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平安末期的武士

平安时代末的11世纪末至12世纪中叶，平安时代的武士进入第三个发展时期，即栋梁级武士团时期。豪族级武士团又经过一番更为激烈的优胜劣汰的争战后，进而整合为更大的、全国性的大武士团，即以栋梁级武士为首领的 “武家栋梁级武士团”，豪族级武士团首领则成为栋梁级武士团首领的郎党、郎从。栋梁级武士出身显赫，乃是天皇的后裔，如以源义家为首长的源氏武士团和以平正盛为首长的平氏武士团。

12世纪，随着朝廷益发依赖武士维持现存的统治秩序，武士也越来越多地介入国家政治生活。经过 “保元”、“平治”两次争夺中央最高权力的战争，武士终于发展成为左右政局的决定性力量。12世纪末期，在全国性的武士大战——源、平战争中，源氏消灭平氏，天下武士尽归源氏，源赖朝成为全国武士的最高掌门人。镰仓幕府的建立，标志着武士已正式作为一个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主宰国家命运，引领社会的发展方向。

（一）院政与平氏武士团

“平将门之乱”和 “平忠常之乱”被镇压后，平氏一族的发展严重受挫。特别是 “平忠常之乱”，还成了源氏势力扩展到关东的契机。不过，平氏一门毕竟根深叶茂、人才济济，因而还能东山再起。

11世纪末，平氏一族中以伊贺、伊势为基地的一派，吸取先辈失败的教训，改而投靠权门，充当上皇的带刀侍卫，在合法的旗帜下扩张武力。1097年，平正盛 （平国香之子平贞盛的后裔）将20余町私垦地捐献给白河法皇，与法皇建立起经济上的从属关系。平氏由此受到亟需武力与摄关家对抗的白河法皇的器重，先后被任命为隐岐、若狭和因幡等国国司。

上皇抑制藤原氏的重要策略之一便是 “清君侧”，抑制、排挤和打击藤原氏的武力支柱——源氏武士团。同时，扶持和重用平氏，以之作为院政的武力支柱，安置在院的御所 （宫殿）朝北的地方，警卫太上皇宫院，称为 “北面武士”，即 “守护院的御所的武士，从后鸟羽院开始，又在院的西面设置西面武士，与北面武士一起守护院的御所”[31]。“北面武士”的设置与院政的成立密不可分，1086年，院政的开创者白河上皇 （1073—1086年任天皇，1087—1128年院政）设置 “北面武士”。由于 “北面武士”具有院的私兵的性质，因此，白河院不仅将平定社会动乱的机会给予平氏，还创造机会让他们频频施展武力。1107年，平正盛奉院厅之命镇压源义家之子源义亲的叛乱，斩义亲首级，威名大震。平正盛因得到白河上皇的信任，展露武功的机会也越来越多。1113年4月，延历寺武僧动乱时，让其与源为义一起任防御；1119年5月，追捕横行京都的强盗，因其战功而获得正五位下；1119年12月，镇压平直澄，升为正四位下。到12世纪中叶平忠盛一代时，无论是防卫僧兵，还是追捕海盗，几乎都是使用平氏的武力。

正盛之子忠盛 （1096—1153年）讨好鸟羽上皇 （1129—1156年院政），为其建造得长寿院千体观音堂 （33间堂），历任西部各国太守。1129年、1135年，鸟羽上皇两次命令忠盛征讨海盗。由于成功平定濑户内海的海盗，平氏也在西国地区确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忠盛还因平定海盗有功，得到鸟羽上皇的器重，被赐予可以上殿的资格，获得贵族身份。上皇不断为正盛、忠盛提供用武之地，平氏武力越战越勇、越战越强，不到半个世纪就在西国地区形成自己的武士团，蓄积起超过源氏的强大武力，并且在中央朝廷取得越来越大的发言权，为平氏掌握政治实权奠定了基础。

忠盛之子清盛 （1118—1181年），更是在争夺中央最高权力的战争中打败敌对势力，建立起 “平氏政权”，将平氏武士团的发展推向顶峰。

（二）皇位争夺战与平氏政权

如前所述，每一次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动乱，都使武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正是频繁而激烈的战争不断输送的动力，使武士由庄园主的保镖和打手发展成为左右中央权力之争的决定性力量。

