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1932年，美国学者亨德里克·房龙在其 《房龙地理》一书中，从殖民主义角度分析说：“日本人的居住地只有一个小岛，但其人口增长的速度却和印度一样，因此他们必须扩张其领地，这是想在自然界生存下去的唯一法则，是世界上所有博学的年老的先生和女士们的任何意味深长的演说都不能改变的事实。” “因此，日本人开始向外寻求发展，期望能从别处得到更多的领土。于是他们想到了隔海相望的中国，中国地大物博，而其统治又软弱无力，很好征服。其实美国也很适合日本，但它太远，而且非常强大。而澳洲又太远……看来看去只有去满洲最容易，只要通过朝鲜半岛这个大陆桥梁就可以了，而日本主岛和朝鲜半岛之间只隔着仅有102英里宽的朝鲜海峡，其中途还坐落着对马群岛，这种地形对日本人来说就更为有利了。”[1]日本学者森岛通夫也明确指出：“远离广阔的大陆，在岛国生活的日本人，有史以来就渴望土地。明治以后，日本人所贪图的就是土地。” “所谓 ‘大东亚战争’，归根结底，日本人梦寐以求的还是土地。”[2]房龙还告诫美国人，“日本人那面貌焕然一新的神奇的变革对我们的安全和幸福有很大的影响，这同我们喜不喜欢日本人没有任何的关系，只要太平洋存在一天，日本人便是我们的邻居，因此多了解他们一点，对我们只有好处”[3]。然而，1941年的 “珍珠港事件”却表明，尽管隔着浩瀚无际的太平洋、尽管美国实力强大，日本还是敢于向美国挑战，这恐怕是房龙没有预料到的。
日本是与中国 “一衣带水”的国家和近代以来对中国加害最深的国家，撇开当今日本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不谈，单单是中日两国的地缘关系和历史渊源，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大大超过美国。因此，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了解日本都是不可或缺的。1928年，中国国民党名宿戴季陶就说过：“‘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4]但是，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中国的日本研究，都落后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以致今天的许多中国人，还是对日本知之甚少。只要在家中上网查查便知道，许多日本研究的重大课题，成果寥寥，包括武士和武士道这个日本研究躲不开、避不过的课题。总之，武士研究是摆在中国对日本进行研究的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花是樱花，人是武士。”说到日本，人们不仅会联想起樱花，也会联想到武士和武士道。樱花不过是日本的国花而已，即使寄托了日本人对于人生的某种理想，也只是日本代表性的自然景观；武士和武士道则是改写日本历史的物质力量和指导思想，以及日本社会的民族楷模和日本精神的核心要素。今天日本人的所作所为中，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武士的影子和武士道的烙印。要想知道日本的今天，必先了解日本的昨天，从武士和武士道入手，无疑是认识日本历史和国情的钥匙。
（一）武士的定义
西方有西欧的骑士，东方有日本的武士。两者都产生于8世纪，不过，其产生的动因和肩负的职责却迥然不同。西欧骑士是法兰克国家强化国家军事力量的产物，查理·马特通过经济和军事改革组建起一支新的骑士部队，依靠这支庞大的骑士部队打败阿拉伯骑兵，收复被占领土，将阿拉伯人赶回西班牙。查理·马特之孙查理依靠这支部队对外扩张，建立起查理帝国。日本武士则是土地纷争武力化的产物，作为庄园主保卫和扩大庄园土地的私人武装而产生，充当庄园主侵蚀国有土地、瓦解天皇制国家经济基础的工具。总之，“武士是作为中央权力的反叛者、作为非法者在日本历史上登场的”[5]。平安时代，对抗朝廷、制造祸端的是武士，朝廷借以平息祸端的也是武士。正是在制造祸端和平息祸端的战争中，武士迅速崛起。12世纪末，武士凭借400余年征战杀伐积蓄的能量，从贵族手中夺取国家政权，建立起绵延近700年的武家军事统治，将日本引向以武为本的社会发展方向。
高桥富雄的 《武士道的历史》说，武士一词较早见于 《万叶集》卷3、第443首的武士之训，相当于武士的名词主要有： “もののふ” （武士）、 “ますらぉ” （大丈夫、男子汉、壮士）。同时， “もののふ”和“ますらぉ”有种种解释，“もののふ”的语义有物部、武士、武人、武者、っゎもの、さむらぃ等， “ますらぉ”又有益荒雄、正荒雄、健男、男子中的男子等诸说。从古代向中世转变期间，武士又称为 “弓马之士”、“弓箭之士”。[6]有的以职业特征命名，有的以主要兵器命名。
日本学者的武士定义主要有：《广辞苑》 “一般泛指习武、以军事为职业者”；《万有百科》“以武艺为专业者”；《世界大百科》“以武技、战斗为业者”；《现代百科》 “拥有武力并在农村居住的本地领主”；《小学馆百科》 “凭借武力统治地方而又任职于政府者”。 “中世武士的两个方面——战士和领主。一是以参加战斗为主体，二是有自己的领地……职业战士和领主是中世武士的两个方面。”[7]安田元久概括为两种定义，即社会职能定义和社会本质定义—— “职能人论”和 “在地领主论”，前者以武士作为战斗者的社会职能为标准，后者以武士作为在地领主的社会实体为依据。同时，认为这两种定义都不能全面反映武士的实际状况，主张既要考虑中世武士团是以弓射骑兵的战斗技术为特色的武力组织，又要考虑作为在地领主的地方支配者之社会本质。[8]还有的日本学者认为：“所谓武士，即日本中世及近世政权担当者的世袭制的职业战士。从职业战士的角度看，武士与古代、近代征兵制的农民兵、市民兵不同；从世袭制的角度看，官僚又与不过是军事官僚的古代武人和近代职业军人不同。因此，世袭制的职业战士集团是武士的最大的特色。”[9]日本学者在武士定义上的差异，表明要对武士身份进行准确界定并非易事。
