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单元 精神分析批评

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顾名思义就是“对精神进行分析”。这里的“精神”是一种特指，和通常意义上的精神不大一样；因此有必要界定一下。首先必须区分“brain”、“mind”和“psyche”这三个看似相似却意义的外延和内涵都不尽相同的概念。brain指生理意义上位于人体顶部的大脑，医学上广泛使用这个术语，指该部位的生理结构、功能、作用。虽然当代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个分支已经把文学分析和生理学意义上的“大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但一般情况下“大脑”和文学理论并没有直接的联系。“mind”倒被文学评论家谈了几千年。公元一世纪罗马演说家朗吉纳斯（Longinus）在《论崇高》（On the Sublime）中讲述的就是如何有效地利用修辞方法来煽动听众的情绪，打动听众的心扉，启迪听众的心智。到了十八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时期，作家更是不遗余力地追求抒情效果，诉诸读者的主观感受。这里频繁出现的“mind”一词虽然常常也被译为“精神”，但和精神分析学所谓的“精神”大相径庭，因为浪漫主义的“精神”一般泛指人们的主观感受，而这种感受常常流于空泛，很难进行科学归纳，更无法进行理论分析。与俄苏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一样，精神分析学作为当代“科学”的一个分支，不可能把这样含混的概念作为研究的对象；和结构主义一样，精神分析学旨在探求人的精神的深层结构，这个精神就是“psyche”。

和俄苏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派的理论家一样，现代心理分析学者从一开始便要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加以界定，以便形成特定的、便于操作的研究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理论框架，最终形成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需要指出的是，文学心理分析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是流派纷呈。在理论研究方面，精神分析学和其他主要的批评理论（如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结构-后结构主义、读者批评等）相互结合，派生出各种新的批评话语。在文学批评实践上，不同的批评家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使用精神分析理论，发展出各种新的批评方法，如荣格（Carl Jung）、霍兰德、拉康（Jacque Lacan）、德勒兹和加塔里（Pierre Félix Guattari）等人的精神分析理论。所有这些理论现在都被统称为“新”心理分析理论，但是它们都是从“传统”的心理分析理论发展而来，所以本单元将重点分析“经典”（classical）心理分析理论，即由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二十世纪前后所提出的心理分析学说。

弗洛伊德1873年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医学，三年级时便开始在大学生理实验室进行神经系统的研究，并为此耽搁了其他功课，比其他学生多读了三年大学。毕业之后，他做了三年临床实习医生，继续精神、神经方面的研究。1885年他任维也纳大学神经病理学讲师，并赴巴黎师从著名神经病学家让·夏尔科（Jean Charcot），开始对癔病（也称歇斯底里）和精神病理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回维也纳后，他开办了自己的私人诊所，专治神经疾病。弗洛伊德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理论主张，尽管当时维也纳医学界对此不屑一顾。但弗洛伊德很快便从对神经的生理研究转到对精神的心理研究，并在1896年创造并使用“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一词。

但当时弗洛伊德所谓的“精神分析”还只处于初始阶段，主要指临床的治疗方法，如以讲述疗法（talking cure）为主的心理疏导等，尚没有上升到自成体系的理论。但很快弗洛伊德便指出，传统神经病学过于注重形而下的大脑（mind），对形而上的“精神”（psyche）多有疏忽，而后者才是精神疾病的主要根源。接着他便着手对“精神”进行界定，产生出著名的精神结构说，至此精神分析遂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1923年之前弗洛伊德关注的重点是如何界定“意识”，因为意识人人皆知，但对它的了解只限于“观念、情感、心智活动过程及意愿”。这种对意识的理解不仅流于肤浅空泛，而且阻碍心理科学对“精神”的进一步认识，因此弗洛伊德决定重点探究一下“伴随心理活动的生理过程，从中发现心理的真正本质，并对意识过程进行一番新的评价”（Freud,1949:34）。其结果便是“意识体验的三层结构”：意识，前意识，无意识。意识（conscious）是这个结构的最外层，指人对外界的直接感知，也是文学传统中常常谈起的东西；尽管这种感知有时难以表述和归纳，但总的说来意识可以由语言来驾驭。一切思维活动都力图进入意识范围，但大部分思维活动都在途中遭到“过滤”而不可能最终达到意识层，这个中间的阻碍机制就是“前意识”（precon-scious）。前意识指的是“可以进入意识层面的无意识”；即前意识本质上是无意识的组成部分，虽然一切思维活动都有可能短暂地进入前意识，但只有很少一部分思维活动有可能通过前意识（如集中注意力或在别人有意识地引导下）直接被感知到，即进入意识层。大部分的思维活动都无法直接通过前意识的警戒线，只好借助特殊的办法（如借助各种伪装）以间接的形式在意识中得以体现，弗洛伊德把这部分思维活动内容称为无意识（uncon-scious）。它虽然不会被人们直接意识到，但由于其容量巨大，并且蕴含着巨大的能量，所以对人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需要指出，弗洛伊德所说的心理三个部分并不是界限分明，而是相互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三个部分还可以相互转化，如无意识可以通过人的有意识努力变成意识，意识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深深地埋入无意识中。