12世纪中叶，以皇位继承问题为诱因引发了两次大混战，即保元元年 （1156年）的 “保元之乱”和平治元年 （1159年）的 “平治之乱”。在以往的社会动乱中，武士既是动乱的制造者，又是动乱的平定者。此外，以往的动乱仅仅只是地方性武装叛乱。保元、平治之乱则不同，因皇位继承问题而起，斗争的双方是中央权门贵族和皇族，以中央朝廷为舞台，以争夺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武士只是斗争双方的代理人。

1156年7月1日，鸟羽法皇病故，后白河天皇和崇德上皇之间的矛盾因皇位继承问题终于激化；与此同时，藤原氏内部的矛盾也因此白热化，藤原忠实与其子关白藤原忠通不和，藤原忠实欲以藤原忠通之弟藤原赖长取代藤原忠通。于是，崇德上皇与藤原忠实、藤原赖长 （左大臣）结成一派，后白河天皇和藤原忠通结成一方。双方都企图借武士之手打击对方，武士也由此形成两大派别：一派是源为义、源为朝父子及平忠正；另一派是源为义之子源义朝和平清盛。1156年7月11日，由武士代理的中央政权两大敌对阵营的大决战爆发，后白河天皇、藤原忠通一派借助源义朝和平清盛的兵力，击败崇德上皇和藤原忠实、藤原赖长父子一方。崇德上皇被流放到赞岐国，藤原赖长战死，源为义被源义朝所杀，源为朝遭流放。旷日持久的皇位之争和藤原氏内部的权力之争，在武士的刀剑之下短短几个小时即见分晓。

“保元之乱”后，后白河天皇颁布以整顿庄园为主要内容的保元新制七条，进一步加剧了贵族政权内部的矛盾。同时，后白河天皇行赏不公，立有大功的源义朝官位反在平清盛之下，平清盛扶摇直上、权力日渐增长，源义朝大为不满，从而埋下了平治之乱的祸根。1159年12月9日（平治元年）　“平治之乱”爆发，源义朝与不满平清盛的藤原信赖联手，乘平清盛赴熊野山参拜之机，在京城发动政变，囚禁天皇和上皇，迫使“保元新制”的策划者、权势如日中天的藤原通宪自尽。平清盛得报后迅速回京，27日两军决战，平清盛打败政变军队，源义朝、藤原信赖及其子被杀，只有源义朝13岁的儿子源赖朝 （1147—1199年）得以幸免，被流放到伊豆半岛。平清盛因镇压 “平治之乱”的战功，升任正三位、参议，登上公卿的地位。武士的栋梁取得正式的发言权，政治地位急剧上升。以宫廷为舞台的保元、平治之乱，为武士入主中央政权铺平了道路，推动 “公家政治向中世武家政治转换”[32]。1167年，平清盛取得太政大臣之职，在京都的六波罗地方建立平氏政权。“平氏借保元·平治之乱的胜利，建立起六波罗平氏政权。”[33]从此之后，武士取代公卿贵族和皇族成为争夺国家统治权的主角。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平氏一族因平清盛而飞黄腾达，平氏 “一门之中有公卿16人，殿上人30余人，诸国的受领、衙府、诸司、都合60余人”（《平家物语》）。“日本国六十六国中，平家知行国有三十余国，几占半数。”（《源平盛衰记》）[34]政治上，其子平重盛 （1138—1179年）任内大臣、左大将，次子平宗盛 （1147—1185年）为中纳言、左大将，三子平知盛 （1151—1185年）为权中纳言。平清盛的兄弟经盛为参议、教盛为权中纳言、赖盛任权大纳言。在地方，有11名家族成员任国守、5人为 “知行国”主。其亲信所控制的知行国多达30余国，占全国地方政权的一半。经济上，不仅拥有庄园500余所和30余个知行国，还垄断了日本对中国的贸易。平清盛还效法藤原氏，通过将女儿德子嫁给高仓天皇以控制皇室，朝廷已无势力可与平氏抗衡。1177年和1179年，两次粉碎中央权贵中的反平氏势力，幽禁法皇，流放关白等朝廷高官42名。

（三）催生武家政权的源平大战

“保元、平治之乱”中，武士的武力还是充当中央皇室和权门贵族争权夺势的工具。但是，自源、平大战开始，武士的武力则是为自己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使用了。