我国学者代表性的定义，是史学前辈沈仁安先生四项指标的定义。即：“第一，经济上为领主，既可以是庄园领主，也可以是封建领主；第二，社会上以武艺、战争为职业；第三，政治上以掌握政权为目标；第四，思想上以主从关系为道德准则。作为一个政治集团、社会集团的武士阶级应具备以上四个指标，尤其是第二、第三点最基本。这样的定义把武士与一般的职业军人、雇佣军人区别开来，既适用于武士形成期，也适用于武士政权期。当然，在武士形成期这些指标不那么典型，但已具有这些因素。武士政权虽然历经变迁，但不出这些基本点。”[10]
沈仁安先生的四条标准也有相应的依据，对于总体把握武士确有极大帮助。不过，武士作为日本社会独特的社会群体，其存在跨越一千多年的历史时空，且不说有平安时代作为封建贵族的 “侍”的武士、幕府时代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明治维新后不再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武士；即便是幕府时代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镰仓、室町和织丰时代的中世武士与江户时代的近世武士，其社会角色、社会职责及与土地的关系都不尽相同。显然，四条标准的定义有其局限性。王炜在 《日本武士名誉观》一书中，也对此提出了异议。[11]
本书的武士，是广义的武士，除幕府时代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外，还包括8—12世纪末充当庄园主保卫和扩大庄园土地的私人武装，也许他们只能算是武士的前身；以及明治、大正和昭和初期掌握军政大权的武士与活跃于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武士——日本现代化的主角，如 “维新三杰”、黑田清隆、桂太郎、大隈重信、山本权兵卫、寺内正毅、原敬、加藤高明，以及田中义一、高桥是清、犬养毅、阿部信行、东条英机、小矶国昭和涩泽荣一、五代友厚、福泽谕吉等，尽管他们依然是出身于武士世家，继续秉承武士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但却没有武士的身份。
武士自产生以来，逐渐在政治、军事、经济、生活、思想和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诸方面，形成与众不同的独特特征。这些外在的和内在的特征，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但是，也有一些贯穿始终的基本特征。例如，生活方式上，平安时代和幕府时代的武士，以战场上的杀伐技能为生存资本，即日本学者所说的 “世袭制的职业战士集团是武士的最大特色”；在理想价值上，平安时代、幕府时代和明治维新后的武士，都遵循武士在战争生活中形成的武士精神，崇尚武勇，以征战杀伐、穷兵黩武为荣。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20世纪初期，日本研究开始引起我国一些学者的注意。如梁启超的《中国之武士道》、戴季陶的 《日本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日本研究曾一度受冷落。20世纪80年代，日本研究重新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兴趣和重视，并且逐渐形成日本研究的热潮。但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日本研究，时间不过二三十年，各领域的发展也不平衡，研究日本近现代史者多、关注日本古代史者少。
虽然武士研究在我国学术界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但是，吴廷璆、万峰、骆兆伦、李玉、沈仁安、王金林、汤重南、伊文成、马家骏、王家骅、王立达、施超伦、李威周、宋成有、金基风、李秀石、李卓、李文等一批日本学专家，都从各自的研究角度进行过详略不等的论述。如：
第一，武士的主要著述有：沈仁安的 《武士阶级形成背景试论》、《武士阶级形成史论》（沈仁安：《德川时代史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马家骏的 《幕府末期的资产阶级和下级武士》 （《历史学》1979年第3期）、金基风的 《倒幕派的形成及其阶级基础》（《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明治维新的再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骆兆伦的 《武士阶级在明治维新中的地位和作用》 （《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明治维新的再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施超伦的 《幕藩体制下日本武士阶级的精神观念形态》（《世界历史》1991年第1期）、王中田的 《儒学与武士》（《日本学刊》1994年第1期）、吴廷璆主编的《日本史》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王金林的 《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王新生的 《日本简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冯玮的 《日本通史》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李文的 《武士阶级与日本的近代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对武士风云人物的评析，主要集中于 《世界历史》编辑部编的 《明治维新的再探讨》，伊文成、汤重南、贾玉芹主编的 《日本历史人物传·古代中世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王金林主编的 《日本历史人物传·近现代篇》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宋成有主编的 《日本十首相传》（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等著作。