1923年弗洛伊德进一步修改了以上的精神理论，提出了“人格的三重结构”说。在这里心理过程是三种力量冲突的结果：本我、自我、超我。本我（id）是“一团混沌，云集了各种沸腾的兴奋”（Freud,1961:94）。本我受本能的驱使，遵循“享乐原则”，尽最大努力使原始欲望和冲动获得满足。这些欲望和冲动是本我运作的原动力，不受时间空间的约束，长期积淀在自我之中。自我（ego）处于本我和感官意识（perceptual-conscious）之间，用理性和审慎来“保护”本我，使其既接受本能的冲动，又因为时时担心（anxiety）而把这种冲动限制在理性所允许的范畴之内，使之遵循“现实原则”，以换取本我的安全和成功。超我（superego）则是外部世界在人内心的反映，表现为人人都必须遵循社会道德准则这样一种意识，也就是俗称的“良心”。超我是本我的压制者，依靠的是“求善原则”。在弗洛伊德的这个精神结构里，自我的处境最为艰难：它既要承受本我的欲望冲击，满足本我的欲望冲动，又要使这种冲动符合超我所要求的行为准则，所以身受三重力量（本我，超我，外部世界的规范）的压迫和钳制，举步维艰。和前一个结构一样，弗洛伊德也一再强调本我、自我、超我三者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不应当截然区分。

弗洛伊德没有明示以上两个精神/心理结构间的相互关系，但他曾绘了右图，想更加直观地反映两者的存在方式。从图中可见，无意识和本我十分吻合，前意识和自我也基本重叠，只是自我和本我在位置上更低于其对应的无意识和前意识，或许弗洛伊德想说明本我和自我包含的内容更多，隐蔽得更深入。超我和意识虽然十分接近，但严格说来似乎并不在相同的层面上，或许因为感官意识包含的内容比超我更大。两个心理结构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前一个结构的重点在于揭示“无意识”的存在及其重要作用，所以被称为“id psychology”（本我心理学），而后一个结构则重点揭示自我的处境，所以被称为“ego psychology”（自我心理学）。需要指出，弗洛伊德一再表示这两个结构只是一种“比喻”或者形容，是“不可为而为之”的不得已做法，并不见得十分可靠，读者切忌机械地、绝对地理解它们。此外，既然第二个心理结构的重点是自我，就不要轻易地指责弗洛伊德无限扩大本我的能力和作用，因为弗氏认为揭示本我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自我，以更好的控制本我：“哪里有本我，哪里就有（钳制它的）自我”。

为本我的运作提供能量的是“本能”（instincts），这些原始的冲动驱使本我不断地向自我冲击，以实现欲望的满足。在无数本能中弗洛伊德确定了两个最基本的本能：爱和死。死的本能最能体现本能的一般属性：回复到原生状态，因为人的原生状态便是生命尚待开始的状态，即生命开始前的状态（Freud,1949:19）。也就是说，死的本能实际上表示生的初始，是生命周而复始这个循环链上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因此，“一切生命的目标就是死亡”。需要注意的是，弗氏的“死亡”和“生命”是相互连接的，“死亡”是“生命”的开始，而不是它的结束。此外，弗氏揭示人的死亡本能，同时也是对人性本质的揭示，说明人有着潜在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如果疏导不当，就会给他人或自己乃至人类文明造成危害。尽管死亡本能的表现随处可见（大到人类战争，小到儿童的毁坏欲甚至排便反应），但弗洛伊德把它作为心理学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加以提出，无疑和二十世纪上半叶人类文明面临史无前例的威胁有密切联系。

和死亡本能相反，爱的本能则是保存物种，延续生命，弗洛伊德称之为“力比多”（libido）。这里的“爱”（love）是广义的爱，包含对自己，对他人，乃至对种族、人类的爱，但弗氏承认，在所有爱的形式中，两性间的爱是最基本最强烈最重要，所以有人把“libido”译成“性力”，尽管这种称谓并没有包含弗氏使用该词的主要用意。也由于这种译法，有人把性力作为人的第一驱动力，把性力—本能—享乐原则联系在一起，批评弗洛伊德理论为“泛性论”（pan-sexualism）。需要指出，弗氏的确非常重视“性”（sex）在人的心理发展中的作用，并且从一开始就不忌讳谈论性，而且他的诸多假设都离不开“性”。但给弗氏理论贴上“泛性论”的标签倒有可能导致误解，因为弗洛伊德谈论的“性”或者是一种隐喻，或者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性，不论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和我们通常所说的生理意义上的“性”有很大差别；弗氏对性的态度是纯科学的，不可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泛性论”；而且性本能或本我虽然强大，弗氏却设置有遏制机制。因此，说弗洛伊德拔高人的生物本能，视性本能为人一切行为的动机，忽视形成人格的社会条件，把社会的人降为动物的人，这些常见的指责都可能是出自对弗氏的误解。