1179年，平清盛发动政变，武力迫使后白河上皇停止院政，确立起平氏独裁政权。平氏专政擅权又引起了各方的普遍不满。1180年 （阴）4月，平治之乱中唯一未被株连的源氏一族的朝廷武士源赖政，企图拥立后白河上皇的第二子以仁王为天皇，推翻平氏政权，并向全国以源氏为核心的武士发布讨伐平氏的檄文—— “以仁王令旨”。以仁王和源赖政虽然在京都失败被杀，但是 “以仁王令旨”却对推翻平氏政权赋予了绝对的权威性，揭开了源、平大战的序幕。

1180年4月，　“以仁王令旨”传到关东时，在关东卧薪尝胆21年、日夜想着打倒平氏的源赖朝，终于盼到了推翻平氏并取而代之的机会。同年8月，源赖朝在其岳父伊豆豪强北条时政 （1138—1215年）等人的支持下，正式举起讨伐平氏的旗帜。9月，源赖朝的从兄弟源义仲 （源赖朝的叔伯兄弟，义仲之父义贤与源赖朝之父义朝同为源为义之子）也在信浓的木曾地方起兵，响应 “以仁王令旨”。

源赖朝举兵的第一矢，射向平清盛任命的伊豆国目代山木兼隆。山木兼隆原本也是被流放到伊豆的罪犯，后因惧怕平氏一门的权势而投靠平氏，与出身于地方豪族的伊豆国国衙官吏们存在着尖锐矛盾。源赖朝从其岳父、身为国衙官吏的北条时政处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利用伊豆国土著豪族对山木兼隆的不满，从山木兼隆身上打开进攻平氏的突破口。

为了将关东武士动员和组织起来，源赖朝充分施展其政治谋略。据《吾妻镜》介绍，源赖朝将工藤介茂光、土肥次郎实平、冈崎四郎义实、宇佐美三郎助茂、天野藤内远景、佐佐木三郎盛纲、加藤次景廉等强有力的伊豆和西相模国武士，一个一个地叫到家中单独谈心。分别对他们说：“这个秘密我只给你一个人讲”，　“你是我最信任的人”，　“这次就拜托你啦”。“众人大喜，皆以为独得源赖朝器重，益发欲以武勇相报。”[35]源赖朝还宣称，以仁王、赖政树立的新政权依然存在，并将整个东国的统治权委任给我，灭掉山木兼隆后，我将保护你的全部领地安全。于是，这些自认最得源赖朝信任和器重的武士们，纷纷向源赖朝宣誓效忠，将全力攻击山木兼隆。[36]8月17日深夜，源赖朝发兵攻打山木兼隆。消灭山木兼隆后，源赖朝成功掌握了伊豆的国衙实权；19日，宣布废除山木兼隆的恶政。

首战告捷后，源赖朝随即于8月20日率领伊豆、西相模地方的300余骑武士进军相模国，23日到达相模国的石桥山。本来，义家以来武藏、相模的源氏同党约定前往与之呼应，但是，三浦氏、和田氏等因为大雨来迟。结果，寡不敌众，被以大庭景亲为总大将的3000余骑平氏军队击败，源赖朝逃往安房国。石桥山一战虽然失败，不过，“上总介广常、千叶介常胤、小山朝政、下河边行平和江户、葛西、丰岛、熊谷、涩谷、川越各氏，即东国的安房、上总、下总、武藏、上野、下野的豪族层纷纷聚集在源赖朝幕下，确立起源赖朝军的实力。其势力迅速扩大，达27000余骑。一度参加大庭军的梶原、畠山、秩父、海老名、波多野等将士也转而成为源赖朝的御家人”[37]。9月，又通过北条时政争取到甲斐源氏的一条忠顺、武田信义等，源赖朝的势力急剧增长。

10月6日，源赖朝在关东武士的支持下，成功地攻占了相模的镰仓，以赖义以来河内源氏的据点——镰仓为根据地。为了扩大势力，源赖朝在镰仓创建 “御家人制度”，将各自为政的关东各武士团统一起来，随着关东各武士团首领均成为源赖朝的家人——御家人，源赖朝也成了关东武士的最高主君。