笔者也有过一些论述。如 《德川时代下级武士阶级属性质疑》（《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日本：刀刃上的文化——武士与武士道》（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日本武士的生存土壤》（《贵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战争与武士》（《贵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第二，武士政权的主要著述有：王立达的 《外国历史小丛书——日本幕府政治》 （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张玉祥的 《织丰政权与东亚》（日文版，六兴出版1989年版），刘明翰的 《镰仓时代日本的幕府政治及其特点》（载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会编 《学术论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沈仁安的 《试论幕府体制的特点》 （沈仁安：《德川时代史论》），李卓的 《略论家族主义的幕府政治》（《日本学刊》1996年第3期）、《日本家训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李文的 《德川早期日本兵农分离政策的实施及其历史意义》（《日本学刊》1999年第3期），吴廷璆主编的 《日本史》，王金林的 《简明日本古代史》，王新生的 《日本简史》，宋成有的 《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冯玮的 《日本通史》等。
第三，武士精神的主要著述有：李威周的 《论日本武士道》（《中日哲学思想论集》，齐鲁出版社1992年版），宋成有的 《江户、明治时代武士道异同刍议》（《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武士精神与明治时期的日本现代化》（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万峰的 《台湾学者的日本武士道观》（《世界历史》1994年第3期），杨绍先的 《武士道与日本军国主义》（《世界历史》1999年第4期），唐利国的 《井上哲次郎的武士道论与法西斯主义》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 《日本学·第10辑》，2000年），张景全的 《武士道与骑士道差异性探讨》（《日本学刊》2003年第3期），向卿的 《试论江户时代武士道的平民化》（《日本研究论集》，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2004年），许介麟的 《日本 “武士道”揭谜》（《日本学刊》2004年第5期），王炜的 《简论日本武士的死与名誉》（《日本学刊》2008年第2期），周颂伦的 《武士道与 “士道”的分歧和对立》（《日本研究》2008年第4期），韩东育的 《关于武士道死亡价值观的文化检释》（《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卞崇道的 《关于明治思想中武士道的一个考察》（《延边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以及娄贵书的 《“忠”——武士道与日本精神的核心价值》（《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武士道善恶观与军国主义战争观》（《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武士道嬗递的历史轨迹》（《贵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再析武士道——兼答某些日本学者》（《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武士道的形成与作用》 （载蒋立峰、汤重南主编 《日本军国主义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武士道为虎作伥探析》（《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此外，王家骅的 《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汤重南主编的 《日本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王金林的 《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叶渭渠主编的 《日本文明》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等著作，也有关于武士道的论述。
