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降临，中国传统社会开始解体，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徐徐展开。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思想转型具有特殊意义。思想转型本质上是转变人的观念，亦即梁启超所谓的“新民”。由于中国人受封建主义思想毒害太久，影响太深，“难以自拔”，故观念转变格外困难，思想转型任务奇重。于是先进分子挺身而出，担当“新民”重任，就显得十分必要。正是顺应这一形势，从19世纪后期开始，一批思想敏锐、不满于现状的知识分子纷纷从旧的思想牢笼中突围出来，接纳民主思想，并发挥自己的专长，从事民主主义的话语建构，以此启蒙民众，并为社会转型指引方向。他们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思想引领者。
一般而言，一种先进思想特别是社会政治思想的产生，离不开对一定思想资源的借鉴或利用，而这种思想资源，往往就隐藏在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当中。然而中国民主思想的产生却不是这样。中国历史上由于长期处于专制主义统治之下，没有产生关于民主的思想，也就没有留下有关民主的思想资源。所以到了19世纪，当中国社会面临转型，需要新思想配合和支持时，无法得到来自传统的应援。这一点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在西方，古希腊时期就已出现了雅典共和制和亚里士多德的民主政治学说，开创了民主的西方传统。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接续这一传统，推陈出新，建构起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19世纪以后，在继承和批判既有民主思想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形态的民主思想如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产生；第二国际内部出现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等等。这些各具形态的民主理论，都包含着对西方既有民主思想的继承，都是在其传统思想基础上的演变和发展。晚近中国思想家身处缺乏民主传统的中国社会，不可能像西方思想家那样做到承前启后，他们要想有所作为，只能向西方学习（后来又扩展到俄国），将西方有关民主的经验和思想拿过来，加以改造、消化和重构。这就造成了一种现象，即晚近中国的民主思想或民主话语，基本上是在借鉴西方民主思想的基础上产生或建构起来的，且具有西方的思想背景。这是晚近中国思想转型的一大特点。
然而如前所述，西方的民主思想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多种形态。面对这种情形，人们该如何取舍呢？总体来看，在晚近中国社会，来自西方的民主思想一般会受到欢迎，但在具体对象的选择上，人们又各有侧重，不尽相同。虽然如此，思想家们的选择，仍不出西方既有的几大类型：一是启蒙时代形成的民主思想；二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民主思想，以及列宁主义的苏维埃民主思想；三是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三类民主思想从19世纪末开始陆续传入中国，分别被不同的思想家所借鉴和利用，成为他们建构民主话语的主要思想资源。
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不仅影响了中国思想家，为他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弥补了本土资源的不足；同时也影响到整个中国社会，造成了全新的思想语境。新的思想语境，主要有启蒙主义语境和马克思主义语境。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语境即民族主义。与前两者有所不同，民族主义与中国社会及其历史文化具有更多的亲和性，社会基础更为深广，也更易于对中国社会及各种社会政治思想形成全覆盖。另外，前两种语境的生成，与两种相关民主思想的传入同步和重叠，主要是思想家们努力的结果；后一种语境的生成，则主要源自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遭遇，此外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传统也起了一定作用。这些各不相同的思想语境，好比一个个思想舞台，思想家们凭借着这些舞台，展示各自的风采，从事各自的思想创造；而由于舞台不同，即活动于其中的语境不同，思想家们阐发的民主思想，或构建的民主话语，也呈现差异。根据历史的实情，以及各自所依的思想语境，我们可以将晚近中国的民主思想或民主话语划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严复、胡适、中国民主同盟等中间党派的人士在内，他们所建构的民主话语体系，基本属于启蒙主义的民主范畴。第二类，如梁启超的立宪主义，张君劢的修正的民主政治构想，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基本属于民族民主主义。第三类，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主义。三种类型的区分，体现了各自的特点，不过应该注意，这种区分主要还是侧重于其思想性而不是社会性。若从社会性来考察，则不论哪一种类型，都是中国社会的产物，都有着改造中国社会的抱负，因而相互之间必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换言之，中国的社会现实，必然同时作用于中国所有思想家，给他们带来共同影响，在他们的思想上留下共同印记。