弗洛伊德还阐述了力比多的发展阶段：口唇（oral）期，肛门（anal）期，生殖器崇拜（phallic）期。这个时期（从出生到五岁前后）孩童的性兴趣对象是他自己的身体，弗氏称为“自我性爱”（self-eroticism）或“前俄狄浦斯”（pre-Oedipal）期。随着力比多的进一步发展，孩童的性对象转移到他者（父母）身上，意识到以父亲形象为代表的外部权威的存在，从而进入俄狄浦斯期：男孩产生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女孩产生恋父情结（Electra complex）。虽然弗洛伊德本人对俄狄浦斯期的阐释差强人意（恋父情结甚至难以自圆其说），但人类心理的这个发展阶段对弗氏来说却至关重要：它说明了“自我”和“超我”的存在，亦即一个人开始具备独立人格，成为自在的个体；它说明个体已经跨出了封闭的小家（nature），向社会和群体（culture）迈出了第一步；此外，外在权威意识的产生伴随着道德感的建立，这个道德感将伴随并影响个人一生的发展（Eagleton,1985:156）。因此，有人批评弗洛伊德只谈个人不论社会，只探内心不问现实，这种批评并不见得准确，至少不代表弗氏的本意，而且，这里仍然需要在比喻的层面上理解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的学说首先是作为心理学理论提出的，在神经、精神病的临床诊断、治疗上多有实践。他认为，本我中的种种本能欲望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如梦）得到宣泄，否则就会出现神经症状（neurosis），如部分肢体的麻木甚至瘫痪；严重时自我完全被本我所控制，出现精神症状（psychosis），如完全把幻觉当作现实就是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弗氏采取的常见治疗方法是“谈话疗法”（talking cure），患者通过自由联想，把进入思维中的一切讲述（transfer）出来，医生从中发现病人的心理冲突所在，使这种病人平时意识不到的冲突进入他的意识，最终消除致病原委。好莱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奥斯卡”经典片《爱德华大夫》（“Spellbound”）讲述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某精神病院新来的院长爱德华表现出种种心理症状，令同事们感到困惑，警方证实他冒名顶替，怀疑他是杀害真院长的凶手。女精神病医生彼德森通过弗洛伊德式的精神疗法，最终使冒名顶替的爱德华解开了意识障碍：由于误以为在幼年时害死了自己的弟弟，他一直受到犯罪情节的控制，并一直想逃避这种控制。彼德森通过分析爱德华自由联想中出现的各种象征，最终找到了杀害院长的真凶——刚刚卸任的原院长勃特森。

但是上例只是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理想案例，弗氏本人在临床治疗中想象成分往往会大于实证分析。他的一位女性病人年方十八，端庄貌美，思维正常，出身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家庭，却迷恋一个比她年长十岁的放荡妇人，受到父亲的呵斥。一次其父见她又和该妇人在一起，便白了她一眼，女孩即刻冲向铁路要卧轨自杀，令其父不解，因为现场并没有出现火车，所以携女儿至弗氏诊所求医。弗氏追踪了女孩的性心理发展史，尤其是幼年性心理经历，认为该女恋父情结强烈，其同性恋行为完全是为了报复父亲对自己的“不忠”，而卧轨自杀实则是一种心理补偿：卧轨之举和“堕落”（fall）是同一词，乱伦行为当然属于堕落，所以该女孩在扑向铁轨（fall）的瞬间实现了自己儿时想和父亲亲近的本能欲望（Freud, 1920:203—219）。如果说弗氏关于女孩恋父情结的叙述尚可信，关于“堕落”的分析则十分牵强，因为女孩本人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可能根本就不知道“fall”有如此的文化意蕴，而且在非基督教文化背景下这种意蕴更不可能产生，所以弗氏“诊断”的普适性便十分可疑。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在本世纪上半叶确实风靡一时，进行弗氏心理治疗在欧美也一度成为时尚，是一种身份的表示，因为请得起心理医生是有产的标志。但就精神病治疗而言，单靠“谈话疗法”得到治愈的案例非常之少。到了五十年代初，精神病的治疗有了突破。医生们发现通过药物可以控制精神症状，使病人从“本我”的状态下回到“自我”，而弗洛伊德对精神病的药物治疗则语焉不详。此后，科学家进一步发现精神病的发生和大脑的生理创伤有直接的关系，这对弗洛伊德又是一个打击，因为弗氏的创新就在于把心理学研究从生理（brain）转到心理（mind）。虽然弗氏理论在神经精神病领域里已经显得陈旧（尽管谈话疗法仍然不失为一种治疗手段），但在其他领域（如人文领域）其影响依然经久不衰，尤其在文学研究中。因为文学是“人学”，探讨的一个主要领域就是人的心理。弗氏理论虽然属于自然科学，但在内容上和文学创作颇有相通，如心理/思维障碍和语言的关系十分密切。此外，弗洛伊德虽然依赖实验室观察和实证，但其理论的很大部分是想象推断的结果，如“心理的三个部分”或“人格的三重结构”便蕴含丰富的想象成分，“比喻”的成分多于实证，三个部分/结构间复杂多变的相互关系为文学阐释开辟了极大的空间，所以一直受到文学评论家的青睐。