专著有中国台湾学者林景渊的 《武士道与日本传统精神——日本武士道之研究》（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0年版）、王炜的 《日本武士名誉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不过，上述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 （1）研究成果上，专题论文多，成本专著少； （2）研究内容上，侧重近世多，全面研究少。本来就不多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江户幕府后期，平安时代、镰仓时代、室町时代、战国时代极少有人涉足。总之，我国目前的武士研究成果不多、领域不广，对武士的产生、发展和衰亡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吴廷璆先生主编的 《日本史》和叶渭渠先生主编的 《日本文明》认为：武士道 “到镰仓时代转成武家时代的统治思想”和 “以 ‘武’当先的立国路线”，遗憾的是，因受既定研究方向和内容的局限而未能展开论述。
西方学术界论述武士的也不乏其人。如赖肖尔的 《当今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本尼迪克特的 《菊与刀》 （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沃尔夫的 《日本经济飞跃的秘诀》（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霍尔的 《日本——从史前到现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康拉德·托特曼的 《日本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贝拉的 《德川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康奈德·希诺考尔等的 《日本文明史》（群言出版社2008年版）、诺曼的 《日本维新史》 （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等，也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对武士进行过富有成果的研究。当然，上述西方学者的论述都不是以日本武士为研究对象的专门论述。
武士、武士治国本来就是日本历史的重要内容，因此，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多、领域广、研究细。例如：元木泰雄的 《武士的成立》（吉川弘文馆1994年版），竹内理三的 《日本历史·6·武士的登场》 （中央公论社1965年版），关幸彦的 《武士的诞生》 （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9年版），石井进的 《日本历史·12·中世武士团》 （小学馆1974年版）和《镰仓武士之实像》 （平凡社1991年版），丰田武的 《武士团和村落》（吉川弘文馆1963年版）和 《中世的武士团》 （吉川弘文馆1982年版），高桥修的 《中世武士团和地域社会》（清文堂2000年版），野口实的 《武家栋梁的条件》（中央公论社1994年版）和 《源氏和坂东武士》（吉川弘文馆2007年版），河合正治的 《中世武家社会研究》 （吉川弘文馆1973年版），上手横雅敬的 《镰仓时代》 （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安田元久的 《武士世界形成之群像》 （吉川弘文馆1986年版）和 《源赖朝》 （吉川弘文馆1986年版），近藤好和的 《弓矢和刀剑》 （吉川弘文馆1997年版）和 《中世武具的成立和武士》 （吉川弘文馆2000年版），相良亨的《武士的思想》（ぺりカん社1984年版），下村效的 《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等等。上述日本学者对武士的产生、武士的定义、武士团的结构、武士的兵器、合战方式和武士的思想等都进行了非常细致的研究。不过，他们普遍带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现实关怀，忽视武士的穷兵黩武和凶残暴虐。相良亨在 《武士的思想》中说：抛开武士的伦理观，日本的传统便无从说起；抛开武士，就葬送了我们传统的伦理意识的大半。
日本学者对武士道的研究，二战前的专著以皇道主义、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为特色，将武士道奉为日本精神大加颂扬，与官方的武士道军国主义宣传遥相呼应。如新渡户稻造于1899年在美国出版的 《武士道》 （中文译本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田中义能的 《武士道概说》（日本学术研究会发行，1932年），桥本实的 《日本武士道史》 （地人书馆1935年版），井上哲次郎的 《谈谈武士道》（载井上哲次郎监修 《武士道集·上卷》，春阳堂1934年版）和 《武士道总论》（载井上哲次郎监修 《武士道全书·第1卷》，国书刊行会1998年版），武士道学会编的 《武士道入门》（ふたら书房1941年版），平泉澄的 《武士道的复活》（至文堂1943年版），等等。二战以后的武士道研究著作，既未揭示武士道的军国主义要害，也没有就武士道对日本社会的影响进行全面、公正和科学的评述。如高桥富雄的 《武士道的历史》（新人物往来社1986年版），小泽富夫的《作为历史的武士道》（ぺりカん社2005年版），等等。2005年，数学教授藤原正彦以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为基础，出版 《国家的品格》（新潮社2005年版）一书，主张通过重新恢复武士道精神以提升日本的国家品格。