10月16日源赖朝亲率大军从镰仓出发，18日源、平两军在富士川展开激战，20日源赖朝指挥武田信义率军偷袭平氏军后路时，武田军惊动了栖息在富士川沼泽地上的大批野鸭，平氏军误将成群野鸭发出巨大声响视为源氏大军来袭，纷纷不战而溃。平氏政权威望扫地，内战也扩大到了全国。富士川大捷后，源赖朝拟一鼓作气进攻京都，但是，千叶介常胤、上总介广常、三浦介义澄等源赖朝举兵以来最有力的支持者，认为奥州的藤原氏、常陆的佐竹氏使源氏军队腹背受敌，当务之急是统一关东，消除腹背之敌，源赖朝听从他们的建议。返回镰仓途中，　“在相模府论功行赏，北条殿及信义、义定、常胤、广常、义盛、实平、盛长、宗远、义实、亲光、定纲、经高、盛纲、高纲、景光、远景、景义、祐茂、行房、景员入道、实政、家秀、家义以下，或安堵本领，或令浴新恩。义澄为三浦介，行平如元可为下河边庄司”[38]。源赖朝 “擅自将庄园领主和朝廷的庄园、公领给予武士—— ‘新恩给予’，或者给予保证其所领所有权的本领安堵，缔结起以所领为媒介的主从关系”[39]。同时，也对降将大庭景亲等给予相应的处分。

10月27日，源赖朝讨伐常陆的佐竹氏 （“新罗三郎”源义光的后裔），11月4日到达常陆国府，命平广常诱杀佐竹义政，进而攻击金沙城的佐竹秀义。11月8日，源赖朝没收秀义的所领——常陆国的奥七郡、太田、糟田、酒出等，分赏给有军功的家人后返回镰仓。“佐竹合战”后不久，叔父志太义广和新田氏相继归顺源赖朝。

为了加强对御家人的控制，11月17日，源赖朝在镰仓补任著名武将和田义盛为侍所别当。“侍所以统治御家人为根本要务”，“侍所的设立，表明了源赖朝以源氏一族和东国武士团 （首长）作为家人加以统治的意向，强调自己作为主君的地位”。因此，“‘佐竹合战’的意义，也许可以看作是源赖朝由一个被处以流刑的犯人转为 ‘独裁者’的序曲”[40]。12月12日，源赖朝的镰仓府邸建造完成，举行迁居仪式，“供职的311个御家人，拥戴源赖朝为 ‘镰仓之王’”[41]。此后，源赖朝将实质性的战斗行为委之以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义经 （1159—1189年）、范赖 （？—1193年）等，自己坚守镰仓。其间，在1184年10月，设立公文所 （以后的政所），以大江广元任别当；接着又设立问注所，任命三善康信为执事，幕府的政权机构基本齐备。

1181年，平氏主帅平清盛在四面楚歌中病故；1182年和1183年，平氏控制的畿内和西日本地区发生灾荒，直接影响平氏军队兵、粮的征调，平氏军的战斗力益发削弱。发生灾荒的两年期间，源、平之间的战事也暂时中止。

源义仲虽然也响应 “以仁王令旨”起兵攻打平氏，不过，义仲未与源赖朝合作，独自与平氏作战，1183年在北陆地方打败平氏军队，以破竹之势进逼京都，平氏挟持天皇和所谓的神器逃往西部地区，义仲乘势拥戴逃到比睿山的后白河法皇进入无人主事的京都。于是，全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即 “西国的平氏、北陆道和京城的义仲、东国的源赖朝三种势力相争的形势，称为 ‘三分天下’”[42]。从平氏、源义仲和源赖朝三者的力量来看，西国的平氏虽然挟持着安德天皇，但在源赖朝和义仲的军事打击下频频惨败，临时征集的各国武士又无斗志，可谓大势已去；京都的义仲缺乏政治手腕，起兵以来又连年转战各地，没有稳固的后方，粮草接济严重困难，军兵四处抢掠，引起京都贵族、寺社和百姓的反感；关东的源赖朝拥有巩固的根据地，军容整肃，关东武士渴望在战斗中建立军功，获得新的领地。

后白河法皇为了削弱武士的势力，使用离间计挑动源义仲和源赖朝两虎相争。1184年，源赖朝令义经、范赖讨伐义仲。1184年1月20日，在宇治、势多会战中，义仲军大败。随后，义仲军又在近江的粟津激战中失利，义仲战死。这样，三足之势又成源、平对立。