弗洛伊德在阐述自己的心理学原理时，常常诉诸于文学艺术，如恋母情结就直接借自古希腊神话俄狄浦斯王的传说，他对梦境的阐释也借助于现代语言学术语，他本人也偶尔涉猎文学艺术。弗氏的一段名言就是《梦的解析》中对莎士比亚戏剧人物哈姆雷特的论述。他认为，莎氏的这出名剧之所以能打动历代的读者，是由于该剧内容的独特性：既然杀父娶母是所有人儿时的梦想，哈姆雷特的命运就是全人类的命运。该剧中有一个莎学专家争论已久的问题：哈姆雷特为什么一再延宕替父报仇？弗氏指出，哈姆雷特绝非优柔寡断之人，在剧中数次表现得极为果断；他之所以对篡权的叔父犹豫不决，是因为其叔父杀了哈父娶了哈母，做了哈姆雷特童年欲望里想做却无法做的事情，因此哈姆雷特发现自己其实并不比其叔父高尚多少，使得他没有勇气以“正义”自居。有趣的是，弗氏发现莎士比亚写《哈》剧时刚丧父不久——莎士比亚本人可能也有类似的心理经历！

八年后弗氏在《作家创作和白日梦》里对艺术和艺术创作做了更加详细的论述。他似乎承认关于艺术的一般见解，即艺术的终极是艺术性，但和形式主义不同，他接着继续追问：艺术性的源头在哪里（Freud,1908:36）？弗洛伊德的提问很聪明：他不仅绕开了自己所不擅长的艺术形式问题，而且把讨论的对象自然地引导到艺术之外他所熟悉的领域。他认为，艺术创作和孩童玩耍（这种玩耍会以其他形式伴随人的一生）的共同之处就是完全倚重想象，只是两者的表现形式略有不同：孩童的想象公开、认真；成人的想象则隐蔽且并不期望梦想成真。弗氏把成人的“想象”称为“幻想”（fantasy）或“白日梦”，源自孩童时未获满足的（性）欲望，这个欲望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灵感，使他用艺术伪装的方式再次表现这个欲望，从中获得满足感，读者也可以从中汲取各自的快感。对弗洛伊德来说，“诗艺的根本就在于防止我们（读者）产生厌恶感的技巧”（同上，42），即艺术手法的价值就是更好地伪装不道德的欲望，使自我在接受时不会产生排斥，从而强化接受时的快感。

当然弗洛伊德不是文学家，他讨论的主要对象不是文学作品，他对心理分析方法在文学阐释中的适用性也把握不准，对文学涉及的心理因素之外的领域更不敢妄加评论，弗氏本人对此一再提及，希望文学界对他不要误解。为了突出心理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弗氏至多称之为“比艺术形式的层次更深”，语气中也透出一种因不熟悉艺术形式而产生的无奈。他意识到心理分析的局限，不主张以医学代文学（Trilling,1941:954），倒是时常有些文学评论家非要把弗氏看作文学理论家，然后再评论一番弗氏对文学艺术的所谓“无知”，其实却是在冤枉弗洛伊德。但也确有见解深刻、真正了解弗氏的批评家，特里林（Lionel Trilling）便是其中之一。

在《弗洛伊德与文学》里，特里林首先追溯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论渊源：十八、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对人物心理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布莱克（William Blake）擅长揭示文明人内心的黑暗面以及农人、儿童甚至野蛮人无拘无束的心理活动；此时兴起的自传体小说专门描述人的过去经历；乔治·桑（George Sand）、雪莱及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对“本我”的关注；陀斯托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i）与诺瓦利斯（Novalis）写死亡欲望和乖戾心理；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和艾略特常写梦境等，只是他们都没有弗洛伊德理论那么专业化，那么高度概括。特里林认为，弗氏的贡献在于揭示了文学创作的深层心理因素和文学作品的深层意蕴，但他却把很难证实的理论过于简单地等同于现实，这是他的失误。在《艺术与神经病》中，特里林认为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工业畸形发展、拜金主义盛行的背景下，整个社会都处于精神亢奋的异常状态，这种状态不仅可以产生奇迹，也会造成破坏。但是，作家不是精神病人，文学作品也不是麻醉剂。梦与诗的最大区别是：诗人可以控制自己的白日梦，精神病患者则控制不了自己的幻觉。幻觉人人皆有，但要高超地表达幻觉只能靠把握、运用精神状态的能力，这种能力是艺术家的天赋，而艺术天赋决不会来自精神病。艺术家的幻想是清醒的，而疯子的幻想则是病态的（Trilling,1941:952;1945:960—964）。