上述日本学者的研究，没有全面、系统和深入地分析武士、武家政治和武士道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对武士道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武士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的层次，尚未将武士道作为武家统治的指导思想、统治哲学和政治意识形态加以研究，也没有深入分析武士道对武家政权和资产阶级政权的建国理念、立国路线、统治体制、发展道路和运作模式等方面的影响。
（三）研究思路和基本内容
本书作为日本武士的专门史，试图从支撑武士、武士政权和武士精神的发展动力入手，对武士的产生、发展和衰亡进行系统研究。 （1）考察武士以武勇为谋生资本、以战场为人生舞台、以战争为职业的生活方式，阐明武士的产生、发展和衰亡与战争的关系，揭示武士穷兵黩武、嗜杀成性的必然性和以战争为发展动力的兴亡史；（2）考察武士政权以武士道为指导思想的建国理念、治国原则、政权组织和运作特点，阐明武士政权以军事为立国之基、治国之本的统治体制，揭示幕府体制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统统从属于军事需要的统治特征；（3）考察武士道在武士的战争生活实践中产生和发展，因武士政权振兴武家主义的统治需要而完善，阐析武士道与武士的生活方式、与武士政权的治国原则的内在联系，揭示武士道以 “忠诚”为灵魂、以 “武勇”为核心的必然性。（4）考察武士、武士政权和武士道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阐明其影响日本社会发展路径和民族文化构成及其走向的必然性、深刻性，揭示日本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精神和价值取向的成因及特征。
本书内容分为 “武士的起源与发展历程”、“武士的军事统治——以武士道为指导思想的军事统治”和 “武士道——武士的伦理道德、理想价值和统治思想”三编。第一编 “武士的起源与发展历程”，即日本武士的专门史。此编起于8世纪，止于20世纪40年代，包括平安时代的武士和明治、大正、昭和初期的武士，从武士产生、发展、衰亡和再创辉煌的历史足迹，挖掘武士的生存土壤和发展动力，分析武士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以战争为中心的生活方式。
全编共六章。第一章 “社会纷争武力化与武士的产生”。论述武士因争夺土地的武力需要而产生，分析武士的生存土壤和与战争的互动关系。第二章 “平安时代的武士——私兵性质的武装力量”。论述武士在战争中产生并成为 “世袭的职业军人”，通过 “平将门之乱”和 “平忠常之乱”迅速崛起，在 “保元之乱”、 “平治之乱”后形成阶级，在 “源平争战”中建立起武士政权。第三章 “镰仓时代的武士——征战杀伐的统治阶级”。论述武士成为决定日本历史发展方向的统治阶级后，依靠武力强行推进武家统治、巩固武家政权和进一步夺取朝廷的政治权力。第四章“室町和织丰时代的武士——征战杀伐的统治阶级”。论述武士生于战争、死于战争，最充分地发挥战斗者的社会职责，并在战乱中将朝廷的权力和贵族的土地剥夺殆尽。织田信长武力统一全国半数土地，丰臣秀吉武力统一全国，德川家康以武力确立起不可撼动的军事霸主地位。第五章 “江户时代的武士——治理天下的统治阶级”。论述武士成为可以随意挪动的“钵植武士”，由土地所有者演变为禄米领有者，由战场上的战斗者演变为榻榻米上的行政管理者，失去了战斗者的用武之地，一步步走向衰亡。第六章 “明治、大正和昭和初期的武士——日本现代化的主角”。论述日本陷入 “内忧外患”时，以 “维新三杰”为代表的一大批中下级武士武力推翻德川幕府、建立起以自己为核心的维新政权，继续引领国家发展方向，制定 “与万国对峙”的国家目标，充当日本现代化主角。
第二编 “武士的军事统治——以武士道为指导思想的军事统治”，即武士的治国史。论述武士政权在武士道的指导下，以武力为立国之基、治国之本，以私人性军事主从关系作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军事组织与政治组织合二为一、军事首领与行政长官一身二任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分析武士政权军事至上的政治、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揭示其以武为本的统治特征。
全编共三章。第一章 “镰仓时代的公武二元统治”。论述将军源赖朝一边通过以总领制为基础的御家人制度牢牢控制武士，编成全国性的军事组织，建立起独立于朝廷之外的、以幕府为中枢、以守护和地头为地方机构的武家统治系统，将军→守护→地头。日本历史上 “至尊与至强”、“权威与权力”二元分离的政治结构正式形成，朝廷→国司→郡司与幕府→守护→地头同时并存。幕府将军作为朝廷任命的全国最高军事长官，凭借武力凌驾于朝廷之上，地方的守护、地头在武力的支撑下，使朝廷的国司、郡司有名无实。中央和地方的武家统治系统，以军事警察权推进武家统治，武力干预和排斥公家统治系统，管理土地、征收租税。幕府的经济政策，以土地制度为核心，经济从属于军事需要，派地头向庄园和公领土地征收 “兵粮米”。幕府的直辖领地和御家人的军事领地，旨在蓄养武力，为战争做准备。1232年，幕府颁布的第一部武家法典 《贞永式目》，以武家社会的道德、习惯和源赖朝以来的先例为基础，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逐渐成为全国性的法律。
