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贡献与地位

鲁迅非常重视翻译文学的传播。这与他的翻译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鲁迅是为人类思想文化的进步而翻译，而不是为翻译而翻译。因此，他的全部译介活动，都是为了传播给人类，给大众，给社会，为人类和社会的进步服务。他所翻译介绍的外国作家作品和文艺思想，尤其是《域外小说集》、《毁灭》、《死魂灵》等，都是他这种思想的体现。因此，他的译作深受大众欢迎。在我国现代翻译文学史和作家、翻译家以及读者中，在各个不同时期，独树一帜，广为流传，经久不衰。

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最早介绍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拜伦等作家。《域外小说集》中有三篇俄国小说。鲁迅非常重视俄国文学和被压迫民族文学的传播。鲁迅所译作品最多的是果戈理和契诃夫。因为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揭露了俄国封建农奴制度，对“小人物”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情，对统治阶级嫉恶如仇。《域外小说集》揭露了反动专制制度的黑暗，反映了被压迫弱小民族人民的叫喊和反抗。

鲁迅前期的翻译活动被传播更多的是，他翻译介绍的俄罗斯文学的“自然派”、“为人生派”、“写实派”的作家作品和文艺思潮。同时，他对厨川白村、尼采、弗洛伊德等作品的介绍，在社会上和读者中，也得到广泛的传播。尼采等对鲁迅自己的创作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鲁迅后期的翻译活动被传播更多的是，他翻译介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和革命作家的作品。鲁迅后期介绍日本和欧洲的文艺思潮流派，也在当时有所传播。

鲁迅翻译的文学作品，对20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来说，其传播与影响是广泛的，意义是重大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观念的传播与影响；二是理论的传播与影响。

鲁迅翻译文学的首要目的，是引进其中先进的思想，并以之对照革新中国文学的思想。1933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鲁迅的翻译和创作小说一样，也是“为人生”。他的翻译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他除了翻译芬兰、捷克、保加利亚、德国、匈牙利的少数篇章外，大量的翻译作品集中在两个国家：俄国和日本。前者约30篇，后者约50篇。翻译的国别如此集中，乃是因为俄国和日本的文学都很贴近中国的社会问题。19世纪的俄国文学多是“为人生”的，鲁迅说：“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而且“许多事情和中国很相像”，可以激起中国的知识界更好地认识中国的现实社会，日本的文学作品也是如此，它们揭露日本社会的黑暗腐朽，译介它们“也可以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域外小说集》就是鲁迅这一指导思想的产物，其作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第一本外国文学译文集，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奠定了我国翻译界关注被压迫民族的文学这一优良传统，不仅对“五四”时期引进新的思潮和流派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而且也影响了其他人的翻译和创作。

鲁迅一生，不仅在翻译实践方面，而且在翻译理论方面的贡献都是极大的。他那篇脍炙人口的短文名篇《拿来主义》，正是他对待外国文学遗产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指导思想和明确态度。他指出：没有拿来的，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他一生主张收纳新潮，脱离旧套。纵观古今，横览欧亚，既继承传统，又吸收外国的精华，是发展新文艺的两个路子：“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至于翻译技巧和翻译方法，鲁迅是主张“直译”的，他说直译的好处，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多少年来，我国的翻译界尊重鲁迅的意见，源源不断地运送着世界各国人民的精神食粮，丰富并发展了我国的新文艺。

鲁迅一生为我国翻译文学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首先是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伟大的开拓者。

鲁迅不但是中国现代文学伟大的开拓者，而且也是中国翻译文学伟大的开拓者。鲁迅的文学活动是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开始和结束的。从1903年翻译法国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起，直到1936年逝世前三天写的《<苏联作家七人集>序》止，翻译介绍外国文学长达33年。翻译外国文学（小说、剧本、童话、散文、文艺理论等）约三百多万言。在翻译介绍欧洲新文艺方面，在建立翻译的现实主义方向和奠定翻译文学的坚实基础方面，在培养翻译人才组织翻译队伍方面，鲁迅都是一位披荆斩棘，开拓新路的先驱者。