义仲死后数日，院厅发布宣旨，任命源赖朝为征讨平氏的征讨使。源氏和平氏的地位逆转，源氏由被平氏追讨，转而成为受命征讨平氏的官军。义经、范赖率9万源氏大军西征平氏，1184年2月，义经使用奇袭战术在 “一谷战役”中打败平氏军队。1185年3月，源、平两军在本州、九州之间的坛浦海面 （今下关海峡）决战，平氏军队大败。平氏主将平知盛自知末日已到，令家人抱着安德天皇跳入大海之中，随后，平经盛、平教盛、平资盛和平知盛也遵照平清盛遗言，为维护武士的荣誉和自尊而投水自尽。

平氏灭亡后，后白河法皇又重施故技，挑起源赖朝与义经兄弟间的矛盾。1184年，义经在一谷战役之后受命驻守京都，事先未经源赖朝允许，被后白河法皇任命为从五位下检非违使、左右门少尉，并被敕准出入院厅，因而违反了 “御家人勋赏之功，须听命源赖朝定夺”的原则，源赖朝对此始终耿耿于怀。1185年，后白河法皇令义经追讨源赖朝，源赖朝的先遣部队抵达京都后，又转而对源赖朝颁发追讨义经的 “院宣”，义经投奔奥州藤原氏。

1189年，源赖朝迫使奥州藤原氏杀死义经；接着，又以窝藏罪讨灭藤原氏。“坂东武士自赖义以来，一直臣属于作为河内源氏的嫡流。……1189年的奥州合战，既是武力讨伐平泉藤原氏，也是再现赖义前九年之役中源氏对御家人支配的正当性、确认东国武士团对源氏的谱代从属关系，进而通过全岛规模的军事动员考察御家人的忠诚心。”[43]“接受动员而未参战的武士，安芸国的叶山介宗赖被没收所领，丰前国伊方庄地头贞种被取消地头职。”[44]严厉惩处未履行尽忠奉公职责的御家人，维护了源赖朝和御家人 “御恩”与 “奉公”的源氏武家 “家法”，也彰显了源赖朝在武家社会的绝对权威。

“奥州合战”标志着全国性的武士大战结束，天下武士尽归源氏。1192年，天皇任命源赖朝为 “征夷大将军”，即对源赖朝在源平大战中建立的武家政权赋予合法性。

（四）源赖朝胜利的原因

源平内战之际，源赖朝不仅要面对强大的平氏势力，还要面对源氏一族内部的众多竞争者。“在源赖朝举兵的1180年前后，东国足以和源赖朝匹敌的源氏一族者极多。常陆的志田义广是源义朝之弟；下野的足利义兼、上野的新田义重是八幡太郎义家的后人；常陆的佐竹隆义·佐竹秀义、甲斐的一条氏·武田氏·安田氏等是新罗三郎义光的子孙。谁都具有代表源家与平氏战斗的领导者的贵种家世，而且，都分别拥有广大的领地和谱代家子·郎等。因此，举兵前后的源赖朝有许多竞争对手。然而，不久之后，这些竞争对手或是失败，或是降服源赖朝。”[45]源赖朝最终取胜的原因，我国日本学专家王金林先生概括为四条，即 （1）建立了进可攻、退可守的镰仓根据地；（2）建立御家人制；（3）广纳贤士、按能授职；（4）对敌军分化瓦解，保护投诚者，打击顽固者。上述措施使他赢得了广大武士，加速了斗争的胜利进程。[46]应该说王先生的观点极有见地。

笔者认为还有两条也非常重要：一是源赖朝的政策与关东武士的利益相吻合，二是源赖朝拥有一支由 “武士中的武士”组成的军事力量。

源赖朝不仅是源义朝的正妻之子，具有 “贵种”的血统，得到关东武士团的爱戴和尊敬，具有武家栋梁的资格。而且，与平清盛只重视一门一族的利益不同，源赖朝在起兵之初就以关东武士 “保护者”的面貌出现。源赖朝的武力基础是关东武士，关东武士的迫切愿望是确保其全家赖以为生的所领。“聚集在源赖朝手下的武士们的第一个要求，是确认所领的支配，即本领安堵。”[47]　“源赖朝行动的背景，有东国武士急欲扩大所领、竞相建立军功的要求。而平氏的军制，存在优待家人、压迫非家人的矛盾。在源赖朝之下，事实上全部东国武士都成了御家人，得到御恩，对立得到协调。”[48]源赖朝满足关东武士切身利益的政策，“一是逮捕目代以下京都方面的代表者；二是吸纳当地的在厅官人和武士；三是进攻源赖朝的敌对者和没收其所领；四是参加源赖朝的军队者，保证其所领的支配权，并给予没收敌对者的所领；五是没收和利用国府、国内各地仓库积蓄的年贡等诸物资”[49]。于是，关东武士纷纷倒向源赖朝，源赖朝的队伍迅速壮大。