第二章 “室町和织丰时代的武家一元化统治”。论述室町幕府以地方军事首领守护大名作为权力支柱，在半个多世纪的南北朝战争中，全面夺取公家的政治权力。1346年，幕府赋予守护裁决领地纠纷、领地继承和执行幕府诉讼案件的权力；1352年和1368年两次颁布 《半济法》，规定守护可获得任职国半数的土地。到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统治后期，公家朝廷和地方国司的权力一一转移到幕府和守护手中，镰仓时代公武并存的二元政治基本转化为武家一元政治。经济上，武士政权通过武力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幕府和守护分别在中央和地方侵吞公家领地和贵族的庄园土地，庄园制经济趋于解体；幕府和守护还向工商业者征收赋税。幕府和守护依靠不断膨胀的经济实力扩军备战，将军组建起自己的直辖军队—— “奉公众”，守护收编任职国内大大小小的武士。法律上，1336年，幕府在《贞永式目》基础上颁布 《建武式目》，将全国社会各阶级都纳入武家法律的统治之下。室町幕府后期战国大名的统治政策，以扩军备战为核心内容。例如：将领国武士原有的领地转化成为战国大名恩赏的 “封地”，将领国的武士全部编入大名的家臣团；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制定战国家法，控制家臣。
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集战国大名统治政策之大成。织田信长统治政策的核心：一是充实经济实力；二是增强军队战斗力；三是使军事首领与军事领地分离，大名开始成为 “钵植大名”；四是严厉打击占有大量土地的佛教寺院，并使之为军事政府服务。丰臣秀吉的统治政策：一是军事上，将大名分类配置，使之相互牵制，并对其进行移封。二是经济上，通过检地建立起一地一作人制度，土地所有权分为农民的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与武士的地租征收权。三是社会上，通过 “刀狩令”和 “身份统治令”，固定士农工商的职业和身份，严禁社会各阶级横向流动。四是加强城市建设，控制城市工商业经济；奖励工商业和海外贸易，增加经济收入；培植御用商人，掌握流通领域，保障军需供应。五是对外扩张，武力侵略朝鲜。
第三章 “江户时代法制化的军事统治”。江户幕府的统治政策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论述，政治上：（1）军政合一、平战结合。（2）以武为本，将军和大名各以自己的军事力量作为权力基础，实施军事统治。（3）幕府集权与藩国分权，将军和大名各有自己的统治机构、统治区域，独立行使统治权。（4）主从关系、军事关系决定政治关系，幕府和藩政机构的官职，取决于家臣与将军或大名的关系亲疏、军事实力的大小。（5）将军有权对大名进行转移，全国武士都成了 “钵植武士”。军事上：（1）将军和大名各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构成幕府和藩国的权力基础。（2）将军具有全国军事力量的最终指挥权，大名的军队，只能用以维持藩国治安和履行对幕府的军事勤务。经济上：（1）在武士阶级内部，以禄米分封制取代土地分封制，将中世的军事领地制度改造成为近世的军事俸禄制度。（2）武家经济军事化，各级武士的经济收入，都负有相应的军役任务。社会上：实行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政治与经济二元分离，武士独占政治和军事领域，农工商把持经济领域，士、农、工、商各有自己独有的活动空间和职责义务，职业世袭。法律上：幕府分别针对大名、直属武士（旗本和御家人）和天皇及公卿贵族、宗教寺院、农民、工商业者颁布不同的法律，将社会各阶级和社会生活的各领域统统置于武家法律的统治之下。地方各藩国也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颁布藩国法。
第三编 “武士道——武士的伦理道德、理想价值和统治思想”，即武士道史。所谓武士道，一方面是武士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包括：（1）武士集团主君与从者之间 “御恩”与 “奉公”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2）武士个人与武士集团同舟共济、生死相依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另一方面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层次的武士道，又包含相互联系的两个层面：一是有形的、武士在战场上征战杀伐的战争准则，以战争实践为特征，如军事统率能力、军事战争技能、军事战争方法等；二是无形的、武士的精神世界和武家社会的行为期待，如强调忠诚、崇尚武勇、追求名誉等，以精神修养为特征。
本书的武士道，包括武家统治者的指导思想、政治文化和武家社会的理想价值。在幕府政治时代，武家统治者在武士道指导思想、统治哲学的指导下，对国家实行以武为本的武力统治。明治维新后，经过资产阶级武士政权批判性地继承和改造后，武士道又成为资产阶级武士政权构建国家政治体制、选择国家发展道路、制定国家大政方针和内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以及现代社会的理想价值。
本编共七章。第一章 “武士道概述”。系统梳理武士道的名称、定义、德目、类型、起源、分期和武士道与日本精神、日本社会的武士道热。
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是平安武士道、镰仓、室町和织丰武士道、江户武士道和明治、大正和昭和初期的武士道，论述各历史时代武士道的基本内容，与武士的社会角色、社会职责相一致，在平安和镰仓、室町、战国时代社会动荡、攻伐不止的战争年代，武士道作为战斗者在战场上的“战争之道”，鞭策武士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拼死战斗，追求战场上的“军功”和 “武名”；在江户幕府的和平时代，武士道作为行政官吏在“榻榻米”上的 “为政者之道”，主要用于武士的内心自省、精神修养，追求政治舞台的政绩、充当农工商的表率。明治维新后，以 “与万国对峙”为最高目标，以 “强兵富国”为政策主体的现代化路线的确立，武士道也从江户时代的 “为政者之道”向 “战斗者之道”回归，驱使军人和国民在扩张战争中 “建功勋、立伟业”。