其次是取天火给中国人民的普罗米修斯。

鲁迅一生翻译介绍外国文学，重点放在俄苏方面。为什么俄苏文学如此引起鲁迅的重视呢？因为“俄国文学是为人生的”，是“呐喊和反抗的”，是“光与火”，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鲁迅为了要借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力量，来启迪人们的思想，推动时代前进，本着普罗米修斯取天火传给人类的精神，在反动统治的压迫下，克服种种困难，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打通航道，把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输入中国。早在他于1907年写的《摩罗诗力说》中，就介绍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从1908年起，先后翻译了安特莱夫、迦尔洵、果戈理、萨尔蒂珂夫、契诃夫、高尔基、阿尔志跋绥夫、契里诃夫、雅各武莱夫、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法捷耶夫、绥甫琳娜、略悉珂、聂维洛夫、玛拉式庚、富尔曼诺夫、潘菲洛夫、班台莱耶夫以及俄罗斯和苏联其他作家的作品；编校了勃洛克的《十二个》、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聂维洛夫的《不走正路的安得伦》、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以及瞿秋白译的《海上述林》等等。特别是反动派对文坛施加各种压力，各出版社都不敢印刷出版进步刊物的时候，鲁迅从自己的生活费用中，挤出钱来印行了《毁灭》、《铁流》、《士敏土之图》等书，把俄罗斯和苏联文学放到读者面前。

再次是中国现代翻译理论的建设者。

鲁迅不仅在翻译实践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于中国现代翻译理论也有建树。鲁迅的翻译理论，一方面继承了前人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独到见解。鲁迅受到六朝以来翻译佛经的某些启示，批判继承了近代梁启超、严复、林纾等人的优良传统。梁启超并没有创导过翻译理论，却提倡翻译“政治小说”。周桂笙虽然翻译的大都是侦探小说，但他所提出的“凡译西文者，固忌率，亦忌泥”，却是我国早期颇有见地的看法。严复首创翻译理论“信、达、雅”，对鲁迅有所影响。鲁迅既能继承前人传统，又根据当时翻译界的实际需要，对翻译的态度、目的、标准、方法乃至技巧等都作了详细深刻的论述。在我国翻译文学史上，在鲁迅以前，可以说没有一个翻译家像他这样在翻译理论上发表过这样多文章，有过如此大量而全面的建树。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没有一个作家像鲁迅这样既重视创作，又重视翻译；既以自己的创作开一代文学之新风，又以自己的译作开一代翻译之新风；既是伟大的作家，又是伟大的翻译家；留给后人的全部遗产，创作与翻译几乎各占一半的。

第四，一代译风的开创者和榜样。

在我国翻译文学史上，鲁迅以他对翻译文学事业高度的革命责任感，认真负责的态度和披荆斩棘，百折不挠的精神，为我国现代翻译文学历史，开创了新的译风，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从他开始翻译介绍《域外小说集》，到最后译果戈理的《死魂灵》，终其一生，表现了对翻译文学事业高度负责、百折不挠的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态度。这种精神和态度，构成了我国翻译文学史上“鲁迅式的译风”，影响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工作者。同时扭转了译界不良的风气，为我国翻译文学工作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第五，中国现代翻译事业的领导者。

鲁迅不但以自己的翻译文学实践和翻译理论建树，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组织翻译队伍，培养翻译人才，团结国际、国内翻译力量，创办翻译刊物等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众所周知，鲁迅早在20年代就筹建了我国第一个以翻译为中心的文学团体——未名社，培养了我国最早的一批青年翻译工作者，像曹靖华、李霁野、韦素园等。30年代以后，在鲁迅的指导下，又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翻译刊物——《译文》，为发展翻译文学事业做出了贡献。

综上所述，鲁迅一生的译介活动，从理论到实践，从传播到贡献，从译风到影响，以充分的历史事实证明，鲁迅是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主将和旗手。