源赖朝在每次战斗胜利后，都要举行大典，兑现自己的承诺，论功行赏，将没收来的土地作为 “恩赏”给予有功的关东武士。富士川大捷后，“10月23日，在相模国府进行论功行赏，对北条殿时政、武田信义、安田义定、千叶常胤、三浦义澄、上总广常、和田义盛、土肥实平、安达盛长、土屋宗远、冈崎义实、狩野亲光、佐佐木定纲、佐佐木经高、佐佐木高纲、工藤景光、天野远景、大庭景义、工藤祐茂、市河行房、加藤景员入道、宇佐美实政、大见家秀、饭田家义，或安堵本领，或给予新恩。此外，还任命三浦义澄为三浦介，下河边行平为下河边的庄司”[50]。“介”是国司的次官，任命权在中央朝廷；　“庄官”——庄司的地位由庄园的领主——本所任命。“本来介和庄官应该分别由中央朝廷和本所任命，源赖朝越过中央朝廷和本所的任命，意味着新的东国政权的诞生，即在东国，镰仓殿源赖朝成为最高支配者，具有代替朝廷和本所的地位。以后，不只是国的副长官和庄园的庄司，还广泛任命国衙领的郡司、乡司，或者郡、乡的地头，甚至更小支配权的地主。”[51]这些任命，保障了关东武士的权益，提高了源赖朝在关东武士心目中的权威地位。由于关东武士可以在战争中获得战利品，“即使是郎党、下人、所从等小武士，随着镰仓殿的胜利，也间接地解放、上升一步”[52]。所以，关东武士成为源赖朝最强有力的支持者，甘为源赖朝冲锋陷阵、浴血奋战。

源赖朝通过满足关东武士的土地权益，与之结成御恩与奉公的主从关系，创立起御家人制度。上自 “介”职一级的有力豪族，下至 “地头”职的小武士，数量众多的关东武士们，对源赖朝行宣誓效忠的 “见参礼”，成为镰仓殿的御家人。源赖朝保障御家人的安全，确认其所领支配权；御家人忠诚于源赖朝，尽奉公义务。源赖朝的武士政策，反映了关东武士的共同心理和利益要求，将自己装扮成关东武士生存利益的代表者，从而得到关东武士的一致拥戴，关东一盘散沙的各武士团纷纷聚集在源赖朝麾下，听其号令。源赖朝身边迅速聚集起一大批忠心耿耿的关东御家人，服务与报酬的共同利益将他们紧紧连结在一起，形成以源赖朝为核心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源赖朝不仅拥有比平清盛更为高明的武士政策，而且源赖朝的武装力量由武士中的武士——关东武士构成，他们以 “英勇善战、敢于拼命”著称。

据 《平家物语》（卷第五 “富士川”）记载，富士川会战前夕，平氏东征军主将平维盛 （平重盛之子）与东国培育出来的老兵斋藤别当实盛，曾对东国武士和西国武士进行过颇为详细的比较。

维盛问：“实盛，像你这样善射的人，东八国能有多少？”实盛说：“看来，主公是把实盛看成能射长箭的人了，我只能射13束 （1束为1个拳头的宽度）的箭。实盛这样的射手，东国是不计其数的，他们的长箭，没有下于15束的；弓也很硬，要五、六个壮汉才能拉开。这样的硬弓射手，可以轻易射透二三层铠甲。每一个大名 （地方豪强，武士团首领），军兵再少，也不下500骑；人一上了马也不会掉下来，马走过险处也不会跌倒；打起仗来，父亲死了也罢，儿子死了也罢，飞马越过继续拼杀。西国人打仗，父亲死了要守灵供养，忌期满了才能出征。儿子死了，心痛得不能再打仗。军粮不足，就春天种田，秋天收割，然后再去打仗。夏天嫌热，秋天嫌冷，不愿作战。”[53]实盛所言，虽有夸张成分，但是也距事实不远。