传统的文学精神分析主要把弗洛伊德的理论（如人格理论，性心理理论）应用于文本分析。试举两例。《年轻人布朗》是十九世纪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之作。“年轻人”（young）的字面含义是心地纯洁，不谙人间罪恶，布朗正是这样一个公认的好人。然而这只是他多重人格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狂乱的情欲。布朗妻子菲思的粉红色丝带是这种双重性的一个很好的象征：粉红色是白与红的混合色，白色是冷色，代表女性的纯洁和柔情；暖色的红色则代表男性情欲的冲动；而丝带的飘扬象征布朗内心的本我挣脱束缚满足冲动的渴望。在魔鬼的诱使下，布朗于日落前一步步离开象征道德习俗的村庄（超我）迈向黑森林（本我）的深处去参加魔鬼集会。魔鬼的蛇形手杖也是象征物：“蛇”不仅是圣经中隐喻暗示的堕落，而且还是男性性象征，魔鬼用手杖指引布朗则是在唤醒他被压抑的情欲。虽然布朗最后幡然醒悟回到了村庄，但抑郁寡欢，仿佛变了一个人。实际上这是人格异常的表现：获得解脱的“本我”如果再次被“超我”强行压制，便会产生精神症状。霍桑生活的新英格兰清教盛行，小说揭示的也是加尔文教的“原罪”说：人生来有罪，只有终生忏悔才有可能获救，而弗洛伊德理论可以使这个主题更加突现。《太阳照样升起》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作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小说，其中著名的斗牛描写也可供心理分析。斗牛的描写十分精彩，场面十分壮观，但斗牛士和牛的对峙、周旋，双方有节奏的交互往来，直至斗牛士把剑插入牛体，达到兴奋的高潮，所有这些无不包含性的意蕴。斗牛爱好者大都是怀有强烈激情的男人，观看斗牛是本我（死亡欲、施虐欲、征服欲）的极好宣泄，性力（libido）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张扬。五十年代英国作家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名著《蝇王》中有一幕描写流落在孤岛的文明儿童追杀野猪，与以上斗牛场面异曲同工。以上两部小说分别作于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传统的价值观、伦理道德观受到冲击，本我失去有效遏制，人们的心灵受到伤害，怀疑、失望、绝望的情绪蔓延，人格失调而无法正常运作，这就是弗洛伊德分析方法对两部小说的揭示。

以上对文本的精神分析自然有牵强之感，尤其是如果落入人格结构或俄狄浦斯情结的俗套，便难免有千篇一律之嫌。但不可否认，使用心理分析确实可以读出新意，有助于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从以上分析中还可以发现，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法来自于弗氏数十年的实验室观察和实证，已经形成一门“系统的知识”。科学、理性是弗氏建立心理分析理论的基石。弗氏和俄苏形式主义者一样在追求“story”（本事）背后的“plot”（情节）；和形式主义者追求“形式的科学”、结构主义家追求“符号的科学”一样，弗洛伊德追求的是“心理的科学”（Eagleton,1985:151; Trilling,1941:949,951; Jefferson&Robey,1986:150）。弗洛伊德研究心理学的方式比较特殊，所以科学性在他身上的体现也较为特殊，但他也许并不是有些人所称的“非理性主义者”——他生活在一个思维混乱、狂人当道的年代，遏制非理性正是他追求的目标。

弗洛伊德对人类文明和文化进步贡献巨大。弗洛伊德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并不说明人类本性中存在有“自我完善”的本能，相反，人和动物的心理机制没有本质的差别。如果说少数人确有自我完善的冲动，并做出过骄人的业绩，这也是对本能冲动的压制所致，而不是本能的产物（Freud,1955:42）。如果说哥白尼十六世纪初打破了地心说，达尔文十九世纪中叶指出人类和其他动物在物种起源上并无二致，半个世纪后弗洛伊德则把人的“心理”等同于动物的心理，对人的妄自尊大进行了更加无情的剖视（debunk）。

正因为如此，弗洛伊德说过：“我们的文明乃是建基于对本能的压制上的”。但是，弗洛伊德绝不是要人们张扬“动物性”，绝不是要否定人们向善的努力。尽管弗氏生活的世界并不太平，他却不是悲观主义者。弗氏反对的不是文明（超我）本身，而是现代文明产生的方式：对本我不恰当地压制，导致各种文明病的出现（《性爱与文明》,265—279）。他一直弘扬的是“自我”，相信自我有足够的协调能力，使人格健康发展，主张恰当地操纵“非分”的欲望，促使其升华以推动文明的发展。