第六章 “武士道的思想渊源——武士道与日本民族文化三大主干的相互渗透”。论述武士道以日本文化的三大来源为思想渊源，分析神道教、禅宗佛教和儒家朱子学为武士道提供思想依据，阐明它们所扮演的角色。平安时代的武士道，依靠神道教一教支撑；镰仓、室町和战国时代的武士道，以禅宗为主，以神道教和儒学为辅；江户时代的武士道，儒学取代禅宗居主导地位，神道教和禅宗佛教起辅助作用。即：12世纪前神道教→13—16世纪禅宗佛教→17—19世纪儒家朱子学，各领风骚数百年。
神道教以 “武神信仰”，打造武士的 “战斗者之道”。武士道本来就是 “神道”在战斗方面的表现。[12] “武神的意义在于支撑构成武士道主干的武勇精神。”[13]满足武士祈求 “武命长久”、战争胜利的精神需要，磨砺武士的尚武精神。
禅宗佛教赋予武士 “超越生死的力量”[14]，支撑武士的 “战斗者之道”。以 “死生如一”的生死观使武士完全断绝生死羁绊，抱着视死如归的心态征战杀伐。以 “处变不惊、以静制动”的禅法，培育武士英勇无畏的战争心理。同时，在南北朝以来，越来越多的禅僧作为阵僧在战场上解除武士害怕堕入地狱的后顾之忧。不仅将武士铸造成不要命的杀伐工具，而且使武士无所顾忌地大开杀戒。
在江户幕府的和平时代，武家统治者和武士道理论家利用儒家朱子学理论，使 “武士道由武士本来的武威之道，完全转变成为在天下实现的人伦之道——为政者之道”[15]。将 “死的觉悟”的武士道，改造成为 “道的自觉”的武士道。儒学的 “三纲”、“五伦”、“五常”和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为近世武士道提供权威认证、道德渊源和理论框架，为近世武士提供 “为君之道”、“为臣之道”、“为人之道”的规范和处事的智慧，使充满杀伐气息的中世 “战斗者之道”转化为富有理性的近世 “为政者之道”。
第七章 “武士道的理想价值—— ‘忠诚’的伦理道德和 ‘武勇’的战斗精神”。论述忠诚、武勇、义、名誉、礼、诚、俭朴、勤学等主要德目及武士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复仇和切腹，分析各德目在武士道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相互联系。
“忠诚”作为武士精神的核心和灵魂，要求武士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主君保持高度的一致，以生命作为侍奉主君的手段。“武勇”既是武士的标志，又是武士的立身之本。“武士不可或缺的德目之一就是武勇。武勇是完成忠孝节义及武士之名誉和体面之道。崇尚武勇、重视武术修炼，培养胆力，戒卑怯软弱。”[16]“义”以所谓正义的道理，命令和鞭策武士效忠主君、崇尚武勇，以有限的生命为主君尽无限的义务。“名誉”是武家社会对忠诚、武勇的价值评判和武士的敏感神经，驱使武士以忠诚、武勇作为理想追求。“礼”要求武士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不忘自己应尽的职责义务。“诚”是合格武士的行为期待，要求武士以明镜之心效忠主君、以心灵的力量履行职责义务。“俭朴”防止武士爱财惜命，将武士的理想追求从金钱引向忠诚、武勇、信义。“勤学”要求武士将尚武精神与书本知识相结合，提高战斗者的战斗技能和综合素质。“复仇”和 “切腹”一方面驱使武士以暴制暴，以武力讨回 “公道”，另一方面又驱使武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上述德目一类是武士效忠主君的思想、品质和精神，即“忠”的伦理观念；另一类是武士履行战斗者职责的技能和胆识，即“勇”的战斗精神。
（四）研究方法和资料
本书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下，运用下述方法阐析武士、武家政治和武士道。
1.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相结合
运用历史方法纵向考察武士、武家政治和武士道的历史，把握武士、武家政治和武士道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内容，阐明战争对武士、武家政治和武士道产生、发展及其演变的影响。运用逻辑方法，沿着武士、武家政治和武士道的发展脉络，寻找逻辑上的前后传承关系，阐明武士、武家政治和武士道的发展变化，以及影响日本社会的必然性、深刻性。
2.宏观方法与微观方法相结合
在论述武士、武家政治和武士道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时，既要对总体内容和发展趋势进行宏观的整体性把握，又要对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代表性人物、代表性思想，进行个案的微观考察和分析，力争通过对武士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剖析，增强研究的深度和结论的客观性。
3.比较方法
在阐明武士、武家政治和武士道的概念、内涵、实质和演变特点的过程中，对各历史时代的历史背景，以及武士扮演的社会角色、履行的社会职责和武家社会的内部关系等，进行纵向的比较和分析，阐明一脉相承的共性，把握不同时代的个性特征。
