙編有關“祭禮”的問答語録也没有涉及，僅討論《詩·周頌·我將》、《禮記·月令》及《孝經》經義時，略表見解（説詳下）。上述現象，顯示朱子並未正視“明堂”議題。楊復則不然，他續成《祭禮》，其中列有“明堂禮”一節。如楊氏所言，“明堂”是禮學中“歷世聚訟大公案”之一，直至王國維（1877—1927）時，猶言“古制之聚訟不決者，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2]此一議題，自漢至清，以迄民國初年，無論朝廷議禮，抑或學者著述，始終説法紛紜，莫衷一是。依張一兵考察，宋朝是“明堂制度在朝廷政治活動中持續時間最長的時代”^[3]，楊復正視“明堂”之禮，既注重古來的禮制議題，也呈現其當代現況，他擇要載述議禮過程中的相關文獻，形成“朝廷議禮與經學家的學説並列”之編纂特點^[4]，這特點反映宋儒注重古禮如何施行於當世的思考面向。

相較之下，清代“漢學”家的禮學，主張依據經典與漢儒經説，據以考索上古禮制。關於“明堂”議題，論述者衆，而確立“漢學”典範的惠棟（字定宇，號松崖，1697—1758），無疑最具特色，並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曾以“明堂”爲主題，纂録《明堂大道録》，成爲討論此制度的第一部專書。全書八卷，洋洋灑灑，網羅漢儒舊説，辨析異同，旨在由古義推尋古制，是否可以施行於當代，顯然並非優先考量。

究竟“宋學”、“漢學”兩派學者眼中的“明堂”禮制有何不同？這篇論文以楊復《祭禮》和惠棟《明堂大道録》兩者爲例，試作考察和比較。“明堂”議題，歷來聚訟不決，楊、惠兩家只不過是“宋學”、“漢學”兩派中一組鮮明的對照而已。管窺蠡測，盼有助於拓展楊復《祭禮》或朱熹禮學之研究視域，並對“明堂”之探討，發揮抛磚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