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力论的兴衰

18世纪，现代化学诞生了，许多原本复杂难解的自然现象得到了解释。法国科学家安托万-洛朗·德·拉瓦锡（Antoine-Laurent de Lavoisier）利用燃烧实验推翻了燃素学说。从此人们才开始明白，跳动的火苗、五颜六色的烟火，这些让人目眩神迷的现象，实质上只是不同物质和氧气的化学反应。为了解释常见化学物质的构成，拉瓦锡还从古希腊人那里借用了“元素”的概念，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不同元素（即不可再分的化学物质）组合而成的（拉瓦锡制作的第一份元素列表见图1-4）。

更进一步地，英国科学家约翰·道尔顿（John Dalton）天才地提出了原子论，认为化学物质无非是不同化学元素的原子微粒组合而成的，而化学反应的本质其实就是这些原子颗粒的重新排列组合。在元素学说和原子论的光芒照耀下，整个19世纪，在来自世界各地的矿藏中发现了大量的新元素和新化合物。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也许生命现象的本质就是某种特殊的化学物质，或者是某种特殊的化学反应？

也就是从这里开始，人们重新开始试图用还原论的思想理解生命现象。

稍晚些时候，生物学领域也收获了重要的突破。法国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见图1-5）受酒商的委托解决啤酒和葡萄酒变质的问题，因此他仔细研究了啤酒的正常发酵过程。很快他发现，发酵和变质本质上是一回事。无论是糖到酒精的正常发酵过程，还是糖到乳酸的变质过程，都需要一种微小的单细胞生物——酵母——的参与。更重要的是，只有活酵母才能驱动发酵和变酸的反应，如果把葡萄预先高温处理，杀死酵母，那么葡萄汁放得再久也不会发生变化。

从这个简单的观察出发，巴斯德推测，许多生命现象（包括许多人类疾病）可能都是由微生物引起的。他的这些研究标志着微生物学的诞生，人类从此开始正视这个看不见摸不着但同样生机勃勃的生物世界。也正是因为有了巴斯德的伟大发现，今天的我们才有了灭菌术、抗生素和各种各样的疫苗。

不过，对于我们的故事而言，可能更重要的是巴斯德戏剧性地把他的发现向前（错误地）推演了一步。他认为，既然只有活酵母才能催化发酵过程，那么反过来，发酵就是只有生命才具备的化学反应。也就是说，生命和非生命的界限可能就在于许许多多类似发酵的、只有在生命体内才能进行的化学过程。

在这些学科大发展的背景之下，瑞典化学大师永斯·雅各布·贝采利乌斯（Jöns Jakob Berzelius）从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儿那里接过了生命特殊论的大旗，为这种哲学理论赋予了全新的科学内涵——活力论。

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贝采利乌斯同样认为生命有着独特的、被他称为“活力”的性质。贝采利乌斯认为，所谓活力就是某些特殊的化学物质和化学反应。它们只存在于活着的生物体内部，绝不会在自然界自然出现。这些特殊的活力物质和活力反应，正是生命现象的物质基础。

拿跨越两千年的灵魂论和活力论比较一下，你会发现背后有一种一脉相承的生命特殊论哲学，人类对生命现象的理解居然是如此步履蹒跚。

但是，活力论虽然看起来是改头换面的灵魂论，但是两者的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论等于是彻底放弃了人类理解生命现象的可能性，臣服于复杂难解的生命现象之下，但是贝采利乌斯的活力论却是可以接受科学实验检验的。

根据贝采利乌斯的理论，如果人类科学家确实在生命体内部找到了某种特殊的化学物质或者化学反应，而这种物质或反应绝对不可能在非生物环境中出现，那我们就能够骄傲地宣称我们理解了生命的本质；反过来，如果我们“上穷碧落下黄泉”之后也没发现生物体内有任何特殊的东西，那至少可以说活力论是一种错误的假设，我们还得继续去探寻生命的解释。

因此，和灵魂论不同，活力论简直是人类智慧对生命现象下的一道挑战书。科学之所以从诞生之日起不断推陈出新，恰恰是因为它的这种勇气和开放性。在科学的语言里，没有“自古以来”，没有“理当如此”。在证据面前曾经倒下过数不清的科学假说和思想，但是对客观世界规律的深入探索却从未停步。

而历史的巧合是，建立活力论的是化学家贝采利乌斯，给活力论敲响第一声丧钟的也是化学家——居然是贝采利乌斯的学生。这种巧合所反映的也许恰是科学探索的百折千回和柳暗花明。

1824年，德国化学家弗里德李希·维勒（Friedrich Wohler）在实验室开始了一项新研究，他试图合成一种名为氰酸铵的化学物质。为此，他将氰酸和氨水——两种天然存在的物质——混合在一起加热蒸馏，然后分析烧瓶里是否出现了他希望得到的新物质。但他发现，反应结束后留在烧瓶底部的白色晶体并不是氰酸铵。

到了1828年，他终于肯定了这种白色晶体的成分其实是尿素：

这个结果让他困惑不已。实际上，在此前的几年里，维勒与其说是在慢慢揭示这种白色晶体的成分，倒不如说他是在反复确认尿素这个发现的正确性。

维勒如此小心谨慎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尿素——顾名思义，是一种从动物尿液中纯化出的物质——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仅有生物体才能合成的“活力”物质！换句话说，维勒的意外发现证明，所谓的活力物质——或者至少某些活力物质——没有什么神秘的，完全可以直接利用天然存在的物质简单方便地制造出来。

当然，和所有违反常理的发现一样，维勒的实验结果遭遇了全方位的质疑和挑战。其中最有趣的一种是怀疑维勒在做试验过程中不小心接触到了烧瓶里的反应物质，从而把自身的“活力”传了过去（我们可以想象，这确实是一种逻辑上自圆其说、无法证伪的解释）。不过在维勒之后，越来越多的“活力”物质被化学家合成了出来。1844年，受到维勒实验鼓舞的德国化学家赫曼·科尔伯（Hermann Kolbe）合成了第二种“活力”物质——醋酸。之后越来越多的化学家在实验室的瓶瓶罐罐里制造出了花样繁多的“活力”物质，活力论的阵脚开始松动了。

其实如果从逻辑上说，维勒的尿素合成和科尔伯的醋酸合成本身并不能说明生物体内就不存在活力物质和活力反应。反对者完全可以修改对活力物质的定义，认定能被轻易合成的尿素和醋酸根本就不是什么活力物质，真正的活力物质仍然隐藏在生命体复杂的活动之后，不轻易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正是为什么在此之后巴斯德仍然会（错误地）认为发酵是生命体内独有的化学反应。

但是站在历史的进程中看，人类又一次走到了解释生命现象的十字路口。

道理是显然的，既然尿素和醋酸这样的“活力”物质在实验室里也可以批量制造，那么生产这些“活力”物质的化学反应过程应该也不神秘，完全可能在实验室重建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一定需要借助某种仅存在于生物体内部的东西才能解释生命的某些活动了——至少生物制造尿素和醋酸的过程就不再需要这种假设了。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干脆一些，假设生命现象本质上和自然界发生的物理化学现象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界限？或者，为什么不干脆用已知的物理和化学规律去解释整个生命现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