尽管弗洛伊德的用心良苦，现代人仍然对他的学说持有保留。一方面当代精神病学已经发现弗氏理论多有失误，另一方面弗氏去世之后的社会现实告诉人们要慎重对待精神分析。精神分析是现代文明的产物，直接用于精神病的诊断、治疗。但冷酷的现实却使人们对这种治疗手段保持高度的戒心：不论是希特勒法西斯，还是当代西方社会，精神病的诊治有时变成一种权力工具和政治迫害手段。因此有些后现代主义主张精神病的诊断须格外谨慎，是否患有精神病必须由非精神病医生组成的社区“陪诊团”来做出，这么做的理论依据是：精神病的甄别标准并非是某个人“发现”的客观先在物（by Nature），而是人为阐释的结果（by Culture），如果滥用则无异于精神压制（Eagleton,1985:161）。

二十世纪中叶以后，传统精神分析理论很快被“嫁接”到纷纷涌现的新批评理论上，形成了五花八门的“新”精神分析理论；操持传统精神分析的文学批评家虽然不乏其人，传统精神分析理论虽然仍然主导着大学文学批评课堂，但毋庸置疑，新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远远大于传统的弗洛伊德理论。霍兰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虽然算是“新潮理论”，但它们的理论地位已经得到确立，成为经典精神分析理论的一部分。

霍兰德（Norman N. Holland）或许是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精神分析批评家。他介于传统精神分析法和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之间：他一方面吸收弗洛伊德的人格学说（ego psychology），发展出文学互动阅读理论（transactive reading），其强烈的主观色彩和后结构主义阅读理论十分接近；但同时他对解构主义等后学理论怀有戒心，不赞成过分夸大文本性和语言的作用。如果说弗洛伊德关心的是人类的普遍心理，霍兰德关注的则是读者阅读时的心理状态，即读者对文学文本的情感反应是如何产生的。和弗洛伊德的另一个不同是，霍兰德对心理思维（mind）关注的同时，对生理大脑（brain）同样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六十年代曾在波士顿精神分析学院接受过精神分析的专业训练，七十年代创办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艺术心理研究院”，在《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大脑》一书的第一章，他从大脑生理学，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控制论等现代前沿科学出发，对大脑的生理结构进行了非常专业的探讨。

最能代表霍兰德心理分析理论的，或许是他根据弗洛伊德“自我心理学”而发展出的一套读者心理反应理论，即“防卫-期待-幻想-改造”（defence-expectation-fantasy-transformation，简称DEFT机制）。霍兰德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终生不变的“性格”，他称之为“永恒的性格核心”（unchanging core of per-sonality）或“特征主调”（identity theme），其运作的基本原则就是“特征不断重复自身”。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经历、行为、思想可以不断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它们都是此人“特征主调”的投射。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文学阅读行为的特点是读者-文本的互动过程，其“特征主调”的复制遵循的是一套特殊的心理学模式，即“DEFT”：每一位读者在阅读前都带有自己独特的期待（欲望、幻想、恐惧等），阅读时会下意识地力图在文本中发现与之对应的相似期待，发现之后便会用各自的心理防御机制对这些期待进行抵御、改造，从而可以“合法”地使恐惧消除，欲望得到满足，把由幻想引发的不安、内疚、负罪感转化成“完整的、具有社会意义的审美体验，道德情操和心智经验”，获得愉悦的感受（Holland,1975:30;1984:123—127）。这里，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的痕迹非常明显，而且毋庸置疑，霍兰德成功地把超我，自我和本我“移植”到文学阅读行为上，为文本阐释提供了一个心理学模型。

作为当代精神分析理论家，霍兰德在美国的地位固然无人可比，但他却是位生不逢时的人，因为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影响委实太大。霍兰德和弗洛伊德一样，把研究的重心放在“自我”上；弗洛伊德在研究生涯的初期曾提出过“本我心理学”（关注“无意识”），但不久就转向了“自我心理学”（关注自我“ego”）。但在三十年代后期弗洛伊德去世前后，拉康却重新关注起无意识，并且在上世纪中叶形成巨大影响。

拉康把索绪尔、雅各布森和弗洛伊德结合在一起。索绪尔认为思维先于语言，语言介入对混沌的思维进行梳理，然后和思维一一对应；弗洛伊德也认为无意识先在于语言，是本能的集合体。拉康则认为无意识和语言同时出现，是语言对欲望进行结构化的结果。弗洛伊德曾用“凝缩/置换（condensation/displacement）”这样的语言学词汇来表述梦幻的运作和精神病患者的思维方式，拉康则借用雅各布森的“转喻/隐喻”，分别表示欲望这个能指和欲望实现这个所指的运作方式（即延续性“continuity”和相似性“similarity”）。转喻中因存在“或缺”（lack）而导致能指沿所指不断延伸，隐喻中则以表层意义（所指）指代深层遭压抑的意义（能指）来显示欲望，逐渐接近无意识。所以拉康说无意识的结构犹如语言（Jefferson & Robey，1986:122）。