首先，军事基础。平氏的军事基础，一是以伊势、伊贺为根据地的平氏武士团，由畿内近国尤其是濑户内海一带的武士构成。一是由中央政府和国府政厅强行征集来的各国武士，这些临时强征来的各国武士与平氏没有主从关系。源平大战中号称数万的平家军，大半是这些临时征集来的武者，他们并不愿意参加战斗。同时，尽管平家军也有自己的从者，但缺乏刚强力大的勇士。

源赖朝的军事基础是关东武士团，关东是源氏的根据地，有很多赖信、赖义、义家的武士后裔。源赖信平定 “平忠常之乱”后，崇尚武勇的东国武士纷纷与之结成主从之义。《陆奥话记》说：坂东弓马之士，大半成为赖义的门客。赖义麾下精兵，在战场上不怕死，愿为将军舍命。[54]“保元之乱”时，源义朝的武力大部分是关东武士。13岁的源赖朝被流放到伊豆半岛后，源氏家族的旧武士和当地武士又逐渐聚集在其身边。“例如，镰田正清、大庭景义、山内俊通、安达远光、斋藤实盛、熊谷直实、冈部忠澄、金子家忠、平广常、千叶常胤、足利俊纲等，哪个都处于源家嫡系源义朝的郎等、家人的地位。”[55]响应 “以仁王令旨”举兵后，伊豆、相模、安房、上总、下总、武藏、下野等各地有力的武士团陆续集结在源赖朝身边。这些关东武士最盼望的就是承认其领地，源赖朝满足他们的要求，在战斗中有功的武士还能获得新领地，这些措施极大地调动起了关东武士的参战激情。

关东武士团已形成以 “惣领”为核心的强固的军事组织，千叶介、三浦介、上总介、小山大掾等实力雄厚的豪族级武士团，下辖若干中、小武士团，形成本家→一族、家子→家人、郎党→下人、所从的军事系统。可是，以临时征集来的畿内各国武士为主力的平家军，在军事上则尚未形成严密的军事系统。

其次，战斗精神。“西国是基于德治、文治主义这种理性的官僚制组织 （系统）……东国是以狩猎世界为基础的社会，不忌血的污秽。”[56]东国自古尚武风气盛行，以背向敌人为耻辱。　“在西国，特别是在京的平氏，平日喜爱诗歌、管弦，附庸风雅，这种习俗已经日常化。”　“坂东武者平时进行流镝马、笠悬、犬物追等弓矢和骑马的训练，在山中骑马狩猎，过着实战性的日常生活”[57]，东国武士和西国武士在战场上的勇猛之心、杀伐之心，更是相去甚远。关东武士在战场上将生死置之度外，“西国武士则以保全生命为第一要义”[58]，没有东国武士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拼命精神。

再次，主要兵器。弓和马，既是武士的象征，也是武士的重要武器。东国武士在日常的狩猎活动中，早已通过频频地拉弓、射箭练就了强壮的体能和过人的臂力，因此，东国武士的 “弓”还有所谓 “三人张”、“五人张”，“矢”有所谓 “十四束”、“十五束”。“三人张”、“五人张”，即需要使用三人之力、五人之力的强弓；“十四束”、“十五束”即1米以上的大矢。日本自古有 “西船东马”的说法，骑马、射箭本来就是关东武士的强项，在主要兵器上畿内近国武士显然处于劣势。

最后，战斗形式。当时的战斗形式以逞个人之勇的 “一骑打”为特色，第一位的是骑在马上的弓矢战。“为擅长骑马的东国人作为武士提供了方便。”[59]先是骑马战，继之才是地面上扭成一团的所谓 “组打”。不过，待到所谓 “组打”时，大势 （胜败）已定。对于平时在马上狩猎、进行实战演练，重视流镝马、笠悬、犬物追等马上弓术训练的关东武士来说，这种战斗形式对他们非常有利。“在古典的个人战中，东国武士还在矢上刻下自己的姓名”[60]，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武勇。当然，这也是为日后的军功留下证据。

从军事基础、战斗精神、主要兵器和战斗形式四个方面看，平家军显然不及源赖朝的关东武士。而且，源氏军队中还有以源义经为首的一批杰出军事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