虽然如此，各种民主思想或民主话语之间的分歧仍然无法抵消，不仅如此，这种分歧往往还会导致而且实际上也确实导致了相互之间一系列激烈论争的发生，尽管一些论争所指向的是一些非民主或反民主的思想或派别。这并不奇怪，理念上的分歧使这种论争不可避免，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各方都想掌握话语主导权。因为谁掌握了思想上的话语权，也就同时掌握了社会运动的领导权。所以争夺话语权，乃是近代中国一切社会政治思想的内在趋向或天然品格。晚近中国思想领域围绕着话语权的争夺，从19世纪末年即已开始。从那时起直至20世纪40年代，这样的论争发生过多次，其中有几次最为重要，影响也最大。一是辛亥革命前夕的君主立宪论与民主共和论之争。此次论争的结果是民主共和论占了上风，逐渐取得了话语主导权，并在民国之初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不过基于时势需要的民主共和论之话语权的获得，并不意味着君主立宪论所提出的问题的全部解决。正因为如此，民国初年的政治倒退未能幸免，新文化运动也应声而至。二是民国前期的三民主义与立宪主义之争。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建立是三民主义的重大政治成果，然而如同民国政权未能保持其民主性一样，三民主义也未能保持其话语权。由于革命派一度误以为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经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遂使三民主义收缩为一民主义；加上民国政权易手后，历届北京政府玩弄立宪主义，也在很大程度上抢占了三民主义的舆论地盘，从而导致三民主义话语权的失落和立宪主义话语权的上升。有幸的是，在经过二次革命以及护法斗争失败后，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重新拾起民权、民族两主义，三民主义重新成为革命党人的思想武器。经过孙中山的大力提倡和宣传，特别是经过国民党“一大”的重新解释并借助国共两党的合作，三民主义终于回到思想舞台中心。三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展的一系列批判和斗争，包括五四时期对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批判，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40年代对国民党的假三民主义和《中国之命运》的批判，以及对中间路线的批判，等等。共产党人所开展的这些思想斗争，取得了巨大成功，它使新民主主义战胜包括其他各种民主主义在内的思想或思潮，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政治话语或最高意识形态。以上历次思想论争或斗争，虽然情形不同，胜负各异，但总的趋势是，共和立宪主义取代君主立宪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取代渐进改良的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取代旧民主主义。而新民主主义之所以能够最后取胜，乃是因为跟其他种种主义相比，其在最大程度上适应了中国国情，满足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实际需要，得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拥护和认同。这是晚近中国思想之争的经验和结论。
基于上述思考，本书在结构上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论述晚近中国民主话语的建构，下篇主要论述晚近中国思想领域的论争以及主流民主话语的演进。而在方法上，则注意了如下几点。一是借用语境概念，揭示晚近中国各类民主话语产生的思想根由，力求准确解读各种民主话语的真实内涵，以及思想家们的价值追求和社会关怀。二是引入建构主义理论，不仅将晚近中国各类民主话语视为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且视为思想家们在特定语境下自觉建构的结果；同时重视民主话语的观念分析以及民主观念与社会制度的互动，以揭示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关系。三是从历史和逻辑两个维度，全面透视各类民主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过程、内在理路和逻辑结构，以及主流民主话语演进途中所体现的历史逻辑和辩证逻辑，以达到二者的和谐统一。作者以为，通过紧扣特定思想语境并从建构的意义上考察晚近中国民主话语的形成和演变，有助于更加真实和多维度地展现晚近中国的民主思想版图，拓展和深化关于近代中国民主问题的认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而对晚近中国民主话语权之争以及主流民主话语演进之史的考察和分析，则有助于进一步厘清近代中国民主问题之展开以及中国民主制度之形成的历史过程，加深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规律的认知。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曾经走在世界前列。清代后期开始衰落，鸦片战争之后，又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那时起，中国人民走上了漫漫救亡之路。经过长达百余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获得了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变革。回顾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总结19世纪以来中国人民英勇奋斗所取得的成就，包括思想家们的艰辛探索及其成就，我们深感这一切之得来不易和无比珍贵。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今天中国人民正在致力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我们仍然有必要从近代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中获取动力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