弗洛伊德认为，欲望是由性力驱动的心理现象，健康人通过欲望与欲望满足保持心理上的平衡。但拉康认为欲望代表心理、生理的和谐统一，但由于俄狄浦斯阶段以及“镜子阶段”（mirror stage）使人产生心理断裂，所以人永远无法满足欲望，无法达到心理生理的和谐统一。拉康和弗洛伊德一样，认为儿童经过俄狄浦斯三阶段（seduction/primal/castration）之后进入社会：诱惑阶段（受到欲望物母亲的性吸引）；醒悟阶段（看见母亲和父亲性交）；阉割阶段（父亲代表的“法”禁止儿童性亲近母亲）。拉康把俄狄浦斯的三阶段对应于心理的三个“域”（need/demand/desire），形成了拉康式的心理发展三阶段（Real/Imaginary/Symbolic）。儿童把欲望压进无意识，移往“他物”（即主体无意识里的纯粹能指），而由于这个他物/所指永远不可能获得，因此欲望的无法满足造成心理断裂。由此可见，弗洛伊德在心理层面上处理俄狄浦斯情结，拉康则在语言层面上理解它。

拉康的这个观点在《镜子阶段》中表达得很清楚。此文写于1936年，1949年修改后重新发表。镜子（亦称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儿童（十八个月前）物我（母/我）不分。儿童带有自恋性地欣赏镜中自己的身体，表明自我开始出现并发展。但儿童的认识其实是误识，其欲望的投射也是误投。父亲出现时，儿童的两极世界变成三极世界，此时儿童开始获得语言，通过话语来界定自己。语言有转喻作用，词语（能指）代物（所指），但不相等于所代之物。儿童在不断延宕的转喻链中追寻不断逃脱的欲望物。儿童的能指符号中，男性生殖器（phallus）是“共相”（universal）超验能指；它指的不是性器官，而是“转喻存在”，表明或缺与不在场，即欲望的永不可达。从隐喻的角度看，镜前的儿童近似于能指，镜像则类似所指，此时的能/所指如索绪尔所言一一对应，也如隐喻一般相互没有排斥。语言出现后差异随之而来，意义由差异决定，儿童在家中的身份也由他和父母的差异而定。这就是拉康所谓的象征期：儿童必须承担先定的社会、性别角色。这个时候，隐喻的镜像变成转喻的语言。能指在所指链的不断滑动等于由或缺引起的欲望活动，而终极所指则永远遭到压抑。

拉康本人对文艺批评的贡献十分有限，但由于他对语言的创造性理解，所以他的理论意义非同寻常。在拉康看来，文本首先是欲望话语，因此批评家关注的不是占有作者之意，而是自己搜寻到的意义。“现实主义”作家关注的只是内容本身，故事情节是自足的。这里文学文本类似法律文件或科学报告，不显示其中的事实是怎么得来的，其中排除了什么，为什么要排除，选取的内容为什么要如此排列等等。所以，现实主义恰如拉康的自我：靠强行掩盖自身生成过程而生存（Eagleton,1985:170）。“现代主义”则把文本的书写过程作为内容，“展示技法”以便读者对文本建构现实的方式进行批判。这里所指（意义）是能指（技法）的产物，而不是先于能指存在。

拉康式文艺批评关注的对象是文本中由能指链决定的欲望结构。拉康个人对文学艺术的兴趣和喜好比弗洛伊德更大，但是两人都对小说本身并不感兴趣，而是在利用某一文本来对一切文本的本质予以说明，用结构精神分析来描绘所有文本的运作机制。他对美国十九世纪小说家爱德加·艾伦坡（Edgar Allan Poe）的《窃信案》所作的文本分析就旨在说明：小说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和使意识产生秩序的象征域的运作方式一样。

坡说的是一封信双重被窃的故事。此信（或许是封情书）最早寄给王后，王后在阅信时国王和大臣突然进门，为了掩饰她若无其事地把信反过来放在桌上，不料被大臣识破，于是找个机会当面拿走此信，用另一封无关紧要的信取而代之。王后遂求助于巴黎警察局长。局长仔细搜查了大臣的寓所和大臣本人，但一无所获，只好求助于著名的私人侦探杜邦。杜邦推算大臣和王后一样会把信放在某个最显眼的地方，以此欺骗“现实主义者”，后来果然在壁炉边看似随意放置的一个纸板夹里发现了它。他设法取走信交给王后，并在原处放了另一封信取而代之。