本书的研究资料主要有： （1）基本资料。如 《吾妻镜》[17]和已经列入 《日本精神文化大系》、《日本武士道全书》等著作中的材料，即所谓日本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被认为是日本史研究中最基本的文献资料。（2）武家法令。如镰仓幕府的 《贞永式目》、室町幕府的 《建武式目》、战国大名的分国法、江户幕府的 《武家诸法度》、《诸士法度》，这些法令既反映了武家统治者的意志和治国原则，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武士集团主流地位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此外，还有武士集团中的上级武士留给子孙和家臣的经验总结—— 《家训》，在以家族统治为特征的幕府时代，家训体现了武家社会教育子弟的基本原则和武士的精神世界、生活原则。因此，武家法令和家训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3）军记物语和合战绘卷·合战图屏风。前者如以 “源平内战”以来武家兴亡、大小战争场面等为题材的 《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平家物语》、《源平盛衰记》等等，特别是 《平家物语》，尽管存在大量文学虚构，难以为历史研究提供准确的史料依据，但是它以平氏集团由盛至衰为中心线索，描写武家社会的真人真事，记述了诸多史实。后者如 《前九年合战绘词》、《后三年合战绘卷》、《太平记绘卷》、《川中岛合战绘卷》、《长篠合战图屏风》、《关原之战合战图屏风》、《大坂冬阵图屏风》和 《大坂夏阵图屏风》等，描绘了武士在战争中的一骑打、焦土战术 （杀光、烧光、抢光 “三光战术”的源头）、斩首、验首、切腹、强抢民女、从骑射战向火枪战的演变等合战样式和特殊行为。在整体把握时代背景和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军记物语和合战绘卷·合战图屏风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4）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武士、武家政治和武士道，日本学者已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虽然我们不可能认同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但是他们对一些历史现象、历史事件的论述和评价，或多或少存在实事求是的成分，也有从历史中得出的结论。另外，他们的研究著述也反映了日本学术界的基本动态，给我们带来了大量信息。所以，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之，本书在文献资料上，力求充分运用日文资料，对日本武士的兴亡进行实证性研究，史论结合，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由于武士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加之笔者学力有限，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指正。
[1]［美］亨德里克·房龙：《房龙地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5—377页。
[2]［日］森岛通夫：《透视日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254页。
[3]［美］亨德里克·房龙：《房龙地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3页。
[4]戴季陶：《日本论》，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15—16页。
[5]［日］中本征利：《武士道的考察》，人文书院2006年版，第13页。
[6]［日］高桥富雄：《武士道的历史·1》，新人物往来社1986年版，第37—40页；参见［日］下村效 《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16—17页。
[7]［日］关幸彦：《武士的诞生》，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9年版，第32—33页。大体上讲，“中世”指平安时代晚期和镰仓、室町、织丰时代，“近世”指江户幕府时代。
[8]［日］石井进：《日本历史·12·中世武士团》，小学馆1974年版，第234—236页。
[9]［日］元木泰雄：《武士的成立》，吉川弘文馆1994年版，序论第1页。
[10]沈仁安：《德川时代史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11]王炜：《日本武士名誉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12]［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全书·第1卷》，国会刊行会1998年版，第40—41页。
[13]［日］奥田真启：《武士团和神道》，白扬社1939年版，第274页。
[14]［日］桥本实：《日本武士道史》，地人书馆1935年版，第186—187页。
[15]［日］小泽富夫：《作为历史的武士道》，ぺりかん社2005年版，第167页。
[16]［日］武士道学会编：《武士道入门》，ふたら书房1941年版，第84页。
[17]《吾妻镜》是镰仓幕府组织撰写的幕府正史，14世纪初编成，记录了源赖朝至尊亲王时期 （1242—1274年）的历史。“吾妻”的日本语读音是 “关东”地方日本语古读音的谐音，意即 “关东”。“镜”者，“鉴”也，犹如汉语的 “通鉴”之意，故 《吾妻镜》也可译为 “关东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