拉康感兴趣的是坡故事中的重复结构：两次“窃”信（大臣和杜邦）、三种目光（视而不见、自以为是、洞察一切）、三种人物（分别代表纯客观性、纯主观性、深谙能指规律）和三个“交”信的时刻（王后、大臣二杜邦）。如两次窃信里人物角色的变换：第一次窃信时国王蒙在鼓里，王后自以为得计，大臣一则从中识破一切。第二次窃信时，警察局长一无所知（类似于国王），大臣二犯了和王后相同的错误（自以为得计），杜邦则如大臣一那样洞察一切。这里国王和警察局长代表纯客观性（自以为明了一切），王后和大臣二象征纯主观性（自以为知晓内情），只有大臣一和杜邦知道信（能指）的阐释有多种。因此双关词“letter”（信或文字）是小说的真正主题。信在故事中的遭遇犹如能指在现实中的遭遇：王后、警察局长、大臣二等人的结构位置相当于现实中相信能指所指直接对应的人们；能指里蕴含他们的欲望，而他们本人尚没有意识到；这和精神病人一样，症状被多次置换，病人却不会意识到。杜邦相当于精神病医生，帮助病人（王后）去除心病。从更广的意义上说，文学阅读也一样：文本相当于信，无所不知的作者相当于国王和警察局长，自信的读者相当于王后和大臣二，而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则是杜邦，只有他才可以解读蕴含着我们的欲望、存在于不断的修辞置换中的那封“信”（Jefferson&Robey 1986:128）。

和《窃信案》相似的一部中国作品就是电影《天下无贼》。“信”在这里成了包裹有六万元人民币的“钱包”，钱包一直被超级“现实主义者”傻根紧紧抱在怀里（能指被牢牢地固定），自以为万无一失（“俺就不信邪”），殊不知在他不知不觉中已经四处滑动（sliding），兜了一个大圈子（circulating），经历了四次易手。“贼”王薄曾经讥讽他：“我看你这双眼，长着也没用了，趁早把它抠出来吧！”但是和《窃信案》不一样，电影里却没有杜邦式的全知全能的人物：精明老道的贼首胡黎和王薄不时失手（相信了固定的所指）,“自信”的王丽更显得“天真”，即使基本上掌控局势的警察也有“失窃”和“搞不明白”之时。“钱包”在这里成了蕴含欲望的文本，存在于不断的修辞置换之中。如果说，“窃信”有“政治”后果（掌控王后）,“天下无贼”的后果就更加严重：天下无贼的现实只能存在于傻根的睡梦里，而且要付出王薄的生命。降魔杵在固定了钱包/能指的同时，也带来了死亡。

拉康的阅读方法值得一提。他指出：坡的“purloined”乃英语“pur”（拉丁pro）和古法语“loigner/longé/loing”的叠加，意为“并列”/“放在边上”/“误放”，喻送信的路途被拉长、信件遭到延误（prolonged, purloined的辞源）；法语中“lettre en souffrance”含有邮寄中路径搞错的邮件、被搁置的信件，还有“souffrance”（受难）之意。而“longe”原意“to put far off or away”，故引申出“偷窃”。所以“purloined”至少集下列意义于一身：并列放置（偷梁换柱）、长久搁置（旅途遥远）、误放（有意为之）、失去（寻找）、难受。这种阅读方法似曾相识：德里达和米勒使用的解构主义阅读方法几乎和拉康如出一辙。拉康的写作方式很特别，是因为他把追求连贯意义的传统语言称为前弗洛伊德幻想，而自己则完全模仿无意识语言：语言游戏，双关语，逻辑断裂等，旨在显示梦境和无意识不断变换的结构，表明语言和思维的内在相关性和等同性，因此他的著述非常艰涩。有评论家认为，拉康用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话语重写了弗洛伊德。其实，拉康的话语出现在后学之前，所以情况正好相反，应当是后结构主义用拉康的话语塑造了自己。如果说弗洛伊德用人格理论对人及人类文明进行了剖视，拉康则把解剖更深入一步：语言这个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工具造成了人的思维障碍，导致人的心理分裂。弗洛伊德还是寄希望于人的理性，“本我过去的地方，就是自我将来的领地”（“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用“自我”来统治无意识的“本我”；但是拉康却“解构”了弗洛伊德：独立自在的“自我”根本不存在，它只是语言的表象，尽管拉康的类似于无意识的语言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本我从根本上说不是一回事。笛卡儿（René Descartes）曾经用“笛卡儿式怀疑”确定了人的绝对存在（“我思故我在”），现在拉康则用“拉康心理学”对毋庸置疑的人提出了质疑，因为人在思维时决不会完全存在，从某个角度说，也许是“我在不思处，我思我不在”（I am not where I think, and I think where I am not）（Eagleton 1985: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